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鼓全集》第三輯 文集類|03-06 評介|上篇　人物|關於胡適思想的宗教信仰

關於胡適思想的宗教信仰

凡是一種思想的出現，一定有其時代的背景和令其出現的環境；同樣地，凡是一種思想的失去作用，也必有其時代的背景和令其失去作用的環境。可見，一種思想的存在，不論它的可貴可愛或可怕可惡，只要它能適應各種時代環境，它便能夠永久和普遍地發生作用，也能歷久常新，並且新新不已；相反地，如果只能適應適用於某一個時代的某一個環境之中，便會受到自然律則的揚棄，變成人類文化史上的一朵小小的曇花而已。即使它也放出了清奇的姿態和花類的芬芳，它也吸引了若干人們的注意，引發了若干人們的興趣，它卻不能使人保持這一注意和興趣價值的永恆。當然，我們站在人文觀念的立足點上，對於能夠歷久常新，且能新新不已的思想，固該讚揚，對於曇花開謝似的思想，也不必詛咒。因為真實可愛的思想，雖或因了人們的無知，而有所誤解，但它絕不會因了人們的誤解，便在人類的文化史上宣告死亡。即或偶有這一近似死亡的現象出現，也只是暫時的隱避，而不是永久的退居。至於那些形似真實和彷彿可愛的思想，在其所能形成或產生的時代和環境中，雖然有其相當可觀的影響作用，然當時代稍一前進，環境稍一變更，便會因其本身的缺陷而去迎接死亡的命運。試問：人類自有文化以來，曾經有過多少思想家的思想體系？到目前為止，仍被大多數的人類所共同仰慕推崇的思想體系，又有多少？禁不起考驗的思想法則，實在太多了！可是那些禁不起考驗的思想法則，又未嘗不曾轟動於它所產生的時代和它所產生的環境之中。絕對多數的人們，總像一群飢渴交加的蒼蠅，他們不能辨別食料的好壞，只要讓他們發現一塊或一堆可資吸吮的東西，不管是美味的佳餚或普通的殘羹，乃至動物的糞溺和腐爛了的屍體，他們都會麇集而赴！所以，思想體系的繁雜叢起，既然混淆了世人的耳目，並且也有很多的人們因此失足，這是人類的一大不幸。可是在這混淆的局面中，往往又會存在一個無形而實有的思想中心，由這中心的引導，混淆的局面，又將漸漸趨向於澄清，澄清之後的思想中心，固已不再是舊有的面貌，固已現出了新興的姿態，但它的本質，還是發自舊有的中心。這一中心便是傳統一貫的真理——植根於人類之始和人性之初的基本精神。傳統的真理雖經時代思潮的激盪，不得不有姿態上的革新，革新後的傳統真理，仍然還是傳統一貫的真理。但是每由這一傳統一貫的真理，做了一次大開放、大接收和大凝鍊而又形成一個刻板保守的思想體系之後，新的時代思潮，又會應運而生。因此，人類的時代每在進步，人類的一貫真理，也在不斷地累積。思想而成了保守，自為思想界加上了枷鎖；思想而成了混淆，也是思想家們的一大痛苦。然而，人類的歷史文化，就是在這相逼相盪，連成一串，而又無始無終的過程之中，開發出來和延伸下去。

由此可見，我們對於時代思潮的產生，不必戒懼。凡為時代思潮，往往都會帶有激進的成分，因其不滿生活於原有的保守狀態之中。所以時代思潮所含有的破壞性和浮動性，也是在所難免。正因為時代思潮的激進或破壞，衝破了傳統的藩籬，保守的思想便會一變而成開明的局面。傳統一貫的真理，每於開明之後，便會吸收時代思潮所供給的新養料。時代思潮的養料一旦被傳統的真理全部吸收過去之後，這一代的時代思潮，便會接受自然的淘汰，因為它的優點，已經不屬它所獨占，它所獨占的，只是那些不穩定的缺陷！不過，一個民族、一個國家或一個時代，如果永遠沒有新思潮的鼓盪，也是一種危險，雖然新思潮鼓盪的本身，就是一大危險。但在鼓盪的危險之後，能夠引發一個新興的局面，仍不算是最大的危險，所以我常主張：活的總比死的好，狂妄的也比頹廢的好。否則老是墨守成規，老是死氣沉沉，老是浸在古人的唾沫堆裡，不敢面對現實，不敢拿出自己的主張，那才是最大的危險！

