劃時代的博士比丘
一、前言
我國在魏晉乃至到了隋唐時代，僧侶未必都是飽學之士，但在社會上不易見到的大學問家，卻能於高僧之中找到不少。那些高僧，之所以受到許多上層知識分子，乃至朝廷的尊敬和崇拜，僅靠堅苦的行持是不夠的。譬如東晉的道安和廬山的慧遠，都是戒行堅貞、定慧拔群之士。中國佛教的基礎，也就是由這樣的僧侶們，建築而鞏固了起來。
近世以來，中國佛教，不論在戒定慧的哪一方面，都在沒落退潮之中，主要原因是，佛教的人才太少，雖仍不乏苦修戒定的人，但以慧學不夠，終無法產生可大可久的影響作用。禪宗的末流，總愛把六祖惠能大師的一字不識的傳說抬起，用以搪塞他們本身的不學無知，其實，達摩大師以四卷《楞伽經》為心印，六祖則以《金剛經》為宗本，以現代學者的判斷，說六祖惠能一字不識，乃是無法接受的。不過，凡是從宗教學者而昇華為大宗教家的人，大多無暇親自執筆著作罷了。
近世中國佛教界，正因為不重視慧學，也可以說不夠資質深入慧學——佛教法義的堂奧，所以不鼓勵法義的廣泛研究，甚至於詆毀法義之學，與生死大事無關，反而是解脫生死的絆腳石。因此，第一流的學問之士，不易為僧團接受，稍微有了學問基礎的僧侶，也自覺得要比一般的同道高明，一旦發現不能和現實的環境同流，便會自然而然地離僧而去，這是佛教的最大的損失和不幸！
二、第一位博士比丘是誰
當我經過在臺灣深山中的將近六年的獨自修學之後，不久，竟然會來到日本，做起留學僧來，在一般人的看法，認為我已放棄了以往的宗旨，另外走上返俗或趨向返俗的目標了。其實，在我本身，絲毫沒有改變的打算。我雖對於改變了的人，同樣抱著尊敬的態度，因為，以菩薩行的角度來看，俗人的型態，更容易接近群眾，也更有力量來做發展佛教的事業，只要他們不轉而反對佛教，破壞佛法，塞翁失馬，焉知不是佛教之福。但我仍覺得佛法的中心，宜以僧侶的型範，做為命脈的維繫者，正如政黨政府的主幹，要以得力的黨員為其核心一樣。所以，以我個人的條件或資稟而言，高僧的偉大僧格是不敢自許，也不敢自期的，但卻覺得，比起卓越的在家菩薩，僅適合做一個平凡的僧人了。
所以，當我得到了瑞士某大善士的資助之後，頗有自信，中國第一個博士比丘，願以我的努力來爭取它了。因為我那完成碩士學位的論文和以前的各項著作，頗得指導教授坂本先生的好印象，並且希望我完成博士學位之後，再離開日本。現在，雖以坂本先生的去世，我要延長一年，始可提出論文。但是，意外地，不，應該說是當然的，在今（一九七三）年的六月二十七日，我卻以代理人的身分，接受了大正大學的一名博士學位的證書。這項文學博士學位的取得者，是位比丘，但不是我，而是一位長老比丘，印順老法師。
因此，下面要把我自己的事擱在一邊，單就印順長老獲得博士學位的經過，做一番介紹，用為對於印老人的祝賀，也藉以向中國佛教界的海內外僧俗同道報喜。
三、印順長老獲得了文學博士學位
本年六月二十日下午，接到了大正大學教授，關口真大博士的電話通知，要求我用最快速的方法，向在美國紐約療養中的印順老法師，說明在當天的教授會議中，已經一致通過，同意頒給印師文學博士學位。頒發典禮的日期，則另行通知。於是我立即拍了一份英文電報給印老，報告他學位已正式通過，並向他道喜。
