妙然法師——世事周折中的道情暖意
這趟我從美國回臺北是一九九七年七月六日，過了數天，心中老像有一樁大事未做而等著去做，但又想不出來是什麼事，終於想到要去探望妙然法師，經過詢問他在哪裡，方甯書教授告知我，妙師已於六月三日圓寂，並且厝葬於臺北縣的觀音山了。再跟成一長老電話請教，才確信這是一項事實。
妙然法師生於一九二二年，僅比我年長八歲，但他出家是一九三一年，只有十歲，我是一九四三年出家，晚他十二年。當我於一九四七年春季，進入上海靜安寺佛學院做學僧時，他已於蘇北泰州縣城的光孝寺佛學院畢業，又往金山江天寺禪堂住了一年多，一九四六年秋，他應靜安寺住持德悟法師的邀請，協助密迦法師，擔任副寺並兼授課老師。因此，我也就成了他的學生。記得他教的課本是《八宗綱要》。
當時，住院授課的法師，雖沒有幾位，包括育枚、圓明、妙然、六念，卻都是一時之選的佛教青年才俊，除了育枚稍微大些，其他三位，都才二十多歲，故到一九四八年春，他們便一個個地被幾所大寺院物色去受記做法子了。育枚法師到上海玉佛寺接法，六念法師到南京棲霞山接法，妙然法師則回到光孝寺接受記莂，唯有圓明法師無意接法，每晚換穿西裝出寺補習英文，這也種下了他日後到日本還俗為楊鴻飛居士的遠因。
妙然法師去蘇北受記不久，又回到了上海靜安寺，由於德悟及密迦二師因為維護寺產，而被地方人士向國民政府告發，扣上了漢奸罪名，下獄坐牢，便請白聖法師任監院，禮持松法師為住持，仍聘妙然法師為頭單副寺。其實，持松法師是名譽住持，寺院及佛學院的運作，均由白聖法師負責，妙然法師雖為副寺，倒有點像是監院，經常坐鎮寺務處辦公，很少過問佛學院，尤其到了一九四八年底，他隨著白聖法師訪問臺灣，計畫將佛學院遷往臺灣，據說也帶了一筆靜安寺的公款，到臺北時向黃金寶居士，接下了十普寺的使用權。
一九四九年春，白聖法師還回到上海靜安寺，向全體學院師生，報告學院遷臺的遠景。奈何大陸的政局，變化得太快，使得白聖法師措手不及！突然間，白聖法師也悄悄地不見了。妙然法師在臺灣，便襄助白聖法師任十普寺監院，再也沒有回去大陸，他把光孝寺的兩代老和尚智光及南亭，迎接到十普寺，並獲得智光老的在家弟子孫立人夫人張清揚，全力護持該寺從大陸來臺僧眾們的修道生活及弘化事業。後來的妙然法師，雖然脫離了十普寺，但他對於白聖法師最初來臺期間，共同經營十普寺的貢獻，是不能磨滅的。
我不是一個長於社交的人，對於佛教界的法師之間，來往也不太多。但與妙然法師則相當親近。自從一九四九年五月間，隨軍到了臺灣，最初幾年，都是駐紮在臺灣北部，都沒有想到要去找任何一位法師，當時我在軍中也聽到了兩則故事：一是有兩位跟我一同隨軍來臺的青年法師，到十普寺投奔白聖法師，竟為該寺帶來難題，甚至要通報憲兵，把這兩位法師當作逃兵逮捕。二是國民政府受了謠言的愚弄，雷厲風行地到處搜捕和尚，許多大陸籍的法師，包括慈航法師在內，都被關進了看守所。因此，我也不便打擾這些法師。
到了一九五二年春天，抓和尚的風波已經平息，我收到了妙然法師的通知，那時他已離開十普寺，自一九五○年起，他已受黃金寶聘為北投居士林住持，邀約我們上海靜安寺的在臺師生十四人，做了一次大團圓式的午餐會，這是第一次，也是僅有的一次，由妙然法師作東，讓我們享受了一頓相當豐盛的午餐，還給我們每人送了二十元新臺幣的紅包，相當一個中士的月薪。那天除了敘舊，也討論如何向白聖法師討取公道，希望白公對我們這批靜安寺的師生做一點什麼交代。
事實上，不論十普寺與靜安寺有沒有財務關係，白聖法師維持十普寺也不怎麼容易，他把房間床位讓給智光、南亭、道源等長老法師，自己則睡在會客室的沙發上。而我們這些人，也不是沒有落腳之處，所以那次集會，並沒有談出具體的結論；不久，消息被傳到白公耳裡，倒引起了一陣子不太愉快的誤會。不過，那次集會，使我終身難忘。此後，我便常常利用假日，到北投以及臺北市區，探望幾位法師。妙然法師處就去了四、五次。
