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高麗後期的禪師及排佛運動
韓國的佛教,主要在於禪宗。但其禪風與中國則略有不同,韓國的禪師,能開新局面的也是不多。
高麗王氏王統的晚期,出了幾位禪師。最值得注意的,是一位來自印度的指空禪師,據指空《禪要錄.序》中說,他是自迦葉以後的第一百零八祖,名叫禪賢(Dhyāna-bhadra),指空(Sungadisga)是他的號,元朝泰定年間(西元一三二四―一三二七年),見了晉宗(鐵木兒),論對佛法,頗能稱旨。由中國到高麗,泰定四年,住於重修之乾洞禪寺。所到之處,法雨普被,而且神異頗多。他在未去高麗以前,住中國已經好多年了。
據他自稱曾祖及祖父均為伽毘羅國(Kaplia-vastu)之王,父為摩揭陀國(Magadha)之王,母為香至國(Kāñcipura)公主,他是八歲出家,依那爛陀(Nālanda)寺講師律賢(Vinaya-bhadra)披剃,到南印度楞伽國(Laṅkā)吉祥山,傳普明(Samanta-Prabhāsa)之法。
他是從北印度到燕京(北平的古名),再去四川至雲南,學會了雲南方言,請說戒經而燃頂焚臂者,官民皆然。羅羅人素不知佛僧,指空到時,也都全部發心,乃至飛鳥亦能唱念佛名;貴州元帥府的官員,因他而全部受了戒;貓蠻、猺獞、青紅、花竹、打牙、獦狫等諸山地土著,也都帶了奇異的菜餚,來求受戒。他到了高麗,又被元帝召了回來,元文宗親臨聽他說法,順帝的皇后及太子,迎他入延華閣請問佛法。因此,指空禪師既是韓國佛教史上的人物,也是中國佛教史上的人物。
有高麗人韋氏,請指空授戒,又有高麗人金氏,隨指空出家,並捨其在燕京的住宅為寺,請指空居之,指空題此寺額為「法源」。指空的壽命極長,雲南悟禪師七歲時隨他出家,他已是周甲之年,悟禪師七十五歲時,指空始入寂,那是元順帝至正二十三年(西元一三六三年),再過五年,就是明太祖元年了;再過三十年(西元一三九三年),高麗即亡於朝鮮。
指空著有《禪要錄》傳於世,《禪要錄》是以頓入無生大解脫門為指要,依以戒定慧三學而說解脫之道,其思想的基礎,是在於般若。
指空的相貌很奇特,辮髮白髯,神氣墨瑩,服食極侈,平居儼然,望而生畏。行化則棒喝並行,禪機峻峭,雖沒有長留高麗,然而高麗的禪觀,卻是由指空而再興,所以被譽為梵僧中的臨濟、德山。
在曹溪圓悟國師天英之下,有復丘禪師,復丘十歲時就於天英剃度,未幾,天英圓寂,遺囑復丘隨大禪師道英請益,二十一歲,高中禪選的上上科。自此,觀心於泉石,逍遙於雲林,不近名利,十多年之後,住於月南的松廣大道場,前後凡四十餘年,所做福國利生之事,不勝枚舉。至正十二年,恭愍王冊為王師,寂於恭愍王四年(元朝至正十五年),八十六歲。
在恭愍王時,尚有一位普愚禪師,號太古,又名普虛。十三歲投檜巖寺的廣智出家。十九歲,參「萬法歸一」之話頭,一日,疑團頓消,而作「佛祖與山河,無口悉吞卻」之句。三十七歲,在松都(開城)的栴檀園,參究「無」字,次年正月初七日五更,豁然大悟,因作「打破牢關後,清風吹太古」之句。忠穆王二年,元順帝至正六年,四十六歲,來華。第二年,至湖州霞霧山天湖庵,見到石屋清珙,為其印證,並奇之,便問他:「子既經如是境界,更有祖關,知否?」普愚答稱:「何關之有?」清珙教他:「工夫正而知見白矣,然宜一一放下,若不爾也,斯為理障,礙正知見矣。」他卻回說:「放下久矣。」第二天,他們兩人又繼續問答了好多話,終將袈裟付與普愚,用表傳法之信。41
普愚回國時,經過燕京,元順帝請他在永寧(或永明)寺開堂說法,並賜金襴袈裟及沉香等物。至正八年,回高麗,他希望韜光息影,躬耕山野,長養聖胎,但是恭愍王對他太敬重了,請他出山,封他為王師,請他說法,直到明朝洪武十五年(西元一三八二年),以八十二歲的高齡入滅,此時,距離高麗滅亡也僅十二年了。