關口真大先生，是這項博士論文的主審者，印師的論文是出版於一九七一年六月的《中國禪宗史》，印師雖然幾次向我提起，禪宗的史事，不是他的專門或特長，並在該書的自序之末，也說：「我不是禪史，或佛教與中國文化關係的專究者，不想做充分具體的闡明。本書僅揭出其重要關鍵，奉獻於研究禪宗史的學者。」但卻由於這部書的出版，受到了日本佛教學界的重視，終究而獲取了學位，正如印公給我的信中自謂「無意插柳柳成蔭」了。近世研究中國禪宗史的日本學者之傑出者，當以宇井伯壽為始，柳田聖山及關口真大等人為主軸，以目前的成就而言，當推關口氏最為特出。而在《六祖壇經》作者的觀點方面，關口氏卻與我國的胡適同調，印師則別具看法，雖然看法不同，仍為關口氏所推崇，因此而成了此項學位的主審者。
我與印順長老之間，從來未發生過直接的師生關係，從系統上說，他與家師東初老人，同是太虛大師的門下，敘輩分，我只是印公的姪輩，沾不上門下的光榮。然在日本的佛教學界，因為知道印公盛名的不少，見到我時，總以為我是出於印公的門下，關口真大先生，便是其中之一，直到六月底的一次會晤之時，還為我向他的學生們做如此的介紹，我說不是，他還以為我在客氣。也就由於這麼一點光彩的誤會，我和另一位真正的印公的門生，現在擔任大正大學講師的吳老擇先生，被關口先生指名成了印公的代理人。又因為我是比丘相的僧侶，故在各種的聯繫和奔走接洽方面，也喧賓奪主，被大正大學指為印公的主要代理人了。直到六月二十七日下午三點，於大正大學校長辦公室裡，也由我代理印公，從該校校長福井康順博士的手中，接受了這項中國比丘有史以來的第一張博士文憑。然後即請吳老擇先生，代表印公，向大家致了謝詞。因為這是代表了中國佛教的光榮，也是象徵了中國佛教比丘人才的國際學術水準，所以，我和吳先生，均有如同身受的感觸。
當天，參加儀式的人，除了主持者，該校的校長福井康順博士外，另有主審教授關口博士，副審教授吉岡義豐博士，福井博士是校長，但他也是副審教授。另有事務局長末廣照延教授，文學部長竹中信常博士，總務部長橫山榮三先生，圖書館長牧尾良海教授等人，雖然簡單，而頗隆重。其中的福井博士，曾任東京大學及早稻田大學的教授，是天台宗的大僧正，卻是日本研究中國道教的先驅者，也是道教學會的創始人，連任該會理事長達二十年之久。他也曾到中國大陸留學二年左右，他的專門是道教，涉獵的範圍，毋寧說是中國的禪和天台。另一位吉岡博士，曾在北平住了七年之久，他是真言宗的僧侶，除了兼顧寺院的住持之職，更是一位世界性的中國道教學的權威學者，我在《天聲》雙月刊的第六號中所寫〈道教學會與道教學〉一文中，曾對這位吉岡先生，做過較詳細的介紹。因他本身是僧侶，故在中國佛教方面的涉獵，也極廣博。我雖不是大正大學的學生，大正的幾位名教授，和我於研究中國問題的學術關係上有接觸，也就熟悉了。
四、可惜印順長老未能親臨
如上所說，印公長老的博士學位，是由我和他的門下吳老擇先生代理接受的。實際上，這項學位，雖然自始至終，都未勞動印公親自和大正大學做過任何直接的接觸，而其真實性和可貴性，卻是和任何一位日本的文學博士一樣，是由日本文部省，授權頒發的，在日本的文部省和大正大學，均已列入正式的學位檔案之中，只要日本的歷史存在，到了千秋萬古之後，仍可查到它的資料和記載。
記得當我來日本之先，請教印老的意見，他雖未說不贊成，但卻說了兩點意見：第一是凡為有了寺院住持職務在身的人，不論僧尼，均會於學成之後以本來面目回國，否則就很可能一去不返了。第二是若為學習日本學者們現代西洋式的治學方法，不去日本，同樣可以達到目的。正由如此，我也未曾向印老提出請他贊助留學費用的事。來日之後，我曾先後兩度返國，也都未能見到他老人家，同時他老的門下之中，也有人對我稍有一些誤會。我的瑞士來的經費，也和印老無關。所以，這項學位的活動，神使鬼差地使我成了主要的中間人，除了因緣二字，以及我對於祖國佛教的熱愛和對印老成就的崇仰之外，便無法解釋了。
