中國佛教經歷了三個轉折：一是佛教的中國化，代表人物是東晉的道安法師； 二是佛教的生活化，代表人物是六祖慧能大師； 三是佛教的現代化，代表人物是民國年間的太虛大師。 這三個轉折、三個化（佛教的中國化、生活化、現代化），實際上，就是為了解决佛教融入現實生活、融入主流文化、從而更有效地發揮其教化功能這一主題。
回顧“生活禪”的提出，當初我內心最明確的意願，也是想解决佛教如何融入現實生活、融入主流文化、從而更有效地發揮其教化功能這一主題的。
各位都知道，明清以來，中國漢傳佛教一直在走下坡路； 到目前為止，這種狀況雖然有所扭轉，但還遠遠沒有脫離危險的地帶。 個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原因還是在佛教自身，主要過錯應當由住持正法的整個僧團來負責。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僧團在引導佛教融入現實生活、融入主流文化方面所做的工作太不够了，太不到位了。 其結果是，在日常生活中，佛教被邊緣化了； 在文化領域中，佛教同樣被邊緣化了。 在日常生活中被邊緣化，意味著佛教被現實生活所拋弃，失去了生存的土壤； 在文化領域中被邊緣化，意味著佛教被社會公眾所拋弃，喪失了話語權。 在這種遠離現實生活、沒有了話語權、沒有了公眾基礎的情况下，佛教不死亡又能如何呢？
當然，佛教所面臨的這雙重邊緣化，原因也是多方面的，有內因，有外因。 內因就是我們對佛教的一些基本的修行理念所做出的闡釋和定位出現了偏差。 下麵，我想從兩個方面來對這一觀點稍作說明。
一、佛教在主流文化領域中被邊緣化，主要是由於我們對大乘佛法的修行理念，沒有結合現實的社會人生、按照契理契機的原則，做出適合於現代公眾接受的新的闡釋和解讀。 這樣一來，佛教中許多優秀的思想（尤其是菩薩道思想）被掩蓋起來了，無法進入公眾的視聽，不僅得不到公眾的理解和認同，反而還遭到公眾的誤解、被扣上“落後”“迷信”的帽子，致使佛教無法在現實社會生活中發揮其應有的教化作用。
二、佛教在現實生活中被邊緣化，主要是由於僧團對“修行”以及與之相關的“解脫”等基本概念的定位出現了偏差。
1.對“解脫”的定位之偏差
解脫是佛教價值觀的重要組成部分，意指解除妄想煩惱的束縛，脫離生死輪回的痛苦，獲得大自在。 解脫，不僅包括果相上的死後之出離三界，同時也包括因地修行過程中的心的離縛和自在狀態。 但是，在很多信眾當中，對解脫的理解偏重於果相，即死後的出離輪回，乃至把解脫與死後的“往生”混為一團。 這種理解上的偏差，掩蓋了佛教“即世而出世，即生死而證涅盤、不離世間而證解脫”的圓融精神，掩蓋了佛教自身所蘊含的在教化現實社會人生方面的積極價值，把佛教降格成了一種專為死人服務、專為死後服務的宗教。 對修行人來說，其直接後果就是忽視了在當下的日常生活中，在現實的社會責任和義務之承擔中，去積極地培養自心的透礙自在的定慧能力。
2.對“修行”的定位之偏差
當人們對“解脫”的定位出現偏差時，對“修行”概念的理解自然也會隨之出現偏差，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一是不能從心性的角度來理解修行的含義，不明白修行的真實意義在於“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自淨其心”，片面地將“念誦”等常見的修行形式當作修行的全部。 由於離開了心性這個大本，所以修行很容易落入形式化或者走上心外求法的歧途。
二是狹隘地將修行場所和修行內容局限在寺院裏，局限在佛堂禪堂裏，局限在誦經、念佛、打坐、拜懺等形式上，將修行與日常生活打成兩截，最後將修行變成了逃避現實人生、推卸社會責任的一種幌子。
我們經常聽到社會公眾對佛教的責備，認為佛教是消極避世，逃避責任，不食人間煙火，諸如此類的言論，並不完全是空穴來風、無中生有的惡意誹謗。 之所以會遭到世人的這種誤解，與廣大信眾對“修行”以及與相關的“解脫”等基本概念在理解和定位上出現了偏差有直接的關係。
所以，中國漢傳佛教要從根本上走出危機，必須從對佛教的基本修行理念重新進行新的闡釋和定位入手，充分解放佛教“即世而化世、即生死而證解脫”的勃勃生機，避免上述兩種邊緣化。 這不僅是佛教自身存在和發展的內在需求，也是社會對佛教提出的要求。
1990年、1991年，我在河北提出了“生活禪”的理念，就是想結合社會人生的實際，根據“契理契機”的原則，對佛教的基本修行理念，試圖進行新的闡釋和定位，為“人間佛教”找到真正的生長點。
大家都知道，我們現在所處的時代，是一個信仰缺失的時候，道德淪喪的時候，價值觀極為混亂的時代； 迷茫、焦慮和不平衡是社會公眾普遍的一種心理狀態。 在這種情況下，如何為社會公眾構建一個正確健康的人生心理座標，是時代交給我們的任務。 面對這樣一個時代需求，佛教理應為公眾提交一篇優秀的論文。 因為佛教講“自覺覺他，覺行圓滿”，這個“覺”正是對治這個時代病的良藥。
