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鼓全集》第三輯 文集類|03-03 教育．文化．文學|上篇　教育與文化|再論今後中國佛教的教育與文化

一、中國佛教冬眠了

說起中國佛教的教育與文化，如果你是一個教性堅強的人，相信必然會感到極度的沉痛與苦悶。

明末以後，有清一代，中國的佛教徒們，好像都在冬眠了，在思想上，在佛教的事業上，毫無建樹可言，致有許多讀書人家、仕宦之府的門前，每有掛上「僧道無緣」的字牌。到了民國（一九一二年）以後，仁山法師，大鬧金山之際，曾對金山寺的住眾下過如此的斷語：你們之中，如有能把一封信寫得通通順順的，願將我仁山的頭剁掉。金山乃是名山大剎，僧人的水準，已經低下如此，準此而下的小庵小廟，當已不言可知！

民初以還，由於軍政府看著佛教僧徒，優居寺院之內，坐享寺產之利，不事勞力的生產，不做教法的弘化，故有一輩激進之士，共議寺廟辦學之舉，因此各地僧徒，群情惶然，不知所措，致有太虛大師等振臂疾呼，創辦佛教學校，以禦外在政治力量對寺廟權益的干預。在此情形之下，我們不容否認，也曾出了一些中等資質的人才，數十年來的中國佛教，也即賴於這批人才的支撐衛護。奈其教育不上規則，植才沒有計畫，不唯無從培植大量的人才，即使有幾個資稟超拔的青年，也無法得到應得的愛護，以助其走上應走的出路，這是極其值得哀嘆的事！

今日的中國佛教界內，一等識淺見短之士，每遇一般在俗青年，能夠優遊於外文冊籍之內者，總要說一聲真了不起呀，這個年輕人會看外國書哩！會說外國話哩！會寫外國字哩！阿彌陀佛，哪像我們佛教的小和尚，一個個笨得像牛似地，又不肯學，所以都不懂外國文字哪！這真是阿彌陀佛，天曉得，存有這種觀念的人，如果他是生活在民國初年，我們還沒有話說，要是今天，再說這些話，令人聽了未免覺得太過時了。

二、中國佛教落伍了

試問：今日的在俗青年，凡是受過高等教育的，能有幾個不會兩國以上的語文，尤其在此國際交通頻繁、外賓來往接踵的時代，即使一般公共事業部門的雜役僕從，也多能說一口普通的英語。所以在歐美地區的青年，由於文字組織的類似，故在受完高等教育之時，每皆能懂英、法、德、荷、西、希、拉等五、六種的語文，這在我們中國的佛教徒看來，又有多大的感想呢？

其實，我們的時代進步了，我們的佛教徒卻落伍了，要知道，在一千三百年以前，我們的祖先，玄奘大師，留印十七年，即能通曉五印方言，更向上推，距今一千七百年，我國即有佛教高僧朱士行之西行，在此一千七百年之間，迄至宋際，雖其成就大小不等，但也代有譯師輩出，所以，佛教本來是一個國際性的宗教。同時，凡為中國佛教興盛之際，無不接受外來的影響，或者以中國的佛教去外化他邦，這是史實俱在的事。無奈今世的佛子不肖，未能繼承先賢先聖的遺業，奈何！

根據史載，玄奘大師西行回國，帶歸的梵本佛典，共有五百二十筴，六百五十七部之多，玄奘大師竭其十八年的生命和精力，一共譯出七十三部，一千三百三十卷，那麼尚有五百八十四部梵本佛典沒有譯出，但是這些梵本佛典，後來不知弄到哪裡去了？西元一九○六至一九○八年在甘肅敦煌石窟中所發現的部分梵本佛典，是否即為其中的一些，則很難斷定。最感到恥辱的，是我國佛教為北傳梵文系統的大乘佛教，我國的佛典，除了本土的著述，亦皆出自梵文的迻譯，然則近數百年來，中國僧人，每皆務於方塊字經典的探句測字，拘泥於繁瑣的訓詁工作，總以為佛典到此，業已大備，不必再去尋求梵文的研究了，所以中國僧徒，竟無一人能將梵文的教學相傳者，更無一人能夠熟諳梵文的組織與辨認者，致使梵文僅成為中國佛教史上的一個名詞而已。同時由於印度在西元第十二世紀前後，佛教受到伊斯蘭教的摧殘，幾近消滅，故世界學者也無由知道梵文佛典的本來面目。直到西元一八二二年才有英國人荷德森氏（B.
H. Hodgson）在尼泊爾蒐得三百八十部梵文佛典，提供歐洲的學術界研究，後來西元一八七三年至一八七六年間，又有英國人萊特氏（D.
Wright）繼續在尼泊爾努力蒐得梵語佛典三百二十多部，從此以後，佛教在西方人的觀念中，留下了深刻而良好的印象和影響。