現在開始我們的主題。當然，我們討論胡適思想，因為胡適思想，雖不能全權代表中國近五十年來的時代思潮，但他確是助長這一時代思潮的一大動力；雖然時代的警鐘不是胡適一個人敲響的，胡適確是敲鐘者之一。胡適的最大貢獻是與陳獨秀等創導白話文學，以及鼓吹個人自由的自由思想，給青年人的另一印象，便是最著名的兩句話：「大膽假設，小心求證。」樹立一種事事存疑、樣樣考證的治學方法。

從大體上說，胡適本人，尚不失為一個有魄力有膽識的學者，尤其還是一位歷史興趣非常濃厚的史學家。故在近代的中國，能有他的出現，實在也是一件可喜的事。最重要的，胡適雖以反傳統的姿態顯跡，仍為自由思想之所軌範。

筆者是宗教徒，對於胡適的思想，不想去做廣泛的研討，僅就有關宗教信仰的觀點上，略抒管見，以資向胡適先生及所有的讀者師友們就正。但從胡適先生的宗教觀念上，我們也可窺一斑而知全貌了，因為他的中心思想即在於此。明白了胡適的中心思想，即可明白胡適思想的一個大概了。

從本質上說，胡適本人是反宗教也無宗教的，更是一位無神和神滅論者，他雖不是一位自然科學家，但他相信人除物質而外，並不再有所謂靈魂這樣東西，所以他要攻擊靈魂存在的觀念說：「宗教家往往說靈魂不滅……這種說法，幾千年來，不但受了無數愚夫愚婦的迷信，居然受了許多學者的信仰。」又說：「宗教的功效已曾使有神論和靈魂不滅論統一歐洲的人生觀至千餘年之久，假使我們信仰的『科學的人生觀』，將來靠教育與宣傳的功效，也能有有神論和靈魂不滅論在中世歐洲那樣的風行。」所以他很讚仰吳稚暉先生的觀念，他說：「因此我們十分誠懇地對吳稚暉先生表示敬意。……他（指吳稚暉）那篇大文章（聖嚴案：係指吳稚暉的〈科學與人生觀〉一文）裡，很明白地宣言：『那種駭得煞人的顯赫的名詞，上帝呀，神呀，還是取消了的好……開除了上帝的名額，放逐了精神元素的靈魂……人便是外面只剩兩隻腳，卻得了兩隻手，內有三斤二兩腦髓，五千零四十八根腦筋，比較占有多額神經系質的動物』。」胡適先生之要稱道吳稚暉先生的這一觀念，無非是因他與這一觀念有了相通相契的看法。至於吳稚暉先生對於宗教的攻擊，還有一段非常激烈的文字，他說：「宗教皆創自亞利伯民族，印度亦受其影響，故一為神祕，一為玄虛，簡直是半人半鬼的民族。所以什麼佛，什麼妖神上帝，好像皆是《西遊記》、《封神傳》中人物，其實他的聖賢，皆懶惰邋遢，專說玄妙空話。所以他的總和，道德最劣，最相宜的，請他講人死觀。」這種思想，在胡適的觀念中，自然也是同情的。因為他們所生的時代（胡適雖小於吳稚暉），正是中國社會非常黑暗，非常沒有希望的時代，一切舊有的觀念和型態，已不能產生振拔的力量。放眼去看西方，則自然科學的優勢，正在繼長增高，所以只見到物質運用的力量，不見精神安定的可貴，於是乾脆一腳踢開了宗教的觀念，去迎接所謂純科學的人生觀。其實，人與物質，總是不能相提並論而一視同仁的，人之異於下等動物又不同於一般的物質，正因為他有精神的生活，所以儘管有吳稚暉及胡適等人努力於「科學的人生觀」的「教育與宣傳」，宗教的信仰和宗教的力量，仍為多數人之注目。例如林語堂先生一向宣稱他是一個不信仰宗教的「異教徒」，但到林氏六十三歲的今天，竟又變成基督的信徒了；愛因斯坦是近世偉大的科學家，但他還是敬神愛神。其中的原因，當可想見。筆者不知胡適先生對宗教的思想，今後有沒有變更的希望，但到目前為止，似乎仍然「堅守」著他的一貫主張。然他「堅守」這一貫的主張，對於未來的「不朽」，似為一大盛德之累！

