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編《人生》
當我剛剛開始學著寫稿和投稿的時候，總覺得身為一個編輯，一定很威風，對於任何人的稿子，都有刪改權和取捨權，同時，要做一個編輯，一定會有很好的學問，所以，當時的我，很崇拜做編輯的人。到了我二十來歲，軍中的文藝風氣很盛，我在軍中，也就學寫散文、小說，並寫一些自己以為是詩的新詩，在各處用了好幾個筆名發表。當然，退稿的機會，要比發表的更多，於是，我便對那些編輯開始反感，認為他們是近視的，是有偏見的，甚至是有集團的默契的，因為他們所採用的作品，往往都出自「熟面孔」的作家；除非他們在老作家中要不到文章了，才會用到無名作者的文章。後來我開始為佛教的雜誌寫文章了，我對那些佛刊的編者，很少能夠感到滿意的。我曾這樣說過：「教內的刊物，甚至還有一些連文章的性質都看不懂的編者哩！」依照我的理想：身為一個編者，應該是作者與讀者之間的橋樑，他有義務將作者的作品，發揮最高的效果，更有義務為讀者爭取適當的作品，來滿足讀者的希望或要求。編者雖僅是個介紹人，但他有著向作者與讀者全面負責的責任，調和作者與讀者之關係，使之成為一個有機的整體。刊物的本身，便是此一整體的軸心；編者，則是推轉此一軸心的人，唯有這樣，才是一個有做為、有生命、有價值的刊物，否則的話，刊物何用？編者何為？
現在，我已當過編輯了，並且已經當了一年加上九個月，雖則並不是我所渴望的差事，但既當了之後，我是很想以事實來表現自己的理想的。故在接編本刊之初，我有一個願望：本刊既名之為《人生》，在它的內容方面，應該著重於現實人生實際問題的討論和指導，不要跟所有的雜貨攤一樣，來者不拒，即使色色俱全，也是破銅爛鐵。
但是「事非經過不知難」，因為我的才智太差，能力不足，我雖刻苦求精求好，《人生》的面貌，並未有所改觀。其實，本刊創刊十三年來，已經換過十多位編校，其間以圓明、星雲、幻生、性如等，編校時間較長；楊白衣、錢召如、清月等，編校時間較短。他們在時間上說，固是我的先進，在學能方面，也都超勝於我，所以我的編校本刊，無論如何也不會比較他們更為理想。
佛教的刊物，最大的困難是編者不能有嚴格的尺度選稿，其中的原因，不但是文稿沒有稿酬，同時，能夠寫出沒有毛病的佛學文章的人，並不普遍。如果既要求深刻，又要求通俗；既要求內容的豐富，又要求文字的優美；既要求合乎佛刊的性質，又要求近乎讀者的需要，那就更難了。要不然，我敢保證，那個佛刊是無法出版的。
一個佛刊的作者，除了精力和時間的犧牲，還要賠上郵資和稿紙。同時，生活優裕的人，多半無暇寫文章，能夠發寫文章的人，又多有他們生活的負擔。所以我每寫信向作者討文章，心裡總覺有所不忍，人家並未欠我什麼，我卻逼著人家索討。然而，為了維持刊物的出版，又不得不硬起心來。
說起要文章，確是一件最苦的事。為了要使刊物的內容充實一些，便得向知名的學者作家邀稿，但是，除了熱心於弘法事業的人之外，多數不肯輕易撰寫佛刊的文稿。有的人，我從編刊開始，即邀他們惠稿，他們也總是慷慨地答應一個「好」，於是我便一次又一次地寫信，寫到現在，也不曾接到他們一篇文稿。故我常想：好在此是為了刊物討文章，不是為我個人討金錢，要不然，我的人格，老早可以掃地了！有的人，倒也乾脆，一開頭，便回我一個「不」字，或者相應不理，此固使我稍感難堪，但卻使我不再向他們打妄想要文章了。