就在一九五二年的冬季，妙然法師送了我一條破棉絮，也使我非常感動，此在我的《歸程》中，有著如下的一段記述：「那是秋天將盡，冬季快到的時候，慈悲的妙然法師，知道我還沒有棉被，他便好心地送了我一條破得像豬油渣似的棉花絮，教我拿去重彈一彈，用它過冬，並且另外給我四十元新臺幣。以當時的物價，彈工以及買布做被套，四十元大概已可勉強了。」
妙然法師於一九五五年七月，在其居士林更名的靈泉寺掩關自修，我也在這期間跟著部隊的整編及換防，由淡水搬北投、金山、臺北圓山、宜蘭、高雄及鳳山等地，到一九五六年九月，請調至臺北的新店，偶爾訪問妙然法師，在那兒拜見了暫住受供養的金山江天寺方丈太滄長老、常州天寧寺退居證蓮長老、焦山定慧寺退居智光長老；這幾位大老，在大陸時代是很難讓我們見得到的，他們彼此間也不輕易碰到面的，此時卻能同在居士林共住，使我一下子就拜見了三老，真覺得好大的福報。我也在此期間於居士林認識了成一法師，他比我年長一肖，在上海曾於中醫學院畢業，是當時江蘇籍僧青年中學歷最高的一位，能於妙然法師處相識，頗感欽慕。我也由於去居士林的因緣，和星雲、廣慈、煮雲等法師相晤，並同往居士林毗鄰的法藏寺，拜見了正在那兒掩關的東初長老，他是智光老的法子，也是焦山定慧寺的退居，到一九六○年，便成了我第二度出家的剃度師。
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九日，我已在高雄縣美濃鎮的尖山朝元寺準備好一間關房，舉行掩關儀式，當天進山為我送關的賀客只有五僧六俗共十一位，那五位長老及法師，是明常、南亭、月基、煮雲、妙然，加上朝元寺的開山能淨長老；目前這六位長老，均已先後謝世，其中以妙然法師年紀最輕，故亦辭世最晚。
一九五六年九月，我調職到了國防部，工作的地點是臺北的新店；妙然法師則於一九五五年七月，在北投居士林掩了「華嚴關」，常以「華嚴關主」為筆名，在《中央日報》的副刊發表「方塊」形式的短篇散文，這不僅在當時的佛教界受人欽敬，就是在國內的文藝界，也是受到景仰的僧侶作家。我偶爾前往扣關請益，也都是談些佛教文學及宗教哲學等問題，我告訴他，我喜讀梁啟超的《飲冰室文集》及《佛學研究十八篇》，他很高興，便從書架上搬出來一套精裝的《胡適文存》，對我說：「梁啟超的文章值得讀，胡適之的文章也應該讀，胡氏雖不信佛教，他的思考方法及論事的角度，往往會有啟發的效果。」因此他就把這套很貴重的藏書讓我借讀了幾個月，做了不少筆記，此對我的思路條理及任事態度，的確有很大的幫助，一方面比較客觀，另一方面也比較務實。
一九五八年，妙然法師三年關期圓滿，便與演培、成一、悟一、星雲、煮雲、廣慈等，籌辦了一份相當現代化的佛教月刊《今日佛教》，創刊的社址，即是妙然法師的居士林，不久，妙然法師被當時臺北市首剎善導寺方丈演培法師，聘為該寺監院，「今日佛教月刊社」的牌子，也跟著掛到了善導寺寺務處之前。這幾位法師，每一位都是能說、能寫，充滿活力與悲願的青年法將，並且邀約到了當時文藝學術界的幾位名家，為該刊供稿，我也被他們列入特約的作者之一，以醒世將軍及張本為筆名，寫了幾篇較長的論稿。
一九六○年，我完成退役手續，隨東初老人第二度出家之後，偶爾去善導寺走動，因為那兒等於是大陸籍法師們的集散處，例如大醒、南亭、印順、演培、道安、默如等長老，都曾擔任過該寺住持，與他們相關的法師們，也常在該寺聚會，高談闊論。我們不僅可以常到那兒的客廳裡坐，甚至妙然及悟一兩位監院的房間，也可直進直出。雖然我曾在上海聽過妙然法師的課，見面時仍執學生禮，他對我已沒有師生的距離感，將我與其他同輩的法師一樣看待。