誠然，如林語堂先生所說：「理想的自由主義者，往往相信本國是國家中最壞的國家。他所生活的社會是最壞不過的社會。他依然是那個在餐館裡照單點菜的傢伙，相信鄰桌所點的菜，總比他自己所點的好吃。」6我們不能肯定胡適先生，是不是類似這樣的人物，不過胡適先生曾經這樣說過：「東方與西方……一邊是安分，安命，樂天，不爭，認吃虧；一邊是不安分，不肯吃虧，努力奮鬥，繼續改善現成的境地。東方人見人富貴，說他是『前世修的』，自己貧，也說是『前世不曾修』，說是『命該如此』。西方人便不然，他說：『貧富的不平等，痛苦的待遇，都是制度的不良結果，制度是可以改良的。』……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不是袖手念佛號可以得來的，是必須奮鬥力爭的。」看了這段話，我們很可看出胡適對於近世中國（因中國為東方之一）社會現狀的一種憂痛的心情，是出自情不自禁的善意。但是他把中國人乃至中國人的祖先都狠狠地臭罵一頓，似覺有失過當。因為中國的近代固屬不景氣，中國人的歷史，卻也有過努力奮鬥的記載，否則中國的民族早該滅亡的了；中國的政治制度固然趕不上近世西洋的完美，但在中國史上也曾有過良好的政治時代，政治不好的王朝也會遭受平民的推翻；中國人固有一些鄉愚求神念佛，以期家小平安，五榖豐登，但如只管袖手念佛而不事勞作，恐怕早就餓死光了的。反看西方的中古時代，以及中古以前的時代，是不是也有同樣的黑暗狀態呢？胡適先生研究歷史，他的這一歷史的看法能說不勉強嗎？東方人的「安分、安命、樂天、不爭、認吃虧」固為東方人的美德（實不如胡適所以為的那樣壞法），然而東方人之中固有一些鄉愚抱有聽天由命——宿命論的態度，但在哲學思想上，無論中國的儒家或印度的佛教，卻皆主張盡性盡分自度度人的，唯有道家的思想雖近乎胡適的看法，然以老子思想「道常無為而無不為」的出發點去看，還有奮鬥努力的精神存在。

尤其因為胡適本人是個反宗教的學者，所以他每有談到宗教的機會，總希望臭罵幾句，直到去年十二月八日在臺中農學院的演講中，還說：「中國人走錯了路，不思做人，而去做和尚、尼姑、羅漢。譬如以指、手、全身浸油布以燒之，視為對佛的貢獻，此可於高僧傳中找到，這是古人走錯了路的實證。」（載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九日《新生報》）早在民國十七年（西元一九二八年），他寫《廬山遊記》的時候，也曾說過這樣的話：「刺血寫經，是一種下流的求福心理。但我們試回想中古時代佛教徒捨身焚身的瘋狂心理，便知刺血寫經已是中古宗教的末路了。」我們讀了這兩段話，無意為這宗教熱忱的行為本身，做什麼辯護，但我們希望根據歷史的事實，做一些申明。胡適先生以為中國古人，凡為「去做和尚、尼姑、羅漢」的都是因為「不思做人」，那麼中國史上所有的「和尚、尼姑、羅漢」，也就不是人了。為什麼不是人呢？因為他們「以指、手、全身浸油布以燒之」；「刺血寫經」「是中古宗教」——「佛教徒捨身焚身的瘋狂心理」的「末路」，那麼所謂「中古時代佛教徒」的本色，該就是僅僅表現在「以指、手、全身浸油布以燒之」的行為上了。如果佛教徒的本色真是如此而已，我們實在無可辭廢。然從佛教的史實上看來，並非真的如此。在《高僧傳．忘身篇》，及《續高僧傳．遺身篇》中，確也載有如此的情形，如僧瑜在匡山坐薪龕之中，合掌平坐，誦《法華經．藥王品》，火焰交至，猶合掌不散；宋時的慧益，以吉貝自纏，灌油燒之；北周最有名的僧崖，以布裹左右指燒之，以日繼夕，並燒二手，眉目不動，然後燒身，身面焦圻，尚在火中禮拜；到近世，也有以詩德聞名的八指頭陀，自燃兩指供佛。事實上這種焚身自苦，而求福德或示定力的本質，並非原始佛教的精神，胡適先生嘗研佛史，諒必知之頗詳。同時，中國高僧傳中，固有類似情形的記載，卻不是所有的高僧都是如此這般的，更不是中國佛教的正統精神，例如胡適先生引為一生之榮的事業，從敦煌殘卷的啟發，而去日本、英國、法國，追蹤回來的「神會和尚」，好像就不是這樣的人物。再如唐代的高僧玄奘之去印度求法，動機似同胡適先生的「追蹤神會和尚」。玄奘法師因不滿已有的經卷，想去印度取大部的佛典，所以留學十七年，帶回六百五十七部梵本典籍，翻譯十九年，譯出共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卷。這與胡適先生之譯介西方學術思想及追蹤神會和尚的功績比較，似可不必慚愧。但是玄奘的一生，無疑地並不曾放到火裡燒過。再說自六祖以下的禪宗祖師，根本教人要從平實淺易樸質之處用工夫，根本要人從人的本位上做起，做個實實在在的人，而不教人去做稀奇古怪的「神」，所以有人以為禪宗的生活，實是一種藝術生活的宗教。由此看來，我們真不知道胡適先生之臭罵所有的和尚、尼姑不是人，究竟是從哪些歷史資料中考證出來的！