即使如此，在這一年九個月中，我們也發表了九十多位作者的作品。同時我也相信，我們所採用的文章，雖不能說篇篇珠璣，但也絕不會在一般水準以下；每期刊物出版，送到讀者手上，總有幾篇可讀該讀的作品，這是我所值得告慰於本刊師友的。不過，以我個人來說，在此編校期間，應該做到的事，實在很多，已所做到的事，卻又太少。比如我想增加對讀者的服務及問題的疏導與解答；增加對作者的協助鼓勵和報答；最低限度，希望做到有信必覆。但我並未全部做到，因為本刊的人力不足，編校由我一人兼任，並且稍帶一點發行部門的事情，以及其他的瑣事。本刊的經濟經常十分地窘困，我的編校部門，故也捉襟見肘，每出刊一次，二百元的編校費，本為編輯校對的車馬及郵資雜用，我雖盡量地撙節，每次去臺北跑印刷廠，連三輪車也未敢坐過一回，連冰水也不曾喝過一口，希望留些錢來買幾刀稿紙贈送作者，但仍未能達到發表一篇文章即贈一刀稿紙的願望。至於贈送作者書籍之類的紀念品，我雖試著做過，但終無法辦好，這是我所最感不安的事，也是最感抱歉的事了。
一般的刊物，重點在於讀者，如不重視讀者，它將失去自求生存的可能；對於作者，倒像是個施惠的對象，以錢買稿，不必奉承。但是佛教的刊物，除了重視讀者的要求，更該重視作者的支持。也許我是一個編者而非發行人，所以在這兩者之間，我是特別重視作者之間的聯繫與鼓勵，因為我總覺得：若無作者的支持，刊物便會停頓，故我以為作者的文稿支助，要比讀者的經濟補助，更該值得讚歎。
因此，我們非常欣慰慶幸，我雖是個低能的編校，我們卻有第一流的作者及第一等的作品刊出，即使未能盡如理想，但已做到差強人意，這是我要特別提出，並向作者們致其無上之敬意和謝悃的。
其中以張廷榮、蔡念生、無念（荷芬）、曾景來（普信）、李世傑、佛林居士、吳怡、周祥光等，惠稿最多。特別是張廷榮居士，他是本刊的台柱，我雖是編者，因為經常抱病，連所寫的社論計算在內，在字數方面，還趕不上廷榮居士，這是我慚愧的，也是我要感激諸位作者的。
我對本刊的無論作者、讀者，都以師友相看，既是我的導師，也是我的朋友，可謂亦師亦友。所以我為本刊服務以來，我固付出了很多的精力，但也得到了很多的教益。如果不為《人生》服務，我是接觸不到這許多師友的，在此期間，親近了這許多的善知識，該是何等地榮幸，自亦可想而知。身為一個編者而兼校對，一本刊物，從審稿以至清校，最少要細讀四到五遍，所謂先睹為快，該是編校者的特權享受。但亦有其苦衷：一篇文章讀了三次以後，若非確能使人百讀不厭，便覺有些難耐了。尤其閱讀是興趣的滿足，不合味口的可以不讀；編校卻是責任的交代，不管自己有無興趣，也得讀之再讀，因為雜誌的讀者是多方面的，不能由於編者的偏好，而否定了廣大讀者的要求。正因如此，刊物出來，便不能沒有錯誤了。我雖盡可能地設法減少錯漏，但其錯漏仍是難免，真所謂校對如同秋風掃落葉，隨掃隨有，掃不勝掃。這是我很感對不起作者的，也是很感遺憾的事。
至於編校的如何跑廠，如何辛苦，如何麻煩，那是身為一個編校者的本分，自也不必多說。不過最後我想說一句：「我是過了編者的癮了！但我並未做到一個編者所該做到的那樣理想。」如說本刊在此期間，尚有其相當價值的話，那是以往的基礎，尤其是發行人東公老人的努力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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