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佛教教育與學術交流的新旅程
諸位貴賓、諸位法師、諸位老師、諸位同學：
今天由於日本東京立正大學佛教學部部長三友健容教授，及其夫人三友京子女士，代表該校專程蒞臨本所簽訂學術交流合約，為我們帶來無比的喜悅，首先，我代表本所全體同仁，對於他們貴夫婦兩人的蒞臨，表示最高的歡迎，也表示最深的祝福。
一、僧俗大德襄助建所
本所前身是附設於中國文化大學的中華學術院佛學研究所，創立於一九六五年，本人擔任該所所長職共計七年（一九七八─一九八五年），一九八五年於臺北北投區的中華佛教文化館，設立「中華佛學研究所」，一九八七年獲得教育部認可立案，成為正式的教育學術機構。
本所成立六年以來，在人力、物力相當艱難的條件下慢慢成長，由於少數具有同志的僧俗大德的襄助支援，使我們得以克服種種內、外在因素的困難。除了增加專任老師及研究人員的聘請、擴充圖書及教學設備的數量範圍、學報及論文集的出版外，並對本所研究生及出國深造者設置獎學金，以及學生宿舍及膳食的供應。上述之種種不但在國內教育界少見，更是佛教界所難得的。我要藉此機會，向支持本所的十方大德及本所的歷屆師生，由衷地表示謝意。
二、佛教思想影響人類文明
佛教，從印度的阿育王時代（西元前三世紀）開始，便是一個國際性的宗教，到目前為止，佛教徒的蹤跡，已遍及全世界的每一個地區，佛教的思想文化，已影響到全世界的人類文明。從做學術研究的立場來看，佛教已跨及宗教、哲學、歷史、文學、藝術、考古學、人類社會學、語言學等龐大的範圍。由此證明，佛教不僅在宗教領域是取之不盡的大寶庫，縱然從其他學術的立場看佛教，也是正在開發中的肥沃園地。所以世界先進各國的著名大學及人文科學相關學術機構，都已相當重視佛教的研究，而我們中國在這方面，尚在啟蒙及起步的階段。
我們知道，中國佛教曾在中國文化史上，有過輝煌的歲月，而中國佛教也曾經影響了東亞的文化成長，例如韓國及日本的文化史，如果除去了中國佛教給他們的營養成分，就會顯得相當地貧乏。可是從元明以來的中國佛教，守成猶感不足，創新則更罕見，此與社會環境的變遷有關，更與人才的缺乏相連。明末的中國佛教，曾經一度復甦，那是因為當時出現了若干位學問與道德兼優的大師，但他們並未創造出新的局面來，故對日韓諸國影響不大。
三、中國佛教缺乏環境
近百年來的中國佛教，倒是反過來受到日本的影響極大，首先如梁啟超的《佛學研究十八篇》，其成果當然是出於他自己的研究，然其方法及重點則不能不說是學自日本。
被人譽為近代中國佛教之父的楊仁山，成立祇洹精舍，造就太虛、智光、仁山等僧界人才，及歐陽竟無等俗界人才，同時成立金陵刻經處，重刻並流通已在中國失傳的諸多佛教文獻，不過，其起因也是得助於日本的大師級佛教學者，如南條文雄博士等。
而於一九一一年以來，從中國去日本留學的僧俗佛教青年，不論學顯、學密、學修行方法、學治學的方法，然在學畢回國之後，能發揮其所長的，為數很少，並不是因為日本的佛教無用，而是中國佛教界的環境，無法讓他們學以致用，這是非常可惜和遺憾的事。
就以我本人而言，國內的佛教界，也沒有給我準備好一片施展翅膀的天空，如非當時的中國文化學院院長張其昀博士請我到該院任教，並負責佛學研究所的職務，今天的聖嚴法師，可能仍在外國流浪，楚材晉用。
所以，我常常羨慕本所的同學們，你們的福報，要比我大得多了。我在國內時，沒有佛學研究所可讓我攻讀，我出國時，沒有人給我獎學金，我學成後的國內佛教界，無人給我工作的環境。原因很單純，我們缺乏時代意識，也不具世界眼光，所以不知培養現代化的人才，也不知今日的世界對於佛教需求已到了何種程度。