印長老畢竟和我們普通人不同，當他的《中國禪宗史》出版之後，在國內固然引起了學界的重視，書到日本，凡是研究中國佛教問題的著名學者，見到我時，均會提起這部書，尤其是大正大學已經退休的牛場真玄先生，對於印長老的著作，極為推重，並且曾為印老的《中觀今論》等書，做過全書或單章等的好多翻譯，向日本的佛教學界介紹，也可以說，印老著作之能受到日本佛教學界的注目者，固然另有如藤吉慈海（曾為印老介紹過《淨土新論》）等到臺灣訪問之後，所做的遊記報導中，也多提到印長老的大名，但對印老著作整部翻譯的人，唯此牛場先生一人了。牛場先生以為，在今日的中國佛教界，也有如印老這樣的學者僧侶，應該要讓日本的學者們知道的。故當看到《中國禪宗史》之後，立即就去和他先前的同事關口真大先生討論。關口氏說，他不能完全讀通用現代中國語寫的該書，如果從其目錄和全書的結構上看，乃是一篇可能得到博士學位的好論文。牛場先生回家之後，馬上給我電話，希望我把這部書譯成日文，我的答覆是為了自己趕博士論文的資料蒐集和整理閱讀，已經很忙，故在自己的論文沒有提出之前，無暇旁顧。跟著他又提議，由我和吳老擇先生，各人分擔一半，將之譯出，結果仍由我和吳先生都有自己所忙的事而推辭了之後，牛場先生便要我寫信給印長老，徵求由他翻成日文的同意。那是一九七一年冬天的事，當時的印長老，正在病危住院手術之中，回信是由他的門下印海法師寫的，同意了由牛場先生譯成日文的事。
牛場先生花了三個半月的時間，將全書譯出，每四百字一張的原稿紙，達一千一百多頁，重重的一大堆，送給了關口先生。同時也進行了請求學位的試探工作。關口氏讀完譯稿，雖發現書中有許多處，和他自己的看法相左，並且有些地方稍嫌武斷，但做為一個學者，應該容許有各人所持的不同看法。最使關口氏開心的是，印老因為不是禪宗的子孫，也不受任何傳統觀念的影響，痛快淋漓地說出了他從敦煌出土的資料中，所得的新看法，像這樣放膽而談的氣度，縱然在日本佛教學界，尚不能不有所顧忌。所以，印老此書的觀點，頗足為日本佛教學界的借鏡。同時關口氏也曾於戰時在中國住了兩年，並於數年前訪問過臺灣，從中日佛教的友誼上說，也樂於促成其事。
說到牛場先生的代為進行學位的申請試探工作，應當追溯到印老受聘為中國文化學院的教授之時，當時有一位印老的戒弟子慧嶽法師，正在我現在就讀的立正大學留學，想到印老如果有了學位該是多好，故和吳老擇先生商談，而去求教牛場先生，但因那時的印老的治學方法，雖然謹嚴卓越，卻不為日本的學界所能接受，因而無法提出相當的著作而作罷。事隔十年來，印老對於此事未曾加意，特別是在住院期中，學位於他已無必要，而牛場先生卻在積極進行，以償當年慧嶽法師的所請之願。而牛場先生也一直以為我這樣的僧侶，想必也是印老的學生，所以凡有關於此事者，每以電話相召，向印老、向大正大學的有關教授，以及其他如查詢、送稿、送書、磋商等事，都由我去奔走接頭，他總以為「師有事，弟子服其勞」，是理所當然的事。我則覺得人家外國人，對我們中國佛教的事，既能如此熱心，感激之餘，當以更積極的精神，為此努力才對。直到事情辦好了，始知我並非福嚴學系的人，他老想要說對不起我，卻被我阻止了，我說：印老是我國的長老，我是他老人家的晚輩，我以我國有印老這樣的國際學術標準以上的人而為榮耀。