從法系上說,石屋(福源)清珙,是徑山師範的第三傳,仰山祖欽的法孫,道場及庵(宗信)的法子,乃是臨濟義玄的十九代,楊岐方會的十二代。那麼,太古普愚是臨濟義玄的二十代,亦即第十九世孫了。
太古有其傳者雪棲所編的語錄行世,其中有一篇對恭愍王所說的心要,主旨在於提倡第一義。太古的看話工夫,是以公案來斷截分別知見,這與宋末圓悟大慧等的看話全同。他又有〈示樂庵居士的念佛略要〉,主張「心外無佛,佛外無心」,「但直下念自性彌陀,十二時中,四威儀內,以阿彌陀佛名字,貼在心頭眼前;心眼佛名,打成一片……久久成功,則忽爾之間,心念斷絕,阿彌陀佛真體卓爾現前。當是時也,方信道舊來不動名為佛。」42這與宋末的念佛公案,也如出一轍。
高麗末期的另一位大禪師,便是慧勤,舊名元慧,號懶翁(西元一三二○―一三七六年),他的世壽僅五十七歲,卻生歷高麗的忠肅、忠惠、忠穆、忠定、恭愍,及辛禑等六王,所以他也是有代表性的歷史人物。
慧勤在二十歲時,見一鄰友死了,他便有感而請問父老輩:「死何之?」父老輩中竟無一人能答,他便痛悼不已!因此而就出了家,先投功德山妙寂庵的了然祝髮,了然見他機根靈利,便囑他別求餘師。元順帝至正四年,在楊州天寶山檜巖寺,見日本的石翁和尚,精修四年,一日忽然開悟。至正八年三月,來華至燕京法源寺,初參梵僧指空和尚,在參學期間,與指空曾有幾度針鋒相對的機關話,從他們的對答中,可以看出雙方對於中國禪宗的公案,均相當地熟,而且運用靈活,應對自如,不落老套。離開指空和尚之後,又參平山處林,處林問他:「曾見什麼人來?」答:「曾見西天指空來。」又問:「指空日用何事?」答:「指空日用千劍。」「指空千劍且置,將汝一劍來。」慧勤便以坐具把處林打倒在禪床上,處林大叫:「這賊殺我!」慧勤連忙扶起了處林,便說:「吾劍能殺人亦能活人。」處林便哈哈大笑。留住數月之後,便將雪巖所傳及庵宗信的法衣一領、拂子一枝付囑表信。43
此後,又回到燕京法源寺,接受了指空的衣拂。
因此,慧勤的禪脈,是在中國傳去的,並且傳了西天指空及平山處林的兩支法脈。平山處林乃是石屋清珙的法兄弟,所以,懶翁慧勤又與太古普愚是同一法祖的法兄弟了。
至正十五年,元順帝詔慧勤住京師廣濟寺。
至正十八年春,辭別指空東還。回國後受到恭愍王的禮敬,弘化不懈。恭愍王十九年(明太祖洪武三年),也就是指空死後的第八年的秋季,住於檜巖寺,九月十日,奉召入京,在廣明寺,大會禪及天台兩宗之衲子,舉行「工夫選」,恭愍王親臨觀察,慧勤拈香之後陞法座,對大眾說:「破卻古今之窠臼,掃盡凡聖之蹤由,割斷衲子命根,抖擻眾生疑網。操縱在握,變通在機,三世諸佛,歷代祖師,其揆一也。在會諸德,請以實答。」於是,大眾以次入對,曲躬流汗,皆曰未會,或者理雖通而礙於事,或者狂態失言,一句便退。最後來了一位幻庵混修,慧勤歷問三句三關,混修通透無遺。44這也是高麗末期的一樁佛教大事。
慧勤的思想,與普愚不同,他著重四生六趣之存在,無非是法。又主張娑婆即淨土之說。他能文善詩,確為高麗末期難得之龍象。
在「工夫選」中最傑出的人物是混修(西元一三二○―一三九二年),混修是太古普愚的法嗣,也是懶翁慧勤的高足,明太祖洪武二十五年,七十三歲圓寂,他正好趕上高麗滅亡而朝鮮開國。他是以工夫選中出了名,所謂三句三關的對答,是如此的:
混修立於堂門階下,慧勤問他:「如何是當門句?」
修即上階而答:「不落左右中中而立。」
問:「如何是入門句?」
修即入門:「入已還同未入時。」
問:「如何是門內句?」
答:「內外本空,中云何立。」
慧勤即以三關審問:「山何岳邊止?」
修答:「逢高即下,遇下即止。」
問:「水何到成渠?」
答:「大海潛流,到處成渠。」
問:「飯何白米做?」
答:「如蒸沙石,豈成嘉餐。」
慧勤因此首肯。45
洪武十六年,辛禑王冊混修國師;末代的恭讓王,再封他為國師。朝鮮太祖元年,混修圓寂,太祖諡為普覺國師。混修是一位禪匠,而且是一位大書法家呢!
