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的佛教學
一、傳統佛教的檢討
在傳統性的中國佛教而言，從「唯證乃知」的觀點上，認為真正地了解佛法者，唯有真正如實修證的人。僅在文字知識以及表面的考察上，乃是無法深入佛法精神，也無從理解佛法精義的。這種觀點的具體表現，便是我國禪宗的「不立文字」而主張「以心印心」的直透悟入佛的性海。這是至高的宗教境界，也是獨步古今的宗教信仰。所以近世以來，各種宗教的信仰，均因自然科學及人文科學的昌明，而形成了反比的退潮的激流，即使佛教的其他各宗，也有退潮的現象，唯獨禪宗以及類似禪宗的小乘禪定的風氣，到了西方，不但是反傳統的人喜歡禪，甚至天主教的教士們，也被禪的力量所激動。可惜，這種實修的風氣，在我們自己的國土上，卻呈現了停滯的狀態。假如我們願意心平氣和地，對於自己終年的活動，做一番細密的統計，真正全心全意用在實際修持定業（包括懇切認真地誦經、拜佛、念佛）的時間數，恐怕所占的百分比是相當少的。佛教精神之不能充分地由我們生活中表現出來，原因即在於我們的身心，特別是心境，不能與佛法相應，所以自內到外，均與普通人的影響力相似。我們無力以道感人，做為宗教型態的佛教，便不能勃興起來。這在今天的我們，是必須加以檢討的大問題。
我們再來做另一方面的統計，假如未把時間放在定業的實修上，是否放到慧業（包括認真地求解經義、分析教義、比較研究等）上面去了呢？這一點，我也相信，所占的百分比，恐怕比起定業還少，因為我們之中的許多人，尚未具備文字知見的能力，這雖不及修持定業之切乎實際，但卻不是人人都能的事。然而，要使佛教之久遠博大，文字研究的工作，絕不能少，中國佛教之能成為大乘佛教的最大主流，即在漢譯經典的俱全以及歷代高僧的著述。有真行，必有正解；有正解，必起正信；有正信，必能發為悲天憫人的弘法精神，作成不朽的傳世章篇。那麼，今天的我們之中，有多少人可以留下禁得起千百年的歷史考驗，而仍能夠光芒四射的文字作品呢？這又是我們必須加以檢討的大問題了。
事實上，今天的我們之中，有道心的人，也不過是把大部分的時間，放在人天福業（建寺、造塔、辦學、說法、法會等）的修持上。所謂菩薩道和人天業，表現方式相同，僅是存心的清濁之分，則是根據定慧二業之深淺與有無而來。所以，我們若能虛心檢討，懇切反省，口頭所稱的「菩薩道」，只是背誦經句，距離真菩薩道尚遠。這也是宜加推敲的大問題。
但在今天，我們之中，能夠有人全心以赴地修人天福業，或在孜孜不倦地追求表面上的文字知識，仍是存續佛法慧命的大好現象。因此，當我們看到外國學者們，以近代的科學方法研究佛教，使之脫出宗教的形式而成為獨立和客觀的一門學術，名之為Buddhology（佛教學）的東西之時，亦當有以正面的態度來迎接它和認識它的必要了。
現在，我們就來介紹近代世界的佛教學的趨勢吧！
二、近代佛教學的誕生
所謂近代的佛教學，乃是一種誕生於歐洲的學問。即是站在第三者的立場，用客觀的科學方法，來究明關於佛教的教理、歷史、藝術等的一種學術。當然，對於佛教的比較研究，在印度及中國的古代，即已開始了，例如論藏中所提出的問題，便是出之於比較研究的態度，唯其處理的方式，是出於信仰的和主觀的，故與近代的佛教學不同，並且在範圍方面，主要只是佛教自身的內部的，雖也有涉及與外部之印度教的比較，而其本質，仍係以佛教為主體而來達成信仰的目的，例如「諸行無常」（anitya）及「諸法無我」（anātman）的思想，它的出發點，也是為了應付印度教的思維而來。