四、積極辦學培養人才
我在二十歲之前，就已警覺到人類世界需要佛法的滋潤，佛教需求培養足夠水準及足夠數量的人才來弘揚佛法，佛教的外型與民間信仰的迷信行為合流，佛教遲早會遭到滅亡的厄運。當時，中國佛教的教育環境雖然非常苦悶，我還是抱著一己的愚誠努力自修，既重於戒學的探索，也重於定學的實習，戒定兩學則以慧學為依準。先在山中自修，當我接觸到日文的近代佛教著作之後，便有乘坐獨木舟上瞻仰萬噸巨輪那樣的感受，所以發願親自去日本走一趟。那時我已三十九歲，而且身體常常多病，為了中國佛教的前途，我就顧不得那些問題了。
如今，我們的中華佛學研究所的規模，尚在草創階段，一切都在學步之中，希望從先進國家學到為我們能用和有用的經驗，因此，我們除了考察他們的教育制度、教學方法、教學設施及教學理念之外，也希望聘請外籍的佛學專家來本所任教，同時派遣資優的學者及學生出國至各外國大學研究深造，以茲提昇國內佛教在信仰與學術方面的層次。相對地，我們也提供名額給國外有關學者及學生，希望他們能來本所利用地緣和語文的便利，研究他們所需要研究的主題。在這一方面，我們已先後和四所外國大學簽訂了合作協定：一九八七年與美國夏威夷大學佛學研究所，一九八九年與日本的京都佛教大學佛教文化研究所，一九九○年與泰國的法身寺大學、美國的私立密西根大學佛教文學研究所，今天，則是與日本的立正大學《法華經》文化研究所簽訂合約。
五、感懷母校師友鼓勵協助
因為立正大學是我的母校，我於一九六九年至一九七五年間在母校接受培育，先後完成文學碩士及博士學位，在那兒留有我許多非常懷念的記憶，老師之中，日本立正大學的校長坂本幸男及金倉圓照兩位博士，是我的指導教授，他們均已謝世，我要在此表示悼念！野村耀昌博士也是我的指導老師，如今已老邁，我要在此為他的長壽、健康祝福。
在我的同學先輩之中，有好多位給了我許多的鼓勵及協助，我的日文博士論文，是經過好多人的幫忙及潤飾，而三友健容先生比我高兩年，他常給我許多的指教和照顧，他的家人，已把我當作最親近的好友，他不但是我的知交，也是我的老友，今日他們伉儷，在百忙之中代表母校前來本所，不僅是本所的榮幸，尤其是我個人最感高興的喜事、大事，我再一次地表示歡迎，表示謝悃。他不僅是日本國內的知名佛教學者，也是國際知名的印度學佛教學的學者，他曾在著名的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研究兩年，並擔任授課的訪問教授達半年之久。
我們中華民國臺灣的佛教學術界，目前雖然在國內及美國、印度、澳洲等地培養出來許多的人才，但稍早的人才，如已故的楊白衣、張曼濤兩位先生是留學日本，我本人及今日在座的達和法師都曾在東京留學，慧嚴法師則是去年六月在日本京都的佛教大學榮獲文學博士學位。被尊為近代中國佛教學術之泰斗的印順長老，也是日本大正大學的論文博士。因此我們相信，今天本所與立正大學簽訂合約之後，中日兩國之間，在佛教教育、文化、學術的互惠互資方面，將會更加地成長進步。
最後，祝福諸位：健康、如意。
上一篇: 《法鼓全集》第三輯 文集類|03-03 教育．文化．文學|上篇 教育與文化|中華佛學研究所的腳步——《中華佛學學報》第四期序
下一篇: 《法鼓全集》第三輯 文集類|03-03 教育．文化．文學|上篇 教育與文化|浩瀚淵博——聖嚴法師談中國佛學組的課程特色梁果定、喜法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