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鼓全集》第三輯 文集類|03-09 我的法門師友|上編　長老法師

智光老和尚——我的沙彌戒和尚

為了智公老人的病，我由南部山中返回臺北一個星期；當我南下之後，剛好又是一個星期，竟然接到了加急電報，說是智公老人圓寂了！於是，我又立即趕回臺北，一直等到智公老人的靈龕恭送到觀音山麓奉安之後，我才再行南下，連頭帶尾，剛好四十天。

在這四十天中，老早就想寫一篇文字來紀念智公老人，因為他太愛護我了，在青年輩中，能夠受到他如此愛護的人，恐怕不多；在長老輩中，能夠如此愛護我的人，也不太多。從關係上說，我與智公老人，雖不算親，也不為疏，他是我剃度師東公老人的傳法之師，又是我教讀師南公老人的剃度師，更是我自己的沙彌戒和尚。若照律制而言，沙彌戒和尚，即是剃度師，但在中國，沒有如律形成如此的觀念。

因此，智公老人的圓寂，對於我的感觸是特別多的，我雖並未因此而流過一滴眼淚，但我內在的悲傷與激動，直到現在尚未平靜下來，所以，我在臺北的四十天中，雖無事務纏身，但也無法執筆為文，心裡總是亂亂地，總是六神無主似地。即使我也明明知道，智公老人修持一生，壽高七十五歲，如今捨報西歸，乃是一樁大喜事；我們應該為他高興才是，然我的情感總是勝過了理智，我總覺得在我的頭上，傾倒了一棵為我庇蔭的大樹！

智公老人是中國五十年來的佛教新興領袖之一，中國新佛教的創始，乃是太虛、仁山、常惺等一輩大師的努力，智公老人便是他們的同輩同學。恨我生也晚，此等大師，我只聽過太虛大師的演講，智公老人在到了臺灣之後，才有機會拜見。初次拜見是在新北投的居士林，那是一九五○年的事。彼時我在軍中，因而很少見到，但當我在一九五九年再度出家之後，他對我的愛護，便與日俱增了。他看我的身體很單薄，所以囑我進補，要我請中醫開方子、配藥膏、配丸藥，醫藥費用，全由他負擔，就這樣，我在北投過了兩個冬天，第一年是吃了一付丸藥，新臺幣七百多元，第二年又吃了一付藥膏，新臺幣一千元，另外還給了兩次的參片，一次是高麗參，一次是西洋參。並於一九六一年春季問我的生辰八字，他說看我的身體一直不健康，一定是五行中有所欠缺，所以要替我算命，看看究竟要到什麼時候，我的身體才能健康起來。以此可見，智公老人對我是如何地愛護了。

可是，他雖如此地愛護我，我卻很少親近他，我在北投時，並不常去臺北市，即使到了臺北市，我也很少去華嚴蓮社，因為每去拜見他一次，他總要送我一點如維他命之類的藥品，他總是說自己吃不完，都是信徒送的，不吃也會壞掉。其實，他自己是不大吃的，他的生活，簡單得很，不吃好的，更不穿好的，身上總是一襲粗布墨色長衫，內面也是粗布墨色短衫褲，雖然處身於繁華的臺北市區，他個人的生活，卻是一個頭陀行者的典型。看他老人家生活得如此簡單，我這個了無福報可言的晚輩，當感更加慚愧了。

說到福報，智公老人不是沒有福報，乃是他惜福不肯享福，因為他對出家人的福報觀念有他獨到的看法，他說：「出家人的接受信施供養，乃是他人所種之因，而非出家人應得之果。如果倒因為果，以為是自己的福報大而有信施的供養者，那就是地獄種子了。」所以他的一生，從不輕易享受他人的供養，也從不輕易麻煩一個人來替他做一件事，乃至到了七十五歲高齡抱病之後，他仍自己打掃他的寮房，自己洗滌他的衣衫。這一點，他曾示我也應如此去做，但他說話的方便很機巧，他不以為這樣就是道行高，他也根本不以此為修持者的行門；如果是的話，洗衣店的工人、打掃街道的清道夫，也都是修行人了！他對我說的理由是：掃地洗衣是最好的運動，出家人運動的機會不多，尤其是一個身體健康不太好的出家人，這是很要緊的。這一點，我是遵照他老人家的訓示做了，我在北投文化館時是如此，現在還是如此，將來也願仍能如此。

智公老人的嚴肅，乃是眾所周知的，但他對我，從未有過一句較重的語氣。每次我去，不論他是正在看經，或正在拜佛，或正在邊誦邊寫〈準提咒〉，他都會馬上停止，或者招呼一聲：「請稍坐，馬上就好了。」他並不喜歡常常有人去打擾，但我每次去了，他總是非常高興地和我談話，我總是靜靜地坐著聽他談，偶爾提出一、兩個問題請教他，他總是簡明扼要地解答得清清楚楚。別以為他是一位古稀老人，他的見解一點也不古老，他能指出古人的優點與缺點，更能洞透今人的時代病痛，他能看到古今人物與思想的優劣之處，故也能夠說出前人之所未說的話來。然而他的生平，並未有多少著作問世，關於這點，我曾經問過他，他說：「說出我所要說的話來，不但得罪了人，且又於事無補，對於自己的生死大事，更加無補；如果說一些大家都說的話，那又有什麼用處？」

正因如此，智公老人的一生，多半的光陰，均在潛修默隱中度過，他最怕出名，更不希望他人利用他來出名；他最討厭講究虛榮，他也討厭他人把虛榮的帽子贈送給他，因他是個實事求是的人，他是講求回到本來面目的人，他是以生死大事為前提的人。所以，乃至弟子們為他祝壽，他都要厲聲訶責的，因他知道，祝壽對他未必真能增添壽數，相反地倒因了他人的破費而損了自己的福澤。