因此，我只是想說明此事的經過，沒有希望向印長老報功，更談不上要求取得什麼，如說想求取的話，我已經取得了，那就是做為中國僧侶之一者的一分光榮的欣慰。近世以來，一般的知識分子，總以中國的僧尼，是不能以學術的尺度來衡量的，所以知識分子縱然研究佛法，乃至信奉佛法，要他從學術的角度轉而對於僧尼敬信皈依，若非極少數由於特殊的神祕體驗之外，比率上是極有限的。因為論學問的幅度，即使對佛教的三藏而言，僧尼所涉的範圍是無法使得他們信服的。再加上現代化的學位，是一種標記，如果有了它，影響力是大不相同的。故我覺得，從此開始，中國佛教才真的走上現代化的第一步。
然對印長老而言，這是項虛名，有沒有它，毫無增損，事實上，在此一年半以來，他始終都在養疴之中，連書信都不能親自作覆，但我喋喋不休地，一封信又一封信，勸他接受提出申請學位的建議，要他寄下各項資料，要他匯來論文的審查費。今年元月，印長老赴美，道經東京時，雖然快要水到渠成，他老尚不太樂意接受，並說他是前清出生的人，經歷兩朝，至死願做中國人，如果日本文部省在學位文憑上寫成僅僅是中國籍貫，他是不接受的。我說，此事好辦，請勿掛慮。後來他從美國來信，一口拒絕，說是決定不要這項學位了。我和吳先生商量結果，一面寫信奉勸，一面則照常，同時更熱切地進行。
到了五月，大正大學通知我，並給印老出了紙公函，邀他前來東京，接受面試，同時測驗語文的能力。照規定博士學位的取得者，必須通曉三種以上的語文，英文是必具的條件，此外要有梵文、巴利文，或藏文的基本學力。可是，印老的來信說，不能教他欺騙作偽，他不懂英文，日文也只能識一個「の」字。其實，印老不希望取得此項學位的意思已很明顯。我們真的為此焦急起來。事實上，印老如果來了，也不會如青年人一樣地接受嚴格試驗，對像他這樣一位長老比丘，所謂面試，不過藉此機會彼此見見面，然後舉行一個隆重盛大的頒授典禮，學校並已要求印老在典禮中，做三十分鐘或一小時的學術演講。所以我們仍照預定計畫進行。到了五月底，接到印老來信，說是由於他老的健康愈來愈惡化，看樣子只怕不能撐持下去，故可能於六月中，趕回臺灣，在如此的情形下，經過東京，不可再做任何活動。大正大學的事，託我接頭辦理。我將此信送交大正大學，關口先生看後，覺得非以最快速最簡化的方式來處理不可了，否則的話，萬一有了變化，倒是一樁極其遺憾的事了，那對於中國佛教界，對於大正大學，對於有關的教授們，都將是一樁遺憾的事。所以要求緊急召開教授會議，結果於六月二十日關口氏提案獲得通過，略去一切待行的手續，決定由我和吳先生為代理者，頒授了這項學位。
據悉，印長老的健康，現在已較平穩，祈願他能早日康復，否則我的罪過實在太大了。
五、日本的學位制度與治學方法
日本的博士學位頒授制度，已有好幾個階段的修訂和延續。早先應推溯到引進了西歐的學術風氣，自明治十年（西元一八七七年），創立東京帝國大學，即開始了學士稱號的頒給，到明治二十年，成立了博士和大博士的學位制度，明治三十一年，廢止了大博士而僅保留了博士。但其直到大正初年，僅五個國立大學，夠格授予博士學位，至大正七年（西元一九一八年），始核准了私立大學的大學院制度，此到昭和二十二年（西元一九四七年）廢止而與新的制度並行，即是說，凡是一九四七年以前，畢業的人，仍可依照舊制提出論文，此後的新人，則照新制頒授。舊制與新制，各有寬嚴，舊制著重學力、經歷、年齡、著作量及學術的高深度，對於學歷倒在其次，所以視博士學位的獲得者為其已達高峰點的一種榮譽標誌。印公長老是相當於明治年間出生的人，故係援用了舊制而辦理，所以要求他提出一種以上已經出版的副論文，同時詳列經歷著述的表報，印老提出的那份洋洋大觀的經歷著述表報，是足夠的了。
