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別千差一掃空——管窺黃檗隱元禪師
天下有三座黃檗山，一座在江西洪州，一座在福建福州，一座在日本京都的宇治，而最古的一寺，即在福州。我於二○○二年十月十三日，到福州的黃檗山參訪先賢遺蹟，看到殿堂寮室煥然一新，尤其在隱元禪師紀念園中，殿閣庭苑及碑亭建築，令我神往不已，因為那是現代日本黃檗山諸賢，對於祖庭的奉獻。
我是臨濟子孫，當然也是黃檗子孫，唯以生逢亂世，少小出家，即遷居海外，未嘗有緣及早拜謁法脈源頭，年逾古稀，始得來到黃檗山禮拜祖師行道遺址，感慨自身業深障重之餘，尚有不虛此行之慰。
今年（二○○三年）九月，接獲京都黃檗山萬福寺文華殿之知藏田中智誠先生來函，囑我為其文華殿開館三十年、創設三十三週年，撰稿紀念，提供《黃檗文華》第一百二十三號刊載。我雖對於日本黃檗山，所知不多，趁此因緣，對於隱元隆琦禪師（西元一五九二─一六七三年）及其門下，做一管窺，聊資回報田中先生的雅意，亦對明末歸化日本之高僧，表示崇高的敬意。
正由於隱元禪師在六十三歲時歸化了日本，中國禪宗史中便甚少見到有關他的資料。以致我雖研究明末佛教，卻未能對隱元禪師著墨，若以隱元禪師的年代計算，又正是我所研究的範疇，例如我的博士論文，是寫明末的蕅益智旭大師（西元一五九九─一六五五年），乃為隱元禪師同一時代之人，隱元禪師親近過的密雲圓悟（西元一五六六─一六四二年）以及為其印可的費隱通容（西元一五九三─一六六一年）兩位禪師，也曾是我研究的對象，遺憾得很，我竟未曾寫過與隱元禪師相關的文章。
中國佛教之傳入日本，大乘八宗，無一遺漏，其中多係日本僧侶到中國求法之貢獻，唯自唐朝以下，唐僧東渡者，亦大有人在，例如唐代著名者，有道明、道榮、道璿、鑑真等二十七人，而以鑑真之東征，最為史家所樂道，因其對於日本律宗開創，影響極其深遠。鑑真律師（西元六八七─七六三年）之後，宋僧東渡而有影響力的，乃為蘭溪道隆、兀庵普寧、無學祖元、大休正念等十一人；元僧東渡之有史可徵者，有一山一寧、西澗子曇、石梁仁恭、靈山道隱、清拙正澄、明極楚俊、東陵永璵等十三人；明初東渡僧侶，則有天龍寺的龍室道淵、建長寺的喜江以及靜山，尚有奉明代朝廷之命，派赴日本擔任交流工作者，則為仲猷祖闡、無逸克勤、天倫道彝、一庵一如等人。
到了明末清初，由於明室衰亡，滿清入關主政，基於民族意識以及兵亂不止，明末儒者如朱舜水等流亡日本，大量明末遺民，亦浮海赴日，著陸之處，即為明清時期日本對華交通的特別要港長崎，明人赴日，皆於長崎登陸，亦集中留置於長崎，明末僧侶亦隨著移民潮來到長崎，故有建立佛寺之必要，先建興福寺、次建福濟寺、後建崇福寺，合稱為長崎三福寺，基本而言，此三寺的建築，乃由中國的船主捐獻，亦從中國福建聘請僧侶前往住持。此後，廣州旅日華僑亦於長崎建寺，名為聖福寺，其開基住持鐵心和尚，祖籍亦為福建人士，直至隱元隆琦禪師，於京都宇治開創黃檗山，建立黃檗宗，寺名為「萬福寺」，乃為紀念福建的黃檗山萬福寺，是為飲水思源，以上五寺寺名，皆繫有一個「福」字，想必亦為出於飲水思源。