同出於太古普愚門下的,據說有大禪師九十人,禪師及其他者千三百人。除了混修最著名之外,尚有王師圓應尊者粲英。混修門下有龜谷覺雲。從普愚下傳者共有七代:初祖普愚、二祖混修、三祖覺雲、四祖淨心、五祖智嚴、六祖靈觀、七祖休靜。
此期間尚有一位千熙(西元一三○七―一三八二年),他在元順帝至正二十四年,五十八歲時來華,先到杭州,至正二十六年,參聖安寺的萬峰禪師,傳法授衣付禪棒。萬峰是千巖元長的法嗣、中峰明本的法孫,因此,千熙該是中峰國師的重法孫了。當年他就東還高麗,受到恭愍王的渥禮勞慰。至正二十七年,恭愍王封他為國師,懶翁普愚主持工夫選時,請他為證明師。著有《三寶一鏡觀》若干卷行世。
高麗末期的義學與禪宗,已無甚區別,可記的教學者,僅子安一人(西元一二四○―一三二七年),他在二十九歲時,即被拜為三重大師,主講《成唯識論》時,此宗之耆宿也都執卷聞教於其座下,主法之盛況,被形容為「前古未曾有」,撰述經論章疏,凡九十二卷,又疏記《心地觀經》,元之諸講師見了,亦無不讚美歡喜。可見子安是一位當時難得的義學家了。
然而,我們知道,韓國的佛教,是以高麗王朝的時代為黃金歲月,王氏共傳三十四王,計四百七十五年,沒有一王不崇信佛教,沒有一年不舉行佛事,雖然宮廷佛教未必盡如佛法的理想,但國王的竭誠護法,確為佛教光大的主因,並將法雨普施於全體國民,佛教對於韓國國民的安慰貢獻,高麗的政權,功不可沒。可是,一到李氏王統的朝鮮之時,佛教就江河日下了!其實,這一現象,在高麗末期,已很嚴重了。
首先要說,高麗的文教風氣,自太祖以下,至成宗王時,已經立定了學政的基礎,文教制度的確立與改革,以儒學取士任官,而使文風大興。到了忠烈王十五年(元朝至元二十六年),安裕(又名安珦)隨王訪華至燕京,得到《朱子全書》,而輸入了宋之理學,朱子學在韓國的提倡,安裕為第一人,然而,倡道朱子學,即形成了排斥佛教的第一步,並種下了後來李朝廢佛毀釋的遠因。
安裕的學生白頤正,又入元朝傳受程朱之學。元仁宗延祐元年(西元一三一四年),忠烈王已讓位,他自己則來中國,構築萬卷堂於燕京,並召李齊賢於府中,而與當時元朝的名儒閻復、姚燧、趙孟頫、虞集等交往,考究書史。當時又有博士柳衍等,自中國江南購返經籍一萬八百卷,元仁宗也賜忠烈王書籍四千三百七十一冊,計一萬七千卷。這對於韓國後來在儒學上的發展,幫助很大。
自安珦傳白頤正,白頤正傳李齊賢,李齊賢傳李穡,李穡傳權近,權近傳卞季良,這是高麗儒學的系統。唯李齊賢及李穡,尚為崇信佛教的儒者,而且李齊賢對於禪宗,參究頗有心得。與李穡同時的成均館博士鄭夢周,便以排佛做為宣揚儒教的方策了。李穡的學生權近,以及與權近同時的鄭道傳二人,因其後來掌握李朝初期的文教實權,毀釋排佛之舉,更見激烈了。
高麗末期,倡排佛論者已不少,但以鄭道傳的排佛論最為深刻而激烈。鄭道傳亦曾遊於李穡之門,並與鄭夢周為友,他也是成均館博士,恭愍王二十年,授太常博士,在辛禑王時結交了朝鮮太祖李成桂,並獻計廢除高麗最後之二王,逼恭讓王以禪位之美名,把政權交給了李成桂。所以鄭道傳既是朝鮮功臣,復是高麗的逆臣,高麗之亡,就是亡在他的手上。但到朝鮮太祖七年,又因陰謀作亂而伏誅。他著有《三峰集》,在該書之卷九,載有〈佛氏雜辨〉等文。他自己說著有〈佛氏雜辨〉十五篇,今所見者僅得十四篇,或加〈闢異端之辨〉共計十五篇。他的排佛闢釋論,讀來確實有氣勢澎湃之感,但自其文內容而論,他所讀佛典極少,除了以周濂溪的《太極圖說》,以及程朱之理氣論等為其依憑之外,別無其自發的見解,不過效顰宋儒之伎倆,陰採禪學的思想,陽造排佛的意氣而已。採拾禪家語錄的片言集語,斷章《楞嚴經》、《圓覺經》、《金剛經》等經的一句、兩句,肆意歪曲,並以韓愈〈諫迎佛骨表〉為其論證,雖然痛論激語滿紙,實亦類似兒戲,論理的基礎極其脆弱。
