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鼓全集》第三輯 文集類|03-03 教育．文化．文學|上篇　教育與文化|學術的佛教——《華岡佛學學報》第四期序

學術的佛教——《華岡佛學學報》第四期序

佛教的目的，雖不在於為人類的文化增加財富，但是，由於佛教的出現及其流動的過程中，確為人類的文化史上留下了一筆極為豐富的遺產。

因此，佛教隨著時代的變遷及其傳播地域的擴大，為了適應當時當地的文化背景，佛教的內容，也在繼續不斷地成長再成長，開發又開發。幾乎每遇到一次新環境或新時代的激揚，佛教的內涵便有一次變動，自對於教義觀點的再認識，以至對於教團生活方式的再檢討，而為佛教的文化，不斷地增添了財富。此所以有因對於律的解釋不同，而有小乘部派佛教的分張，又有因為對於經典解釋及發揮方向的不同而有大乘佛教各派的論典而成了許多所謂佛學的著作，絡繹地被推了出來。

可知，佛學與學佛相對，只要有學佛的人，就有對於佛學做研究的必要。在古代的印度乃至中國、朝鮮半島和日本等的地區國家，研究佛學者，即是佛教徒，而且即是為了宣揚佛陀的教義，始有從事佛學的深入研究的需要，否則，只要能夠精通特定的某一經論或數部與其所修法門相關的經論即可，唯有具大悲願的傑出的高僧或傑出的居士，方有博究三藏教典的要求，以備對不同素質的各色眾生，做隨機攝化的方便設施。所以，研究佛學，即是為了學佛。

然至近世以來，學佛者固然應當窮究佛教的義理之學，研究佛學的人，則未必都是佛教徒，而且多半是站在文化史的立場，對佛教的各方面做客觀的研究。換言之，在古代，研究佛學的目的，僅是佛教徒們為了如何修學佛法以及如何傳播佛法，近世的學者研究佛學的目的，卻不一定是為了修學佛法，很可能僅是為了人類文化史——宗教史、哲學史、藝術史等的理由。可知，古人研究佛學，是抱著信仰的態度，今人研究佛學，則未必是信仰的，事實上近世的國際佛教學者，多持學術的態度。

在晚近以來的中國，由於佛教教內的學術性的研究風氣，尚未普遍，教外的中國學者們研究佛教，則多半帶有他們自身興趣或思想傾向的主觀色彩，所以學術態度的研究觀點，不易和信仰態度的佛教徒們相契合。因為教外的學者，研究佛教，多半是從歷史的、哲學的、文學的角度來探討佛教，殊少以佛教的角度研究佛教，故對有關宗教經驗及信仰的實際功能，往往抱著懷疑的態度。懷疑本是發掘問題的一種手段，但是宗教經驗及信仰的實際功能乃是如人飲水，冷暖自知的事，在未曾有過同類體驗的人，切不可一口咬定那些是迷信或者指稱是謊言。再說，歷史的陳述，是由學者們通過對於史料的研判抉擇而得的結果，故也切不可但信傳說而否定史實。佛教徒們站在信仰的立場，往往寧可相信傳說為真，不忍承認史實為真。事實上，歷史的陳述，未必即是真實，但能做到近乎真實；傳說的信仰，雖不即是史實，但也必有其形成傳說的歷史背景。因此，否定學者們以學術的態度來研究佛教的成果或觀點，固然不對，若以純學術的所謂科學的歷史態度來否定佛教徒們自內證的敘述，也是有欠公平的。

