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鼓全集》第三輯 文集類|03-03 教育．文化．文學|上篇　教育與文化|世界各國宗教教育現況及展望

一、宗教是人類文化的根源

自從有了人類開始，即有宗教行為及宗教的要求。原始初民，沒有文化，更沒有文明，甚至僅有簡單的語言之時，即已有了思考的能力。每當遇到自然力的大破壞，而非他們的體力和智力所能克服與解決的情況出現之時，或遇到風調雨順、水草遍野、食物豐足之際，便會感到自身的渺小和自然力的偉大，而產生崇拜意願，尋求崇拜的對象，表達崇敬的誠意。

由於崇拜的行為，便產生對於自然力的想像以及發現到或經驗到特定的神之存在，由於先民的思惟或由於神靈給先民的啟示，便有了人類早期的文化。

因此，經歷了無數個年代，宗教始終做為人類生活的支持者和指導者。政府政治，不能離開宗教，教育藝術，是因宗教而有。即便是文化早熟的中華民族，先秦時代即已喊出了「敬鬼神而遠之」的呼聲，和主張「不語怪力亂神」，但政治上亦不免要依賴一個抽象的「天」，例如：以「天網恢恢，疏而不漏」來說明人類行為的因果關係，是根據「天」意；又說：「天聽自我民聽，天視自我民視。」3一個國君之稱為天子，乃是秉承天意來治理人民，假如逆天行道，便遭天怒而使民怨，終不免於覆亡的命運。可見中國雖至今天的民主時代，仍不能說已可擺脫了宗教意象而談政治。

事實上，現代政治尚未登台之前的西方各國，除了宗教，沒有教育，即使現代化的大學基礎，也是從宗教的寺院或神學院蛻變而來。所以當時要想受高等教育的唯一辦法是進寺院當修士，優秀的人才，唯有進了寺院，始能用其思想的長才。

正因為宗教壓制了思想的自由發展，所以才有近代反宗教思想的運動。終於，不但宗教與政治分離，一般教育也從宗教教育的範圍內分離出來。

其實，宗教本身無罪，而是西方的教會人士，運用宗教，控制了自由思想的發展。若非如此，宗教的寺院是圖書館、是大學，是讀書的好環境。以宗教的力量，為政府負起了教育人才的工作，教他們如何保護社會、安定社會，並給社會大眾謀造幸福，是宗教的活動，也是社會大眾的心理建設及物質建設的活動。通過宗教教育，能夠吸取多方面的新舊知識。例如：六朝時代至唐宋時代的譯經道場，便是輸入新知識的高級學府，也是僅有的外語學校。有些寺院則扮演了書院教育普及化的角色，知識分子寄讀於寺院，乃是常有的事。

在印度則除宗教，沒有文化，除了宗教沒有哲學，聖雄甘地是現代印度政治史上的偉人，也是印度宗教史上的偉人。西藏地處亞洲的腹地，環境特殊，而其政教合一，宗教領導政治；也與教育合一，要受高等教育，唯有進入喇嘛的寺院，寺院即學校，不僅教授佛法，也教授醫藥、工藝等學科。

現代的西方，以及在東方國家中接受西方現代化建設最具成果的日本，雖已做到政治與宗教分離，宗教教育與一般教育分別成長；但是，並未否定宗教教育的價值，更沒有揚棄宗教，只是不再接受宗教教會的獨斷操縱與控制而已。

二、現代世界各國的宗教教育及宗教學術運動

傳統的西方宗教，與政治及教育分開之後，對於一般人而言，有關宗教的信仰指導，以及道德生活的陶冶，依然是通過了教會教士的講道而得；同時，在父母的家庭教育、社會的社交活動，乃至在一般的學校教育（尤其是教會辦的一般學校），無一處不能接受宗教教育。因為在西方社會中，一個人如果是無宗教信仰的無神論者，不是被視為唯物論的共產黨員，便會被視為不守道德的危險分子，是不可信的人。絕不像五四運動以來的中國知識分子，多以不信宗教的無神論者為時髦為前進。如果到西方，始知科學昌明，如：德國、法國、美國、英國，無神論者乃是遭受社會大眾側目的激進分子，他們象徵著破壞及危險。有人自稱是儒家思想的信徒，如果是唯物論者，便一定不是儒家的學者，孔子不語怪力亂神，但也主張祭神、敬神，儒家雖非宗教，卻不否定宗教。