一九六一年，我南下高雄的山中靜修，一九六二、三年之後，善導寺的方丈由悟一法師接任，妙然法師依舊被聘為監院。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二日，悟一法師禮請白聖長老，同到美濃的尖山（大雄山）朝元寺為我說法開關，把我迎接到善導寺，擔任該寺的主講法師，並協助「臺北市佛教文化講座」的策畫及主持。應邀做專題演講的講師，都是名家學者，例如錢穆、高明、吳延環、南懷瑾、楊管北等人。我自己的講座，聽眾雖僅三、四十人，卻多是文化藝術界的大老，例如劉太希、吳萬谷等，以及中上階層的公教人員。可是我發現，妙然法師與悟一法師之間，已露出貌合神離的跡象，表面上彼此尊重，骨子裡總覺得氣氛有點不自然。所以當我住進善導寺的第二個星期，去妙然法師的房間談心，他以相當凝重的神色對我說：「如果你先來問問我的意見，在目前的情況下，我是不贊成你來的。」
這使我相當訝異，我知道妙然法師，絕對不是不歡迎我的人，甚至該是愛護我的長輩，口出此言，必有原因。我便問他：「為什麼呢？那怎麼辦呢？」
他只淡淡地回答：「既來之則安之，過些日子看看再說吧！」
照理說，妙然及悟一兩位法師，都是江蘇省的泰州小同鄉，妙師被請到善導寺，也是由於悟一法師向演培法師的推薦，怎麼會變成這樣的呢？我是百思不得其解。可是他們兩人，除了公事以及上殿過堂（吃飯）在一塊之外，私下的對外活動，都是各走各的。對於悟一法師要我推動的弘講活動，妙師既不反對也不參與。
一九六八年過農曆年，我向悟一法師告假，要回到北投中華佛教文化館，向剃度師東初老人行禮辭歲，並陪伴他老人家過年。發覺悟一法師面有不悅的表情，但也沒有說「不准」。過了一夜，已是新正初一日，回到善導寺向方丈悟一法師拜年，悟師似乎沒有見到我也沒有聽到我。這使我非常意外，不知道悟師與東初老人之間究竟發生了多大的不愉快事，也不知道我的錯到底出在哪裡？照理說，悟一法師不僅是東初老人的泰州同鄉晚輩，而且還是焦山佛學院時代的學生，怎會變成如此扞格的呢？也許是東初老人在無意中說了什麼不中聽的話，傷到了悟一法師的心吧！我去問妙然法師，他還是淡淡地告訴我：「你初來時，我已說過了，你來的不是時機，現在也只有這樣了！」他們這兩人之間，雖然氣氛有點怪，但都沒有互相批評，這樣的修養，也很令我欽佩。
從此，我準備赴日本留學，除了依舊擔任善導寺的講師，也努力補習日語。善導寺的方丈及監院，雖然尚能支持我的講經活動，漸漸地卻使我感覺到，我已不是該寺的一分子，純粹是寄居於該寺的外來法師。乃至廚房的專職居士，也不把我當作尊貴的法師，有時給我送來的飯菜，很明顯的是齋主席上或客堂餐桌吃剩的東西，這種待遇，我相信絕不是出於方丈或監院的授意，只因為他們兩位主人都不關心我了，日子一久，那些道人工友也就不把我放在眼下了。至此，我才深切地體會到：妙然法師告訴我來得不是時機的話是真的。
幸好，至一九六九年三月，我就去東京留學了，唯對這一段人生經歷，感到相當遺憾，悟一及妙然二師本來都是我的同鄉道友，對我都很關心照顧，經過一年多的同住共事之後，反而變得疏遠了！總覺得這是我在做人處世方面的一大缺點，使我更難忘懷的是，始終尚不知其原因何在？