其實，今日的佛教學者們，從國際的人物看來，若能專門研究佛教而以對於佛教的研究成為國際的知名學者的話，雖不信奉佛教，其對於佛法的尊敬，必已占了相當的優勢。據我所知，日本的佛教學者，人數之多，已執今日世界各國的牛耳，他們則多半是隸屬於佛教各宗派的僧侶或居士，他們除了在各大學任教，也各有他們的宗教生活。所以佛教的研究工作以及各種學術性的佛教財團、社團、會議、編譯、出版等的事業，多是出於佛教教團及佛教信徒的支持，卻未因做了學術的歷史態度的研究發表，而使佛教的信仰破產，相反地倒是因了學術研究的風氣播揚，也普遍地提高了佛教教士與教徒的知識水準，對佛教教義多有相當程度的正確認識。他們的佛教學者，尊重歷史資料的研判考察所得的結論，他們只是指出史實可能如此，並不加上個人的偏愛與偏惡而做歪曲的推論或臆測，所以是客觀的介紹，不是主觀的發揮。這是日本佛教學者們的優點，也許此種態度，即是他們的缺點所在，他們有很多的學問家，卻很少有傑出的思想家。我曾參加過幾次國際性的佛教學術發表大會，學者們各自提出他們研究某一問題的成果，絕少見到他們對於佛教史上的人物採取攻擊的態度，或對於佛教信仰採取否定的態度。因為他們知道，除了信仰佛教並修持佛法的歷史人物，他們便會失去了研究的課題；並且，除非他們也是一位偉大的佛教教義的修持者與弘揚者之外，他們的佛教思想，便不可能駕越於任何一位有成就的佛教歷史人物之上。事實告訴我們，在近世的佛教學者之中，尚無法找出一位創新佛教思想史的人物。近世以來，以科學觀點及科學方法來研究佛教的佛教學者，大致上尚在資料學或語言學的範圍中努力，對於做為佛教生命的根本思想源頭再開發的工作，尚未見到明顯的成績。

再說到我國國內學術界，對於佛教的研究，仍在啟蒙時代，各高級學府對於研究佛教的學術風氣，也仍待打開之中。其中最有遠見而開國內大專院校之先風，設立佛學研究所的，則為中國文化大學的創辦人張曉峰先生。在華岡成立以來，由曉峰先生聘請的歷任所長，均有建樹，例如我的前任所長，現在的名譽所長，周慶光長者，迄今仍在編印《中華大典》的佛教著作部分，成績可觀；在前任的所長張曼濤教授任內，曾出版《華岡佛學學報》，自一九六八年起，至一九七三年之間，總共出了三期，為中國佛教學界向國內外鳴了春雷。一九七八年秋，曉峰先生及該校潘校長維和先生聘任我為佛學研究所所長之後，我與國內的佛教學的研究者接觸並交換意見之時，發覺我們該做的事，實在很多，然我限於個人的能力，可以做到的卻很少。我與副所長成一法師，唯一可以勉力而做的，是出版學報。不論我們的研究環境如何地不夠理想，仍有數十位被我們聘請為本所研究員的學者們，給國內的佛教學界，做著開疆闢土的墾荒工作，他們雖多不是專業的佛教學者，卻都是極具熱忱而有潛力的佛教學者。

從佛教學的範圍而言，極為廣泛，今日中國的佛教學界，限於佛教原典語文訓練的不足，所以本所現階段的目標，是以中國佛教為研究發表的重心。今日國際上對佛教學的分野，大致劃為印度、中國、日本等三大部，而把南傳上座部佛教及西藏佛教列入印度部分，韓國佛教列入中國部分，漸漸地，更有將西藏及韓國的佛教之研究，獨立起來的趨勢，而對於中國佛教的研究，則有漸漸冷淡或減少比率的趨勢。原因是唐宋以後的中國佛教，是不是仍有值得研究的餘地是另一回事，而其對於外國佛教文化的影響力不很顯著，則是事實。所以，今日的國際佛教學者之研究中國佛教者，大約是到唐末及宋為止。但是宋以後的佛教，仍是中國三大文化的主流之一，並且宋明的理學，以及明清的文學，均與佛教有著相當密切的關係，尤其明末清初的中國佛教，大有起死回生萬象復甦的氣概，及至民初以來的佛教學術，又起了一陣新氣象。何況，由於若干外國的佛教學者們，不能深切地體認中國文化及文字的奧義，縱然對於唐宋以前的佛教研究，仍留有不少尚待檢討和重新評估的問題，等著我們去開發。由中國人來研究中國佛教的問題，自可事半而功倍了。

本期的學報，共收了十四篇文章，其中僅有三篇是關於印度佛教的，其餘皆可劃入中國佛教的範圍。中國佛教又以禪宗、華嚴、天台為中心，至於思想史、經濟史、藝術史等的考察，又都是圍繞著這些中心點所見到的源頭及展延。本期學報的內容，我們並不以為已達到紮實或充實的程度，但已推出了今天在國內外正在教授或研究佛教問題的中國人佛教學者們的著作及譯作，向留心研究中國佛教問題的國內外的學者們，表示呼應的誠意和敬意。到下一期出版時，希望能夠刊出更多學者的更有分量的作品，不計國籍，而且也歡迎以英文撰寫的稿件。

（刊於一九八○年十月十日《華岡佛學學報》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