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論今後中國佛教的教育與文化——有感於詹勵吾居士的發心捐產
由於今日中國佛教沒有教育可言，故在十二卷九期的《人生》月刊，筆者曾以「留學譯經與中國的佛教教育」為題，寫過一稿，復於本（一九六一）年六月號的《人生》月刊，以「中國當代佛教的苦悶」為題，寫了一篇短文，然猶覺意有未盡。適又接獲旅居加拿大的詹勵吾居士捐產興辦佛教教育及文化事業的消息，欣聞之餘，略抒管見，以供一得之愚，並希詹居士及教界大心開士們的惠加指教。
因我生於貧賤之區的田舍之間，少小失學，憂患迄今，其間雖曾經過私塾、小學，以及佛學院的學生階段，但受生活環境的牽制，時輟時續，總計在學時間，不出七年以外，故此十數年來，任便自我教育，總覺學歷不足，自修頗多困難。即或得以信筆塗鴉，猶感浮泛無以落實。我也相信，凡是來自大陸的法師輩中，童幼祝髮者，多半當有此一沉痛的感觸，因為我們的佛教教育，在老輩的觀念之中，講經說法，即是教育，參方聽講，即是受教。這是不錯的，佛經中也是如此規定的，但那只是成人的佛教教育，也是一般社會性質的佛教教育。至於基礎的出家少年教育，依照律制的規定，少年沙彌，戒力未固之先，首當勤於沙彌律儀的學習與行持，不得早赴講筵聽經學教。這以佛時的僧團制度說，當然也是準確的，否則，小兒出家以後，對於沙彌應遵守的十戒、七十二威儀，尚未通曉之前，即去聽講華嚴海會、法界緣起、普賢行願，以及三止三觀、八識二無我、五法三自性等的大道理，那是沒有實際必要的，正如小兒不由幼稚園、小學、中學而一步躐等大學研究院者，同樣地不可理喻。所不幸地，佛教傳入中國之後，自由發展的趨勢，固予佛教以蓬勃的新生，但是大乘佛教重於普化入世，聲聞型態的僧團規制，也就無法維持了；百丈的叢林清規，雖亦沿革於僧團的規格，但其已為比丘生活的農禪家風，這與小沙彌是沒有關係的。少年出家，多依子孫傳代的小廟，小廟的師資，除了經懺的念誦，亦多無以為學；年長比丘具足，回到小廟，即可住持當家，接受下一代的剃度。就是這樣，累代相傳，弊病百出，以致形成了晚近以來中國佛教的一蹶不振，雖有數十萬寺廟，數百萬的僧人，竟沒能夠產生比例相等的高僧。一言以蔽之：中國雖有崇高偉大的佛教，卻沒有規制完備的佛教教育。
因此，我雖不學無術，我雖沒有清末義丐武訓興學的精神，但對中國的佛教教育，始終都在引頸仰望之中，我們時以佛教擁有偉大的文化而感到驕傲和自豪，但竟未能夠以教育佛教的青年，來繼往續絕。我們自愧福薄，未能受到應受的佛教教育，但總不能讓我們的青年，也去躑躅徬徨於佛教教育的大門之外，任其自生自滅！否則的話，我們對於那些留下偉大文化的先聖先賢，勢將無以交代，對於我們的青年，也將無以交代，對於我們的歷史，更將無以交代。西洋人說：「如果你想不朽，最好是自己寫下或讓人寫下些值得傳誦的作品。」這雖是功利主義的觀念，但與中國儒家所說的立德立功立言，則又不謀而合。今日的人們，求售其名，唯恐不及，那麼我勸這些大德們，來為佛教的下一代用點頭腦出點力罷，要不然，用自己的手或買來的手，寫出來的名字再大，當你躺進地下的時候，便會給歷史一把抹掉的。