同時,崇佛過盛而不加約制之時,必有妖妄之徒,乘機惑世取寵。在恭愍王時,有妖僧遍照,不學無德,但他黠慧而機辯,喜於矯飾,枯槁其形,不論盛夏或隆冬,僅服破衲一襲,深得國王敬重,言聽計從,干預政事,於是,士大夫之妻,均以神僧視之,而來聽法求福,但他密受奸臣以兩個處女之淫供,恣威作福,斥去忠良。恭愍王竟封他為真平侯,又加保世功臣等等的職銜。終於更改在俗姓名為辛旽,權傾一時,而貪淫日甚,貨賂輻湊。居家則飲酒啗肉,恣意聲色,見王則清談茹素飲茗而已。國王信佛而弊害之盛如此,當非偶然。
恭愍王十年,遂有如此的禁令:「釋教本尚清淨,而其徒以罪福之說,誑誘寡婦孤女,祝髮為尼,雜處無別,……醜聲時聞,汙染風俗,自今一切禁之。」(《東國通鑑》卷四十七)
辛禑王八年,有妖人伊金,自稱是彌勒佛,宣說吃牛馬之肉者必死,有財貨而不分與人者必死,愚弄鄉民,惑亂大眾,眾人奔相皈信,敬之如佛,無賴之徒,和而從之,轉相誣誑。
因此,太古普愚有憂國憂教的言論。居士李穡,在恭愍王元年上書,論及佛教之頹敗及其救弊之道。恭愍王十九年,明太祖頒璽書,提出警告:「不敬不汰,則善惡不分。」46主張禮敬德僧而汰除冗僧。
辛昌王即位之年(明洪武二十一年),典法判書趙仁沃,上疏:「近世以來,諸寺僧徒,不顧其師寡欲之教。土田之租,奴婢之傭,不以供佛僧,而以自富其身,出入寡婦之家,汙染風俗,賄賂權勢之門,希求巨利。」於是提出辦法:寺產應:「載諸公案,計僧徒之數而給之,禁住持竊用;凡留宿人家之僧,以犯奸論;貴賤婦女,雖父母喪,毋得詣寺,違者以失節論,其為尼者,以失行論;敢祝婦人髮者,加以重罪;鄉吏驛吏,及公私奴婢,勿許為僧尼,僧徒恆留宿人家者,俾充軍籍,其主家亦論罪。」(《東國通鑑》卷五十三)
趙仁沃是排佛的人物,當無疑問,雖其誇大與強調僧徒之失行如此,卻也不是空穴來風,所以他的辦法是如此地苛刻。雖其未必全為當局者接受,然他的影響卻是不可忽視的。
因此,到了恭讓王二年(洪武二十三年)六月,便有一位前典醫副正金琠上書,說了公道話:「今狂儒之淺見薄識者,不顧三韓之大體,徒以破寺斥僧為懷。噫!聖祖(案:係指高麗太祖)創業之深智(案:係指觀山水地脈而創寺祈福),反不如豎儒之計乎?伏望殿下,上順聖祖之弘願,重營佛寺,加給田丁,以興釋教。」(《高麗史》卷四十六)
可是高麗王朝已到強弩之末,排佛論者,已經形成了優勢。故到恭讓王三年四月,禁令婦女往來佛寺。同時,有成均館博士金貂,上疏排佛,主張驅逐出家之輩,還於本業,請破五教兩宗,補充軍士。另有成均館之生員朴礎等,也上書,請勒令佛者還其鄉,以充兵賦,焚其書,以絕根本!
到此為止,韓國的佛教,在內部頹敗及儒生排擊之下,已是奄奄一息了!可見,佛教如不設法從淨化人間的實際工作上著手努力,而但從祈禱禍福等的觀念上做宣傳,縱然鼎盛一時,也必趨於衰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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