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鼓全集》第一輯 教義論述類|01-01 明末佛教研究|第四章　明末的居士佛教

第一節　緒言

佛教在中國，自從宋室南遷（西元一一二七年）之後，漸漸式微，尤其經元朝蒙古族的統治（西元一二八○―一三六七年），明朝開國君主朱元璋，雖曾做過沙彌，並未把佛教特別重視，以致到了西元一四二五至一五六七年的百餘年間，佛教的人才奇缺，勢力不振，直到明末的萬曆年間（西元一五七三―一六一九年），始有復甦的氣象。此乃由僧侶人才的出現和居士佛教的活躍而來。

從居士人才的考察而言，明末的時代，極為隆盛，清朝的彭際清（西元一七四○―一七九六年）所編的《居士傳》1，共計五十六卷，自三十七至五十三卷，為明代居士的傳記，其中只有四人是萬曆以前的人，其他的有六十七人的正傳及三十六人的附傳，均屬於萬曆年間以至明朝亡國期間（西元一五七三―一六六一年）的人物。也可以說，當時的中國佛教，既有了僧侶人才的輩出，也有了居士人才的陪襯，所謂紅花綠葉，正因為有了許多傑出居士的護持三寶，僧侶佛教也顯得非常活躍。

明末的居士，以他們的社會地位而言，大多數屬於士大夫階級，以讀書而為官吏，乃是當時唯一的最好出路。由於他們是為考試官吏的資格而讀政府指定的儒書，所以他們的思想背景，是站在儒家的立場，甚至有人受了朱熹（西元一一三○―一二○○年，宋朝的儒家大學者）學說的影響，原來是反對佛教的。信佛之後的居士們，大多仍出入於儒釋道三教之間，往往以儒家的孔、孟言論來解釋或說明佛教的經典。有人把學問分成二門，一為經世的，一為出世的，儒為經世之學，佛為出世之學2。另外有些居士，以儒者的基礎，學長生不死的仙術，再轉而學佛3。因此，明末居士的思想，富有儒釋道三教同源論的色彩，是無法否認的事實。此在當時極負盛名的幾位佛教僧侶的著述中，也可看到同樣的傾向4。

以地理的分布言，明末的文化中心，隨著政治勢力的消長而向南方遷移，明末的名居士，大多出生於黃河以南尤其是長江以南，北方的居士甚少5。當時的儒家學術的中心也在這個區域。特別是王陽明（西元一四七二―一五二九年）學派的活動，給佛教的影響很大。中國的儒家學者，不論是激進派如朱熹之徒，或溫和派如王陽明，在基本觀念上，都是不贊成佛教的。但是王陽明的思想，取自佛教者不少，故到他的第三代學生之中，也有好幾位傑出的人物，在發揚儒家教義的同時，信奉佛教，傳播佛法了6。

佛教之所以能夠吸引讀書人或士大夫來信奉它，主要的還是由於學術研究的公開，中國史上雖曾有過禁止佛教與摧毀佛教的政治行為，但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那是幾次極其短暫的事件而已，儒家雖站在反對佛教的一邊，卻未以政治手段來壓制佛教。因此，不論你贊成或反對，均有自由研究佛教及閱讀佛書的機會。在明末的居士之間，最受重視的佛教經典，有《金剛經》、《阿彌陀經》、《法華經》、《華嚴經》、《楞嚴經》、《心經》、《圓覺經》、《四十二章經》、《佛遺教經》、《六祖壇經》、《五燈會元》以及《大乘起信論》等。最值得注意的是，當時的居士之中，除了誦經、念佛、參禪之外，也重視持咒，最流行的咒文是〈準提咒〉，且有結社持誦它的風氣7。

事實上，當時的中國佛教界，就是流行著禪、淨、密、律等諸宗合一的思想，當時這一思想的代表人物是蕅益智旭大師（西元一五九九―一六五五年）8。迄目前為止，中國佛教仍然受著這一傾向的支配；不像日本的大乘佛教，主要的雖從中國傳入，他們的各宗之間是保持著嚴密界限的。近世的中國佛教則不然，禪宗寺院的僧侶可至律宗寺院求戒，任何一宗的僧侶均可修淨土宗的念佛法門，也可持誦密宗的咒文。因此，明末的居士們，大多是他們自己接觸到了佛教的書籍及修行方法，進而訪問當時的高僧，求取更深入的認識和體驗。