關於佛教青年的教育問題，我嘗聽到長老尊宿輩慨然談起：「小和尚還是不讀書的好，我曾見到許多年輕的比丘接受上人的栽培，從小學到大學畢業，學了一肚子的學問，也弄成了一身習俗的毛病，到最後小廟裡容不下大菩薩，一個個地都去還俗了！」這實在是件頗足哀痛的事。但是此一癥結之所在，不是教育的本身有問題，而是所受教育的本質有了問題，社會一般的大學課程，目的是在培植世俗的建設人才，教人如何做一個有作有為的在家人，卻沒有教人如何去做一個如理如法的出家人，所以當其大學畢業，看看佛教圈中，並無他們學以致用的餘地，只好還俗了事。因此，今天我們所談的是佛教的教育，是希望以我們佛教的力量創辦我們佛教的教育機構，建立我們佛教的教育體系，以佛教的教育來培植佛教人才；是教我們的青年接受佛教的宗教教育。為了方便接引，不妨分作兩類：一是純出家的佛教教育，一是在家人的佛教教育。在家部分照章收費，出家部分，則一律由校方籌措供給。出家受供，是古佛制度，免費求學，可為貧寒向學的青年多開一條上進的道路，亦為僧人的來源，多鋪一條道路。出家人的教育，重在生活的實踐與宗教意志的磨鍊；在家人的教育，則以世學為主，佛學為副。在我理想中的佛教大學的學生，當其入學之先，可以不論身分，任由各自報考，一旦入學之後，凡願就讀出家部分的青年，即須削髮改裝授予沙彌十戒。俟其學程之中乃至畢業之後，如覺出家生活與其志趣不合，亦當任由退學，捨戒還俗；如果頗能安於出家生活的行持操履，大學畢業，即予傳授比丘菩薩戒，而以出家為其終身的職志。再進一層，佛教的弘化人才，亦應分成等次。佛制出家，不分貴賤，不別智慧，我們自當如法遵守；但對出家而任宣教弘範之師者，如於佛教教育上了規制體系之後，必須經過各種等次的考試，應該分為宣教師、法師、三藏法師的三種等級。大學畢業的青年僧人，只可稱為宣教師；大學別設研究院，研究若干時日，對於任何一宗一派、一經一論有獨到的見地並有專著提出評審者，可以稱為法師；在研究院中或自我進修下，能夠通達三藏教典，一貫大小三乘義理，圓融無礙，周遍徹透而有著作，提交三藏法師評審委員會審查合格者，稱為三藏法師。為求機會均等，三種等次的資格，凡有同等學力者即得報考。如果未經考試及格的僧人只許說開示，不得講經論。此一辦法，當其初行之時，不無有其困難，行之三、五十年，情形必將改觀，這是挽救中國佛教的唯一辦法。否則僧人未受完善的教育，出家人各憑自我奮發的力量，加以自我教育，已覺非常吃力；在家居士為了愛深責切，每將古時的佛制，衡諸時下的僧人，便覺看不順眼。但此乃是捨本逐末的吹毛求疵，我們護法的精神，不當在求改造時下的僧人，應在設法如何培植我們理想中的僧人。改造出來的東西，總還是舊的，培育出來的力量，才是真正的新生。可惜此一新生的力量，我們尚未見到它的曙光。
再說中國佛教的文化事業。本來佛在當時，雖然說法四十餘年，但其並未親手留下片紙隻字的著作，佛法的究竟，也即無法可寫，無話可說。然而佛法的傳世不朽，歷久不衰，所賴的資本，卻又是在擁有三藏的寶庫。自從佛滅之後迦葉尊者召集五百（有說一千的）大阿羅漢，第一次結集佛法時開始，直到近世，代代都有推陳出新的發明，世世皆有卓拔偉大的作品陸續產生，陸續向人類的文化貢獻出佛教智慧的結晶。佛教在中國的新生，也為中國的文化重新放出燦爛的光明。故在日本人編刊的《卍續藏》的一千七百五十六部之中，多半是蒐集我國先賢的佛教著述，但是其中多為唐宋而及明末清初的東西，到明末四大師蓮池、紫柏、憨山、蕅益以降，尤其到了清朝中葉之後，佛教的文化事業，也就無多可觀了，迄至民國以還，有太虛大師及其同時的一班僧俗近賢挺起，才算挽回了急轉直下的頹然趨勢。可惜此一風氣，盛行不久，在老成凋謝以後的今天，又進入暮氣沉沉的階段了。當然，今日的佛教文化界，並非都在冬眠之中，雜誌有十多種，出版社有五、六家，最大的有《大藏經》的影印，最小的有單行本及單張宣傳品的流通，但我希望指出：今日的社會氣息，是急功近利的，我等佛教徒們，多少也染有此種求取急功、務於近利的氣息了。出版界限於人力與物力的條件之下，沒有整套而兼魄力的計畫，來為佛教的文化事業開創新的紀元，所以多在影印舊有東西，未能將舊有的東西加以時代技術的整理迻譯和推新；出版者由於顧及經濟上的自存之道，便不得不考慮時價與銷路的問題，印書之際故亦不能在在都從學術價值及文化的本質上著眼。