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曼濤先生——一位難得的知友、諍友
今（一九八一）年元月二十二日，我甫自紐約飛抵臺北，準備農曆新年前後的冬令救濟及各項法會的弘化活動，即由友人處得悉張曼濤先生已於元月十八日凌晨，病逝東京的傳聞，因為這項傳聞來得突然，所以不敢立刻相信，結果連打幾通電話之後，在劉國香居士的證實之下，便不能不相信了！當時我和方甯書、李志夫、藍吉富等諸教授，在電話中交換了信息，內心感到無限的傷慟，因為張氏畢竟還小我三歲，像他這樣率直、正直，尤其熱心於佛教文化事業及國際交流工作的人，今日已不做第二位想；對我個人而言，也是一位知友和諍友，故在與如上數位教授的通話中，語含哀傷，以致李公像是安慰張氏親屬似地勸我節哀。而我當時想到我所能做、應做的，便是寫一篇文章來紀念張氏。可是，三個月來，我在臺灣的工作太多，要想坐下身子靜下心來，寫一篇追憶的悼文，竟不可能，幾度執筆，均為瑣事所擾，不能成文。
此期間，張氏的靈骨暫厝於松山寺，我曾前往上香致弔；三月八日上午，張氏治喪會假臺北市立殯儀館景行廳為張氏開追悼會，因為那是星期天，我的文化館九點起即有共修會及講經會，只好趕大早於七點半抵達張氏靈前行了禮，弔客尚未來到，只見到十數位幫忙的人員，擔任招待、簽名等職務，流目四顧，廳中所掛的輓額、輓聯，包括今總統蔣經國先生所頒的，尚有五院八部、教育、文化、宗教等各界首長賢達在內，以一位佛教界的中年居士來說，身後有如此的哀榮者，也找不到第二人了。
我稱他為曼濤先生，而不稱為居士，因為居士不足以稱曼濤，他應被稱先生。在中國古代以迄我的少年時代，先生是知識分子的專稱，也是老師或夫子的代名詞。即今日的日本，也唯有教員、醫師、律師、僧人被尊稱為先生，普通人只被稱「樣」或「君」。曼濤是湘人，自幼出家，十多歲即入南嶽佛學院，又曾親近虛雲和尚等耆宿名德，到一九六一年，即是他二十九歲，去日本留學之後，始覺得他應以在家身分來獻身於他的理想。一九六八年，學成回國時，他已與施小姐結婚，正式以居士身受聘為華岡中華學術院佛學研究所代所長及中國文化學院哲學系副教授，住在華岡的教職員宿舍。一九六九年，我在出國留學之前，還特地上山拜訪他們夫婦，做了一次張府的上賓，由張太太施照寰女士親自掌廚，燒了幾項可口的素菜款待我，只是稍微多放了一些辣椒，原因是，平常曼濤先生喜吃辣味，這位正在擔任該學院日語講師的施女士以為，凡是她先生的朋友，一定也是辣味相投者，當時被我說穿了，三人相顧大笑不已。
直到他辭去中國文化學院正兼教職而於一九七八年創立「大乘文化出版社」為止，他在國內國外，都是做著寫作、讀書、教書的工作，也在做著弘揚中國佛教文化的工作。所以他雖曾為法師，曾為居士，卻以先生的身分終其一生的事功。最難得的是曼濤先生的心胸豁達開朗，不以曾為僧人而可恥，亦不以僧人返俗而可羞；他雖返僧為俗，卻從來不說僧人生活不合時宜的話，也從不說唯有俗家身分始能行菩薩道做入世工作的話，他只以為宜為僧者應為僧，宜為俗者應為俗，因此，他雖身在世俗，仍以佛法的興衰隆替為己任，雖現在家相，仍與僧團的佛教，相處極為融洽。
我與曼濤先生相識，是在一九五六年秋天，我因為《評駁佛教與基督教的比較》一書，常到鳳山佛教蓮社與煮雲法師親近。一天我與煮師從外回到蓮社時，在街邊上見到一位相貌似沙彌而態度像法師的青年比丘，騎著腳踏車趕上我們，煮師即為我們介紹，尊稱我們兩人都是作家。我才曉得這位青年比丘，便是寫了一部長篇小說《曉露》的作者青松法師，當時他正執教於臺南開元寺的佛學院。以年齡論，當時他才二十三歲，有如此的才華，委實使我心折。
