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編 居士大德
坂本幸男先生——我的指導教授
今天參加了坂本先生的追悼會回來，雖然感到有點虛脫的疲倦，但在腦海中浮現著有關坂本先生和我之間的師恩與友情，使我不由自主地鋪下稿紙，來寫這篇紀念性的追悼文字。
照理說，我的人在日本，應該用日文寫了交給日本的報刊發表。可是，我卻覺得，我是中國留學僧，更應該使中國佛教界的關係人，知道一些我們留學僧和日本教授之間的師生關係，也希望我們的關係人，得到一些安慰，同時也對日本長老學者們，引生若干敬仰心。所以，我還是用中文來寫。何況，日本籍的先生門下，遍及日本全國，自有他們去寫。
我來日本已整整地四年了，在這四年當中，所受先生的教導和照顧，特別是在精神上的鼓勵，實在太多了。先後出身於立正大學的中國系的佛教留學生，有慧嶽、了中、通妙、淨海、修觀、慧光等法師，連香港的覺岸和賢德兩位尼法師在內，到我為止，已有十四人之多，這些人無一不是在坂本先生的教導及照顧下，進入立大，畢業於立大的。我敢相信，凡是立大出身的佛教關係留學生，都不會否認坂本先生的謙沖平易，雖有滿腹的學問，每皆虛懷若谷，從未見他擺出一副大學者的氣勢來。他雖是日本人，卻具有中國人的長者風度，對他本國的學子門生，固然諄諄善誘，並且代為安排進修的機會和晉升的前途。對於外國學生，也絕不分別彼此，甚至給予更多的關懷。特別在語文方面，外國學生當然不能跟日本學生一樣，故當輪到外國學生演習科目時，總是盡量地放寬尺度。但在漢文佛典中遇到不易辨別其正確涵義的時候，往往會向我們中國學生徵求意見。
我曾向國內刊物報導，近代的日本佛教學者，很少有博通三藏的，所謂博士，是在某一個時代區域的某一點問題上，研究出了卓越的成績，便是劃時代的學術貢獻，而授予學位。但是，像坂本先生這樣的博士，我在日本住了四年，也是僅見的一位。他從印度的原始、部派、中觀、瑜伽，到中國的唯識、華嚴、天台，乃至日本的，凡是屬於教理思想方面的，簡直無所不通、無一不精。在印度學方面，是得力於木村泰賢及宇井伯壽兩位博士的指導。在華嚴、天台方面是傳承了島地大等教授的路線。他通梵文、巴利文、英文，漢文與日文，自然更不用說了。他曾參與《大正新脩大藏經》的編校、《南傳巴利文藏經》的翻譯、日本《國譯一切經》的譯註。他正好是高楠順次郎等人指導著佛教文化學術大運動中得力活躍的功臣之一，所以他也得到了文部大臣的勳獎。
他對學生，並不要求尊師重道，只是把我們當朋友看，到了他的府上，又把我們當作賓客款待。可是，在他的書房裡，在四周擺滿了書的書架上方，卻終年供著上述三位他的老師的遺像，每天若不先敬香，就不坐下來翻書本；若不先敬香，就不離開書房去就寢。當他的代表論著《華嚴教學之研究》出版之時，亦特於序中提到他自己的三位恩師，並願以之奉報三位先師的教導之恩。
這和現代大學青年的絕大多數，將學校當作知識買賣的商場，把老師視作為謀取生活而給學生推銷知識的店員，該是多麼不同呢？
他是一位學者，他也從未想要把他自己列入宗教家的天地中去。可是，從他平常的言行之中考察，竟像一位很有修為的僧人。比如說，他曾因我擔心到留學經費的來源問題時，便安慰我說：「日本天台宗創祖最澄大師有言：道心之中有衣食，衣食之中無道心。」囑我為法求法，勿慮生活無著。並謂：「當從艱苦困難之中，培養求法精神。」因為中國的先賢去印度求法，或日本的古德赴中國求法，都是從九死一生的困境危險之中走過來的。
坂本先生當時並未答應為我在必要時，設法解決困難，但他勸我以迎接艱苦的心理準備，安下心來用功。到了去（一九七二）年夏天，我向《菩提樹》雜誌的朱斐居士商量，請他代我再向瑞士的善士申請一年的費用，並且由於美金的貶值，日本的物價上漲，希望能夠增加若干款額。朱斐居士，很快給我回信說，他已照我的請求，將信轉出，至於再增加若干數字，恐怕會有問題，並建議我的不足之數，另在臺灣設法。然而，從臺灣設法的建議，我是不想考慮的，所以又一次地向坂本先生，提到這個難題。他首先問我，一年要多少，然後告訴我：他到一九七五年就要退休了，希望我在他退休之前提出博士論文，至於經費，要是他還活著的話，他會給我設法每年六十至八十萬日圓。他的目的，不一定是助我個人，而是希望衰微沒落甚至即將滅絕的中國佛教，再度復興起來。
幸好一九七三年度的留學經費，經過朱斐居士及美國沈家楨居士的從中接洽，已照我所希望的從瑞士匯到。不幸的是，坂本先生竟又捨我而與世長辭了，縱然他乘願再來，在我的有生之年，他也不可能再做我的指導先生了。