再說著述界中，近十年來，固有不少部頗具分量的東西出世，但就一般而言，仍不脫求取急功近利的時弊，不先深入地研究，便事淺易的作述。像這樣的現象，自也當有應有的功德和價值，但總不是佛教文化事業理想的景象。其最大原因，是在佛教人才的空虛，如果今日的中國佛教，能夠產生大願大力、大智大悲，如窺基、智者、清涼等的一位，我們的時代，勢將大大地改觀。最痛心的，我曾聽到一位熱心於藏經整理的大德談起：「我們如要整理藏經，應當趕緊趁早，除蔡念生居士以外，很難找到更好的人選來主持此一整理審訂《大藏經》的工作了，但他已在漸漸地老了。」在目下來說，不一定僧界之中無法找出與蔡念生居士相等學養的人來，但要找出與其相當精力和熱心於佛教文化事業的僧人，實在不可多求。此如近年中華佛教文化館影印日本《大正新脩大藏經》正續兩編，是出於念生居士的建議，其間宣傳影印以至影印終了，所有的重要文獻，多半出自他的手筆；如今由屈文六居士主持的《中華大藏經》修訂委員會，在目錄及經本內容方面的審查工作，也都由他一個人擔任，這是值得我們深表敬仰和深致敬佩的。可是佛教以三寶為中心，三寶以僧寶為代表，佛滅度時，以法付僧，今日的僧人，竟無有能主持藏經的整理與審查者，我們僧人，實在太沒有面子了！故我祈望年輕的法師們，當此佛教教育尚未走上軌道之前，應該放下一切俗緣世務，關起門來多做一番充實自己的工夫。
近兩年來，由於周宣德居士的奔走努力，在各方面熱烈響應之下，對大專院校獎學金的設施，效果頗為良好，大專青年，在此獎學金的設施及周居士的領導下，已在走向研究佛學的大門。這在未來的學術思想界中，當會開花結果，它能帶給青年們以遠大的前途，也將為我們的佛教走出一條新興的道路，這是我們值得預為慶慰的事。旅居加拿大的詹勵吾居士，也在此一獎學金的設施下，捐出時價數十萬元新臺幣的房屋地產，做為佛教青年教育與佛教文化事業的基金之用，這是大菩薩的精神表現，也是真居士的護法行為。我相信財富而如詹居士的佛弟子中，當不僅只有詹居士一人而已，詹居士也絕不是所有財富居士之中最有財富的人，但是雖有財富而不施捨出來，等於是做財富的奴隸，唯有使用其所有的財富來做最有意義的事業，才是財富的真主人。因此，我要在此向詹居士致其崇高的敬意。據聞這筆捐款，將要組織財團法人，接受保管以後，自可產生宏大的效果，唯其處理的計畫，尚未實施之先，我想建議三點：
（一）最好的辦法，應該利用這筆捐款，做為籌創佛教大學的開辦基金，或者首先成立一個學院，卻不必增作大專院校的獎學基金。唯有培育出家僧人的新生力量，才是中國佛教根本的圖存之道，否則僅在大專青年身上下工夫，只能提倡佛學的研究風氣，卻不能鞏固佛教的宗教本質，最多也只能夠變得跟日本一樣，僅有佛教的牧師，沒有菩薩比丘的法師了。十年、八年之後，佛教有了人才，再於佛教大學做為文化事業的中心，自可一舉兩得。
（二）萬一覺得籌創佛教大學的問題太大、因難太多，就請利用這筆捐款籌組佛教出版公司的基金，專門從事於佛教文化事業的翻譯，但此終非救治中國佛教的根本之道，最多是收容幾位外文人才，陸續將大乘佛教的經典傳譯到中國以外的區域中去。唯其即使如此，已是大乘佛教的一大轉機了。
（三）這筆捐款只可做為基本金，不可視作經常費，應以這一基本為中心，再向十方善信長者募化發展，期造事業的大成。要不然，坐吃山空，捐款糊塗用光，仍無大事可成，想那絕對不是詹居士發心捐產的初衷了。我也相信主其事者，當有成竹在胸，筆者謹此拋磚，以期引玉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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