後來，由香港追隨印順長老來臺灣的幾位法師，多曾對我提過這位青松法師刻苦向學的精神。許多由大陸逃到香港的青年法師，受到物質生活的誘惑，進入了基督教所辦的道風山神學院而還俗結婚，做了外教的傳教士；有的則以耐不住經濟條件的困擾而流落為經懺僧，青松法師卻能獨來獨往，無動於衷，掛單於山寺，遊心於閱讀與寫作的生活，作品常在報刊發表，賺取幾文稿費以充紙墨書籍之需，所以深受道安法師的賞識，也受印順法師的關注。
來臺後，由於他與道安長老是湖南同鄉，所以一直與道老保持近乎法眷的關係。而於道老謝世後第四年，曼濤也跟著走了！
又據一位現居於加拿大的誠祥法師告訴我，他在香港時，曾與青松法師同堂打禪七，堂頭老和尚看到青松輪值巡香時，肩起了香板，一步一搖、大模大樣地巡視監督每一位禪和子時的那副神態，在開示時禁不住要對大眾說：這位小比丘大有來歷，大概是哪一座大寺院的老參上座再來。而曼濤先生自己也對我說過，他的聰慧是與生俱來，對於佛法的領悟力，似乎是在閱讀佛經之先。我不能證明他是開了悟的人，我確能深信他是具有宿慧的人，他的反應快、閱讀速度快、學習的速度快、寫作速度也快，都是我所不及。他的過去世，縱非老參上座，也應該是一位曾經學佛修行相當長久的人了。
不過，我與青松法師結為朋友，應該是從一九五八年起，當時我在《佛教青年》季刊上發表了一篇題為〈文學與佛教文學〉的文章，提出了我的主張，卻巧與青松法師的看法不一致，所以引起了他的抨擊，他的筆鋒利，詞鋒也利，罵我不懂文學的創作。我除了提出補充說明外，不表示敵意，並覺得諍友難得，此後便有了書信往返，直到他謝世為止，他仍是我的一位難得的諍友，他的那份才華，始終為我欽慕。
曼濤先生給我生命中最大的影響力，應該是受他之勸，決心留學日本之一事。那是一九六四年，我在臺灣南部山中潛隱自修，因與數友在《海潮音》月刊上討論中國佛教前途展望的問題。他來信說：「兄座真想振興中國佛教，最好能來日本看看，不必是為學位，但來看看人家已在做些什麼，也能有助於中國佛教的展望。」當時我已知道，不論從學術的研究、教育的普及、教團的組織、人才的數量等任何角度來看，中國佛教起碼已落後日本三十到五十年。本來覺得自己已經三十四歲，學力不足，身體也不健康，經費尤其是問題，實在鼓不起出國留學的勇氣。但接到他的第二封信中說：「不用顧慮太多，留學生的辦法很多，到了國外一切問題自然解決。」
於是，我就請他代辦留學的入學申請手續，當時曼濤先生就讀京都的大谷大學，他的指導教授橫超慧日博士也答應幫忙，要我寄贈一套我的文集，請橫超先生指教，同時囑我另寄一套文集給神戶關帝廟的住持仁光，託他為我做日本的入國擔保。結果手續辦得太慢，曼濤先生雖為我熱心奔走，由於找不到保證人，一直拖了一年多，我便打消了留學京都的打算。不過不論怎樣，我到一九六九年三月十四日，正式踏上了留學日本的征途，那雖是慧嶽法師代我委請吳老擇先生（即通妙法師）辦得各項手續，最初勸我留日的，卻是曼濤先生。
我到日本時，曼濤先生已回國任教，而且他對東京方面的關係尚不熟，所以不能幫上什麼忙。可是，過了一年，一九七○年春天，日本在大阪舉辦世界博覽會期間，遇到了曼濤先生，那時我和淨海法師陪同從臺灣及香港等地前去觀光的法師和居士，先到京都，住於臺灣留學生明宗尼師寄居的一座尼院，我們初到京都，人地不熟，幸虧有了曼濤先生這樣的一位京都通，為我們安排遊覽京都、奈良、高野山等的佛教名勝。我發覺他的確是一個有很多辦法的人，他有錢時是挺慷慨的，然他身上經常沒有錢，在和我們一起時，很少見他摸袋子取鈔票，但他卻有很多朋友，縱然坐在公車上、電車上或走在馬路上，他都能交到朋友，臉常含笑，口帶湖南鄉音，日語並不頂流利，可是就能與日本人攀談得上，有什麼小小困難，多數他所遇到的日本人都能給他幫個小忙，例如替他付一杯咖啡的帳、買一張公車票、帶領他走一段路等。他很幽默地稱之為「生活的智慧」。這種智慧也正是我所沒有的。