當我來日本之先，即已由臺灣的慧嶽法師介紹，決定跟坂本先生學習。在日本的大學院研究生，僅僅聽某先生的課，並不算是那位先生的門生，要發生指導與被指導的關係之後，始被認為是自己的學生和老師。在這樣的師生關係下，如果相處得好，也就是說，老師對於受他器重的弟子，往往會有父子的親情流露出來。我和坂本先生之間，除了這一重關係之外，還有一重保證人與受保證的關係。所謂保證人，便是對日本政府擔保，留日期間的一切經費及回國的旅費，假如發生問題，即由保證人負責。實際上，無論有了什麼事故，保證人均應承擔下來，所以是監護人或臨時家長的身分。我在日本的四年之中，坂本先生已做了我三年的保證人。尤其進入博士課程之後的我，到他府上去登門打擾的機會愈來愈多。他的工作很忙，但當我去之時，往往會談話談忘了時間。
本來，在日本的普通家庭，很少歡迎客人到家中訪問，坂本先生家卻是例外。一到他家，先生的夫人，便忙著送上茶點，只要你不說告辭，先生絕不會有不耐煩的表情，先生的夫人則會一次又一次地添上茶點，而且每次不同。前面已經說過，坂本先生既是大學者木村泰賢的學生，先生的夫人，也是木村博士的得力助手。所以，他們老夫婦倆都是學者和教育家，夫人在未婚之前，即已當了女子短大的校長。一個學者的家庭，畢竟不同一般的家庭。
說起木村泰賢，我問過坂本先生，知不知道木村博士和我國近代佛教的導師太虛之間的友誼？他說，似乎在戰前曾應邀出席了太虛大師召開的「世界佛教聯合會」。我告訴他，那是一九二四年，也正是日本的大正十三年，我還沒有出生哩！而坂本先生剛好就是那年的春天，在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印度哲學科畢業。我說，太虛大師是我老師的老師，他便笑著說：「可不是嗎？太虛的朋友木村先生，是我的老師呀！」
從外表看，坂本先生很健康，頭髮雖已快要白光，面色始終是紅潤的，授課時也從不板起面孔。不過，從他於前年推卸了校長職務之後，上課改在他的辦公室中，好像開會似的進行，先生不再站著講了。原因是他已感到身體的逐漸老化，特別在他擔任校長期間，曾有兩度突然由於心臟不適而入院。因此，他也自覺地了解到他的色身快要結束了。所以凡與我們談到未來的計畫，總會說：「如果那時我還活著的話。」我們聽了，大都把它視作先生的幽默，而以笑聲來應和先生。想不到那確是先生的真心話！
到了去年秋天，在坂本先生過生日的那天，我用電話想告訴先生，準備去為他的生日致敬，卻由夫人告訴了我，先生已於數日之前，因老人病而進了慶應大學的附屬醫院，沒有什麼要緊，但也不易康復了。夫人春枝女士在這個電話中，告訴我說：「先生已念了幾次了，說他還有一項責任未了，聖嚴樣的博士論文尚待他的繼續指導和通過。」我聽了之後的內心感激，真是無法形容，所以掛上電話，立刻動身，到了先生療養的醫院。見他消瘦了很多，據說已在腹部開了一刀，但他一見到我，精神如常，談笑了好一陣，若不是醫生來給先生做定時的診斷，我被先生的小姐送了出來，恐怕又會談忘了時間。
說起我的博士專攻主題之選擇，也是出於坂本先生的指示。他說中國的佛教，當由中國人繼往開來，論學術，那是沒有國界之分的，論宗教信仰，絕不能忽視了當時當地的民族文化和特殊的背景。因此他希望我沿著中國以往的佛教芳軌，開出新的局面。他本身雖是日蓮宗的大僧正，但他在思想信仰上的涵融性，是了無宗派色彩的。他以研究華嚴成名，但他的崇拜，毋寧是更重於天台的。經常聽他說：天台的百界千如乃至一念三千的理論依據，固然非等於華嚴，如果沒有《華嚴經》思想的先導，天台宗的理論之開出，也是不可能的，可惜的是華嚴宗重於理論的闡述而輕於實修之方法的明確，致到圭峰五祖之後，華嚴宗漸漸地便和禪宗合流了。
至於天台宗，從慧文、慧思，而至智顗，雖都被稱為禪師，天台宗即有唐代九祖湛然的中興，宋代四明知禮的再興，一直到明末之際，又有蕅益智旭的統合大小乘各宗而匯貫於天台。其之所以未被禪宗湮沒，因其主張「教觀並重」，教是理論，觀是禪觀，故其可補禪宗啞羊暗證之缺，又有禪宗禪修之止觀雙運，蕅益大師雖云私淑天台，實是整個中國佛教教學思想史上，最後的一位集大成者。坂本先生最感興味的，是蕅益大師用唯識論的觀點，解釋《大乘起信論》，又用天台圓教的理念，來解釋相宗諸書。這在中國佛教史上是創見，所以囑我研究蕅益大師，如果研究好了，也等於接觸滲透到了中國佛教的各宗教學。而此正是開發新緒的起點。
