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鼓全集》第三輯 文集類|03-03 教育．文化．文學|上篇　教育與文化|浩瀚淵博——聖嚴法師談中國佛學組的課程特色梁果定、喜法子

浩瀚淵博——聖嚴法師談中國佛學組的課程特色梁果定、喜法子

問：中華佛學研究所目前已經傾向於分組教學的方式。據了解，目前已經分為中國佛學組、印度佛學組、西藏佛學組三個組別，請問分這三個組的目的為何？

聖嚴法師（以下簡稱師）：在答覆這個問題之前，首先說明目前教學的狀況。五、六年前，我們就已經醞釀將中華佛學研究所的課程分為中國、印度、西藏三個教學系統的可能性，而事實上，依照目前老師的專長及人數，也可以分為上述三個部分。但實際上，並沒有明確的一個分法，雖然同學在選修課程上是朝著這三個方向在進行，卻無明細的表標明出各組必須要選修的課程，僅僅是按照同學的興趣來做；中國佛學組的學生，一樣可以上印度佛學組的課，修西藏佛學組的學生也可以上中國佛學組的課。

今天之所以採取這種教學方式，最重要是協助同學在選擇論文上做考量，同時也希望幫助同學在選課時，能和論文題目達成一致性的目的。

至於為什麼會分這三個方向呢？以中國佛學組而言，因為我們是中國人，中國的資料由中國人來研究，更能深入，也更能了解，當然，更容易弘揚中國的佛教。我們不希望產生中國人對自己的佛教反而弄不清楚的狀況，如果是這樣的話，將會對不起我們中國歷代的祖師，以及對中國佛教曾做了奉獻的思想家。由中國人來研究中國的佛教，會比其他國家的人來研究更為透徹，因為是母語文字的關係，我們會看到其他國家學者所看不到的地方。

而印度佛學方面，因為佛教是由印度傳來，所以課程包括原始的佛教、部派佛教的論典、大乘初期及中期印度佛教的經典、論典，由於牽涉到梵文及原典的研究，因此不斷地聘請國內外優秀的老師做指導。

為何要有原始的佛教語文的課程？雖然漢文很早就有《阿含經》的翻譯，但是已經翻譯出來的譯典，多多少少和原文有所出入，若能參考原典原文，在寫論文之時會是很大的幫助。至於部派佛教的阿毘達磨是佛學思辨的基礎佛學，像《俱舍論》就是部派佛學的內容。而大乘初期及中期的經典，像龍樹菩薩的《中觀論》等，都是梵文書寫的印度佛教思想，我們應該要了解。西藏佛教是印度大乘晚期的佛教，其中有很多佛典值得我們研究，像月稱論師、寂天、阿底峽尊者等人都是印度晚期大乘佛教的大師，另外像宗喀巴大師以及其他派系的著作都相當地多，對我們漢地的佛教徒而言，尚相當陌生，但卻是西藏佛教智慧的遺產，我們應該要加以介紹並認識，換句話說，將來的佛教應朝向整體性的發展，而不只是發揚中國的佛教，應該是世界性的佛教，將各地區的佛教組合起來的時候，將是一個新時代佛教的開始。

問：目前，中國佛學組的課程含括了天台宗、華嚴宗、宋元佛教史專題研究、《大乘起信論》等，請問開這些課程的原因為何？又具哪些特色？

師：目前中國佛學方面的課程，有分為歷史的課程，像我本人就是以研究明清佛教為主的老師，同時也教授佛學史，慧嚴法師也是一樣。冉雲華老師是研究早期唐宋的佛教史，曹仕邦老師的課程也是以中國佛教史為主。也有以思想為主的課程，陳英善老師就是專攻天台的學者，而我也曾教授天台及華嚴的課程，主要的原因是我在早期的時候，花了很長的時間研究蕅益大師的思想，他是天台的學者，所以在早期授課的時候，我也講天台；而我對於華嚴宗的思想非常有興趣，因此中華佛學研究所還在陽明山的年代時，我教授了五年的華嚴。藍吉富老師也是教授中國佛教的，他以前研究隋唐佛教，後來又研究佛教文獻。

問：研究中國佛教是不是一定要學梵文或其他現代的語文？

師：從研究的立場來說是不需要的，但是語言是研究的工具及墊腳石，讓我們能夠看得更高、更遠，可以知道更多的論點並加以分析。

比如說，研究智者大師的天台宗是不需要懂梵文，然而天台宗所依據的《法華經》、《中觀論》都有梵文的原典，如果我們懂梵文，就可以了解為何智者大師要用這種解釋法來說明佛法。至於現代的語文，因為目前研究智者大師的人很多，論文著作及單篇的論文都相當豐富，若我們在研究的時候，並不了解國外學者的研究，將會貽笑大方。而懂得現代語言，可以將他們研究的錯與對加以分析，並做為我們研究的方針。

問：在研究方法上，能否請法師給中國佛學組的同學一些建議？

師：使用歷史的方法最可靠。只講邏輯的方法來研究佛教學術，可能會出問題，因為沒有資料做依據，透過思辨的方法，只能訓練思想，卻不能指出問題，所以歷史的研究方式還是最安全的。

問：在研究論文的主題上，我們是否應該考慮其前瞻性？或考慮對自己的成長是否有多大的幫助？

師：文化是奇妙的，當我們在研究問題時，應採取不考慮現實問題的態度，因為一旦如此，就會受現實問題的拘束。其實，研究本身就是一種作用，它是在訓練自己的思辨、做學問的態度、組織訓練、尋找素材的訓練。事實上，研究不會完全沒有用，就像我們召開的「國際佛學會議」，雖然編集而成的論文主題並不是很多人在翻閱，但是學者討論的問題會變成一種風氣，並漸漸展開。因為學術界有一種願望及感受，教徒的團體會漸漸受到影響，究竟能受到多大的影響，則需要時間。

就像比丘受菩薩戒要在頭上燒戒疤的問題，在臺灣已經討論了三、四十年，目前還是有人在燒，大陸已經沒有在燒了。雖然我為此事已經數度討論，而且已經有四十年的時間，但要大家完全不燒，還需要一段時間。

（刊於一九九二年十月《人生》一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