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佛教通史》上冊自序
佛教史，是人類全部歷史中的一個單元，而且是一個極其重要的單元，因為，佛教文化的影響所及，早已突破了宗教信仰的界限。
佛教史，雖以敘述佛教的開創、發展、演進等的過程為主，但它卻與整個人類文明的成長，有著息息相通的血肉關係。對於我們東方民族而言，這種關係，尤其感到密切。
佛教發源於印度，其時代，約與孔子相先後；傳來中國的時代，則與耶穌降世的時代相近似。佛教傳播的路線，是由印度分為兩個方向：一支向南延伸，至錫蘭；一支向北進展，至現在的喀什米爾。南方的錫蘭等地，原無自己的文化，除與印度接觸之外，亦無其他的文化可資吸收，所以，佛教傳去之後，未能開出新的局面，以致迄今仍舊保持著近乎佛陀時代的面貌。向北傳流的一支，由於和印度傳統宗教之間的相互激揚，加上亞歷山大的經略，也為印度帶進了希臘文明的色彩，所以，佛教漸漸走向自由發展的途徑。結果，我們就把南傳的一支，稱為小乘佛教；把北傳的一支，稱為大乘佛教。以文字而言，南傳的聖典，是以巴利文（pāli-bhāsā）為主；北傳的聖典，則以梵文（sanskrit）為主。
向南傳的，又由錫蘭、緬甸，而至泰國、高棉、寮國等地；向北傳的，又由喀什米爾，傳至中國的新疆和西藏。西藏的自成一個密教的系統，再傳至蒙古；新疆的則向中國內地發展。中國乃是一個歷史悠久、文化深厚的文明古國，所以，佛教一到中國之後，固然滋養了中國的文化，同時也接受了中國文化的熏染，變成了中國型態的佛教，例如天台宗、華嚴宗，特別是禪宗，最能顯出中國人的中國型範。這種佛教中國化的型態，到了隋唐時代，大致陸續完成。韓國與日本，又將中國的佛教移植過去，加上他們自己的因素，又成了韓國式和日本式的佛教，尤其是日本，自西元十二世紀，淨土真宗與日蓮宗相繼出現之後，便與中國型的佛教分道揚鑣。
近世以來，研究印度學與佛教學的浪潮，又使許多西洋學者的注意力，投向東方，初以客觀的研究態度，向西方人介紹佛教，結果佛教的信仰，也到了西方。雖然，今日的歐美，依舊是天主教或基督教的社會，歐美已經有佛教的傳播，也是事實。
由此可知，佛教乃是一個源遠而流長的宗教，我們若想對它做比較客觀而又深入的了解，最好能有一部世界性的佛教通史，可是，縱然在出版佛教新書最多的日本，也無法求得這樣的一部書來。
講起佛教的史書，在漢文的《大藏經》中是相當豐富的，《大正新脩大藏經》的「史傳部」，即收有五百五十一卷。然而，若以今日新史學的角度來衡量，那些僅是珍貴的史料，而非精確的史書。因為其中尚有許多相互矛盾與彼此出入之處，必須加以考證、比較、推論，同時要運用更多的工具，例如考古學、語言學、宗教學和哲學等的知識，予以旁證以後，始可信其為真。縱然如此，也只能信其近於史實而未必即等於史實。
因此，深深地感覺到，我們確有編寫一部能為現代人所接受的佛教通史的必要。同時，當我寫了《戒律學綱要》及《比較宗教學》兩書之後，又發現我國古來的高僧之中，凡是重視戒律和研究外教的人，大多也會致力於佛教史傳的編纂和撰著，例如梁代的僧祐律師，弘揚《十誦律》，撰寫《弘明集》十四卷；他的弟子寶唱律師，撰寫《比丘尼傳》四卷。撰寫《高僧傳》的梁代高僧慧皎，也是兼弘經律的。唐朝的道宣律師，是中國南山律宗的鼻祖，但他撰有《續高僧傳》三十卷、《廣弘明集》三十卷、《集古今佛道論衡》四卷。這一發現，對於我的鼓勵極大。
可是，當在著手史料的蒐求整理之際，又覺得進行得非常緩慢。心想：若能邀同幾位意趣相投的人，分頭工作，必可促使這個願望的早日實現。終於，得到了好友淨海法師的慨允。當時他正在泰國的佛教大學，專攻南傳佛教，彼此聯絡結果，決定合編一部百萬字上下的《世界佛教通史》，分上中下三冊裝訂。上冊包括印度、西藏、日本部分，下冊包括西域、中國、韓國等部分，由我擔任。中冊包括東南亞各國及歐美部分，請淨海法師擔任。
現在，本書的上冊已經出版，中冊也在修訂之中，下冊則將待我在日本的另一項研究過程告一段落之後，再向讀者諸君請教。
要做一個第一流的佛教歷史學家，並不容易，他必定要能利用第一手的各種原文聖典中的史料。不用諱言，我們兩人，尚不敢以第一流的佛教史家自居，我們所憑藉的語文工具，僅是漢文、日文、英文、泰文，和基礎的梵文與巴利文。
我們編寫本書的原則，是以各個地區的社會環境及其時代變遷做為背景，以佛教教團的活動以及教理思想的開展做為經緯。根據重要的史書史料，盡量採納多數近代學者所持的觀點，基於理性的態度，用現代化的文字形式，透過時代思潮的要求，介紹時代大眾所能接受的世界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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