佛教傳入中國之後，教判思想的發達，也僅是佛教內部的，是從信仰的態度上，所做的分類，比之以近代佛教學，用純科學的客觀態度所做的分類，意味迥異。這種教判風氣，傳到日本，到了十八世紀，出了一位飲光慈雲尊者（西元一七一八─一八○四年），即以比較新的態度，他熟讀了梵文的《普賢行願讚》、《般若心經》、《阿彌陀經》等，著了一千卷的《梵學津梁》，但此仍非現代佛教學的起點。因在現代佛教學未從歐洲來到東方之前的印度也好，中國也好，日本也好，所有比較研究的學問，均係先有一個自宗的主觀立場，其次對於他宗的思想，則稍具客觀的色彩；在內容上是屬於訓詁之學；就處理問題的範圍而言，也不夠廣大，只是對內的、思辨的、哲學的，最要緊是屬於信仰的。此與發生於歐洲而已成為文化學之一個分野的近代佛教學，是相當不同的。對我東方人來說，近代佛教學的園地，主要是在日本，那是由於南條文雄（西元一八四九─一九二七年）及高楠順次郎（西元一八六六─一九四五年）之留學歐洲，回到日本之後，便為近代佛教學，在東方開闢了新的園地。在我中國，受此影響而有成就可觀的，僅得梁啟超、湯用彤、陳垣、呂秋逸、胡適之等數人而已，因為這是學術，不是信仰，同時也須具備外國語文及佛教語文的知識，和科學的治學方法。所以在我國佛教界中，已見的成績，並不豐富。
三、漢學中的佛教學
近代佛教學，為何誕生於基督文化區域的歐洲？這是值得探索的問題。其中的淵源，有好幾個線索可找。最初是由於基督教舊教的神父們，接著又有新教的牧師們，到了中國，傳播他們的信仰。舊教方面，以耶穌會士（Jesuit）之後，屬於舊教系統的國家如義大利、西班牙、法國、比利時等的神父，來到我國，其中著名的傳教士，則有沙勿略（Francisco
Xavier，西元一五○六─一五五二年）、利瑪竇（Matteo Ricci，西元一五五二─一六一○年）、顧賽芬（Séraphin
Couvreur，西元一八三五─一九一九年）等人可舉。他們一到中國，為了能夠以適應環境來達成其傳教的目的，便努力於中國文化的研究和撰述，所以他們的態度是很輕蔑的。但當這些東西到了歐洲，便引起了學者們研究中國文化的興趣，進而做中國古典的研究，終於形成了廣義的所謂「漢學」（Sinology）——一種研究中國文學、藝術、語言、歷史等的學問。不久，即以法國為中心，掀起了研究漢學的文化運動。由此發足，在歐洲方面，也開始了研究大乘佛教的啟蒙運動。
由此可知，在歐洲的漢學，也有兩種立場：一是立足於一般文化學的立場者，一是立足於為要達成傳教目的的基督教之立場者。由於後者的動機不純，他們是在個人的職業的感情之下，來做佛教的研究，故當閱讀那些神父及牧師們的著作時，對於他們筆下所處理的佛教教理之介紹，是不能不加以審慎考察的。
由初期的耶穌會士研究漢學，而將研究中心移至巴黎之後，即出了許多純學術的大學者，在法國最先的偉大漢學家，即是短命的Eugéne
Burnouf（西元一八○一─一八五二年），但他對於漢語學、佛教學貢獻極大。此後的知名學者，則有E.
Senart（西元一八四七─一九二八年）、Sylvain Lévi（西元一八六三─一九三五年）、J.
Przyluski（西元一八八五─一九四四年）、Paul Demiéville（西元一八九四─一九七九年）。
在以法國為中心的漢學佛教學家之後，另在英國系的以及其他的傳教士之間，也有關於研究佛教問題的著作發表出來。例如：Joseph
Edkins（西元一八二三─一九○五年）、E. J. Eitel（西元一八三八─一九○八年）、T.
Richard（西元一八四五─一九一九年）、H. J. Hackmann（西元一八六四─一九三五年）、H.