其實，中國和尚對於中國文化的貢獻，連胡適本人也沒有絕對的否認，他談到白話文學的時候，曾說：「自佛書之輸入，譯者以文言不足以達意，故以淺近之文譯之，其體已近白話。其後佛氏講義語錄，尤多用白話為之者，是為語錄體之原始。及宋人講學以白話為語錄，此體遂成講學正體。」7又於談到宋明理學之時曾說：「宋明理學家所以富於理解，全因為六朝及唐以後……宋明的人戴了佛書的眼鏡，望著《大學》、《中庸》，便覺得『明明德』『誠』『正心誠意』『率性之謂道』等等話頭，都有哲學的意義了。」8然而當他從文化觀點而移到宗教信仰的態度時，卻又非恨不可了。也許他以為佛教的文化，應和佛教的信仰全然分開來看，佛教的文化雖有其可愛可貴處，佛教的信仰則是一種可怕的問題罷？然而，沒有佛教的信仰，從何而來的佛教文化？或者因為佛教之中講究方法論的宗教未能在中國盛行，胡適又是一位愛好邏輯學的人，故他仇視的佛教只是禪宗的末流而已？如他所說：「佛學中最講究邏輯的幾個宗派，如三論宗和法相宗都很不容易研究，經不起少許政府的摧殘，就很衰微了。只有那『明心見性，不立文字』的禪宗，仍舊風行一世。但是禪宗的方法，完全是主觀的頓悟，決不是多數人『自悟悟他』的方法。」9果真如此，雖還情有可原，然他以此而抹煞了中國古代的所有和尚、尼姑為中國的社會，所付出的功績，實在太嫌過火！

也許因為胡適有他自己的中心思想，為了肯定他自己的中心思想，便不能沒有排他的宣言。前面說過，他是一位無宗教和反宗教的學者。他雖沒有從事於自然科學的努力和發明，但他有其所謂「科學的人生觀」。他只相信科學和邏輯，凡是能用科學的方法加以證實的，他便相信，否則他便不能相信，故他介紹的西洋學術，也多是些實驗懷疑和自由主義之類的思想。至於道德的軌範，他也有他所謂「我的宗教」的「不朽」論，他根據他自己的思想原則，說出他對人生態度的看法，名之曰「社會的不朽論」，現在抄錄一段如下：「我這個『小我』不是獨立存在的，是和無量數小我有直接或間接的交互關係的；是和社會的全體和世界的全體都有互為影響的關係的；是和社會世界的過去和未來都有因果關係的。……『小我』雖然會死，但是每一個『小我』的一切作為，一切功德罪惡，一切語言行事，無論大小，無論是非，無論善惡，一一都永遠留存在那個『大我』之中。那個『大我』，便是古往今來一切『小我』的紀功碑，彰善祠，罪狀判決書，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的惡諡法。這個『大我』是永遠不朽的，故一切『小我』的事業，人格，一舉一動，一言一笑，一個念頭，一場功勞，一樁罪過，也都永遠不朽。這便是社會的不朽，『大我』的不朽。」10

胡適根據他自己的這一「不朽」觀念，又在另一篇文字中談到他對近世文明的宗教的看法時，曾這樣說：「……科學的發達提高了人類的知識……所以舊宗教的迷信部分漸漸被淘汰到最低限度，漸漸地連那最低限度的信仰——上帝的存在與靈魂的不滅——也發生疑問了。所以這個新宗教的第一特色是他的理智化……第三特色就是他的社會化的道德。」11