當時對於居士界影響力最大的，是雲棲袾宏大師（西元一五三五―一六一五年）9，他的思想背景是屬於華嚴宗的，而他極力主張「參究念佛」，原則是禪和淨土並重並修，但仍側重於念佛法門。所以當時的居士們，以念佛為主要的修行法門。同時由於雲棲袾宏是中國佛教史上，提倡戒殺、放生運動之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位高僧，所以當時的居士之中，組織放生會，撰寫有關放生理論的文章，設置放生池的，大有人在。此與現代西洋人士的保護動物運動的主旨，頗有不同，保護動物是基於人道主義的同情心；戒殺和放生則除了是出於同情心之外，尚有因果報應的信仰原則在內。

印度的大乘佛教思想，在「空、有、真常」的三大系統，傳到中國的，也有三大系統。到了明末時代，「空」的思想未見發揚，唯王陽明的第三代學生李卓吾（西元一五二七―一六○二年）是以空宗為歸的10，而他所見的空，不過是理論的禪，中國禪宗的根本立場，是屬於「真常」的系統。因為明末的禪宗學者，大多流於虛浮圓滑的空談理論，當袁中郎（西元一五六八―一六一○年）初與李卓吾接觸而進入佛門，後來發覺此種空談，不切實際，很容易由於空談本源清淨的佛性，或者僅知道一些如訶佛罵祖的公案而不實際修行，結果便形成了否定因果的外道邪見。袁氏因李氏而信佛，後來袁氏則極力提倡淨土的念佛法門11。有宗的思想，在明末時代，也很晦暗12。說得更明顯一點，明末的佛教界，不論僧俗，是以念佛法門為修行的主流，禪的修行乃居於次要的位置，禪的精神卻是明末佛教支柱。不論淨土與禪，均屬於「真常」的系統。

明末的居士之中，也有富於道教色彩的人物，例如袁了凡其人，是由於雲谷法會禪師（西元一五○○―一五七五年）的接引而入佛教，他的「功過格」思想也與佛教因果報應的觀點一致，但他積十年的歲月，行三千善功，目的在修成道教的仙人，也在佛前發願，求諸佛及聖賢們賜給他神丹或仙草，使他在此世間活得更長一點，以便救度眾生13。類似這種思想，分明是以道教的神仙信仰為基礎而來修學佛法的。

明末的居士們，並沒有他們的獨立組織，來做為他們的宗教活動的機構。結社修行14，也不過是約集了數位同道，在一處定期修行，並不對外活動。所謂放生會15，也不是組織，僅是將這個名目來向人籌款，購買生物釋放，或鑿一口池塘來給人家買了水族類生物來放養而已。居士們除了通常的修行之外，對於貧苦者的救濟、獄中囚犯的教化16，尤其當他們在擔任地方官的時候，注意減稅17、減刑18，以及興建便利民眾生活的設施。

不過，明末的中央政府並不理想，凡是忠貞耿直之士，往往會遭到殺身之禍。所以明末的居士，死於政治迫害的也有好幾位，例如李卓吾以七十六歲高齡，被逮後，自殺死於獄中。周景文（西元一五八四―一六二六年）被宦官魏忠賢（西元一五六八―一六二七年）處死。事態較輕的，則有被革職歸故鄉的，也有自動以疾病作藉口而辭職隱居的。到了明朝滅亡，清朝政府勢力南下之時，又有好多正在做官或剛退官而忠於明朝的居士們被難身死19。故也可以說，除了由社會文化的自然發展，而有了若干儒家及道教學者，轉入佛教，另外兩個顯著的原因，應該是：1.由於宋明儒家的抬頭，給了佛教的大刺激，所以有雲棲袾宏、紫柏真可（西元一五四三―一六○三年）、憨山德清（西元一五四六―一六二三年）、蕅益智旭（西元一五九九―一六五五年）等傑出僧人，被後人稱為明末四大師的出現，使得士大夫階級的讀書人，向心於佛教。2.由於中央政府的腐敗，使得人民體會到生命財產的沒有保障，故以佛教的因果觀來解釋他們的命運，並且求於此身死後，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這可能是居士佛教在明末時候，蓬勃發達的幾個主要因素。

