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觀長老——亂世中一身豪氣
樂觀長老是性情中人，不似被禪淨諸家所推崇的祖師型人物。一生護國衛教，大聲疾呼，嫉惡如仇。五短身材、活力充沛、聲若洪鐘。抗日戰爭期間，他曾組織僧伽救護隊，率領當時的愛國青年僧侶，以響應先總統蔣公的知識青年從軍報國的號召。戰後他曾為此而撰了一本《僧伽護國史》5。他原名悲觀，抗日戰爭勝利，改名樂觀，足見其愛國情操。
一九四八年與一九四九年之間，樂老先到臺灣，日與先師東初老人盤桓，旋以愛國心切，再度潛返大陸，從事地下工作，輾轉到了緬甸，孤忠奮鬥。然後以年事日高，回到臺灣，接編《海潮音》月刊，亦積有十年。他的文字，多係護國衛教之作，有時涉及人事褒貶，難免會失之偏激，故到晚年，集印成《中國佛教近代史論集》、《春秋別集》等書之際，做了許多刪正，可見其心存厚道。
初見樂觀長老，是在一九四八年，我在上海靜安寺當學僧，他到該寺，驚鴻一瞥，就離開了，彼此輩分年齡懸殊，雖從年長同學口中，知道他是一位傳奇性的大德，但是並沒有和他接觸交談的機緣。直到一九五九年底接編東初老人主辦的《人生》月刊之後，便常常接到樂老寄自緬甸的報導文章，每次幾乎都附有活動情況的新聞照片，我也開始跟他通信。由於東初老人也是一位愛國護教不遺餘力的大德，他和樂老之間，有著深厚而且長久的友誼。
一九六一年冬，我到臺灣南部山中靜修之後，便一度與樂老中止了通信，一九六六年，樂老回到了臺灣，由其湖北同鄉白聖長老及續祥法師協助，頂下了臺北市郊永和竹林路的一棟僅堪遮風避雨的違建平房，命名為「常樂寺」，房子雖矮小，總算有了安身之所，而他自許為「常樂」，可見其心胸豁達，頗有頭陀無長物的道風，也有顏回居陋巷的襟懷。不久，因他接編《海潮音》月刊，而向我索稿，他對我這個後輩，讚歎備至，特別對於我寫評論性的文字技巧，激賞有加。因為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八日，胡適先生在臺中農學院的演講中，指謫佛教，引起佛教界普遍的反駁，我也寫了一篇〈關於胡適思想的宗教信仰〉，刊於一九五九年三月的《今日佛教》，當時尚在南方的樂老，蒐集了教界評論胡適先生的文章，出版了一冊《闢胡說集》，我的那篇也在其中。嗣後樂老鼓勵我為《海潮音》多寫類似的文稿，我卻再也不想寫了。
一九六九年春，我赴日本留學。因為樂老親歷抗日戰爭，對於日本軍閥，深惡痛絕，尤其日僧帶妻食肉，不忌葷腥菸酒，覺得日本佛教倒行逆施，一無是處，故對我的留學日本，大大不以為然。甚至於一九七三年，由於日本佛教學界，重視並肯定印順長老的《中國禪宗史》，具有現代學術的國際水準而頒予論文博士的學位之後，樂老便在他的《海潮音》，集合仁化等數位大德，對印老及我，幾乎是出專號來聲討撻伐，當時我正全力以赴地攻讀博士學位，所以未暇申辯。樂老的用心，我是能夠體諒的，只是因此而使印老煩惱，並在《菩提樹》月刊發表了一篇聲明，好像是受我連累，使我感到十分遺憾。
一九七八年冬，我因東初老人圓寂，專程自美國回到臺北，樂老見我穿起墨色竹布海青，各處禮請諸山長老，全依中國傳統佛教的儀節，一點也未染上東洋和尚的習氣，同時樂老與東老，既是太虛大師門下的同學，也有護國衛教的同願，私誼極深，故在我處理東初老人後事的階段，給了我極有力的支持。當我邀到諸山長老及諸有關的法師，聚集於中華佛教文化館，商討善後以及文化館的產權繼承與支配問題時，樂老秉持正義，力主：「我們只可盡力協助聖嚴法師，把東老的後事辦好，至於文化館的事，旁人無權過問，也不得干涉。」有一位東初老人的學生，強調他是最受東初老人器重的人，企圖越俎代庖，要支配我並指揮我，聽到樂觀長老的此言一出，只好改用私下辱罵我的方式來洩憤了。當時，我雖已隨東初老人出家十七年，真正住在東初老人的文化館，前後不出三年，尤其入山掩關、出國留學，又到了美國弘法，對於東初老人的祖庭及其關係人的情況，完全是一張白紙，若非樂老為我穩住陣腳，恐怕尚有更多的苦頭要吃。此後每次返國出國，必定會去常樂寺向樂老請安。
近五年來，樂老畢竟太老了，先是減少參與佛教界的集會，漸漸地在任何聚會場合，都見不到樂老出席了。又由於他的個性耿介質直，信徒本來就不多，當他老病纏身而臥床之後，多虧一位苦行的比丘尼悉心照料，生活條件則愈來愈差，聽說只有幾位法師和居士去看看他之外，來往的人，愈來愈少。我的事忙，而且一年有半年在國外，無法常去看他，囑咐農禪寺念佛會的幾位女居士，每月按時前去慰問一趟，並代表我致送一點薄供，聊表敬意。
本（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五日，接到臺北農禪寺都監果鏡師打到紐約的越洋電話，告訴我樂觀長老已於十一月四日午後圓寂了。享年八十有六，僧臘六十有七，戒臘六十六夏。他的一生，親見滿清覆亡，民國肇始，又歷八年抗日，四十載大陸變遷，他見到了許多滄桑，人物浮沉，世象幻化，人情冷暖，世態炎涼。生逢亂世，邪說橫行，法運蹇塞，教勢式微，道消魔長，佛日隱晦；既有可歌可泣之事，也有孤掌難鳴之嘆。樂老滿腔熱血，一身豪氣，敢於專挑大人名人的毛病，站在輿論的立場，樂老在現代中國佛教史上，自有他應得的地位。只是他論人論事，往往出諸豪情，稍欠理性的考察，難免沒有偏失。不過，有人敢於說話，雖未必都能代表公是公非，如果無人敢說，那就更加顯不出公是公非了。因此，樂老走了，佛教界也將顯得寂寞了。樂老另外撰有《金山活佛》及《六十年行腳記》等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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