接著胡適先生又引用了一個少年革命詩人的歌唱說：「我獨自奮鬥，勝敗我獨自承當；我用不著誰來放我自由；我用不著什麼耶穌基督，妄想他能替我贖罪替我死。」12

胡適先生的這種思想，的確是樂觀和積極的，而且也很可愛。最低限度，他的出發點是非常善良的。以他的這種思想，由他自己實踐起來，尤其能夠現出它的生發蓬勃的氣態。當然，這在西方的宗教——基督的信徒看來，似乎有些可怕，但是我們能夠確信，像胡適，以及跟胡適同等知識程度，同等人格素養，而存有這一同樣道德軌範的人們，他們的生活行為，絕不會比一般不知宗教本質而又迷信宗教的所謂「愚夫愚婦」更為惡劣的。所以胡適本人還是一位能夠自發自律的好人。同時，如站在佛教的觀點上，去看胡適的這一思想，除了他對小我與大我的觀念及其對於靈魂的存在發生疑問，而不為所取之外，其他的觀念，則可全部接納。因為胡適的思想，他雖標榜科學和自由，他的論點和他的視界，卻未嘗擺脫佛法的範圍。關於胡適先生的「不朽論」，筆者曾經做過這樣的批評：「胡適是個比較樂觀的人，所以他能承認這一歷史的因果關係和社會的因緣關係。但是當他一說到小我留存於大我，便又落於空洞不著實的狀態了。如依佛說，不唯可以接受胡適前半部分的看法，尤其還能更進一層地肯定各人的自性（又名真如實性），這自性出現在我們這個世界的人類之中，故可能影響歷史，被歷史影響，影響人類社會，被人類社會影響。但在此一世界此一生命的結束，而到達他方世界，出現於他方世界的眾生群中，同樣也可以產生影響和被影響的作用。佛教不講小我與大我，只講個個都可能將自性擴大，在累生累劫之中，漸漸累積擴大而大至無窮無極——佛性的圓成。」（見《人生》十卷六期）

胡適先生是個主張個人自由的人物，但他一說到個人生存於歷史社會而又留存於歷史社會之中的時候，竟又不見了個人自由的獨立存在，那麼他的個人自由主義，實即是砍去腦袋瓜子和截去兩條腿子的個人自由主義，既不承認人生過去的獨立價值之存在，又不承認人生未來的獨立價值之存在，只見到沒頭沒尾的中間這一現實人生的一橛，而且還會於死後全部融入於所謂社會的大我之中。像這樣的個人自由主義，像這樣的「不朽」觀念，在胡適本人以及跟胡適相似同等的人們，或可安心無憾，但對絕大多數的人是無法得到安慰的，因為人類基於求存在的想法，絕不希望沒有個別靈魂的存在，如果否認了這一個別靈魂永久連續生死之間的永久性，人心便會感到落空，便會感到幻滅，便無從得到安慰，更無從積極而又普遍地喚醒人類的道德精神；否則的話，人類的善惡行為，便無法得到落實的肯定。那麼，為善固好，為惡對於自身的未來又有什麼約束？如說為善為惡的業積，全部留存於人類社會乃至人類社會的後代之中，自愛自尊而又能夠自發的人們固可盡力為善，那些（實際上是絕對多數）不能自愛自尊又不能自發的人們，對於他們的罪惡行為，自也可以不負良心的責任，也沒有什麼後顧之憂了。如說以科學教育來代替宗教信仰，事實上城市的教育水準高過農村，而農村的罪惡比率又少於城市。所以筆者以為胡適的「不朽」，實在只是一種少年激進的思想。