現以《居士傳》卷三十八至五十三所列明末諸居士做研究的資料依據，從不同的各種角度，加以分析與整理，做成統計式的報告。（見本章第二節）

第二節　明末居士的地理分布表

從上面的統計表，可以明白，明末的居士，集合十二個省籍，總共七十八人，以江蘇省的人數最多，其次是浙江省，可知當時中國的文化中心，也是中國佛教的舞台，是以江南的江浙兩省為重鎮。另外尚有一位江蘇籍的錢牧齋謙益居士（西元一五八二―一六六四年），竟未被《居士傳》的作者列入，他與明末四位大師的關係也很接近1，可能是由於在他歿後百年，乾隆皇帝將錢謙益的著作，列為禁書，他的名字也被從清代所著的史書中抹除，《明史》之中，未為其立傳，卻在卷三○八列傳一九六〈奸臣列傳〉周延儒與溫體仁的傳記中，記述了不少有關於錢謙益的資料2。

《居士傳》所列明末的居士們，既以江蘇及浙江兩省的人為中心，當時的中國佛教，也是以江浙兩省最繁榮，乃至迄於清末明初，中國佛教的著名寺院數量與僧尼數量，仍以江浙兩省居其首位。

再看這些有名的居士們，多半是有功名的士大夫階級，故對當時社會風氣的影響力很大。

第三節　明末居士的功名地位表

以上表可見，共計七十八名居士之中，竟有五十二位是功名中人，此僅限於《居士傳》的資料所見，若另以他項史料來做進一步的查考，可能另有新發現。如今所見的明末諸居士，只有二十六位，不知其功名地位，然據《居士傳》的取捨標準而言，他們也絕不是白丁。飽讀詩書的知識分子，似乎是《居士傳》的作者對明末居士佛教的一個默契的要求。

第四節　明末居士與僧侶關係統計表

以上所舉二十八位僧侶的名字之中，以蓮池大師雲棲袾宏的影響力最大，有二十四位居士，受過他的指導教化。他不是一位做研究工作的佛教學者，而是一位涉獵三藏經典並且兼通儒道之學的修行者，重視律儀，鼓吹《梵網菩薩戒本》，卻對律藏未做精到的探究。教理源出華嚴宗的系統，也未有獨到見地的著述。行持以西方的彌陀淨土的法門為指歸，著有一部《阿彌陀經疏鈔》而被後代的淨土宗徒尊為蓮宗第八代祖師，同時又提倡「參究念佛」，主張禪淨合一，集有《禪關策進》一書，對於中國明末以來的禪林行者，有極大的影響。從他所作《竹窗隨筆》一書，可以看出袾宏的學殖豐富，兼理內外、老莊乃至天主教，護教弘法之心非常急切。又從他所輯的《緇門崇行錄》一書，可以看出，袾宏重視緇流的實行實修，遠過於對經教的理論鑽研。著重實際生活中的威儀細節，細入牛毛，也著重對於忠君報國、待人接物、濟物利生、因果報應、修持感應等信念的闡揚，可謂不遺餘力。唯有這樣的一位大師，始能受到當時眾多居士的崇敬和親近，若僅以學問、藝術及事業為專長的僧侶，不會得到居士群的擁戴，最多將之視為方外的朋友而不會為之心折。僅重於禪修或持戒念佛的僧侶，雖受尊敬卻不會被居士們奉為指迷的良師。唯有像蓮池大師這樣的高僧，始能受到眾多士大夫居士們的親近承教。因此，袾宏的佛教思想及其修持觀念，便成了明末居士群的主要標榜，此一趨向直到清末民初，歷久不衰。

明末的居士們，多半是與某一位高僧之間有關係，也有幾位居士和數位同時代以及兩代的高僧之間有酬對。當然，未見於《居士傳》的明末其他僧侶，未必即與這些居士們之間沒有來往，但他們對於當時的士大夫階級的居士們，並未產生決定性的影響力，當是可想而知的事。