我的日語發音，比較正確，說簡單的日語，例如問路、購物時，日本人不能聽出我是在日本才住不久的人，所以往往問東面的路，會被引向西面走，或者乾脆回稱：「到處有路標，何不自己去找？」倒是對於不太會說日語的外國人非常親切。因此，我見曼濤先生那樣地到處能遇「貴人」相助，真希望下世轉生也為湖南人才好哩！其實，他是留日的前輩，而且已經讀畢博士課程，日文程度自然高過於我，所以他能和任何一個日本人談得津津有味，我卻尚無此種能耐。
當時曼濤先生對同為留學生的某些人，頗有不屑之感，說那些人，沒有研究學問的基本條件，那些唯唯諾諾之輩，縱然日本話說得不錯，一談到學問便會不知所對，不知所云；又說有些人，根本是在混文憑，或者更糟糕的是根本不為讀書，只是為了保持在日本居留的權利，不得不有一個留學生的學籍。他自己是不同的，既為留學，就要真的求學問，所以除了課堂之外，也要與日本的學術界人士多做接觸。他有一個另外的長處，便是不怕碰釘子。所謂慧可為求法而斷臂的故事，雖無史證，曼濤先生為求學問而受白眼之時，他能甘之如飴，這種精神是可佩的，但當他站穩立場，確有把握時，也會毫不保留地反駁對方。
一九七一年及一九七二年之間，曼濤先生為了主辦《天聲》雜誌而經常往返於臺北及日本之間，我為他寫了幾篇長稿，早先說明是有稿費的，結果我不向他要，他也忘記了。我知道他經常在鬧經費恐慌，每次見面，雖然嘴上會說，他要供養僧寶，末了總是又說「法師與眾生結緣」了事。
一九七三年起，曼濤先生以擔任東京大東文化大學教職的名義，常到東京小住，先是自租一間小公寓，我也曾陪同由美國到東京訪問的樂渡法師，在那裡住了兩晚，後來他將傢俬全部運回了臺灣，每次到東京，便住在一座臺灣同鄉開的日式小旅館裡。他事實上並未教書，可是每過一段日子必到東京小住數週，只見他為留日的好多同學幫忙找住處、找工作、找獎學金，他真正的任務是什麼？我不清楚，據說是為立正佼成會的出版部編寫一冊書，是《亞洲佛教史》叢刊之中的一部分，那是一套通俗性、一般性而又不失學術價值的叢書，曼濤先生擔任的是中國現代佛教，包括臺灣及香港佛教的介紹，與韓國學者所寫的韓國佛教，合為一冊，此書已於一九七四年出版。
曼濤先生每次到東京，必會給我電話聯絡，不是他來訪問我的斗室客居，便是我去他的逆旅小舍請教，每談必是佛教的大勢、國家的前途、民族的存亡，他是知無不言、言不無盡，為國為教、救亡圖存，每每談得意興飛揚，忘了自己是處身異域。談到興奮時，往往口出粗言，例如：他媽的！格你娘！混帳王八蛋！隨時可以脫口而出。可見他是性情中人，是不拘小節的豪傑型態。
當時，他擔任華岡佛學研究所的所長，所以也幫了幾位留學生取得了橫濱孝道教團的獎學金，甚至從未到過臺灣的一位梁君，他也給了一份佛學研究所的證明書，取得了該教團每月五千日圓的獎金。我未求他幫忙，而向臺灣中國佛教會申請證明書，竟由於辦事人員不知何故而擱置遲批，結果是向了壁。當時我想曼濤先生竟比佛教會更有熱心協助留學生，真有萬千的感慨！
至少我所見到的曼濤先生，是一位豪傑而非聖賢，所以他宜以在家身來實現他的理想。如其終身出家，就可能不是一位清淨的持戒比丘，也不可能稱其豪邁的天賦來發揮其才能。比如他不拘小節、不拒女色、酒量大得驚人、金錢的觀念含糊，所以在佛教界頗有一些物議，以致一九七八年在他成立「大乘文化出版社」之後，仍有許多人持觀望態度，也就是說，不相信他真的能夠完成這麼一套鉅構的出版工作。但他終於完成了，而這總計一百冊的《現代佛教學術叢刊》完成出版之時，他以四十五、六歲的壯年，到一九七九年年底，他幾乎已是鬚髮皆白的老人，可徵其不僅是為蒐尋資料而忙碌，尤為張羅經費而憂苦。多虧他能從萬般的困境中，突破重重難關，僅憑一介寒士書生之熱忱，對現代中國佛教文化著述的整理編輯，做了偉大的貢獻。