三、日本佛教代興

西方人在對梵文佛典的研究之後，有了好多著作，很快地便影響了日本佛教的義學風氣。日本佛教，初因它的一切規模，都是學自我國及高麗，所以他們的研究領域也不出我國的型範之外，但從梵文佛典受了西方學界的重視之後，日本佛教也發生了極大的轉變。我們看日本佛教思想的轉捩點，是在西元十九世紀末葉與二十世紀初期之間，由於受了西方人研究梵文佛典的影響，日本的佛教便進入了新的階段。西方人只以梵文及巴利文做為研究初期佛典的資料，日本則一方面採取西方人的科學技術，接受西方人研究佛教的原始資料，另一方面又能參照利用中國佛教的材料，予以科學技術的融貫與處理，所以近世以來，真正要看佛教新文化的成果，實捨日本莫由。日本這個民族，要好心特別強，模仿的本領也特別高。他們近世以來，不唯沒有放棄對中國佛教的繼續研究，尤其採納了梵文、巴利文的材料，故將整個佛教，翻了一個身，一方面從下向上推溯研究，另一面又由上向下追本求末；前者是對中國佛教的研究，後者是對印度根本佛教的發掘。最值得注意的，在最近的六、七十年之中，日本佛教的人才之盛，盛於以往的任何階段。人才從何而來，一言以蔽之：教育而已。日本的佛教大學之多（共有九所），比中國的佛教小學還多幾倍，所以佛教的人才，也從佛教的大學之中，接踵而出。比如影響近世佛教思想最深的有：常盤大定、村上專精、姉崎正治、井上哲次郎、小野玄妙、伊藤義賢、木村泰賢、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宇井伯壽、南條文雄、織田得能、望月信亨、鈴木大拙等，多是博通梵、漢、英、日語文的佛教學者，因為他們的教育普及，所以才有如此的成績。中國的佛教，因為沒有教育可言，所以只好抱殘守缺，我們即使出了一、兩個人才，才氣縱橫而如太虛大師這樣的人，要是他生在日本，對佛教的永久貢獻，可能還要大些。但他生在中國，中國人才太少，有了一個人才，樣樣事情都會麻煩到他，把他當作萬靈丹看待，故在學術思想上面，以及整理發揮的工作上面，仍然無法趕上佛教史上一等大師，如慈恩窺基、清涼澄觀、天台智者。但在日本，如織田得能及望月信亨，窮年累月，各編一部《佛教大辭典》。譬如望月信亨，如他自己所說「經三十年的苦戰惡鬥」，才完成了一部《佛教大辭典》；至於織田得能，為了編輯《佛教大辭典》，多年辛勤，終以身殉，後來是由高楠順次郎，為之盡力，始克完成。像這樣勤懇的治學精神，在我國佛教史上，自明代蕅益大師編集《閱藏知津》以來，尚還無法找得一人，能夠以之比倫者。對於佛教工具辭書的編纂，我國雖有梁代僧旻、寶唱等的《經律異相》，唐代道世的《法苑珠林》，宋代法雲的《翻譯名義集》，明代一如等的《大明三藏法數》，明代圓瀞的《教乘法數》等書，然以近世來說，那些東西雖有價值，但已不切廣泛精確的實用，因此而有無錫丁福保居士參照織田與望月二氏的日本《佛教大辭典》，編成今日流通國內的《佛學大辭典》。此已算是討巧的工作了，可是即使這等討巧的工作，中國佛教界，竟也找不出第二個人為之擔當相似的工作哩！

四、為創佛教大學請命

我於此次重行出家之初，因鑑於佛教史書的貧乏，對時代的要求而言，實覺諸多不便，故此私下打妄想，發願在出家數年之後，編撰一部完整無缺、次序條貫的佛教通史。可是當我發現，佛教的史料，除了中國部分的比較容易蒐求（實在也不容易）之外，要編撰佛教通史，必需兼蒐印度原始的梵文、巴利文資料，以及藏文、蒙文、韓文、日文、英文、法文乃至俄文的資料之後，才可落筆為文，最低要求，也得通曉中、日、英的三種語文，方始有濟。但我懂什麼呢？真是初生之犢不畏虎。我的初願，如今想來，那是多麼地狂妄！唯其雖然如此，我也並未稍有退心。佛陀二十九歲出家，三十五歲成道；玄奘二十九歲西行，四十六歲東歸；蓮池大師三十二歲出家，弘一大師三十九歲出家，菩提流支六十歲出家，尚能究通三藏。我雖下愚，但即生不成，誓諸屢生，總可以了。

我國近世以來，在佛教文化的園地上，實在太荒涼了，太冷漠了，我們太需要新文化、新風氣的再生與重興了，但那要靠教育來做基礎的。如果沒有佛教的高等教育，中國僧人在未來的時代中，即使讀通漢文的三藏，也只等於半啞的啞羊。有人說在今日的社會裡，如不能通達兩種以上的語文，便是相當於西元十八世紀以前的文盲，那麼，我們之中的文盲，又何其之多呢？我們的佛教教育又在哪裡呢？我不想把嘴尖刺向他人，但我卻不能不喊佛教的全體教友，來為中國佛教未來的教育與文化救命！希望我們這些人，不要太近視，太自私，太勢利，太現實，太不為整個中國佛教的前途著想了，希望那些比我有力的大德長者，把眼光放大，把手心縮小。放大眼光，為未來中國佛教的教育努力；縮小手心，丟下那些虛名浮利的追逐和掌握。集中心力，專志一意，為中國佛教大學的創辦，奔走呼籲。武訓以一乞兒之身，尚且能辦義學，何愁我佛教的大德之輩不能辦起佛教的大學。如能拿出愚公移山的精神，何難不克，何業不成！當然，我們更要緊的，是在「成功不必在我」，能把佛教大學辦起來，主權何必我屬。比如印度的甘地，他不是印度國民大會黨的黨員，他無政治的欲望，但他卻是印度國民大會黨的黨魂，他是該黨施政的重心。

我在近一個月來，話已說得太多，但願稍能有些鼓勵和激動的作用。我在本刊前期的〈引論今後中國佛教的教育與文化〉之中，曾提到佛教大學的「佛教的宗教教育」，我為進一層的討論起見，已在《人生》月刊七月號，以「教育．宗教．佛教的宗教教育」為題，發表一篇長文，讀者師友如有興趣，不妨請取參閱。

（刊於《覺世》一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