另一件遺憾的事是，我的剃度師東初老人於一九七七年底圓寂後，先後寫了三份遺囑，交代由哪些人來組成董事會。先後彼此所出現的人名名單，有同有異，要我以最後一份為標準，先寫的兩份「留作參考之用」，妙然法師的名字是在第二份之中，故在組成董事會時，我以第三份中的名單為董事，第一、二份中的名單為監事。我將此決定請示妙師數次，最後他說：「我不參加，對你會好些。」這是他的慈悲，不過，在他周邊的某師，竟因此而寫信罵我是「喪心病狂」的人了，甚至當時善導寺的方丈雲霞法師，特地把我叫到他的房間，痛罵我是不順孝道的「畜牲」，在我這生之中，就我記憶所及，被人當面辱罵為畜牲的經驗，也僅此一遭。其間所生的誤會之深，由此可以想像。
當時的妙然法師，已於一九七八年起，被選為善導寺的董事長，他聘任雲霞法師為該寺方丈，妙師是東初老人的小同鄉，平常走得很近，給東初老人的協助也不少，雲師是東初老人的學生，雖然不是很親，可是東初老人圓寂後，妙師便囑雲師打越洋電話給我，通知我火速自美國返臺，並派他助我料理善後。萬想不到為了遺囑的執行，衍生出了這麼大的摩擦，我除了自責福薄業重，沒有智慧，不善處理人事問題，也對他們兩人感到深深的抱歉！就法理而言，我沒有錯，就情理而言，我竟是一個要被嚴厲責斥的人了！循法與順情之間，究竟如何拿捏，我竟笨得窘態畢露。如今，雲師及妙師均已先後物化，我們之間的誤會也早就冰釋了，就是我和悟一法師之間的情況，在東初老人過世之後也好轉了。我想，這也就是做為出家人的一種好處了。我堅決相信，雲霞法師痛罵我的事，妙然法師是不知情的，我也始終未向任何人轉述雲師罵我的事，說了也不體面，徒增彼此難堪。現在他們兩人已進入歷史，我也只是留下歷史，用表懷念和歉意。
其實，這二十年來，每逢過年，我都會前去華嚴蓮社、十普寺、善導寺等處，向幾位長輩及同輩法師拜年，雖然長老輩的逐年凋零謝世，成一、妙然、雲霞、了中等人，一年之中，總會見到幾次。以往，妙然法師在北投居士林創辦孤兒院，習慣於回到北投過農曆年，我去向他拜年，他也會到中華佛教文化館回禮相探，一九七二年，他接任智光工商職校副校長，經常以校為家，有時過年也不例外，我便去學校或善導寺向他拜年。一九九○年妙然法師訪問美國，經過紐約，也到東初禪寺看我，回國後，在他接辦的《海潮音》月刊，發表訪美觀感，並當面稱讚我能在彼邦以西方人為對象，弘揚中國禪法，是中國佛教徒的光榮。每次見面，知道我在國內國外弘法工作愈來愈忙，他對我的讚歎也愈來愈多。他曾於善導寺的慈恩大樓建成時，計畫邀請我為該寺策畫創辦一所佛學院，後來由於智光工商的校務占了他太多的時間，加上年事日高，體力日衰，喉疾日重，終至由於腫瘤而切除了聲帶，辦佛學院的事也就不再提起了。當雲霞方丈過世之後，妙然法師改聘了中法師為善導寺住持，將全力投注於玄奘大學的創辦。也可以說，妙然法師雖然未能在善導寺辦學，卻以善導寺為基礎，經營並支持了孤兒院、智光工商、玄奘大學，畢其一生，都在對於佛教的文化及教育事業做奉獻。
妙然法師的文字修養之深，能在《中央日報》寫方塊專欄，他生平著作被彙印成書的卻不是很多，其中以散文《碧雲集》為代表，尚編著有《民國佛教大事年紀》、《佛教名山名寺名聯輯》等。唯終其一生，未蓄出家徒眾，身後事乃由其同鄉及同門的成一、了中二位法師料理。住世七十六載，僧臘六十有六，戒臘五十有七，法臘四十有九。
去（一九九六）年八月十八日，是南亭長老圓寂十五週年忌日，我去華嚴蓮社向南老靈前致敬，並與成一法師談起妙然法師往生之時，我人在紐約，也未見到訃聞，故以未能參加追思讚頌為憾。成一老便囑我參考他為妙師寫的〈妙然和尚事略〉，同時就我自己的記憶所及，驅筆成稿，完成了這篇文章，用資追念。
上一篇: 《法鼓全集》第三輯 文集類|03-09 我的法門師友|上編 長老法師|敏智長老——慈祥、豁達中略顯孤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