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學譯經與中國的佛教教育
在世界各國之中，接受佛教的文化，而能契入於其本土的文化並且壯大發揮其本土文化，尤其能夠相得益彰的，我中華民族，實在是得天獨厚。這要感謝我們的佛教先賢，他們有的是從西域東來，有的乃由東土西去，無論東來抑或西去，他們的旅途是艱險的，他們的心志是堅貞的，他們的貢獻是偉大的，他們的目的則是相同的，他們唯一的希望，就是如何把西土的佛教文化與佛教信仰傳入我國，並且如何才能把那西土的佛教文化完整無缺地傳流或吸收到中國來。在中國史上，最早來自外國的文化使節或國民訪客，便是佛教的和尚，最早出國的留學生，也是佛教的和尚，所以中國最早所接觸到的外來的新文化，便是佛教的文化。
中國出國留學的第一個留學生，是朱士行，根據梁任公先生的考察，自朱士行（西元三世紀中葉）於魏高貴鄉公甘露五年（西元二六○年）西行求法開始，而到唐德宗貞元五年（西元七八九年）悟空法師從印度東歸為止，在此五百二十九年之間，西行求法的高僧大德，除去佚名無考的八十二人之外，共有一百零五人。至於自西土東來的佛教高僧，第一位是安世高（西元第二世紀人），由安世高於漢桓帝建和元年（西元一四七年）東來譯傳佛法開始，而到唐德宗貞元十二年（西元七九六年）般若法師為止，共歷六百四十九年，大德七十二人（以上資料出梁啟超《佛學研究十八篇》）。1我們看中國佛教史，佛教來中國，自東漢發軔，經魏晉的孕育，至隋唐的鼎盛，這是接受西土文化的階段，所以雙方高僧的來往交流，也以這一階段為特盛，西土佛典的譯成漢文，絕對的多數，也是完成於此一階段之中。及以宋元以下，雖有零星的譯介，亦僅補苴之作。因自晚唐以後，中國的佛教已從吸收和孕育中，開出了新生的花朵，對於西土梵本佛典的翻譯，也到了飽和之點，同時也像不再有強烈的譯經要求，故自晚唐以降，留學生及譯經的成就，便無可論列了。
晚近以來，佛教的文化，又有了新責任的開始與負擔，日新月異的交通工具，已使我們此一地球世界的幅員，每在縮小之中，世界各地的距離，每在縮短之中。過去幾千年中，佛教的導化範圍，僅限於亞洲一地，即在亞洲之內的各地佛教，其崇信及發展的情形，也是沒有統一。近世以來，東方的亞洲人，已在羨慕西方歐美兩洲的物質建設的科學文明，西方的歐美人士，也在嚮往著東方文化的精神領域。所以世界大同、文化相融的偉大時代的新局面，已在開始了。
我們今天的佛教，要把自己的佛教文化傳播到歐美去，正像鳩摩羅什、佛陀跋陀羅、菩提流支、真諦、實叉難陀之由西域東來，力弘聖教，邊講邊譯；我們也歡迎外國的學者來中國留學佛教文化，而讓他們帶回各自的祖國去，正像朱士行、法顯、玄奘、義淨等的留學西域，而將佛典介紹回來。同時，我們的責任，不唯要將中國的佛典譯成另外一種歐美的語文，而要譯成許多種外國語文，甚至是各國的土語方言；我們不唯要把中國的佛典譯介出去，還要將外國或漢文以外尚未見存於漢文內容的佛典，介紹到中國來。我們知道，漢文的佛典，除去中國歷代高僧大德的著述之外，全部均由梵本迻譯過來，但是佛典的語文，除漢文及梵文之外，尚有錫蘭土語、泰文、西藏文、蒙古文、日文、滿洲文、西夏文、巴利文等。梵文佛典，現多散佚，文獻足徵的，莫如漢文、巴利文、西藏文，以及相當於中國元代以後的日文佛教著作（此期以前的日本佛典多係漢文原本），所以我們仍有責任將其譯介成為漢文，期使整個的佛教文化，來做一次大會師，而得一個大統一的局面。
但是我們身為漢語中國人的近代佛教徒，應該深自感愧，我們在這方面的工作，不僅做得太少，簡直還沒有開始，近世部分佛教文化之傳入歐美，多為南傳佛教的各國學者及日本佛教學者的功勞，甚至還有部分是傳自西藏高原的喇嘛。中國的佛典最豐富，中國的佛教最高深，近代中國的佛教徒，卻最無能！為什麼會如此的呢？一言以蔽之：近代的中國政府不提倡佛學的研究；近代的中國佛教界，未能自成一個教育的系統而來造就人才。據來自美國的消息：在美國諸多大學之中，多有東方哲學院系，東方哲學普遍多以佛學為主，耶魯大學的佛學課程，竟達十門之多，餘如哈佛、普林斯頓、哥倫比亞，以及加州、華盛頓、芝加哥、夏威夷、威斯康辛等的各州州立大學，也都有著佛學的課程。其他國家如日本、泰國、緬甸等，也都有其佛教大學的設立，唯獨中國，最冷漠！再說，在現下中國的佛教環境之中，不但沒有理想的教育機構，甚至還無法找到一所真以培養人才為目的，而可使人安心讀書的地方，遑論接受外國留學生前來我國研究佛學，這是何等地悲哀！但願教界有願有德有悲有志的大德，登高一呼：重視佛教教育，培植有為的青年，俾使我們擔起時代所賦予佛教的使命。
近有幾位青年法師矢志出國深造，並有詹勵吾居士等討論譯經問題，因有所感，寫了這篇短文，期奏助陣吶喊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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