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高等教育的開展——「中華佛學研究所成立大會」致詞
一、百年樹人的教育
我們中國人一向相信「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自古聖賢無不以培育人才做為謀求國家富強、社會幸福、人民安樂的重要工作。所謂「百年樹人」，又稱為「百年大計」，即是指集中力量於人才的教育、培養與任用。
社會之隆替，國家之興亡，皆繫於人才的多寡。不世出的偉人、聖人，乃係天成，不需教育。中上人才，則必須有良好的環境、完善的教育體制來加以栽培。所以不論古今中外，凡有遠見之士，均視教育後進為開創明日的要務。
二、佛陀是大教育家
佛教在印度就是一個重視知識、開發智慧、奉獻智力的宗教。教主釋迦牟尼在未出家時的童年及少年時代，即已學通當時印度的一切宗教、哲學、技藝等知識和學問。成佛之後，即以他的廣博知識、悠深無比的智慧，對各種層次的人間大眾，宣說不同層面的佛法。經過四十多年在恆河流域奔走教化，常隨的弟子多達一、二千人。而其弟子中，出家比丘如：舍利弗、目犍連、摩訶迦葉、須菩提、迦旃延、優波離等；在家居士，如摩訶男、須達等，他們都是當時印度的大學問家、大軍事家、政治家、教育家。尤其是阿難，有過人的記憶能力，稱為多聞第一，能將世尊一生所說的言教全部記得，最後結集成為佛的法藏，此即後世所傳的十二部經，以及演變成為經律論三藏。
三、三藏聖典為教材
佛法的流傳就是佛教的弘揚，不只是信仰不可知的神異，而是通過理性的疏導，對於佛陀言教的信受奉行。與其說它是宗教，毋寧說應是更近於哲學和實踐的，其所依據的即是三藏教典。
佛教的教團，是以三藏教典為中心，佛法的是否純正，也以三藏教典做為判斷的準繩。所以，在印度時代，不論是佛世的原始佛教、佛後的部派佛教，乃至於後來的大乘佛教，無不重視三藏教典的研讀。因為佛在世時就曾說過：佛弟子應以「法」為師。所謂法，就是佛的言教所闡述修行的道理，以及修行的方法。這都必須通過理性的考察，必須有其理論的依據，此即成了知識的、學問的、思辨的，乃至是歷史的教育手段。
因此，自古以來，每一時代都出現了許多的大學問家，也是大修行者，他們繼往開來，一面依據佛法自修，同時也依據三藏教典以教育弟子。在教育下一代的過程中，對於三藏教典所做的整理、分析、解釋、組織，做為他們的教材，結果便成立了各種論典。因此，佛教在印度一向是重視教育的，沒有教育就沒有前途。印度時代的佛教如果沒有教育，就不可能有佛法向四方、向後代做深長久遠傳播的可能。
四、譯經大師及其門下弟子
最初從印度到中國來傳播佛教的高僧大德，都是大學問家，所以一邊傳播佛法的信仰，一邊將印度的梵文經典譯成漢文。甚至於如鳩摩羅什三藏，他是西域當時唯一最偉大的學問家和大修行者，到了中國，又以十多年的時間，學習中國的語文，以及諸家的學術。結果他成了中國佛教史上第一位大翻譯家，也是一位大教育家。他的門下，如僧叡、僧肇、道生等都是當時中國學術界的菁英，思想界的奇葩。相同地，西遊求法的中國高僧，如法顯、玄奘、義淨等也無一不是中國文化史上的傑出人才。他們博通古今，名揚中外，光照千秋，垂名青史，對於後代的影響實不可稱量。他們也是學行並重的大教育家。
五、諸宗盛衰與人才相關
到了隋唐時代，佛教的文化達於頂點，可稱為是佛教的黃金時代。中國的大乘諸宗，都是成立於此一階段。例如：三論宗的吉藏，天台宗的智顗、灌頂，華嚴宗的法藏、澄觀，唯識宗的玄奘、窺基，淨土宗的慧遠、曇鸞、道綽、善導，禪宗的牛頭法融，和六祖的弟子永嘉玄覺等，都是大學問家、大教育家。他們的思想謹嚴、縝密，他們的知識淵博廣大，博覽群籍而一門深入，他們都有許多傑出的弟子圍繞左右，並傳法於後世。