Haas（西元一八六八─一九三四年）等人。但是，在這些基督教的傳教師之中，有時對於佛教，懷有極惡劣破斥態度。
不論如何，發生於歐洲的漢學，最初之動機，是為了傳播基督教，是先有主觀的宗教立場之後，抱著指摘佛教弱點的願望，以顯示基督教之優秀性為目的。然在通過漢學研究而接觸到佛教研究的新旅程中，他們確實負起了媒介傳播的使命。沿著此一線索而進入比利時，則有幾位神父，展開了漢籍佛典的歐文翻譯，例如Louis
de la Vallée Poussin（西元一八六九─一九三八年）神父，譯出了《俱舍論》，É.
Lamotte（西元一九○三─一九八三年）神父，譯出了《大智度論》。
四、印度學中的佛教學
所謂「印度學」（Indology）的抬頭，是起於英國政府的統治印度，這批英國人對於印度文化的研究，是為了如何地鞏固他的殖民地統治權，故與同為英國的傳教士們研究漢學中的佛教，態度並不相同，他們沒有宗教的排他意識，只是用毫無成見的白紙，對於印度的文化，做諸方面的調查，以此立場所得的研究成果，便大大地增強了客觀性的價值。他們對於印度教、佛教、佛教藝術，及印度地理等的研究，沒有夾雜著作者的私情，故比傳教士們的態度，可取得多。綜合他們對於印度文化的諸種研究，總名之謂「印度學」。因此，我們所談的佛教學，不過是全體印度學之中的一個單元而已。
但在印度學中的佛教學，如果予以分類，又可分成梵語（Sanskrit）語系的大乘佛教（Mahāyāna
Buddhism）和巴利（Pāli）語系的小乘佛教（Hīnayāna Buddhism）；若以部派之名，稱呼小乘佛教，則為上座部佛教
（Theravāda Buddhism）。實際上，巴利語系的佛教徒們，殊不喜被稱為小乘，他們總是自稱上座部佛教。
在巴利語系的佛教研究之中，也與漢語系相同，分有兩種立場：一種是出之於基督教傳教士們，做為傳教的手段而做的佛教學研究；另一種是做為純學問之研究而發達於英國及德國的佛教學。先有傳教士們，以現在仍舊存在的巴利語系佛教國家：錫蘭、緬甸、泰國為對象，深入活動，展開了研究和傳教的工作，結果也使巴利語系的佛教研究到了歐洲。傳教士們卻把佛教置於和印度教、耆那教、伊斯蘭教的同等地位，以表現出基督教在宗教地位上的優越性，這是在宗教的偏見之下，所做的研究。
現在我們再將巴利語系及梵語系的佛教學研究概況，分別說明如下：
（一）巴利語及巴利語佛教之研究：巴利語及巴利語佛教之研究，已如前述，最初是出於基督教傳教士的傳教手段，那是在錫蘭開始的，他們先學會了錫蘭的土語，一種名為幸哈利斯（Sinhalese）的方言，進而再研究他們的佛教經典，這便需要通過了巴利語的知能，始能讀通那部龐大的佛教文獻。對此具有濃厚興味的歐洲人，便有丹麥的Michael
Viggo Fausböll（西元一八二一─一九○八年），英國的Thomas William Rhys
Davids（西元一八四三─一九二二年）以及他的妻子也是他的弟子Caroline Augusta Foley Rhys
Davids（西元一八五七─一九四二年），德國的Hermann
Oldenberg（西元一八五四─一九二○年）、Richard
Pischel（西元一八四九─一九○八年）等的著名學者。不久之後，便產生了所謂「巴利語佛教」這個學術上的名目。
（二）梵語佛教的研究：在近代的歐洲，促成梵語研究的開山人物，是Sir William
Jones（西元一七四六─一七九四年），他本來是法律學者，由於他在語言學上的驚人成就，竟使他成了比較語言學界新猷。他於一七七八年的講演中，指出了梵語和希臘語及拉丁語之間，類似之處相當地多。例如從動詞的語根及文法的形式等推測，上述數種語文，一定是由同一種母語，分張分化出來的東西。他的這一態度堅定的宣布，便誘發了歐洲對於比較語言學的興趣，因而在英、德、法國以及歐洲的其他地方，造成了研究梵語的新機運。
此後由於Brian Houghton
Hodgson（西元一八○○─一八九四年）在尼泊爾發現了許多梵語文獻，轉送給法國的梵語學者Eugéne
Burnouf，因而即以法國為中心，推動了梵語佛教的研究，對於大乘佛教經典的翻譯和研究，有了新的發展。因此在其稍後，又產生了一位歸化英國的佛教梵語學家Max
Müller（西元一八二三─一九○○年），以及荷蘭的佛教梵語學者Hendrik Kern（西元一八三三─一九一七年）。
其間更有日本的南條文雄，留學於英國的牛津大學，稍後去英國的高楠順次郎參與研究，而對梵漢兩種語文的佛典翻譯，開始了比較研究的工作，那就是南條文雄參與了Max
Müller翻譯梵本《無量壽經》的工作，也參與了H.