依據資料顯示，自清朝順治年間至康熙之末的七十年間，東渡日本的高僧，多達六十餘人，隱元隆琦，即是其中的大龍象，他是日本承應三年（西元一六五四年，即明末永曆八年，亦是清朝順治十一年）七月十五日抵達日本長崎，在這略前的順治八年（西元一六五一年），已有福建的道者超元禪師，到了長崎的崇福寺。及隱元東渡，則為日本佛教史上的一大盛事。也可以說，歷來東渡的華僧之中，對於日本佛教有大貢獻者，雖然很多，而能在日本自創一宗，並獲得後水尾法皇封為國師，也贏得德川幕府大將軍家綱撥地建寺，又受到皇女光子法內親王崇敬的人，在鑑真律師以降，能集如此榮寵於一身者，恐不作第三人想了。尤其隱元東渡之時，已是黃檗山的住持，德高望重，弟子眾多。亦似鑑真第五次東渡之時，伴同的弟子有道俗十四人，隨同隱元東渡的弟子有大眉性善、獨湛性瑩、南源性派、獨吼性獅、慧林性機等。
隱元東渡的緣由，表面上是因長崎興福寺的住持逸然性融遣弟子自恕及古石等，來福建的黃檗山邀請前往日本弘揚禪法，一說是依敕命及王命而到日本的。依據《長崎古今集覽》也說，將軍家綱之時，依足利家之慣例，欲建禪剎，並呼請中國道德之僧，隱元便是應聘的一人。
隱元自身是明末臨濟宗的中興法將，他的門下弟子，亦多傑出之士，帶到日本的二十人，十人返回中國，十人留駐日本，嗣後又有木庵性瑫於西元一六五五年抵長崎福濟寺，即非如一於西元一六五七年東渡住崇福寺，高泉性潡於西元一六六一年到宇治黃檗山，襄助隱元，掌理衣缽。兩位性字輩的弟子，對於日本黃檗宗的攝化之功甚偉。其中的木庵性瑫，是日本黃檗山的第二代住持，深得將軍家綱的優遇厚賜，在他手上，黃檗山完成了極有規模的各種殿宇建築，並蒙靈元天皇敕賜紫衣，並在江戶白金，開山興建紫雲山瑞聖寺，在法嗣五十餘人之中，鐵牛道機、慧極道明、潮音道海，並稱為門下三傑。至於高泉性潡，乃是一位奇才，不唯精於寺院行政工作，禪修工夫及文學修養，均屬上乘，後水尾法皇曾向隱元請法，亦敕高泉製〈十牛頌〉，法皇八十聖誕日，高泉提唱，並撰《扶桑禪林僧寶傳》進奉，法皇御覽之後，而云「仰願禪師與朕同壽」，爾後優詔不絕；並且得到皇子一乘院真敬親王皈依嗣法，皇女光子法內親王亦請為之皈依授法號，尚有近衛基熙、家熙父子的皈依，大名之建寺供養，在他以世壽六十三歲圓寂之後，靈元上皇敕諡「大圓廣慧國師」。此乃明末第二位中國的歸化禪僧，能在距隱元之後二十年間，亦受另一位上皇敕諡國師號的人。這二位歸化的國師，看來似乎一樣地尊榮，唯其若無隱元禪師在日本的艱辛開路，高泉禪師恐亦不易得到如此高的世榮。
回過頭來，再看隱元禪師東渡之後的艱辛經歷是什麼？他在日本得到的助緣是哪些人士？首先，隱元面臨的日本禪佛教界，是妙心寺派的臨濟禪僧。歡迎他的是妙心寺派的禪僧，抨擊他的也是妙心寺派的禪僧。先說迎接隱元並把隱元留在日本，使他的晚年能在日本主流社會，得與原有的臨濟、曹洞二大宗派，分庭抗禮，創立第三禪派黃檗宗的人士，原來都屬於臨濟宗妙心寺派。第一位是妙心寺仙壽院的禿翁妙周，因他於西元一六五二年頃，在京都書肆的一束書物中，見到《隱元錄》二卷，讀之稱奇，因以之示於龍安寺（亦妙心寺派）的龍溪宗潛，見之亦奇，二人便暗暗崇敬隱元禪師，此時距隱元東渡，尚早二年。當隱元抵達長崎，卻巧妙心寺的另一禪僧竺印，也行腳到長崎，便希望盡快把隱元接到京都，正巧禿翁妙周的法兄虛欞了廓，也從廣島至長崎，親炙隱元的法儀，並向禿翁報導。就這樣，龍溪、禿翁、竺印三人，便計畫著把隱元迎請到妙心寺。由於諸方相傳隱元禪師到了日本，便為當時日本的禪宗界，興起了一大股刺激的風潮，仰慕而求參謁者，相當地多。例如大阪大仙寺湛月致虛欞的書信，對於隱元禪師行化日本，稱為：「是何幸哉，當于叢林衰替之秋，適遇祖師之西來者，如冷灰之復燃矣，孰不隨喜焉邪。」