第五節　明末居士與明代理學家的關係

明末居士，有兩大類型：一類是親近出家的高僧而且重視實際修行的，另一類則信仰佛法、研究經教卻未必追隨出家僧侶修學的讀書人。第一類型的暫且不提，第二類型的居士，大抵與陽明學派有關，所謂左派的陽明學者，便是理學家之中的佛教徒，而且這一批居士對明末佛教的振興，有其不可埋滅的功勞。現在根據《居士傳》所見的資料，列表介紹他們的姓名及與理學家的關係如次：

以上所舉見於《居士傳》的記載的，共有十一位，另於《居士傳》中有傳，卻未提及係理學家出身者，例如趙大洲貞吉居士，乃是王心齋的再傳、王陽明的四傳，他是徐樾的學生。並在《明儒學案》之中，即錄有趙大洲貞吉先生的學案。他在當時的儒士之間，擁有很高的影響力。另外又有陶周望、焦弱侯、金正希等三位居士，也在《明儒學案》中可以讀到他們的事蹟和學術思想的介紹1。

從以上的表中所列，見到的理學大家的大名，除了已成佛教的居士之外，共有王陽明、王龍谿、羅近溪、耿天台、鄧石陽、黎允儒、周海門、何善山、歐陽南野等人，也就是說，明末的這幾位居士，與理學家的淵源特深，尤其是與陽明學派的關係最為密切。

以上諸位儒者身分的居士，有的是與僧人做朋友，比如李卓吾嘗薙髮、去冠服、居禪院，出家而不受戒，後來再度被冠服，恢復儒士身分2。金正希延請廬山宗寶禪師，禮之閉關，相對作《斷五欲說》3。瞿元立與密藏及幻余二位僧侶之間的關係，乃是為了籌刻《徑山藏大藏經》而結合的道友4。不過也有的是以儒者身分師事僧侶的，例如陶周望晚年參禮雲棲袾宏蓮池大師，受菩薩戒5。蔡維立去官家居時，往來鄧尉，參三峰的漢月法藏，有省，而作〈三頓棒頌〉云：「原來佛法無多子，三頓三拳已較多，悟去即今便一掌，錯向高安參老婆。」6

第六節　明末居士的修行分類

明末的中國佛教，大抵是學與行並重兼顧的，在行持方面以禪行及淨土行為主流，淨土行者尤占多數，持咒、誦經、禮懺則為副行，但也有人禪淨兼修，也有人是先參禪而後專精於淨土念佛的。現舉其人名及其所修的法門，列表如下：

其他尚有由學道家而入禪門，又從禪門轉入念佛行者，莊復真便是一例。又有儒道釋三教並修兼重，則為管志道、趙大洲、王弱生、曾端甫等人。又有以儒家為基礎、以道家為附從、以佛教為究竟者，則為袁了凡等輩。另有從修道家長生之術而修念佛三昧者則如朱白民等。

由於宋以後的禪宗流於氾濫不拘，沒有一定的準則做為修持的依憑，徒逞口舌機鋒之能，與實際的宗教修養了不相關，所以初接觸時，確有與人以清新活潑之感，處之日久，若無真明眼人指導，又無恆心苦參十年、八年的工夫，禪是不能解決問題的。所以晚近以來的中國佛教徒，多以仰信彌陀願力，祈求往生西方淨土，從宗教修養及宗教心理而言，這是正確和正常的現象。

第七節　明末居士所依用的經論疏鈔等佛教文獻

佛教的三藏教典，雖稱浩瀚，被歷來的佛教徒們所常用常講和註釋的，卻並不這麼多。從《居士傳》的記載之中，見到明末居士們所常用並且被普遍重視的，僅有兩種，那就是《金剛經》、《楞嚴經》，現將被三位居士以上所依用的經論及其居士的名字列表如下：