Kern翻譯梵本《法華經》的工作；不久，高楠順次郎，也將漢譯的《觀無量壽經》，完成了英譯的工作，其中不無得力於Max
Müller英譯《無量壽經》的出版之處。此後，南條氏又於一八八三年出版了《大明三藏聖教目錄》，此對於研究梵語佛教的學者們，起了很大的刺激作用，由此之前已有Samuel
Beal（西元一八二五─一八八九年），於一八七六年出了The Buddhist
Tripitaka as it is Known in China and
Japan，所以南條氏的《大明三藏聖教目錄》無異是對學者之間的評判。尤其南條氏將一部明版《大藏經》由日本贈送給大英博物館，收藏為資料之後，完成此一藏經目錄，乃係對查了梵語原典之有無並予以加添之後作成的，故而當這被稱為《南條目錄》的經錄問世以來，Beal氏的目錄，已不再受人重視了。
五、比較語言學產生的梵語學者
梵語研究的本身，和佛教學之間，並沒有直接的關係，但是，興起並澎湃於德國的比較語言學，當其踏上梵語的舞台之後，在其側面的關係上，卻由於研究梵語而大大地幫助了大乘佛教的研究。
德國的比較語言學，在其研究當初，以屈折語（inflectional
language）型的印歐語（Indo-European
languages），為世界各種語言中最最優美的語言，甚至有的以為那是一種浪漫主義的語言。由於此一目的不夠有力，結果，除了皮相的探究之外，沒有別的意義可說。可是，像這樣的比較語言學，促進了梵語以及印歐系各種語言之研究，其結果，在梵語方面，終於造成了對於大乘佛教之研究的重大貢獻。因此即以德國為發祥地，以及在丹麥、荷蘭等地，出現了許多著名的梵語學者，並由之延伸到巴利語的研究，例如：丹麥的Rasmus
Kristian Rask（西元一七八七─一八三二年）、Michael Viggo Fausböll，德國的Max
Müller、Albrecht Friedrich Weber（西元一八二五─一九○一年）、Richard
Pischel、Hermann Oldenberg、Ernst Leumann（西元一八五九─一九三一年）等等，可謂不勝枚舉。
六、蒙滿及西藏的佛教學
大概在比較語言學勃起於德國的同一時期，帝制的俄國，也成了另一個研究佛教的中心。唯其與英國占領印度之時所做印度學研究的動機相同，畢竟是為了統治乃至獲取殖民地的目的，而來研究滿洲及蒙古的佛教，當時所出的著名學者，便有Isaac
Jacob Schmidt（西元一七七九─一八四七年）、Ivan Pavlovich
Minayeff（西元一八四○─一八九○年）、Th. Stcherbatsky（西元一八六六─一九四二年）等人。
位在印度和中國本土之間的西藏，不論在地理上或政治上，都是與外界隔離的，僅從入藏旅行者的一些紀錄之中，把西藏向西歐的學術者做著若干介紹。到了歐洲學者發動中央亞細亞探險的前後之際，也對西藏開始了關心的研究。對西南亞方面的學者，雖然早在西元十世紀頃，已對西藏有了認識，對於西歐學者的理解西藏者，則以天主教的神父António