西方國家，初將一般教育從宗教教育中獨立出來，成為專門教授哲學、科技等的機構，造就科技等的專門人才，以及文史哲學和音樂藝術等的專門人才；宗教師人才則由教會的神學院中訓練培養。近百年來，由於學者們對各民族國家的宗教發生興趣，從語言學、人類學、考古學、社會學等的角度，研究東方宗教，成果相當輝煌。比如：英國駐錫蘭總督的祕書Robert
Caesar Childers 於西元一八七五年出版《巴利語辭典》（A Dictionary
of the Pali Language），此後於西元一八八一年，Rhys
Davids在倫敦成立巴利聖典協會。巴利語與梵文，均是印度的古文，南傳的小乘佛教聖典，係用巴利語記載；北傳的大乘佛教聖典，係用梵語記載。而近代人對梵文原典的大量發現者，也是英國駐尼泊爾的公使荷德森氏為始，他在駐節尼泊爾期間，陸續地蒐求梵文佛典的寫本，約四百部；他也是親自將梵文佛典譯成歐洲語文的第一位，他的英譯《金剛針論》出版於西元一八二八年。西元十九世紀下半葉，一位在英國牛津大學任教的德國學者Max
Müller在日本學者南條文雄的協助之下，將日本所存的梵文原典備事蒐求，介紹到英國，而於西元一八七九年至一九一○年間，刊行了一套共計五十卷的大叢書Sacred Books of the
East。在西元一八九一年，英國的Bower首先在我國新疆的庫車，發現樺皮古寫的梵文《孔雀王經》等，因此引來了俄國學者Petrovsky，英國學者Sir
A. Stein，德國的A. Grünwedel及Le Coq，法國的Paul
Pelliot等，來到我國，展開了如火如荼的西域探採熱潮。因此而發現了以佛典為主的龐大資料，其中所用的語文，包括漢文、藏文、龜茲文、于闐文、古代土耳其文及西夏文，故也掀起了西域研究的風潮。從對印度佛教的研究，也喚起了歐洲學者們對於中國佛教的注意，西元一八三六至一八五八年間，先將法顯的《佛國記》及玄奘的《大唐西域記》，介紹到法國。

西方學者研究東方宗教的出發點，是以文化史的立場做客觀的介紹，也有站在傳教士的立場，對東方宗教做主觀的批判，而其結果同是將東方的宗教向西方世界做了推薦。同時，對東方宗教，以科學的方法加以研究的，既以西方人為始，現代的日本佛教學術化的源頭，也是從歐洲引進的。

因此，現代西方的歐美各國，宗教信仰及宗教學術的人才之培養，是分頭並進的；傳教士是由教會的教育培植，宗教的研究人才，是由一般的學校教育中培植。教會培養出來的傳教士，雖也可以致力於宗教學術研究，然其可能性的百分比並不高。研究宗教學術的人才，大概也無暇從事宗教信仰的傳教工作，既是宗教學者又是宗教家的人，當然也有。就日本而言，宗教師的養成，主要是接受各宗派的專修院的宗教生活及宗教信念的訓練，但他們仍被要求接受一般大學中所設宗教科系的教育，一是宗教師的養成訓練，一是宗教師必須具備大學畢業以上的條件或資格。最重要的是專攻宗教科系的人，未必是宗教師，他們是為興趣而研究，當他們修完碩士及博士課程之後，多半是一面在中學或大學裡教授關於宗教的課目，一面繼續做研究的工作。

