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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鼓全集》第二輯 佛教史類|02-03 日韓佛教史略|第二篇 韓國佛教史略|第四章 知訥的曹溪宗

聖嚴法師

第四章 知訥的曹溪宗

現在,我們就來介紹高麗禪宗的獨創者,知訥禪師。知訥是韓國佛教史上一位很突出的人物,他的時代是西元一一五八至一二一○年,即中國的南宋高宗紹興二十八年至寧宗嘉定三年,這正是印度佛教滅亡的時候。

知訥,自號牧牛子,八歲出家,二十五歲中僧選,未幾即離京師南遊,他的門下雖有不少是王公大臣,死後也被第二十一主熙宗王諡為佛日普照國師,但他確與李資玄相似,乃是民間佛教的代表。所謂民間佛教,乃是區別於雜修雜行而以福祿權勢為主的宮廷佛教,民間佛教是以真修實悟而甘於淡泊素樸為主。

知訥的無師自悟,主要是得力於閱讀的工夫,當他閱《六祖壇經》至「真如自性起念,六根雖有聞覺知,不染萬境,而真性常自在」句時,驚喜而起;一日讀到《大慧普覺禪師語錄》的「禪不在靜處,不在鬧處,不在思量分別處,不在日用應緣處。」便在句下契會。嘗讀《大藏經》,得李長者的《華嚴論》,搜抉索隱,而潛心於圓頓之觀門。因此,知訥經常勸人誦《金剛經》,演《六祖壇經》,以開闡李長者的《華嚴論》

知訥不只是一位禪者,也是一位思想家及著述家,並且,他的禪是以華嚴的教觀為立腳,所以在他的著述中,引用宗密、澄觀及永明延壽的語句最多,這與宗密以華嚴學者而來條理禪的路向,頗為相近。

知訥的著述,有如下的幾種:

(一)《真心直說》:此書理路井然,有組織、有秩序、有思想,乃是知訥晚年成熟的作品。此書的內容,分為:真心的正信、真心的異名、真心的妙體、真心的妙用、真心體用的一及異、真心在迷之時、真心息妄的方法、真心通於四威儀、真心的所在、真心的出生死、真心以息妄為正眾善為助、真心的功德、真心的功用證驗、真心是無知、真心之所往。此書的思想體系,大致是以法界圓融來說明真心的遍在、永存、體用、染淨等,即以真心而包羅萬法,實在就是華嚴宗的思想。此書共分十六章,如今所存者僅見十五章。

(二)〈修心訣〉:此文附於《真心直說》之後,係為教誡初發心學佛者而作,詳細說明初機學佛者的用心,由此可以略窺知訥的性格及風範。〈修心訣〉重要的論點,是力主入道之門,不出頓悟與漸修的兩門,先悟而後修,是其著眼處。

(三)〈圓頓成佛論〉:此文係說明禪是契於華嚴奧旨的,以期疏解學教者對於禪的誤解。

(四)〈看話決疑論〉:此文係為破除學者的疑惘,而說明禪宗看話頭的本義而作,其內容與〈圓頓成佛論〉大致相似。

(五)〈念佛要門〉:知訥鑑於當時一般念佛者,但信念佛可往生極樂,卻不斷十惡,無視因果、諂曲邪會,所以憐憫之,為作〈念佛要門〉,立十種念佛法:戒身念佛、戒口念佛、戒意念佛、動憶念佛、靜憶念佛、語持念佛、默持念佛、觀相念佛、無心念佛、真如念佛。此即是以三業清淨的條件、動靜語默的時機、由觀相及持名而至無念而自念的一種念佛法門。以十種念佛而發一念之真覺,真覺時為頓悟,十種念佛是漸修。可知知訥的思想是彼此呼應的。

此外,尚有評論宗密、神會等見解的文字。

知訥開創了曹溪山修禪社,成為九山之外的別立一宗。

知訥的弟子很多,本為天台宗的學者了世,後來也參於知訥門下;曹溪山的第二祖,則為無依子慧諶;繼承李資玄而振玄風的承迴,也嘗參於知訥的門下,此後以楞嚴禪之提倡而著名。

無依子慧諶(西元一一七七―一二三四年),相當於中國南宋孝宗至理宗時代的人,知訥死於南宋寧宗嘉定三年(高麗熙宗王六年,西元一二一○年),他就奉王命繼主修禪社的法席,因為他是知訥最得意的一個嗣法弟子。當慧諶前去請求剃度的前夜,知訥曾在夢中見到雪竇重顯禪師入院而來,考驗之下,知道慧諶確非凡器。慧諶身歷高麗的熙宗、康宗、高宗等三王,弘化計二十四年。他著有《禪門綱要》一卷、上康宗王的〈心要〉一篇、《禪門拈頌》三十卷等。他一方面採集古來禪語,以資道學之用心,一方面也贊成以祈禱方式而祝天下之太平,形成了高麗佛教的特色,與中國的宗門,頗有不同。尚有值得注意的,慧諶主張禪儒一致之說,可見當時的高麗,儒學的勢力已經不可忽視;因此,慧諶雖以禪的立場自居,而他的詩文,才氣縱橫,有詩集兩卷,據說他酷似宋之慧洪覺範。

慧諶門下,有白蓮社的天頙,然而天頙係受缽於了世圓妙國師,晚年襲為國師。

曹溪山的第三祖為清真國師。

曹溪山的第四祖,則為慧諶的另一位弟子混元真明國師。

真明國師之下,有天英禪師(西元一二一四―一二八六年)。天英十二歲時,參於慧諶,十五歲出家,繼而參三祖清真國師,後從真明國師咨問法要,所以,天英一身,參了曹溪山的二、三、四祖的先後三世。到了高宗王三十三年(西元一二四六年),柱國崔怡創立禪源社,先由真明主其法席,大張禪會,三十七年,高宗王即命天英主禪源社法席,忠烈王十二年入寂,壽七十二歲,他便是曹溪山的第五世。