de Andrade（西元一五八○─一六三四年）、Ippolito Desideri（西元一六八四─一七三三年）、Francesco
della Penna（西元一六八○─一七四五年）為始，接著又有英國的George Bogle（西元一七四六─一七八一年），於一七七四年出使西藏，以及Turner上尉（西元一七六○─一八○二年）於一七八三年出使西藏。又有匈牙利人Alexander
Csoma de
Kőrös（西元一七八四─一八四二年）到了西藏的拉達克（Ladakh），編出了《藏語文法》及《西藏語辭典》。此後有一位德國的基督僧侶Heinrich
August
Jäschke（西元一八一七─一八八三年）編成了《藏德辭典》；稍後於一八八一年，又出版了《藏英辭典》。一八八二年印度的Sarat
Chandra Dās（西元一八四六─一九一七年）入藏，到了一九○二年，他即完成了其研究的成果《藏英辭典》（A Tibetan-English
Dictionary），由於這部西藏語學上的傑作，更進一步地開放了研究西藏的大門。因此，在日本方面，也有河口慧海（西元一八六六─一九四五年，著有《西藏旅行記》）及寺本婉雅（西元一八七二─一九四○年）等人到了西藏，更有受西本願寺管長大谷光瑞所派遣的青木文教（西元一八八六─一九五六年，著有《西藏》）及多田等觀（西元一八九○─一九六七年，著有《西藏》）等之入藏，另有楠基道、池田澄達、金倉圓照、月輪賢隆等研究西藏佛教的出現；尚有芳村修基之孔版《西藏語字典》出版。之後不久，對於西藏的研究，在日本佛教學界，也掀起了熱潮。尤其在一九五五至一九六一年間，由大谷大學監修出版了《北京版西藏大藏經》，為西藏佛教學的研究，完成了準備的工作。在我中國方面，也有大勇及法尊等人，入藏學法，法尊於民國二十三年（西元一九三四年）學成返國後，譯出了《菩提道次第廣論》及《密宗道次第廣論》（西元一九三七年）出版、《現觀莊嚴論》（西元一九三七年譯成）；湯薌銘譯出《菩提正道菩薩戒論》，此在教理及文獻上的貢獻至大。
在此可以順便一提，由於西藏文字及文法均學自梵語，所以西藏語聖典的大部分是由梵語聖典以直譯方式移植過去，如將現存的西藏聖典，再譯為梵語，仍可與原典相符，此在漢語譯成的聖典，就辦不到了。因此，今日許多在藏語中保存著的聖典，已不見梵本，而仍不妨即以藏語本做為參考的根據來研究，因而藏語聖典，對於今後佛教學的發展上，有著重大的價值。
七、美國的功績
嚴格地說，美國之所謂佛教學，尚不足以言成就。自William Dwight Whitney
（西元一八二七─一八九四年）開始研究之後，繼其流者有E. W. Hopkins、Maurice
Bloomfield，到Franklin
Edgerton（西元一八八五─一九六三年），才於佛教的梵語文典及辭典上面，有了啟蒙開花的成就，而產生了幾位學者，但在今日看來，那也不過是乘著基督教士傳教的便利以及殖民政策所給便利之下，做了一些膚淺的研究而已。真正的貢獻，毋寧是在H.