蕅益大師是我國的明末四大師之一，明末的另三位大師，蓮池、紫柏、憨山，均在蕅益之先，且均受到蕅益的尊仰，然從深廣面來衡量，實在不能不說，蕅益大師是明末四大師中，最有思想、最能影響後世的一人了。本（一九七三）年元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六日，印順法師赴美療養，道經東京，我告訴他，我在研究蕅益大師，又談到西藏的宗喀巴大師和太虛大師，在氣派上頗有類似處。印老說，太虛大師既受宗喀巴大師影響，也受了蕅益大師的影響。事實上，直到今天，乃至臺灣的淨土道場，也以蕅益大師的著述為依準，並且翻印了不少其他著述。弘一大師弘揚律宗，也以蕅益大師為尊崇。
坂本先生對於蕅益大師的著述，最初是因島地大等先生告訴他，有一部《靈峰宗論》，被人認為：「古人有言曰：讀孔明〈出師表〉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忠；讀令伯〈陳情表〉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孝；讀退之〈祭十二郎文〉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友。余亦嘗言：讀蕅益《宗論》而不墮血淚者，其人必無菩提心。」8（此係日本江戶時代，相當於我國清朝雍正年間，一位天台宗的光謙比丘之語，光謙和玄道、觀國三人，乃是日本佛教史上致力於蕅益著述之弘揚的最卓成績者。）坂本先生聽到此話之後，很快地即以高價在古書店裡買了一部。現在我用的這一部《靈峰宗論》，便是由坂本先生的藏書影印得來的。
因為蕅益大師不僅是一位思想家，也是一位信仰的實行家。他之受到日本長老學者如島地、坂本等之重視，固然是出於大師學行的感召，日本學者之崇敬蕅益大師，當亦可以了解到島地及坂本先生等人，並不如一般國人所批評的那樣，日本是有學無行的佛教。據我看來，他們行在人間的平近淺易之中，把菩提心配合著一般的生活來實踐。和我國著重在持戒、打坐、念佛、吃素的觀點上，有所不同而已。在我看來，各有長短，未可一概而論優劣。日本有日本的國情，我國有我國的環境。
若說戰士當死於戰場，法師應死於法座，那麼，坂本先生雖是捨壽於醫院，他卻於去冬勉強出院後，扶病到校，上了他給我們授的最後一課為止，沒有停過他的教學生涯。日本的佛教學者人才已經不少，坂本先生卻仍憂慮著後繼無人，到處奔走募化，設立了兩個附屬於立正大學的研究所，並且選拔優秀的學生，送去外國留學。
總之，坂本先生除了為佛法、為學生而外，至少尚未使我見到在為他自己的名利而動煩惱。所以當他的噩耗傳出之後，我這個僅僅相隨四年的外國學生，所受的震撼，已是悲不可抑，至於比我受益更多、相隨更久的人們，還用說嗎？因此，而有兩位正在印度考察的門生教授，接到電報第二天就趕回了東京，無異是為他們自己的親人奔喪。
如說坂本先生也有他自感遺憾的地方，大概是因他從不受不施派，轉入了身延山派，所以往往自稱是不受不施派的不肖子孫，感到很愧疚。其實，此兩派均係出自日蓮宗的系統，只是身延山派由於政治的背景雄厚，形成了主流系，不受不施派則因嚴守淨戒、不婚、素食、不攀緣，所以至今日，僅僅剩下了五、六個僧人，而且有著滅絕的危機。但他轉入身延山派，是由於當時法主的器重栽培，假如不是這樣，能否有坂本先生的成就，很有問題。可是，做為一代大學者的坂本先生的內心，總覺得這是他生命史上的缺陷。在我看來，像先生這樣，念念不忘根本的恩義觀念，正是今人之所缺少的東西。先生對於中國學生的特加優惠，也是出於同樣的恩義觀念，他曾幾次向我提起，日本佛教之受惠於中國者，太多了，所以日本佛教徒不應忘了中國的加惠。我們也就仰仗中國先賢們的遺蔭，受到了坂本先生的照顧。
最後，我要奉告關心我本人的師友們，我的指導教授雖已去世了，我的博士論文，仍照原計畫進行。這還是仗著坂本先生的遺輝加護。今後的指導，由於尚無另一位學者，鑽研到我的主題範圍，故將不再可能求得，但是繼坂本先生遺職的，是名聞國際的金倉圓照及野村耀昌、中村瑞隆等幾位教授，均會給我照顧。雖因失去指導人而在進度上，可能要延長一些時日，但我既已來了，絕不中途而廢，這是我要報慰於國內教界師友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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