他曾對我說過：「名呀！利呀！光榮呀！權力呀！真是愚癡，當你一口氣不來的時候，能夠帶得走嗎？倒是善惡作為的業種，永遠跟著你的！」我很知道，他這句話是警策我的，他常教我多用真工夫，少向名利上動腦筋，因我時常寫文章，他既喜歡我能寫出這樣多的文章，又怕我因了文章而成名，人一成名，便易受到虛名所累，乃至受到虛名所轉，如果我的目的是為了成名而寫文章，那就更加糟了。

人在艱困之中，能得他人的關切與幫助，那是最最感激的事，也是最最難忘的事。當我在一九六一年秋季，決心要南下閱藏的時候，智公老人便是第一位贊成並答應資助的人，我沒有開口要錢，他卻首先鼓勵我說：「像你這樣的人是能夠用功的，也是應該用功的。我每年津貼你一千元新臺幣，如果另有困難，你可隨時來信，我一定成就你。」其實，我雖沒有「護法」，但我退役之後，尚有萬把元的退役金，照我預計，在三、四年內的零用，當還不成問題，所以我也並未表示願意接受。

但真料想不到，我的那筆退役金，被上海時的老同學某師代他的信徒借去之後，竟然沒有消息了，寫了好多信，也是不中用，到了去（一九六二）年陽曆年底，我連買郵票的錢都沒有了，此間朝元寺的兩位當家師，善定與慧定，發覺我的情形之後，便安慰我說：「請法師不要煩惱，也不必客氣，以後法師要什麼東西，只要說一聲，我們當為照辦，法師既在我們這裡，就是常住的人，我們應當供養的。」我相信他們是說的真話，但我怎能安下心來接受呢？於是，我給智老及南老的在家弟子程觀心居士寫了一封信，請她代我想個辦法，同時我也想起了智公老人對我的愛護，所以請她代向智公老人請示協助。

過了不到半個月，我就一連接到好幾封掛號信，由智公老人的力量與關係而來者，有三封，一時之間，我頓然發了一個小財，故也使我感激得流下淚來。同時因為智公老人也正在病痛之中。

智公老人的第一封信是這樣寫的：

另外在程觀心居士去年十一月十二日的來信上，也提到智公老人的病況，以及智公老人對我愛護的措置，其中一段是這樣的：「今天我曾去華嚴蓮社看智老，他老人家自動手術後，身體似乎一直沒有復原。最近患胃下垂、脇骨痛，但今天看來，他氣色又好些了。我談起您的近況，他器重您極了，認為在臺灣您是獨一無二修道做學問有大志氣的青年僧，他說供養這樣的法師，培植這樣的人才，才是有價值、有智慧、有功德。隨即他老人家教我把您的來信給成一法師看，請他向大眾開示時，提出這回事。」

智公老人對於我的愛護，以此可見了。可惜我雖有此大志，但嘗自檢，我卻並非大器的材具，亦欠大器的資質。更可惜的是老人對我如此愛護，我對老人則一無所報！

到了去年的農曆年底，一則為了表示一點孝敬之意，再則為了向他老人家辭年，三則為了向他問疾請安，所以請悟一法師代辦一份薄禮送去。但到今（一九六三）年的農曆正月十二日，他老人家又給我寫了一封信，那也是我收到他老人家的最後一封信，以其彌足珍貴，現在照抄如下：

這封信，距他老人家農曆二月十九日圓寂的日子，僅三十七天，其中的字跡，愈到後面愈無力，竟至筆畫模糊，使人認辨吃力。可見他寫這封信時是非常吃力的了，故我讀了之後，心裡也很難過。

一到今年陽曆二月二十日之後，我接連接到好幾封信。悟一法師說：「智老人年關前後，病甚危篤，如十餘日內不好轉，將有危險。」星雲法師說：「智老病重，大概不久於人世。前天我看到東老與成公已去內湖看墓地。」到二月二十三日接東老人限時信，僅兩句話：「智老人病危，希速歸為要。」於是，我便在二十四日那天北上了。

當時正由朱仰高醫師在診斷中，智老人的身體已瘦得不能再瘦，飲食很差，但由每天注射維他命葡萄糖的關係，尚能延續生命，精神也還可以，只是左脇骨處，疼痛難忍。

東老人要我陪伴智老人，並要我與智老人談談，為他老人家編寫一部年譜。這是我所擔當不了的，也是我所樂於擔當的。但是智公老人以堅決的語氣對我說：「人家是年年有事，所以要年譜，我是年年沒有事，所以不要年譜。」任便我用什麼話來勸說，也是不得要領，最後他便以斬釘截鐵的口氣對我說：「年譜也好，年表也好，對我沒有用處，我從未想到這樁事，所以一時也無從想起，你不要再說了。」這也是他不愛虛名的一貫作風，就這樣，一個星期過去了，我雖沒有達成東老人所交下的任務，但他老人家的精神卻一天天好起來了，不用人扶也能走路了。

於是我又告假南下了。臨行時，他還再三叮嚀我要保重身體，要我向道學上努力，並以抱歉的語氣說：「你在此一星期，知你有好些話要同我談，我也有好多話要同你談，但是我沒有這個精神！我不要緊的，你去安心用功罷。」

萬想不到，南下一星期，他老人家竟然圓寂了！

（一九六三年四月二十八日於高雄朝元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