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聖長老——勤於傳戒的「大師父」
四月三日下午二點，我正在中華佛學研究所召開行政事務會報，有人來向我報告說，白聖長老已在當天凌晨五點五十分圓寂。我原本打算開完會議後去醫院看他，因為前一天已聽說他因尿毒指數升高到兩百度，被弟子們送到三軍總醫院接受檢查，想不到我還沒來得及去醫院探病，長老已回到臺北圓山的臨濟寺安詳圓寂了。農禪寺當時正在打清明報恩佛七，我於當晚開示中宣布了這項消息，願以佛七的功德迴向長老的蓮品高登。
白聖長老生於民國前八年，壽高八十六（一九○四─一九八九年），乃是一位福壽全歸的大德長老。從他十八歲出家到今（一九八九）年圓寂，長達六十九年的僧侶生涯，實在也是一位中國佛教現代史的見證人。長老愛國衛教，提倡傳戒，掌理教會行政，奔走於國內國外，並且培育僧尼人才。他對我們這個時代的影響，已是公認的事實。
白聖長老跟我的關係雖不那麼親近，但也並不疏遠。我的少年時代，從一九四七年到一九四九年間，曾在上海靜安寺佛學院做學僧，而白聖長老就是當時靜安寺的監院兼副院長。當時的院長是持松法師，但是院長很少過問寺務和院務，一年之中難得見他一、兩次，白聖法師則幾乎和我們天天見面。
一九四九年春，白聖長老和當時靜安寺的副寺妙然法師先到臺灣，由於他們在臺灣有了道場，我們在心理上總是有些憑仗，所以敢於隨軍到臺灣。想不到，軍中一待就是十年，在那期間，他曾給我一些照顧；直到退伍，雖然他沒有幫我多大的忙，在精神上還是給了我不少鼓舞。
一九六一年，我在基隆八堵海會寺受戒時，長老是我的教授阿闍黎兼開堂大師父；戒期中我被他和道源長老提拔為沙彌首，在戒師寮裡和諸位戒師們生活在一起。當時我好像又回到少年時代做學僧的身分，而且跟長老之間的距離更為接近。
一九六二年，我到高雄縣美濃鎮的朝元寺，先禁足後閉關。六年之間，長老曾到山中四、五次，見面之時語多慰勉。有一次他跟賢頓法師聯袂來訪，每人為我留下一幅字，那也是我得到他唯一的一幅字；可惜在東遊西飄行止無定的播遷過程中，已不知藏在何處，相信它還在我的書堆裡。
一九六八年，在朝元寺出關時，也是請長老為我啟封的。我在日本留學期間（一九六九─一九七五年），長老每次到日本出席會議或在國際訪問途中路過日本時，也曾多次要我伴遊東京、京都和大阪等地的名寺古剎。一九七八年，我繼承東初老人掌管北投中華佛教文化館之後，長老不僅在東老人的後事進行期間數度親臨東老的靈堂開示指導，而且對於我的小小成就也讚歎有加。長老最後一次光臨北投文化館，是一九八三年二月十六日，臺北諸山應邀在中華佛教文化館舉行團拜，由於他的光臨，使北投的佛教界生光不少。由以上的諸多因緣看來，我應該說，長老與我不但相當親近，而且對我相當愛護。
我雖是白聖長老的學僧及戒子，對於他老的事業卻未能夠分勞分憂；近十多年來，除了農曆新年一定會去向他老拜年外，也很少有碰面的機會。長老嘗向人表示：「很想提拔聖嚴，無奈他不向我靠！」我也真的不知如何靠法。我的記憶所及，白聖長老曾兩度找我：第一次是他在臨濟寺主辦中國佛學研究院，我曾應召做了一個學期的兼任老師；第二次是為他老被捲進了一個議論的漩渦，大家都說「白聖法師主張僧尼結婚」。白老縱然提出澄清，也是眾口鑠金，指責訝異之聲，喧騰於佛教內外，白老命我為此事做一番說明，我倒反勸他老：「無言勝有言，最好置之不理，否則會愈描愈黑。」