由於竺印及龍溪二人之奔走，而將隱元迎至京都，並與將軍及後水尾法皇等日本最高統治階層結了法緣；在隱元禪師未於京都建立黃檗山之前，遇到不少挫折阻礙，所以屢次表示返回中國之意願，均被竺印及龍溪等人勸請挽留下來。諸多不遂順事，乃出諸於明末中國禪林規制行儀，與入宋諸師所學，已有若干不同，所以隱元禪師帶到日本的規約制度，包括飲食次數、敲打法器、唱念南無阿彌陀佛等，均與日本禪宗所行者殊異。另有一部出於妙心寺派的著作《禪林執弊集》二卷，共有三十七項，竟有十七項是針對龍溪、隱元及其黃檗宗的非難。以此可知，隱元禪師東渡日本，既受到妙心寺派許多禪僧的歡迎，也為妙心寺派的禪風帶來考驗，受到歡迎的是仰慕隱元禪師的禪法，受到抗拒的是明末清初中國禪林的行事方式。
如何是隱元禪師的禪法？在他尚未東渡之前，名為《隱元錄》的開示錄，已於日本的書肆流傳，後世相傳的則見於《普照國師廣錄》、《黃檗開山普照國師隱元和尚傳》、《普照國師年譜》等書。寬文三年（西元一六六三年），日本黃檗山開堂之後，後水尾法皇，委託龍溪，向隱元徵求法語，隱元即上「法要」一章，現存於《普照國師法語》，內容如下：
單傳直指之道，別無言說，唯要自己放下身心及一切塵勞。直下返照本來面目，覷破無位真人，則不被外物所蒙，如鏡對鏡，了了分明，原無一物染汙，亦無點塵留礙；圓陀陀、活潑潑、赤灑灑、轉轆轆，名不可名，識焉能識？直得自徹自悟自了而後已。既徹悟了然，則生死去來自由自在，處富貴不為富貴之所牢籠，處人天不為人天之所留礙。可謂萬象主，而作四生父，以天下為一家，以萬類為一子，繼往開來，駢臻民福，聖種彌隆於萬代，法門砥柱於千秋。
這一篇法要，共有四個段落：1.禪法的體驗，首在放下身心及一切塵勞。2.禪法的工夫，在於返照未出娘胎前的本來面目，原來無物無塵、非名非識。3.禪悟之後，即得生死自在，不為人天富貴所滯礙。4.徹悟之人，便可以成佛，便能如法皇那樣，既有聖種隆傳萬代，亦為法門千秋作砥柱了。乃將佛法與皇業，用禪法來一以貫之了，因此而博得後水尾法皇的尊崇，於同年六月二十九日，以納於五重黃金塔內的佛舍利五粒，以及黃金若干相賜，敕建舍利殿。
又於寬文十三年（西元一六七三年）二月三日，後水尾法皇向隱元禪師請法的書問奏對，可見其機鋒峻厲：
後水尾法皇曰：「朕老矣！無日不思道範，但未得一會為歉耳，……朕嘗閱《人天眼目》、臨濟四料揀等，建立宗旨，差別因緣，後來知識下語作頌。朕屢召問都下諸山之僧，未免多涉於機解，若如是則何處見宗旨？據朕見處，了無一法與人，臨濟亦無開口處。雖然，既有料揀不用，則違臨濟之旨，用則不免葛藤，未審如何判斷？」
隱元老和尚奏答云：「萬別千差一掃空。」
法皇聞奏，大悅，乃曰：「朕早知老和尚只有一句，今果然。」
隱元老和尚聞後，呵呵大笑云：「老僧被法皇看破。」
真是一則快問快答的公案。緣於當時日本都下諸山之僧，多被知解葛藤所困，涉及機鋒往還，便落入義解說理的窠臼，所以後水尾法皇不能滿意，一般利智上根禪士，例如禿翁、龍溪、竺印、虛欞等妙心寺派下諸禪僧，一旦接觸到隱元語錄，便生傾慕之心了。
