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亭長老——給我最多勉勵的長者
我認識南公長老，是在一九四七年春天，初進上海靜安寺佛學院，他給我們講授《大乘起信論》，當時我的年齡小、程度低，雖然聽不懂，但他的黑板資料以及講課的神態，均予我有異常親切和娓娓動人的感受。那時南老駐錫於南市的沉香閣，經常講經，有一次我們佛學院全體師生的郊遊，便是安排到沉香閣去聽南老講〈普賢行願品〉。經座之後，南老見我最小，對我特別喜愛，把我呼到身旁，慰問了一些話。
一九四九年五月，我與數位靜院同學，隨軍隊到了臺灣，經過一年，始知南老與智光長老，也避亂來臺了。嗣後時常通信，而且每信必覆，信中常夾寄十元、二十元的新臺幣給我，也寄給我一些佛書。使我在軍中，感到尚有長輩照顧及鼓勵的溫暖。此在南老六十歲壽辰時，我曾撰文慶祝，提及他在精神上給我的支援，增長了我於一九六○年退役後返僧團的信念。
一九六一年冬，我南下山中靜修之後，直到一九六七年冬天，與我常做書信開示的長輩不少，南老給我的則是最多的一位。昨天清理我在山中期間的信件，標著臺北市「華嚴蓮社」寄來的，共計四十五件，包括智光長老七件、南亭長老二十件、成一法師八件，可知他們祖孫四代的三位老法師，與我均結有殊緣。
一九六三年，我山中的關房築成，南老親自前往送我入關，嗣後又去探關數次。
一九六八年春天，我被臺北市的善導寺，請為主講，第一天開講時，南公長老親到聽講，他曾於一九五○年至一九五二年間任善導寺導師，現在為了鼓勵晚輩而來，使我感動不已。
一九六九年春天，我決定要東渡留學之時，南老起先反對，後來反而贈我路費，出國後也常通信。每逢我於假期回國，前去向南老禮座時，他總是滿心歡喜地，用雙手拉我起來，並說：「今人不行古禮，你能在留學期間，念念不忘祖國，還來探望於我，已使我高興萬分了。假如我再年輕二十歲，也想學點日文和英文哩！如今不懂外文，非常不便。」他又每次對我說：「一回相見一回老，我已快要老得不能動了，智光老、證蓮老、太滄老等三位老爹，都是七十出頭後，就圓寂了，現在我也七十出了頭，能夠多見你幾次，就是我的開心事。」言下充滿了對我的期望以及愛護之情。
一九七五年春天，聽說我讀完了最高學位，準備在日本出版學位論文，由於我是外國學生，無法向日本文部省請得論文出版補助，出版社則盼我自籌一半經費計七千元美金，南老便自動捐助了一萬元新臺幣合二百五十元美金。
一九七五年八月，我受政府邀請，公費回國出席海外學人國家建設研究會，南老極感欣慰，特別邀宴兩次，使他破費不少。
此後我去了美國，為了學習語文及適應環境等事而忙，就少有聯絡了，但我每次自美回國時去拜望南老，探詢並敦請他出國訪問的意願，他總是說：「出門十里，不及窩裡，我一生怕動，已經這麼一大把年紀了，隨時可以回老家，我真不想把這副老骨頭，因為出國去玩而丟在異鄉異土哩！」又說：「我有自知之明，一出國門，就變成啞子、聾子和瞎子，除了麻煩人家，沒有別的事。還不如住在國內既方便又安全。」其實他又何嘗不知道，目前在國際上走動的不論年老、年輕法師，能通曉外文的並不多，但都在積極地做著弘揚佛法及國民外交的工作，南老只是表現他獨特的風格，絕不是為年歲及語文的問題。
最遺憾的事，是我今（一九八二）年七月中旬返國後，已知道南老四大違和，示疾住入醫院，竟以文化館的館務、佛研所的所務，尤其忙於打禪七和準備去南洋弘法講學，未能前去探望一趟。待我出國一個月，於九月一日帶著重病回到臺灣，自己也住進醫院的第三天，卻從探病者的口中得到了八十三歲高齡的南老已於九月三日圓寂的噩耗！當時我自己雖在與病魔做著痛苦不堪的奮鬥，也情不自禁地，一邊流淚，一邊誦出如下的一聯：
上海沉香閣靜安寺聽經受益余年最小，
海外閉關期留學時獎勉鼓舞您老尤多。
隨即用電話請方甯書教授寫了送到華嚴蓮社去。直到九月二十五日，我的病況已好了大半，才率同文化館的全體同修們，去向南老的靈龕上香禮拜，南老圓寂後的七七期中，他的徒孫成一法師每天率領信眾，焚修誦念，我見南老的音容宛在，卻已永遠見不到南老的親自教誨了。十月三十日上午，南老的靈龕移至善導寺，接受信眾膜拜，中午由諸山長老舉行傳供大典，八十歲以上的長老如道源老、樂觀老、賢頓老等都參加了，其列隊傳供的數十位比丘，也都是年尊上座，我也受邀，忝為末席。我雖病後體弱，不耐久站，但亦毫不勉強地站到典禮圓滿，相信是南老在冥中加持。
南老出身於禪寺，緣其曾從智光、常惺、應慈諸長老學華嚴五教，所以專宗華嚴，為其畢生的弘講重心，對我做為一個晚輩的人而言，他老人家是一位慈祥而又保守的長老，他愛護後輩，但卻從不輕易做一種使他感到吃力的承諾，謹慎、自持，對於三寶的護持，有嫉惡如仇的熱心，但他縱然對事不滿而不會對人憎怨。
比如當我自軍中好不容易達成了退役的願望時，去請示他：「我當重行出家拜師受戒，應跟哪位長老剃度？」他說他極願成就我，只是他老的徒孫成一法師已四十多歲，不能新收一個年僅三十的徒弟，而且華嚴蓮社的規模，也不是能容納多少出家人的門庭。當我決心要掩關閱藏自修之際，去請南老開示，他卻澆我一頭冷水，說我剛出家，哪來護關的信施，哪來這麼大的福報讓寺院白白地供養，並說出了他自己的掩關因緣給我參考，又說先師東初老人度我出家，是因為我是一個人才，文化館現正在需用人之際，怎可跑去閉關。一九六三年八月，掩關期間，我因看律藏，寫了一篇〈中國僧伽與僧律〉，發表於《海潮音》月刊第四十四卷第九期。南老讀了，便給我寫了一封長信，開頭即說該文使他過去愛護我之熱忱降至冰點，責我自毀毀教，自掘墳墓！我立即回他一信，說明原委並自認粗疏，他也馬上來信說：「你肯覆我一封信，足見你的涵養，我很歡喜。」
我與華嚴蓮社的四代三公之間均有深厚的因緣，而以智老的緣結得最深，南老的緣結得最重，與成一法師的緣則結得最廣。現在智老與南老，已先後謝世，而成公對我的幫助，正在開始，那是在佛教教育事業上，共同負責華岡佛學研究所的推展。在這方面，近數年來，直接受成公的護持，間接受南老的恩澤，感念之情，溢於言宣。就記憶所及，謹述所感，用誌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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