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鼓全集》第三輯 文集類|03-06 評介|上篇　人物|解剖胡適先生的思想與人格

松山寺佛學研究部諸位大德高賢惠鑒：

承蒙不棄，來信約我參加七月三十一日下午假臺北市善導寺舉行的「闢胡討論會議」。本當應命赴會，聽取諸賢的宏議高論，奈因瑣事纏身，不能屆時旁聽，非常遺憾。現在謹以書面方式，聊報厚愛雅意。

諸位高賢，能夠一本愛護佛教及崇敬中國文化的崇高意志，來為胡適先生在中美學術合作會議開幕時的演講詞〈中國之傳統與將來〉，而做專題討論，本人深表無上的敬意。

這次與會的諸賢，皆為飽學之士，對於胡適先生的思想理路，及其人格基礎，想必較諸聖嚴本人，更能了解。胡適最重求證，我們若將他送進思想及人格的解剖台上，解剖一下，就可明白，胡適是個非宗教者，乃至是反宗教者，也是投機主義的激進分子；他是中國「五四」運動的主將之一，可是「五四」運動給中國帶來了現代化的要求，但也更給中國帶來數十年動亂不安的厄運。「五四」的時代雖然已成過去，「五四」所留下的禍患，卻在方興未艾。說得明白一些，今日的胡適雖然堅決反共，共產黨之在中國崛起，倒是受著胡適一流人物的最初鼓勵或無意的煽動。

胡適思想，一直逗留於「五四」的時代；中國的潮流已經有過幾次的變動，胡適先生卻仍酣睡在四十年以前的迷夢之中；中國的知識分子都已在幾經憂患之後，返回到中國人的自家面目，所以近十年來的臺灣上層文化界，已在漸漸接近於「溫柔敦厚」的境地，但是胡適先生，初以激進的自由主義的姿態顯跡，顯跡之後，時代進步了，他的年紀也慢慢老了，他的激進的態度，卻絲毫沒有改變，如果說他曾有一些改變的話，那就是他變得更為狡猾投機了些，比如他在他的《文存》裡，曾經批評宋明的理學家說：「宋明理學家所以富於理解，全因為六朝及唐以後……宋明的人戴了佛書的眼鏡，望著《大學》、《中庸》，便覺得『明明德』『誠』『正心誠意』『率性之謂道』等等話頭，都有哲學的意義了。」16從這幾句話裡，可以看出當時的胡適，他是承認宋明的理學，是得力於佛書的啟導。但他在這次的〈中國之傳統與將來〉一文中，卻絕然否定了佛教對於宋明理學的啟導作用，而來一味地誹謗佛教，其用字遣詞的激烈，可謂已盡侮辱謾罵與歪曲事實的能事，乃為胡適言論中最為荒唐可怕者之一。他對佛教怎會變成如此的瘋狂與無理，相反地對於儒家學術，尤其是對西洋文化及宗教的極盡恭維的媚態？很簡單，他在西洋演說，所以對西洋的產物讚頌（其實基督教之在歐美，也如佛教之在中國，也是外去的文化），他對中美學術會議演說，所以不便過分地否定中國的正統文化。至於中國的佛教，反正是來自印度的宗教，即使臭罵一頓，也不致被人責為忘本。這就是他的狡猾與投機。

不過我們可以放心，胡適先生，今天雖是身居國家最高學術機構領導者的地位，但是他的思想言論，早已不是中國絕大多數知識分子的領導中心，雖有若干胡適思想的附庸分子，但在當今的中國思潮之中，也不會產生多大的影響。

儘管他說新的孔子哲學產生之後，一度影響廣大的佛教便逐漸消滅，進而在不被人顧惜的情形下壽終正寢。事實上自從宋明以來，佛教仍在中國盛行著，並且仍然有著許多第一流學者的研究和信崇，並將繼續向世界發揚光大。儘管他說佛教是自私的、反社會的、迷信的，佛教對於中國文化的助長，對於中國社會的貢獻，以及佛教本身的智慧，仍然不曾變動，也不會損失。儘管他說佛教的禪宗是出於奇妙的謊言偽造家的技巧謊言與偽造，禪宗帶給中國文化的新生命與新動力，依舊還是攻打不破的真理。胡適先生對於佛教大肆攻擊，正像仰天吐痰，吐不上天，痰掉下來，自汙其面。

胡適向以研究文史著名，像他這樣只顧鑽求佛教的缺失，而不肯定佛教的價值，何況他所看到的缺失，僅是佛教的枝末，而非佛教的根本，甚至這些缺失也還是出於他的誇大的渲染！像這樣魯莽滅烈的態度，對他那個徒有其表的地位而言，實在也是很大的損失。他本研究文史，他那文史的精神，不知跑到哪裡去了！

胡適先生在〈中國之傳統與將來〉一文中，曾不止一次地提到「人道主義」與「理性主義的中國」，胡適也是中國人，大概不會否認他是贊成人道主義和理性主義的了，但他指謫以「施捨賬濟為大善，應該把『愛』施給所有有知覺的生物」的行為的佛教，是「反社會、自私、迷信、是反人道、反理性的」，試問：他既如此地顛黑倒白，究竟還有幾分人道和理性的色彩？正如胡適先生在這一演講的開頭所說：「我曉得我一定要失敗。」那麼這是他的夫子自道，也可看出他內在思想和人格的矛盾了。他既自知他將一定失敗，好像他也故意使他自己失敗。因此，他的言論，自可當作玩笑式的兒語來看，我們似也不必太過認真。最後敬祝大會成功。

聖嚴　謹上

七月二十九日午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