曹溪山第六祖,是冲止,他在十九歲時高舉狀元,後依天英圓悟國師剃度受具,天英入寂,他便被大眾舉為五世的繼承者。

到此為止,我們看知訥一系的法脈是這樣的:

在這期間,尚有一位居士,他在韓國佛教史上的地位,不下於新羅時代的崔致遠,那就是李奎報(西元一一六八―一二四一年),他是韓國一代文豪,窮究經史,遍覽佛書及道帙,著有《東國李相國全集》四十一卷,《後集》十二卷行於世。晚年篤信佛教,禮敬三寶,常誦《楞嚴經》,嗜讀《洗心經》。由於他讀了道書,所以他的風格,頗有類似中國魏晉的清談家之處,但他自稱「我亦參禪老居士」,40唯其仍落於小乘的空觀,並有當時韓國佛教思想的通病,讚揚祈福免禍的佛事。

又從李奎報寫的《志謙傳》中,知道在元宗王十四年(西元一二七三年),由於天象屢變,而設消災道場於宮中,集五教兩宗的僧徒,祈禱平定賊亂。所謂五教,是指戒律、法性、法相、涅槃、圓融(大約是指的華嚴);所謂兩宗,是指禪、天台。自義天歸國後,再興天台,知訥之後,有了曹溪山的禪宗,而天台亦被視為禪之一派,所以稱為兩宗。

但在忠烈王的時代,正是元世祖橫霸亞洲之際。位登九五、兵威八荒的元世祖,當然不會放棄對韓國的壓力,除了派遣斷事官達魯花赤,監督高麗的政務之外,並將公主嫁給了忠烈王為妃,掌握了宮中的大權。元朝信奉喇嘛教,公主初對於高麗的佛教,頗存輕藐,專橫凌辱,王也唯有忍氣吞聲。嗣後來了一個吐蕃西藏的僧侶,自稱是奉帝師發思巴之命,來為韓國祈福的。此僧行為乖張,飲酒食肉,夜宿娼家;啟建道場四日,吹螺擊鼓,備置金帛、鞍馬、雞羊,用麵做人及塔各百八為供物,戴花冠、執箭,最後以兵甲弓矢的戰士,載棄其供物於城門之西。然因公主施錢豐厚,致有他的徒眾爭奪錢財不均,終向公主告發,說他是假冒的,佛事也是偽作的。

到了忠烈王三十年(元成宗大德八年,西元一三○四年),有一位中國禪師,江南的紹瓊(鐵山瓊),入韓弘化,傳載於《續指月錄》,他是雪巖祖欽的法嗣。受到忠烈王的隆禮,圓明國師及冲鑑二人,亦向紹瓊請授禪法,並敕修《百丈清規》,開始行於韓國。這是中國禪師對韓國佛教的一大貢獻。

就在忠烈王時,韓國也出了一位大著作家,那便是一然禪師(西元一二○六―一二八九年),此人有點像知訥,「不由師訓,自然通曉」、「禪悅之餘,再閱藏經,窮究諸家章疏,旁涉儒書,兼通百家,而隨方利物,妙用縱橫,凡五十年間,為法道稱首。」(《朝鮮金石總覽》上)

一然本名見明,於忠烈王九年,禮為國尊,國尊就是以往的國師,為了避諱元朝的國師,所以稱為國尊。他的著作很多:《語錄》二卷、《祖圖》二卷、《重修曹洞五位》二卷、《大藏須知錄》三卷、《諸乘法數》七卷、《祖庭事苑》三十卷、《禪門拈頌事苑》三十卷、《三國遺事》五卷等。

從一然的法系上說,他是屬於九山之一的迦智山門下,他就學於海陽無量寺,剃度受具於陳田寺,開堂說法於京師禪月寺,圓寂於義興麟角寺,均係迦智山派下的寺剎。

可惜的是,一然的著書雖多,學問亦博,但他同樣受著當時思潮的影響,他的思想及信仰,均不是純粹的佛法本位者。

當時時代思潮,就是祈禱佛教。

比如:到了第二十六主忠宣王時(西元一三○九―一三一三年),嘗齋僧二千人,燃燈二千盞,一連五日,共為萬僧,稱為萬僧會;又齋僧一百零八萬,點燈一百零八萬,用於齋供的費用幾乎難以勝記!

一然的法嗣有混丘(西元一二五○―一三二二年),混丘生來形貌端嚴,天性慈祥,親戚均以「小彌陀」呼之,所以在十歲時就出了家。參加禪宗九山的科選,登上上科,遂從一然參學,而玉嗣其法席,開堂說法。忠烈王下批為大禪師,忠宣王特授其為兩街都僧統,加大師子王法寶藏海國一之號;忠肅王冊為悟佛心宗解行圓滿鑑智王師;兩王樞衣請益,為前古所未有。著有《語錄》二卷、《歌頌雜著》二卷、《新編水陸儀文》二卷、《重編拈頌事苑》三十卷,行於叢林。

當時,尚有一位持律謹嚴的律師海圓(西元一二六一―一三四○年),他兼通唯識,戒行清高,受到元朝安西王朔方向成宗帝的推崇,而招致入覲。武宗帝創大崇恩福元寺,仁宗帝皇慶元年落成,即命海圓為該寺第一世,因此道譽益著,名冠一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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