可是，為什麼佛教在唐末之後一度中衰，而幾度受到儒家學者，如韓愈、歐陽修、朱熹等的全面排斥？而又為什麼以上所舉中國佛教的大乘各宗，在一、兩代，或四、五傳，最多傳至六、七世之後，就成了絕響？那無非是由於教育不興，人才凋零，後繼無人。只有禪宗例外，倡說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不需知識、不用學問，也能明心見性。這是一種殊勝法門。但我們知道禪宗的六祖惠能，傳說他是目不識丁的文盲，然從他所傳下的《六祖壇經》所見，他也是通達經教的，而且具有卓越的思辨才能。所以，他也有十大弟子，都能各化一方。直到後來禪宗成為中國佛教一枝獨秀的局面，也是由於代有人才，薪火相傳。即使到了宋朝的圜悟克勤、大慧宗杲、宏智正覺等禪門宗匠，也都是大學問家，所以門下弟子成林。
六、記取歷史的教訓
各個階段的佛教盛衰，既與人才的有無有關，當然也與客觀的社會背景，和政治環境的因素有關。例如：元朝八十年間，中國佛教一度式微至於谷底狀態，那是由於蒙古民族入主中原，採行愚民政策。對於漢地的文化、宗教，使用高壓的手段，僅有民間信仰，和蒙古民族帶來的西藏式密教合流，而成為僅僅屬於葬儀使用的經懺佛教。
直到明朝繼起，漢人的自覺抬頭，而出現了儒家學者所形成的宋明理學的連貫。由於宋明理學的刺激，到了明末之際，佛教界又出現了震古鑠今的幾位高僧和名居士。例如：蓮池大師雲棲袾宏、紫柏大師真可、憨山大師德清、蕅益大師智旭，世稱為明末四大師。居士如李卓吾、袁宏道、錢謙益等，又使佛教形成了波瀾壯闊的新生氣象。他們無不著作等身，而擲地有聲。直到民初乃至現代的中國佛教，都還多少受著這幾位大師的影響。
佛教在受到清末太平天國的摧殘，和清末民初兩度廟產興學的風潮襲擊，元氣盡喪，以致中國雖仍存有佛教之名，和佛像、寺院、僧尼之形式，卻已難有佛教的教化之實。一般的社會大眾，尤其是知識分子，更視佛教的現象為多餘的迷信，佛教的僧侶為社會的寄生蟲，佛教的存在是人間的累贅。這是由於客觀的形勢，使得佛教自身已無自覺、自救之能。因佛教沒有體系化的教育制度，也沒有人才來創設教育的環境，更沒有從事教育的優良師資。有的僅是為葬儀的場面，增加一些哀榮的僧尼而已。以致於沒有信佛的人不願信佛，信了佛的人也不敢承認是佛教徒。
七、民國以來的僧教育
所幸民初出了幾位大師，如八指頭陀、太虛大師等人，奔走呼籲，維護廟產，舉辦僧學，此乃近代佛教教育的濫觴。雖然這種教育的型態，仍停滯在私塾式的啟蒙階段，確也為近代的中國佛教，扳回了起死回生的局面。延續迄今，在中國佛教界從事佛教教育的人，多半和太虛大師有直接或間接的關係。可是，佛教的衰相依然，百廢待舉，此因為時代在科技發展所謂一日千里的向前開拓之下，佛教不論在知識的、技術的、方法的、觀念的、組織的，乃至生活等的各方面，都無能急起直追，也就無法因應時代社會的需求和變化了。
何況民初以來的中國佛教界，雖已有了僧教育的實施，接受教育的人數和全國佛教徒的人口總數，則遠遠地不成比例。即使受了僧教育的少數人才，仍對國際知識和時代環境所知不多。尤其在佛教的舊環境中受了僧教育的人，多半還是不受重視，往往只好自求發展、自謀出路。最痛心的，在民國二○年至三○年代（西元一九三一─一九四二年），曾有三、五青年僧侶受了一般的大學教育之後，在佛教界內，卻英雄無用武之地，甚至無容身之處，不得已而多還了俗。故在我少年時代，常常聽到佛教界的長輩們說：「和尚不能讀書，讀多了書，他們就會還俗。」
到了我的青年和中年時代，有若干青年僧尼，從臺灣到日本留學，幾乎全軍覆沒，有去無返！留學不數年間，便現了在家居士相。因此，當我於一九六八年出國留學之時，是在佛教界大德們的一片反對聲中，硬著頭皮，負笈東遊的。還好，我總算仍以僧相的本來面目學成離日，這也可以說，國內教界的環境、風氣、觀念也漸漸地有了改變。此時留日回國的法師和居士之中，也已有了能為國內的佛教教育及佛教文化，做全力貢獻的人。
八、僧侶．教授與研究所
我於一九七五年學成，即應政府之召，回國出席海外學人國家建設會議。會中唯我一人，是佛教的學者和出家人的身分，當時就受到今日文化大學的前身，中國文化學院創辦人張其昀先生的促勸，邀我到該校擔任教席。也由於這個因緣，至一九七七年，我就正式成了該校哲學研究所的教授，並受聘擔任該校附設中華學術院佛學研究所的所長之職。