根據佛理，我們可以承認胡適所謂歷史的不朽和社會的不朽，但又能夠更進一層肯定了個人獨立價值（善惡行為的業積）的不朽，這才是一大獨立和一大自由。可見佛法沒有違背胡適，只是佛法超出了胡適的觀念。因為胡適受了近世西洋科學精神的影響，只認現實不認現實以外的東西，尤其說到佛陀所稱「不可思議」、「不可說不可說」的境界，胡適先生自然無法接受了——他將自己局限於自己所以為廣大的天地之中，而對局外思想的排斥，我們自可同情，因他沒有站到他的客觀境界中來，實際體察一番呀！所以他不高興舊有的宗教，而又為時代文明的宗教，舉出了「理智化」、「人化」、「社會化」的三種特色。但這三種特色的舉出，對於西方的基督教，或者恰當，對於東方人的佛教則未必適合。佛教本來就是一種智慧的宗教，也是人文化的宗教——無論大乘、小乘，尤其是原始佛教，人之學佛，首先要做好一個堂堂正正的人，即或有些不學做人的佛教徒，但那只是佛教的末流或寄名佛教為生的外道，而不是佛教的根本。至於社會化的問題，上面已經談到，並且還是徹頭徹尾社會化的宗教。如果胡適所說舊宗教的分子中，沒有包括佛教在內，我們自可無言。因為以他所舉另四句少年詩人歌唱的內容來看，那是指的基督教。但是凡為宗教的最高意境，往往是會被反宗教者之所誤會。自然，佛教的境界，又超出了基督教億萬倍。所以信仰佛教，乃在根據佛所繪出的地圖座標，以自己的實踐，在成佛之道上面向前努力邁進，而不像信仰基督，是希望基督能替我贖罪替我死（事實上人們如果沒有他自己的哲學思想做為信仰，也沒有他的宗教信仰——即使是迷信的宗教信仰，便很難求得最大的安慰和著實）。可見佛教這一宗教，比起胡適先生的「宗教」，無論在理論上和方法上，只有過之而無不及了。寫到這裡，筆者想起了胡適先生的另一篇題名為〈孫行者與張君勱〉13的文章，寫得很有趣，在此很可借用幾句：

筆者無意學著胡適先生罵人的口氣諷刺胡適先生，但我們覺得胡適先生的「不朽」和時代新宗教的看法，好像並沒有超出佛法的境域。尤其胡適先生於民國八年（西元一九一九年）出版了他《中國哲學史大綱》的上冊，時隔四十年而到今天，中冊和下冊，尚未和我們見面，據說是因了胡適所謂的「中古宗教」，使他遇到了困難。這次胡適回國，決心要把這一「歷史」的任務完成起來，但他對於「中古宗教」的「壞印象」，尚未有所轉變。去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見《中央日報》消息，胡適先生於回國後，已先後向圖書館借閱了大批的佛書，準備蒐集「中古思想史」及「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原始資料。但願胡適先生因了這些佛書的研究，對其一貫的態度有所好轉。我們並不奢望胡適先生因此信佛，我們卻不能不希望他從事佛教史篇寫作的時候，能夠客觀一些，能夠體察一些高僧行持的宗教襟懷，能夠肯定一下宗教精神和宗教情緒對於人生社會的價值。否則如以吳稚暉先生的看法以為：「亞利伯民族」、「印度」、「簡直是半人半鬼的民族……其實他的聖賢，皆懶惰邋遢，……所以他的總和，道德最劣……。」那麼胡適先生的鉅著思想，究竟將會「不朽」到什麼程度？實在很難想像！因為筆者在前面說過：「時代思潮的養料一旦被傳統的真理全部吸收過去之後，這一代的時代思潮，便會接受自然的淘汰，因為它的優點，已經不屬它所獨占，它所獨占的，只是那些不穩定的缺陷！」當年胡適先生的新思想，到今日為止，凡為合理之點，早已被知識界中接受，如果胡適先生再不放棄那些激進部分，我們真不知道對於胡適先生的「不朽」，有些什麼好處？

胡適先生在他《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冊再版的自序中曾說：「這部書的稿本是去年九月寄出付印的，到今年二月出版時，我自己的見解已有幾處和這書不同了。」可見一個人的思想和見地，每每都在變動。如今胡適先生已近古稀之年，思想當必已趨沉潛或爐火純青的階段，鉅著問世之後，似也少有修正補充的機會了。所以筆者希望胡適先生能夠慎重落筆，以免有所遺憾。同時胡適先生教人讀書的方法是「多配幾副好眼鏡」，他曾說：「你要想讀佛家唯識宗的書嗎？最好多讀點論理學、心理學、比較宗教學、變態心理學。無論讀什麼書，總要多配幾副好眼鏡。」14可是多配了有色的眼鏡，去看客觀的事物，不免又會失之公道的。因此，筆者最後希望胡適先生能夠「以佛法研究佛法」或「以宗教研究宗教」的態度，來寫他的「中古思想史」。15

（一九五九年三月《今日佛教》二卷十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