後水尾法皇對於隱元禪師，雖未會面，隱元的奏答，確甚稱旨。故於一六七四年隱元禪師圓寂後的二年，也就是延寶四年八月七日，由於皇女林丘寺開山普明院光子元瑤法內親王之奏請，後水尾法皇親用御筆，將隱元禪師奏對的一句法語「萬別千差一掃空」七個字書寫了，下賜黃檗開山堂。至於為何以「未得一會為歉」？依據後宇多天皇的遺敕，禁止外國僧晉見參謁。可知不是不想會見，乃因不便會見。然而當後水尾法皇聞悉隱元禪師重病不起，即以三句話悼慰：「師者國之寶也，倘世壽可續，朕願以身代之。」法皇為期隱元禪師這樣的國寶，長壽住世，竟「願以身代之」，這絕對不是一般客套的悼慰話了，法皇對於一位歸化的禪僧，如此真情相待，實在難得可貴。
接著亦由已經出家為尼的皇女林丘寺宮光子法內親王，提出奏請，後水尾法皇便對隱元禪師授給「大光普照國師」之諡號。敕文云：
朕聞臨濟之道，遍行天下，至天童雙徑，光輝益盛。唯我日域，久乏宗匠，幸黃檗隱元琦和尚，受請東來，重立綱宗，闡揚濟道，大光於國，功不可磨，朕屢沾法乳，簡在朕心，故
特賜大光普照國師之號，以旌厥德，欽哉，故諭。
敕文中一則慨嘆「唯我日域，久乏宗匠」，再則稱頌隱元禪師東來日本，「重立綱宗」，闡揚臨濟祖道，「大光於國」。此係指出日本禪宗此際已無大匠，故藉隱元東渡而重振臨濟宗風。以此可知，隱元禪師對於日本禪佛教的振興，厥功甚偉。縱然受到來自妙心寺保守派的許多抨擊，說他不識禮法，說他濫收徒眾，連馬伕船腳為了餬口，也到寺內剃度，數百惡比丘，都成了會眾。又說黃檗宗所用的口語，非倭音、非唐音、亦非明音，乃是用的韃靼音等等。可是，隱元禪師東來，已為日本的禪佛教界，注入了新鮮的源頭活水。
回顧中國佛教，經過宋明理學的撻伐以及元朝蒙古人的異族統治，漢傳佛教諸宗，到了明初，已是奄奄一息，命如懸絲。迄於明末，相當日本江戶幕府時代的初期，中國佛教出了不少大善知識，臨濟派下名德群出，曹洞一脈也極興隆，隱元隆琦禪師，便是出現在那一個時代的臨濟宗傳人，由於當時的中國，像隱元禪師這樣的名匠極多，他東渡日本，找到一塊發揮所長的新天地，可能要比他留在中國的意義更大。
當我研讀我的先師東初老和尚遺著《中日佛教交通史》的過程中，發現一項有趣的事實，那便是日僧留學中國者，不論入唐、入宋、入元、入明，遊歷參學之後，即返回日本；華僧東渡者，往往便在日本留下，成為歸化僧，甚至像唐之鑑真，明之隱元，成了日本佛教的拓荒者及中興者，而被日本朝野尊稱為人間國寶。因為他們東渡是為弘化。反觀我聖嚴自己，一九七○年代，東渡日本，是為留學，完成博士學位之後，便離開了日本，這好像也是理所當然的事了。
這篇文章，到此必須擱筆，因為我不是研究日本黃檗宗的學者，引用的資料，主要出於上述先師的遺著以及辻善之助著的《日本佛教史》第九卷，將之提供《黃檗文華》刊載，殊覺汗顏。尤其是用現代口語的中文撰寫，對於日本讀者極度不便，我要為此致歉。以我這個中國禪僧，寫一篇中文來紀念文華殿開館，算是聊表一份敬意；更貼切地說，我是寫給中文讀者們看的，是讓中文讀者們約略知道一些日本黃檗宗的開創事蹟，以資緬懷明末東渡的先賢古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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