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王文顏博士《佛典漢譯之研究》
佛教發源於印度，傳播於世界，乃是通過各種語文的翻譯介紹，而形成了佛教世界化的事實。佛教初成之時，釋迦佛陀所說的經典，是賴弟子們的口口相傳，並未記錄成文，筆之成書。但經數代相傳之後，由於傳播的地區愈來愈廣，需要佛經的人數也愈來愈多，要求人人都能背誦數量龐大的聖典，乃是不可能的事，因此乃有了將佛典記錄成文的要求。
佛典在印度所用的語文記載，大致是梵文、巴利文、巴克萊文。而在最早的口傳時期所用的語文，則為印度內地的各種方言，梵文、巴利文及巴克萊文，是比較古典的語文。後來，佛教自印度向四方傳播，巴利文三藏，被傳至南方的錫蘭、緬甸、暹羅、柬埔寨等國家，以其各國的語言，音譯過去，通常稱之為上座部的小乘佛教。自印度向北方傳播的，則以梵文的三藏經典為主，譯成了中國的漢文，以及窣利、龜茲、于闐等西域諸語文，還有西藏文。漢文佛典，主要譯自梵文，也有譯自西域的方言所謂胡語者，也有從漢譯的佛典再譯成胡語及西藏語的。
漢譯的佛典，大乘與小乘兼備，顯教及密教並存，但在質量方面，則以初期及中期的大乘顯教為其主體。西藏文的佛典，雖然也是大小顯密皆有，但卻是以晚期的大乘密教為其特色。
目前，出自印度的梵文原典，現有的數量不多，而且殘缺不全，巴克萊文的更少，唯巴利文的，仍保留於南方諸國的音譯語文之中。可是，梵文佛典之被譯成漢文及藏文的，數量極為龐大。也可以說，除了漢譯及藏譯的佛典之外，便無從窺知大乘佛教的內涵。而此兩系所譯的佛典，又形成了兩個傳播佛法的中心。藏譯佛典，被譯成了西夏語、蒙古語、古代土耳其古語、滿州語等。漢譯的佛典，它的影響力，不在於被譯成其他種語文，乃是即以漢文的原貌，把佛法傳到了高麗、日本及越南。因此，現存而較完備的佛典，分成南傳的巴利語三藏，北傳的漢譯三藏及西藏譯三藏。以其傳播的地區之廣及其所化的人數之眾而言，則非漢譯三藏莫屬。因此，本書作者王文顏博士要說：「探討佛典漢譯的詳細內容，是研究中國佛教史和東亞佛教發展的第一個課題。」
漢譯佛典的事業，自後漢以迄趙宋之間，雖也有不少出於印度東來的梵僧及漢土的高賢私人努力，大規模的譯場組織，則皆出於歷代君王的力量。宋元以後，梵文漢譯的工作，雖已少見，近數十年間，也有少數人將巴利文及藏文的佛典，零星地譯成漢文者。以此可見，佛典漢譯，淵源流長。參加譯事的人數及譯出的卷數之多，雖無確切的統計數字可稽，但是，在世界的翻譯史上，應該是獨一無二的成就。根據諸種經錄的考察，其間有不少已經譯出的佛典，早已散失，也有不少的佛典譯作，不知出於何人的手筆。日人於其大正年間（西元一九一二─一九二五年）編校完成的《大正新脩大藏經》第一冊至第三十二冊，所收錄署名「譯」本的大小乘經律論三藏佛典，一千六百五十八部，六千一百餘卷。尚有未被收錄於該藏的，為數仍可觀。
像如此綿延不絕，連續近二千年的佛典漢譯事業，其本身即是一部內容豐富的歷史，所以凡為研究中國及印度文化史的中外學者，都會給予相當價值的肯定，此可從王博士所撰本書附錄的參考書目及其有關的文獻中得到消息。可是，以「佛典漢譯」做為論題，系統性地寫成研究專書的，則以王博士為第一人。
王君原來從未涉及佛學的研究，進入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班之後，始從羅宗濤教授的建議，研究佛典漢譯的歷史過程、譯經組織及其制度、譯經的理論、譯本的探討，是以歷史為經、演變的事實作緯。歷三年餘的時間，廣徵博引，精密地考察之下，完成了本書。因為高明教授的介紹，在王君撰著本書的階段中，我給了他若干建議，王君不但聰穎過人，研究的工夫也非常勤懇踏實，特別是在與他一向所學無關的領域中，以三年多的時間，讀遍所有與漢譯佛典有關的文獻，加以抉擇取捨，用簡鍊的文字，寫成二十多萬字的論作，對我而言，既感到欣慰，也覺得欽佩。此書的撰寫和提出，王君獲得了博士學位。以已往的觀念，博士論文是代表著學術成就的最高峰，王博士卻謙虛地告訴我說，這是他向這一方面努力的一個起點。現在，本書由天華出版公司投資出版，謹述所見如上，用表讚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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