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鼓全集》第三輯 文集類|03-03 教育．文化．文學|上篇　教育與文化|中國當代佛教的苦悶——送青松法師東渡有感

中國當代佛教的苦悶——送青松法師東渡有感

五月二十五日下午，我由松山機場送青松法師登機東渡回來，面對中國當代的佛教，思潮澎湃，感慨萬千！

中國的佛教，雖然來自西陲的印度，但經漢末魏晉而迄唐宋，由於中印兩地的歷代高僧，傳譯發揚，培植滋長，成為佛教的第二祖國。佛教萌芽於印度，卻在中國土壤中繁殖茁壯，融匯大小三乘，集聚佛法大成，自成一個系統，旁傳高麗、日本，這在中國來說，實在是「得天獨厚」。

在中國佛教史上，義學風氣鼎盛的時期，寺院所在之處，高僧所居之地，即為中國文化與教育的中心，社會上與思想界的菁英之輩、傑出之士，也都以佛教的寺院為向學之所，寺院的高僧為其問道之師，並且學風所被、道風所至，享名宇內，飲譽東瀛。唐玄宗開元年間（西元七一三——七四一年），有善無畏、金剛智、不空三位大士，西土東來，傳授密宗；不空傳惠果，惠果再傳，唐德宗貞元二十年（西元八○四年），即有日本僧人空海弘法大師，來華留學，求受密法東歸，即為日本真言宗之始祖；此後於唐代肅宗之際，有我國鑑真律師，東渡日本，大弘毘尼法化，而成日本律宗的創祖；迄至清季順治十一年（西元一六五四年），又有中興黃檗道風的隱元禪師，受日本的禮請，東渡弘化，初創日本的黃檗宗風。再如日本日蓮宗的始祖，日蓮上人之創立該宗，由於他在比叡山的精心參究，而比叡山者，即是初由中國傳入佛教的地方。總之，日本的佛教，全部傳自中國，乃為中國佛教的一大支流，所以日本的佛典，在我國宋元以前，很少有他們自己的著述。相反地，我國古代的佛教譯本或著述，由於歷代的政治變亂及大小不等的法難，而被損毀不傳的，在日本倒可得到其存本。如經會昌法難，中國密宗教典，大都失傳，日本卻仍盛傳不替；律宗典籍，因自南宋以後，禪宗盛行，律門衰微，唐宋諸家律學著述，中國亦多散失不見，或則毀於兵燹，其有若干原本，竟在日本可以找到。這一點，我們應向日本民族的收藏精神致敬；日本這個國家，並沒有其自己的文化，但能善善惡惡，竭誠模仿，專志學習，並且經久不墜，因此自從中國佛教的義學風氣走入下坡之後的宋元以還，日本的研究精神，隨即繼之而起。我們且看歷代國內外漢文藏經的編纂刊印，最初是中國北宋《開寶藏》，最後是近年由中華佛教文化館影印的日本《大正新脩大藏經》正續兩編，一共三十種，其中十八種是中國人印的，三種是高麗人印的，九種是日本人印的。但是，最最完備、最最詳審的，要推由日本人高楠順次郎等於西元一九二二至一九三一年所編印的《大正新脩大藏經》了，他們正像我國古代高僧組織譯經道場一樣，集合許多學者，歷時十來個年頭，蒐求各種異本，乃至敦煌本、寫本、古佚本，以及各種流通本，詳加審訂校對。這種規模，這種工作，在我國的藏經史上，還不多見，近世以來更難想見。故在《大正新脩大藏經》的續編之中，除了「古逸」與「疑似」兩部之外，共計一千五百四十六種，盡收日本人著作，不錄一篇中國人的東西，可見中國義學日漸沒落，日本佛教，日漸代興了。

晚近以來，中國國勢，內憂外患，擾攘不已，佛教在基督教挾著西方人科學知能的優勢侵凌之下，無法抬頭，國人也以佛教徒本身的不自振作，而加奚落，乃至毀寺逐僧。佛教在此雙重壓力之下，老一輩的面對此一乖張的新局面，固然不知所措，年輕一輩的，則又心有餘勇而力不足，一切原來的規制和狀態，已不能適合時代的要求，要想建立時代所需要的規制又感百廢待舉，不知從何下手，即使著手做去，也會遇到許多現實和舊狀態的牽制。比如近代的佛教偉人太虛大師，他雖為了扭轉此一新舊交替、除舊更新的局面，奔走呼籲，努力一生，仍未得到多大的效果。於是，形成目前的佛教現狀：看來好熱鬧，實則是個肥皂的泡泡，教制、教育、慈善，毫無系統，也少實際的力量可言。佛教需要人才，人才必須從教育和培養中產生，但是面臨新時代後，數十年來的佛教教育，始終沒有一套完善的計畫，各處雖有佛學院的設立，但都局限於私塾式的開蒙授受，兩年或三年畢業出來之後，也就處處畢業了。以目前來說，別想求學深造，即使供人安心讀經的所在，也不多見，這實在是中國當代佛教的最大苦悶。因此，一些稍有抱負的青年僧人，禁不住此一苦悶的煎熬，便希望出國去求深造，因為除了中國，凡是佛教盛行的亞洲國家，不論南傳小乘或北傳大乘，都已設有佛教的專門大學，從宗教的型態上看，日本固然不及泰、緬等國，從學術風氣及教育設備上看，日本則勝於泰、緬等國，故此真為研求學問者，多選日本。但是最近三、四十年以來，中國僧人東渡日本，先後不下百數，不論學教、學密，當其去國之時，不無一番抱負，俟其既去之後，則亦未必有成，對於中國佛教，固未見有整頓中興的作為，對於他們本身，竟也未有一人能夠博學經世，而得受重於當時，影響及後世，其中原因何在？實足我人慨嘆檢討。

青松法師，是當今僧青年中的俊傑之士，故其見地亦有過人之處，當其臨行之前，曾謂於我：此去志作橋樑的過渡，非求日本佛教的反哺，我們的出路，應該是向歐美邁步。故我願他此去，是效鳩摩羅什之西來，鑑真、隱元之東渡。但我更願中國也能開辦佛教大學，讓我們的青年，從自己的大學中，通向歐美去，也讓歐美人士來研究中國的佛教，並且帶回歐美去。否則，中國的佛教，勢將永遠苦悶。

（一九六一年六月，刊於《人生》十三卷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