現代西方的宗教學術化，大體上是指學者們在各大學裡研究東方宗教，也教授有關東方宗教的知識。

例如：英國的劍橋大學，設有東方研究所。有學者名Edward J.
Thomas，於西元一九二七年出版了The Life of Buddha as
Legend and History，西元一九三三年出版了The
History of Buddhist Thought；曾執教於劍橋大學的德國佛教學者Edward
Conze，西元一九五一年出版了一部思想性的佛書Buddhism，此人現已年老，仍不斷地在美國西雅圖的華盛頓大學等各校擔任客座教授，專授佛學。又如：原籍荷蘭，現在執教於澳洲坎培拉大學宗教系的J. W.
de
Jong，畢業於荷蘭的萊頓大學，又到美國的哈佛大學及法國的巴黎大學，終生專攻佛學，也可算是當代懂得佛教關係語文最多的學者，也是掌握到最多佛教文獻的學者。十年前，有位日本青年學者，久留宮圓秀氏去澳洲留學，目前有位曾執教於新加坡南洋大學的青年學者曹仕邦氏，去澳洲留學，均係為了向他學習佛學，由他指導撰寫研究佛學的博士論文。

現在的德國，有十八所大學，例如：漢堡大學、慕尼黑大學及柏林大學等，均開設佛學課程，而且均有相當的研究成果，其研究範圍包括：印度原典、漢文原典、中亞佛教、西藏文原典。

與英國及德國比較，法國的佛教學者，尤其出色。另外在瑞士、荷蘭、義大利，均有不少研究佛教的著名學者，即以天主教國家的義大利而言，羅馬大學的東方學講座中開設佛學，G.
Tucci教授及A.
Gargano教授，正在教授佛學及印度學，此外至少有五所大學有人在研究佛教，尤其是一個名為「中亞遠東研究所」，講授東方各國的史地宗教及美術。佛教是東方宗教的一大主流，由東北亞至東南亞，包括西南亞的印度在內，幾乎都受著佛教思想與佛教文化的灌溉及影響。所以西方人最初以殖民地主義為目的來理解佛教，以便控制東方人，如今則為以科學方法研究東方宗教開了先河，甚至可以說，如今的西方學者，比中國學者更了解印度文化，也更了解中國文化中的佛教文化。從七、八十年前開始，日本將現代化的研究方法，由歐洲學了回去，如今已有二、三十所大專院校，包括國立的東京大學在內，早已開設了佛學院系。中國人乃至美國人要研究佛學，也到日本去留學。三十年來的美國，也在迎頭趕上，首先有哈佛大學的Harvard
Oriental
Series開研究佛學的風氣，繼而耶魯大學、普林斯頓大學等均有了研究佛教的學者。現在美國各大專院校中，開設東方宗教講座的，極為平常普通；設有宗教院系的也愈來愈多。除了加州柏克萊大學、紐約哥倫比亞大學、麥迪遜的威斯康辛大學，設有大規模的佛教學組（院系）外，像長島紐約州立大學等各著名的數十所大學，均設有宗教系。加拿大則有麥克馬斯特大學、明尼托巴大學及多倫多大學等，也設有宗教系。中國人在美、加等國教授佛學的，則有哈佛大學的陳觀勝（已退休）、印第安那大學的齊思貽、賓州大學的張澄基、紐約市立大學的鄭僧一、新澤西州立大學的于君方、加拿大麥克馬斯特大學的冉雲華，以及本人經常於哥大、紐約大學、聖約翰大學、多倫多大學等美東十幾所大學及院校提供專題演講及定期佛學講座。可惜的是，其中沒有一人是由我國內大學造就出來的人才。

有些國人目光短視，老以為一提起宗教，便是信仰的行為，殊不知在現代化教育開發的先進國家，早已將信仰的宗教行為和研究宗教的學術教育，分別進行。以致於國內固然無法造就出國際水準的研究宗教的人才，外國人要來我國研究中國的宗教，既無適當的研究環境，亦無足夠的研究資料。通常把來自外國的宗教學者，往佛教的寺院或道教的觀宮裡送，結果是使他們大失所望，以為中國人根本不知道如何研究自己的宗教，所以轉而去日本訪問者，時有所聞。