至於新制的博士學位，也可分成兩種方式申請，一是按部就班，修完大學四年、碩士兩年以上、博士課程三年以上的學分和學年，然後準備當助手、助教、講師、副教授、教授，大致上說，當了講師之後，即可著手博士論文的努力，經過三、五年，準為副教授乃至教授之後，即提出上千頁的論文，那時的年齡，至少也是四十歲左右的人了。如果三十多歲，取得文學博士學位，乃是特出的人才方能辦到，不過比起舊制要待五十歲左右，有了相當數量的著作及有了特別研究成果的創獲者，較為容易一些。實際上比起日本的理工博士及歐美的博士，日本的文學博士的確很難。另一方式是沒有學歷，未經正軌的學部、大學院的學年過程，或者甲校出身而向乙校提出論文時，那就得首先接受資格考試，通過了普通語文和專門語文（攻佛教學的是受梵、巴、藏語文）及專門知識的考試，始可提出論文，其要求實際上比較嚴格了。因此，今日國內人士，以為佛學文學博士容易得，並且把那些僅僅修完博士學分而未從事實際研究和論文撰寫的人，看成博士，稱為博士，那是一個很大的誤解。
我說此話的用心，是請國人勿把長老的博士學位，看成不費力，他在本人申請過程中，好像未曾費力，而他已經費力數十年了。
再說，日本的治學方法，正如印老所說，他是未到日本留學，便學到了日本的這套方法。他曾和我談過，太虛大師反對日本學者以西洋的歷史方法論治佛學，因為這一方法破壞了太虛大師的傳統信仰，尤其是《大乘起信論》和《楞嚴經》的問題，最使太虛大師無法忍受。可是印老認為，歷史的方法論是正確而不必反對的，該反對的當是研究者所主觀的武斷和望文生義，故他對於胡適，既有反對點，也有贊同點。從這一方面看印老，他的治學精神，可能是得力於在漢口的武昌佛學院，閱讀了大量日本學者的佛學著作。然從他的早年著作如《印度之佛教》、《中觀今論》，乃至在臺灣完成的《成佛之道》等書看來，在寫作的態度上，依然走著印度、西藏及中國古論師們造論的格局，引經據典來發揮，並組織成自己的學術理念，比如上舉三書，也不難找到印藏古論的模式，所不同者，印老是用的現代語。直到近年出版的《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和《中國禪宗史》三書，始見他完全採用了近代西洋的治學方式，做為他著述型態的表現方法了。所以，在此之前的印老，他的門下稱他為導師，也有稱他為論師，論師一詞，正是相當適切的尊稱，我則從不願意如此稱他。果然，目前的印老，晚年的印順博士，已脫去了古論師的傾向。但願跟著印長老前進的人，不要再以論師自期，古論師都是大菩薩，現代化的大菩薩，為什麼仍要去做古論師呢？
六、餘感
中國佛教界的僧尼人才太少，而中國的偉大僧人，均係靠各自的堅貞信心和不拔的悲心而完成的，佛教的命脈，是靠每一個個人的努力來維繫，尤其是年輕的一代，不要失落了自己，不要受任何環境所左右。印長老甘於寂寞，矢志為學，始有他今日的成就。他的日益求進步，求完美的治學精神，便是我們的一個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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