由此可見，影響明末居士的佛教信仰及做為修持指導的經論，不論對於淨土行者或禪者，力量最大而主要的是《金剛經》，其次是《楞嚴經》。本來，這兩部經典，是屬於禪宗，五祖、六祖開始，以《金剛經》為依歸，唐末宋初開始，禪宗夾用教理，故對《楞嚴經》加以重視。明末的居士，以此二經為主，再以《法華經》、《阿彌陀經》、《華嚴經》為附，即形成一代佛教的思潮。也可見到，思想的中心，仍是禪的精神，此又可從雲棲袾宏主張參究念佛、居士們修行念佛三昧者竟有六人，得到旁證，證明當時的佛教是以淨土為目標，卻以禪理作指針的。至於天台的法華、賢首的華嚴，並非思潮的主流，甚至僅與持〈準提咒〉的風尚相近。

另外從《居士傳》的記載中，一見或二見明末居士所用的經論語錄，則有《華嚴經》、《圓覺經》、《六祖壇經》、《觀音經》、《心經》、《大乘起信論》、《維摩經》、《梁皇寶懺》、《指月錄》、《宗鏡錄》、《五燈會元》、《阿彌陀經疏鈔》、《三千佛名經》、《四十二章經》、《佛遺教經》、《般若經》、〈大悲咒〉、〈往生咒〉、《地藏經》、《大慧普覺禪師語錄》、《中峰和尚廣錄》等二十多種。由這些經咒論書及語錄，也可推知，在當時的中國佛教界，比較流行的修行依據，是以禪為主流的如來藏系統的思想為準，至於淨土思想，主要是以《阿彌陀經》為準，未及其他的淨土經典。

拜懺或持咒，也是明末佛教的主要修行法力。例如杜居士、程季清、徐成民、虞長孺之重視禮誦懺法，吳用卿、黃晞、袁了凡、劉玉受、徐成民等持誦〈往生咒〉、〈大悲咒〉、〈準提咒〉等。此所謂雜行雜修的風氣，在當時想必相當流行。

第八節　明末居士遭受政治迫害及與流賊相抗

明末的時代，政治並不清明，弄臣專權，賢明正直之士，大多不能見容於當令的權貴，因了政治的因素，被誣陷迫害的，不僅是政府的官吏、士大夫、讀書人，也波及到了佛門的緇素。高僧長老之中，即有徧融真圓、達觀真可、憨山德清等三位，受到了政治迫害。《居士傳》中所載的明末居士之中，至少也有十二人，遭受了政治的迫害1，現在分別列表介紹如下：

另有蔡維立及劉長倩兩人，對於保衛社稷，抵抗流寇，抵死效忠明朝王統的記載，也是可歌可泣：「（崇禎）十六年，流賊陷陝西，惟立帥三千兵，拒賊河上，三敗之。而賊復自西安破榆林，逼太原，晉王手書召之還，賊遂渡河陷平陽，攻太原，惟立誓眾死守，巡按御史汪宗友，劾惟立不當歸太原，遂解職聽勘。或謂惟立曰：『事急矣，委之可也。』曰：『不可。』曰：『移鎮候代可乎？』曰：『不可。』賊使使招之降，斬其頭懸於城上。賊薄城，禦之，所殺甚眾。城陷，北向再拜，出遺表付使者，至三立祠，自縊死。」2

蔡維立面臨的是流寇李自成，另黃子羽及劉長倩所面臨的則是流寇張獻忠，有關劉長倩的貞烈記載，則很簡要：「後歸邛州，張獻忠陷蜀，群議乞降，長倩曰：『如何提筆寫得個降字。』被執，席地坐，罵不絕口，坐脫去。」

以上所介紹的居士們，與一般人士指摘信佛是消極或遁世的形象，完全不同，而他們都是忠臣義士和烈女，雖然信佛虔誠，且多有修持的體驗，讀到他們為了忠君報國雖死而謂死得其所的殉難事蹟，若有人再說佛教徒是遁世逃世的話，實在太不公平了。

明末社會多亂，朝廷也不算英明，尤其出了幾位嫉賢害能的輔臣，使得國事日非，賢良被禍。

從上來所引的資料中，看到了嚴嵩餘黨、言官、李如松、魏忠賢、楊所修、周延儒等人的奸偽誣妄及無能，也見到了滿清大軍自東北南下之時，許多英傑之士，壯烈地殉國了，又見到流賊犯亂之際，佛教的居士之中，竟有三位是寧死不降的忠貞之士。