三、展望我國未來的宗教教育

此次本人回國，是應文化大學創辦人張曉峰先生及校長潘維和先生邀請，擔任本校哲學研究所的華岡（永久）教授，同時籌備中華學術院佛學研究所的招考研究生事宜，故對於將中國的宗教教育及宗教學術運動的推展，抱有無限的熱望。特別是賢明的政府首長，今（一九八一）年初以來，對於如何將宗教教育納入正規教育體制的觀點和動向，感到欣慰和欽佩。因此，在回國以後，分別於九月七日上午及九月八日上午，拜訪了內政部長邱創煥先生及教育部長朱匯森先生，就宗教教育問題，交換了若干意見。因為迄目前為止，我國尚未把宗教信仰的活動與宗教學術的研究，分開來看，所以凡涉及宗教事項，均屬內政部所管轄，但是，若要將宗教教育納入國家的教育體制，又屬於教育部的職責。

這兩位行政首長，都很開明，而且相當親切，他們都希望把宗教教育列入國家教育的輔導之內；不過，如何規定開辦宗教學院的標準，又如何修改現行的大學法，而使各大學可以設立宗教學院或宗教科系，則尚待研究。尤其要說服立法機構的先生們接受這個適應時代的觀點，恐怕尚需一番努力。

我說，我是好幾個世界性宗教學術研究會的會員，在國外開會，卻頗感孤單，因為國人之參加國際宗教徒活動，已見日益增多，參加國際宗教學術研究會議的人，卻太少了。縱然有人參加，若非在國外養成的，則殊少能夠提出符合國際水準的研究論文。我國若在短期間內，不能重視宗教學術人才的培養，在這方面不但落在歐美之後，落在日本之後，甚至也將被其他國家占去上風。大陸自從鄧小平上台之後，他們也在辦宗教學院，並向國際宗教學術會議，發出邀請函件，歡迎各國宗教學者去大陸召開大會。

目前國內的宗教教育，是指各宗教教派教會所辦的佛學院及神學院。如果將之納入政府的教育體制，則當予以甄別。若其教育設備、教育目的及師生的程度，合乎培養宗教學術人才和宗教教育人才的，應屬教育部統轄而列入大學的院系或獨立學院的體制之內；若其條件僅為適合培養傳教師人才或寺院住持人才的，則受內政部的督導或輔導。國中生入學，經三年畢業時，由教育部核發相當於高級工商專科的宗教師資格證書，憑此學歷，亦可報考大學的宗教學院科系，造就成為高級的宗教教育人才。

至於修改後大學法中，將宗教教育納入教育體制，則更有積極鼓勵各大學創設宗教學院及宗教科系或宗教組、宗教室的目的。

今天國內各大學的哲學系中，開了佛學課目的，已有文化大學、臺灣大學、輔仁大學、東海大學及東吳大學。因為基督教的神學，實已包括在西方哲學之中，毋須另開；佛學屬於印度哲學及中國哲學的三大主流之一，可是，所謂中國本位思想的學者們，經常把佛學算作外來的思想，明知隋唐的佛學是道地的中國哲學的延伸或其另一類型，仍要拒之於中國哲學的門外。而它卻在國外受到日本學者及歐美學者的重視，以致往往有去國外留學或訪問的知識分子，被問起有關中國佛學，例如禪的問題時，便會瞠目結舌，因而從外文著作中吸收佛學常識。

從培養宗教學術人才的觀點而言，在國內的教育家之中，已將其所見付諸實際的，則為張曉峰先生，他鼓勵各宗教的領袖們，在其文化大學之內，設立乙種研究所，關於印度學及佛教學的，即有三所之多，特別是佛學研究所、印度研究所、基督教研究所，均已先後招收研究生，開課講學。其圖書設備、教授的資格、研究生的程度，均與甲種研究所的要求無異，所不同的，乃是尚未受到教育部的立案許可。而此立案許可的權責，雖在教育部，如果大學法中沒有明文許可，教育部便無法批准。

因此，我們是多麼熱切地祈望著立法機構的諸位明公，在近期內修改大學法之時，能將此一提案，列為最最優先通過的考慮事項。以便使我國的大學教育在教育史上，又向前邁進了一大步。

（一九八一年九月十九日講於陽明山中華學術院宗教與道德研究所第四十四次講論會，由兼所長張其昀曉峰先生主持，刊於《菩提樹》三四八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