P. Blavatsky（西元一八三一─一八九一年）的「神通會」（Theosophical
Society）的活動開始之後，成了他兒子的「達磨波羅」（Dharmapāla，西元一八六四─一九三三年）在錫蘭成立了「大菩提會」（Mahā
Boddhi
Society），活躍在達磨波羅背後的有一位夏威夷人Foster夫人，我們也不能忽略了她，由她點火而發動的大菩提會，便負起了將佛教推向歐洲的傳播使命，但此一系統，信仰方面的貢獻遠過於學術方面的貢獻。
另有一些日本佛教徒，隨著向美國移民，特別在夏威夷及三藩市等地，由於日本移民的需求，日本的佛教即流向美國，所以也出了幾位美國關係的日本佛教學者，例如今村惠猛（西元一八六七─一九三二年）、鈴木大拙（西元一八七○─一九六六年）、角田柳作（西元一八七七─一九六四年）等人。
八、荷蘭及法國的東方學
荷蘭在亞洲殖民的歷史，比英國還早，嘗統治過印度尼西亞及錫蘭，故對於其占領地之歷史、地理、語言及考古學的研究，堪與英、德等國相比，由Leiden大學發行了有名的《通報》（T’oung
Pao），在Leiden大學也開設了歐洲唯一的佛教學講座，這是值得注目的。《通報》這份雜誌，是由荷蘭的Gustave
Schlegel（西元一八四○─一九○三年）和法國的東方現代語學院的教授Henri
Cordier（西元一八四九─一九○三年）共同編輯，於一八九○年創刊，直到一九○三年Schlegel去世，又由Edouard
Chavannes（西元一八六五─一九一八年）繼承編務。這在當時是一份均由漢學權威學者們執筆的雜誌，採用原稿以法文為主，然亦採納英、德兩種文筆。對於漢學的貢獻，乃是眾所周知的事，其對佛教學的開發，也有相當功勞。
九、中亞探險與佛教史學的刺激
中亞探險，始於一八九○年，由印度政府，派出了一位Captain
Bower，在新疆的庫車附近，發現了貝葉形的古文書樺皮斷片，帶回印度，經過由英國到達加爾各答的Rudolf
Hoernle（西元一八四一─一九一八年）的研究，知道乃是貴重的梵文佛教經典之一部分，因此而刺激了俄國、英國、德國、法國、瑞典、日本等的學者，紛紛前往，陸續探險，結果，為此位於亞洲大陸文明交叉點上的古代歷史，發掘出了新的光明，對於佛教史上，也帶來了新的認識和方向。參與其事的著名人士，則有俄國駐克什克爾領事Petrovski，英國在克什彌爾及拉達克、克什克爾擔任領事的G.
Macartney，到了拉達克的英國領事S. H.
Godfrey，研究俄國資料的俄國梵文學者Oldenburg。英國方面則以Hoernle最為傑出，俄國的考古學者Klementz於一八九八年到吐魯番旅行；在一九○○年有生於匈牙利的英國人Aurel
Stein；此後，有德國的Grünwedel。更有佛教史學家Huth。一九○四至一九○五年間的德國探險隊之Le
Coq；一九○六至一九○九年間的法國探險隊之P.
Pelliot。因了斯坦因的敦煌探險與古代寫本經書之發現，刺激了中國政府對於敦煌遺物的收集，也引起了日本大谷光瑞之派遣大隊探險人員前往達三次之多。
現在已追及阿富汗及巴基斯坦、尼泊爾等地，做佛教遺跡遺物的考古踏訪。
一○、辭書
西元十九世紀末葉以來，由於東方學及比較語言學的發達，特別對雅利安系語言，和滿洲、蒙古、西藏語文之研究結果，已有各種文法書及辭書的編集出版。例如德國的Otto
von Böhtlingk（西元一八一五─一九○四年），英國的Sir Monier
Williams（西元一八一九─一八九九年）的《梵語辭典》，R. C. Childers（西元一八三八─一八七六年），T.
W. Rhys Davids（西元一八四三─一九二二年）等的《巴利語辭典》；H. A.
Jäschke（西元一八一七─一八八三年）的《藏英辭典》，更有Alexander Csoma de Kőrös（或Kőrösi
Csoma
Sandor，西元一七八四─一八四二年）的《藏語文法》等，尤足注目者，日本最近由鈴木學術財團出版的荻原雲來所編之《梵和大辭典》，最有利於我國學者之研究佛教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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