眾所周知，大乘佛法的修行理念有兩大基石，就是悲和智，被比作車子的“兩輪”。 它統攝了自他兩種利益、福慧兩種具足、依正兩種莊嚴。 它把個體的解脫與眾生的解脫、個人的覺悟與對社會的奉獻等等，完美地統一在一起，是佛教的靈魂所在，也是佛教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教化力的奧妙所在。 這一精神也是人類歷史所追求的永恆目標。 從這個角度來看，依此二輪所展開的豐富的佛教修行理念，是完全符合人類社會之需要的。
基於這樣一個思考，我提出了“覺悟人生、奉獻人生”“善用其心，善待一切”的口號以及具有較强的可操作性和普世意義的做人做事之“二八方針”。 我是想通過這些口號和方針，緊扣佛教“悲智二輪”的基本精神。
為了引導公眾更好地理解和踐行佛教的這一精神，在以後的弘法實踐中，我又不斷地豐富和細化這些口號、方針的內容。 比如，我將生活禪的修行特徵概括為：“在盡責中求滿足，在義務中求心安，在奉獻中求幸福，在無我中求進取，在生活中透禪機，在保任中證解脫。”這實際上，是對菩薩道精神的一種現代錶述。 另外，我又將生活禪的修行大綱總結為四句話，這四句話是：
將信仰落實於生活：具體內容是“以三寶為正信的覈心，以因果為正信的準繩，以般若為正信的眼目，以解脫為正信的歸宿”；
將修行落實於當下：具體內容是“修在當下，悟在當下，證在當下，莊嚴國土在當下，利樂有情在當下”；
將佛法融化於世間：具體內容是“正信佛、法、僧三寶，勤修戒、定、慧三學，息滅貪、瞋、癡三毒，淨化身、口、意三業”；
將個人融化於大衆：具體內容是“大衆認同，大衆參與，大衆成就，大衆分享”以及“以感恩的心面對世界，以包容的心和諧自他，以分享的心回報社會，以結緣的心成就事業”。
我希望通過這種新的闡釋，並借助“生活禪夏令營”這種新的弘法管道將佛教的這些優秀理念，帶到公眾的視野中，並慢慢地導入主流文化。
與此同時，針對廣大信眾，因對“修行”和“解脫”等基本概念的理解出現了偏差，而導致佛教日益遠離現實、脫離社會的現象，我又重新對這些概念做出了新的定位，試圖澄清人們的誤解。
實際上，修行的真正含義並不是說要脫離現實生活，而是要改變我們固有的心態，用一種與世俗不同的全新的生活理念、生活態度和生活方式，去適應生活、創造生活、享受生活； 這種生活理念、態度和管道，比世俗的生活理念、態度和管道，要更健康，更積極，更智慧，更富有人性、包容、平等、清淨的特質，更具有可持久性。 換言之，對於一個懂得“修行”之真義的人來說，生活就是道場，生活的內容就是修行的對境。 宗門中講，“以別樣心，幹同樣事”，正是這個意思。
在《生活禪開題》一文中，我寫道：
我們學佛、修行的人必須把佛法淨化人生（利樂有情）、淨化社會（莊嚴國土）的精神，完整地落實在生活中，落實在工作中，落實在做人的分分秒秒中； 要使佛法的精神具體化，要使自己的思想言行與自己的信仰原則融為一體，實現法的人格化，在生活中修行，在修行中生活。
所謂生活禪，即將禪的精神、禪的智慧普遍地融入生活，在生活中實現禪的超越，體現禪的意境、禪的精神、禪的風采。 提倡生活禪的目的在於將佛教文化與中國文化相互熔鑄以後產生的具有中國文化特色禪宗精神，還其靈動活潑的天機，在人間的現實生活中運用禪的方法，解除現代人生活中存在的各種困惑、煩惱和心理障礙，使我們的精神生活更充實，物質生活更高雅，道德生活更圓滿，感情生活更純潔，人際關係更和諧，社會生活更祥和，從而使我們趨向智慧的人生，圓滿的人生。
克實而論，我提倡“生活禪”以及對大乘佛教基本的修行理念之重新闡釋和定位，並沒有新增什麼個人的內容。 作為一名宗門中的法脈繼承人來說，我更願意這樣評介自己的行為：我的闡釋和定位，是嘗試對這些基本概念的真實意義進行恢復和回歸。 具體來說有四個回歸：
1.回歸自性——強調心在修行中的覈心地位，所謂的修行就是要“善用其心”，就是要“覺悟人生”，就是要按“信仰、因果、良心、道德”的原則去做人，就是要“優化自身素質”，反對心外求法，反對形式主義。
2.回歸生活——強調生活就是修行的道場，要“在生活中修行，在修行中生活”，反對脫離現實和遠離人群的做法。
3.回歸當下——強調解脫的本質在於當下自心的離縛和自在，反對片面地把解脫的希望寄託在死後的來世或彼岸，要“修在當下，悟在當下，證在當下，莊嚴國土在當下，利樂有情在當下”。
4.回歸菩薩道——強調發菩提心和行菩薩道是大乘佛教的根本，所謂的修行就是要“奉獻人生”，要“善待一切”，要按“感恩、包容、分享、結緣”的原則去做事，要“和諧自他關係”，要“在盡責中求滿足，在義務中求心安，在奉獻中求幸福，在無我中求進取，在生活中透禪機，在保任中證解脫”，反對只當“自了漢”。
我認為，這四個回歸，融合了大乘佛教的解脫道、菩薩道和祖師道的精神，是大乘佛教的靈魂所在，也是漢傳佛教重新融入現實生活、融入主流文化的理論保證。
在我們日常生活中，不斷地觀照自己身心的實相，對自己的一舉一動念念分明，分分秒秒在在處處提起正見、安住正念、觀照當下，這便是生活禪。
——淨慧長老開示生活禪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