因為我的願望和我出國留學的動機，不是為了求得一份謀取生活的教職，是為我中國維繫已經危若懸絲的佛教慧命，期竭盡棉力，從國外引進新的學術成果、研究風氣、教育制度及其教學方法等，以資我國佛教，也能趕上國際佛教的時代潮流。因我本人從小失學，別說大學教育，甚至也從未受過完整的中、小學教育，更未在國內接觸到較高的佛教教育。尤其當我從文字中看到，或從耳邊聽到，有人批評佛教徒的無知、迷信，和僧侶的不學、無能，均有切膚之痛，和刺心之感。所以，雖然當時我已年近不惑，仍不甘心束手待斃地做個如來的末代子孫。於是，鼓足勇氣，出國留學，以期為中國佛教帶來新的希望。正由於我的基礎學力不足，起步又晚，留學期間，雖在學術的某一點上下了一番死工夫，完成了最高學位。但是我卻自知，我不是一位有資格的現代學者，也不是一位教育家，只是在沒有辦法的情況下濫竽充數，而從事於佛教的教育事業。
我曾經在勉勵學生的信中說：「我雖不是如武訓那樣地沒有讀過書，我的感受和心態，確是抱著武訓興學的信念。我不是好老師，也不是教育家，但願能夠請到好的老師，培養下一代成為優秀的教育家。」這也就是我對於中華學術院佛學研究所之職位和責任，感到興趣和滿意的原因。在那裡，我得到成一法師的大力支持，在張其昀先生的鼓勵下，我們也招三屆相當於碩士班的研究生，已經培養了幾位人才。有的出國繼續深造，有的在擔任教職，有的擔任佛教出版事業的編譯工作。其中有出家的、有在家的；也有人出版了一、兩本書，故為佛教的高等教育開了風氣之先。
九、正式立案的佛研所
一九八四年，由於張其昀先生的年事日高，長期住院療養，該所即奉命停止招生，卻使我們因此在離開該所之後，尚有勇氣以北投的現址另創中華佛學研究所。到今（一九八七）年為止，也已招收了三屆研究生。同時，在今年七月，已獲得教育部立案，成為今日全國唯一造就國內及國際高等佛教學術人才及師資人才的研究機構，這是值得我們慶幸的事。
近數年來，本所考選的研究生，均係來自國內各公私立大專院校，素質優秀，水準平均。研究生的學習研究精神，非常積極，他們都以全力投入的方式，埋頭讀完三年的學程。學科包括：中印大小乘各派佛學，而以中國佛學為主，並須熟練英、日等現代國際語文，以及梵、巴、藏等佛教專門語文。他們不但無暇兼差，且要夜以繼日地準備及消化本所所授的課業。這種勤學的風氣和苦讀的精神，使我既感到欣慰，又感到心疼。從他們的身上，已可以預見佛教的前途，此所以欣慰；為了研究生的健康，所以心疼。
一○、重視教育與中興佛教
與此相關的好現象，是最近數年來，走向出家學佛之道的大專青年愈來愈多。這是佛教的環境為他們提供了未來的希望，所以不會再有由於受了高等教育，便不能見容於佛教的現象出現。佛教僧尼素質的提昇，即表示佛教的社會地位也在昇高，可是如何給予他們再教育、新消化，是當前重大的課題。
因為目前佛教界的僧尼素質之提高，並不等於表示佛教的教育制度及教育環境已經完善。那些大專學生之投入佛教的教團或佛教的工作，不論出家或在家，都不是出於佛教教內培養的，而是他們已受了一般的大專教育才進入佛門的。今日佛教界的有識之士，有力的緇素大德，應該為了教育、消化已有高等教育基礎的青年，必須興辦具有國際水準，及制度化的佛教教育，使他們對於未來的中國佛教及我們的社會，能夠提供更多的貢獻和更大的成就。
基於這種要求，本所將會在努力於教育工作的同時，也要為研究生的出路考慮，以及為了已有能力為佛教教育與弘化事業做貢獻的人才，提供繼續研究的環境和在職深造的機會。今後，相信在諸善知識的指導、護持、勉勵之下，本所必將走出光明的前途，也唯有重視佛教教育，佛教才有更好的明日。今天我們已在開始努力，從今天大會的盛況，已經見到了復興中華佛教的曙光。敬向諸善知識，致無量的感謝，及無量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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