有一點是值得注目的，這些受到政治迫害的居士們，由他們所修行的法門，以及所親近的僧侶而言，很明顯地，大多屬於禪行的系統。也可以說，禪者大多有大丈夫氣，至少有豪傑之氣，故少想到私人一己的利害，義之所在，雖死不惜。

第九節　明末居士的佛教著作

明朝的朱氏王朝，共計二百九十三年，可是凡為重要的佛教緇素，幾乎全在明末的時代自神宗的萬曆年代至明朝王統滅亡（西元一五七三―一六六一年）的八十來年之間。明末的社會並不理想，但是文化發達，人才輩出，而形成新的力量，可能與西洋文化如天主教的入侵，及北方民族的茁壯，流寇四起，戰禍與天災的連綿，有著很大的關係，使得民族精神自奮自覺，民心要求長治久安。此正所謂疾風勁草及亂世忠臣的寫照。

明朝的佛教著作，不論出於僧侶或居士者，凡有相當價值的，幾乎都在明末的階段。現在先將《居士傳》中列有傳記或見到名字者所寫的著作而被收在《卍續藏》中的列表如下：

見於《居士傳》而未收於《卍續藏》之著作則有：1.趙大洲的《二通》、《求放心齋銘》。2.陸與繩的〈刻五燈會元序〉。3.鮑性泉的《天樂鳴空集》1。4.陶周望的《放生詩》、《放生解惑篇》。5.瞿元立的《徑山藏導文》。6.王弱生的《彌勒懺》。7.袁了凡的「功過格」。8.曾端甫的《通翼》、《護生篇》。9.趙凡夫的《護生品》。10.姚孟長的《佛法金湯徵文錄》2。以上這些作品的內容，雖其部分已無法找到，然從篇名看來，大致可以明白。值得注意的是彌勒信仰及放生的運動，尤其是放生的風氣非常普遍，從《居士傳》中看到除上面介紹的三位居士寫有放生的文章之外，尚有楊邦華、黃平倩、程季清、虞長孺、周景文等的放生事蹟，更有陳用拙創放生社、劉玉受立放生會，錢伯韞於臨終時飲放生池水等的記載。

另有未見於《居士傳》卻有重要著述被收入《卍續藏》中的明末居士，在此也必須予以介紹：

我們可由本節的前後兩張表格中的資料看出，《居士傳》的作者彭際清，對於明末居士之有重要的佛教作述者，僅錄用了八位，漏列的則有十七位之多。《居士傳》的撰述，據其「發凡」中自謂：「是書始事於庚寅（西元一七七○年）之夏，削稿於乙未（西元一七七五年）之秋。」乃是西元十八世紀七○年代的事，他卻忽略了許多活躍西元十六及十七世紀之間的居士們的事略及對佛教文化所作的貢獻，其原因何在？不得而知3。

綜合《居士傳》及《卍續藏》所收明末居士們的佛教著述的書目看來，關於《心經》的計七種，關於《楞嚴經》的有六種，有關《金剛經》的計三種，關於淨土行的計四種，關於禪史傳記及禪門語錄的合計九種，至於其他如《華嚴經》、《法華經》、《圓覺經》三經，僅各有一種，《成唯識論》、《因明入正理論》也各一種，關於《楞伽經》則有兩種。

以此可知，明末的居士，思想的指導，是以《楞嚴經》、《心經》、《金剛經》為主。宗教精神的支持，則淨土的勢力雖強，靠向禪的力量也是很強，對於多數的知識分子，禪的魅力始終不竭。所以雲棲袾宏，被後世尊為蓮宗八祖，在其當時，亦被稱為「蓮池禪師」4。

第十節　後記

本文初稿發表於一九七八年九月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召開的國際佛教學研究會第三次大會，定稿完成於一九八○年十二月二十日在紐約的禪中心。此期間由於每三個月即往返臺灣與紐約一趟，雖將初稿經常攜來帶去，終以事忙，未及完稿，現在為了《華岡佛學學報》的第五期出版，在禪講之間抽出一週的時間，將之整理完成。在我以往各稿之中，這是一篇最難產的東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