白聖長老在上海時，正值盛年，他親近圓瑛長老，從事佛教會的會務及靜安寺的寺務工作。當時的上海社會環境複雜，他不得不經常跟社會賢達、幫派人物肆應周旋；但他是一位忠貞的國民黨黨員，所以在一九四九年之後，便離開大陸，來到臺灣。當時臺灣的佛教，剛剛脫離日據時代的影響，佛教界既沒有傑出的人才，也沒有可觀的弘化事業；長老以臺北南昌街的十普寺為根基，不但安置了當時幾位長老，如智光、南亭、道源等，也逐漸地把中國內地的佛教教育、制度、形象推展開來。他在十普寺創辦三藏佛學院，在獅頭山元光寺開始傳戒，又由其弟子淨心法師創辦戒光佛學院、淨覺佛學院及研究所；臺北市潮州街的圓通學苑則由他的比丘尼弟子天乙法師負責，促成好多位青年尼師，就讀大專院校夜間部，成就了多位佛教的中堅人才。
由於長老勤於傳戒，三十多年來主持三壇大戒達二十一次，擔任開堂、羯磨、教授、得戒，而他最喜歡的稱呼是「大師父」，也就是開堂的職務。開堂是所有戒師之中最有權威並且和戒子關係最為密切的人，因此他的學生不少，戒子尤多，所到之處，幾乎都有人稱他為大師父。而更有功德的是，由於長老對於佛教教育和傳戒法會的推廣，使得佛教界的大陸與本省的省籍歧異，在無形中減少到最低程度，也使臺灣的佛教界接受了、認同了內地佛教的優點；並使佛教徒們愛護民族、愛護國家，對安定一般民心、維護社會秩序有莫大的貢獻。
白聖長老的一生，主要的貢獻不在於學術與思想，甚至也不在教育文化，而是在於中國佛教會的維護、僧尼形象與寺院觀念的保持。他沒有為中國佛教開創出新的局面和新的展望，卻為中國傳統的佛教，發揮了夕陽西照的餘暉。
如今長老已去，而中國佛教的前途與命運，有待後繼者的努力之處正多，例如教會的制度、教團的形象、教徒的吸收養成等，也就是佛教的體制、教育、弘化等事業，都必須重新評估，再度出發。時代在變，環境在變，我們中國佛教徒的腳步不是走得太慢，便是走偏了方向。長老曾經推動的各項事業，仍要繼續推動，不過在觀念、方法、步驟上，應該本著「依法住、依律住」的原則，因時因地而做適當地調整，這需要從多方面研究討論，期為明日的中國佛教，做未雨綢繆的準備。
自從先師東初老人於一九七七年圓寂以來，不論是大陸來臺的或臺灣出生的大德法師，先後謝世的已有道安、南亭、賢頓、樂觀、廣欽、煮雲、道源、靈源等長老。如今白公長老又逝，緬懷以往五十至六十年間的中國佛教，繼仆繼起，內憂外患，多虧他們在苦難辛勞之中走完了各自的一生；留下的佛教前途，則需要我們來放開眼光，踏實腳步地往前走了。
今年農曆初二一大早，我去臺北市潮州街的圓通學苑向白公長老拜年時，他還慰勉我說：「你很努力，做得很好，很慚愧我沒有幫你什麼忙。」的確，在有形的物質及事業上，他老人家未曾給我有過多少支援，但他能夠對我如此嘉許，我還需要什麼呢！在他老人家示寂後，曾於四月四日及四月七日兩度前往臨濟寺的停靈室致敬，見其遺容慈悲安詳，似乎是說，他老已放下一切，歡喜地走了。
由於我的工作太多，未能參與白公長老的各項善後儀典，在四月九日我便飛到美國轉赴英國，忙到昨天為止，始有稍事喘息的機會，只有寫出所感如上，用茲悼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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