曼濤先生與我見面交談佛教問題最多的時代，即是在我留學東京的階段，他經常給我一些啟發性的鼓勵，見他常常鬧窮，卻又不為窮而發愁，他常說：「常人為生活而憂，非常人當以發展理想的抱負而努力，豈能僅是為了餬口？」我從來不向朋友訴說經濟情況，曼濤先生似乎覺得我總是有辦法的，比如有人要他辦點事，他無法照辦時，便要我代辦，他有點像那種「知己」朋友一樣，在經濟的小節上，有時候不太分別你我之不同。可是，與他在一起時，精神上總是愉快的。
有一次我和他在一家小飲食店裡吃簡單的晚餐，見他點了一份宮保雞丁，我的心裡嘀咕著想：「我只要了一碗白飯和幾片醬菜，至少你也不該在我面前吃雞丁，而且又要我來付錢，真是豈有此理！」但在走出飲食店後，在東京街頭愈走路愈寬，所遇的行人卻愈來愈少之時，他便對我說：「我們就是如此，朝著理想的標的努力走去，愈走朋友愈少，走到最後，路是愈來愈大了，人卻愈來愈孤獨了，中國古代的皇帝自稱孤家或寡人，良有以也。但願我們有勇氣享受這份孤寂，不過朋友還是要的。」這幾句話，既有清涼感也有溫暖感。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日，我到了美國，直到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六日，因東初老人圓寂而返臺北，待辦完老人的善後，有人說我忘了昔日的老友，故去看了曼濤先生的出版社和他的家，他特地請我在他的出版社晚餐，我想這回一定會弄幾樣可口的素菜吧！結果很掃興，他叫了沙茶火鍋，既有魚也有肉。他似乎忘了我的身分，看他臨時的那種窘態，一定不是故意的，他慣常接觸在一塊吃喝的，諒必多是一些「酒肉朋友」！否則在他的觀念中，肉食與素食根本沒有什麼不同吧！不過，兩年多不見面了，老友相聚，總是一樁樂事喜事，我沒有因此拂袖而去，喝了一點後叫的、也帶有腥味的素菜湯，假裝吃飽後便告辭了。
因我一向雖不為金錢焦愁，卻也從無私人的金錢積蓄，縱然現在已負起了臺灣和美國兩所道場的實際責任，仍是如此。相反地，倒是因為有道場的經費負擔，必須設法張羅。故很慚愧，對於這位老友的事業，在經濟上並未幫到多少忙，雖在他的〈編纂出版甘苦談〉一篇長文中，兩度提到我的名字，事實上我並未幫上大忙。好在曼濤先生是我的老友，他嘗為我向一些無的放矢來中傷我、背後指責我的人，代做辯白，並且勸那些人應該放下偏見，對於像我這樣的一個畢生做著孤軍奮鬥，在國內、在國外，為佛教、為個人，已有了一些成就的人，應該感到欣慰才對。
從一九七八年下半年起，每隔三個月，必須返回臺北住三個月，與曼濤先生之間的晤談機會，卻很有限，因彼此都在忙於各自的目的事業。他雖常為頭寸問題，甚至去向放高利貸的人求助，也沒有來找我，只有在一九七八年年關之際，驅車到北投，邀我打了一個一萬元新臺幣的乾會，後來我向他增購一套叢書，再補他數千元，算是還了我的會錢。
此後直到一九八○年十月二十六日晚上，方甯書先生建議我應該對教內外的知識分子，做一些聯繫和接引的工作，以利於佛法的推展，所以請曼濤先生代我邀到臺灣大學哲學系的郭博文、劉增福、余英華、林正弘、師大的林玉體、國立編譯館的趙天儀，以及正在潛隱中的韋政通等諸教授。為了那次宴客，使曼濤先生麻煩了一陣子，本來預定在臺北市昆明街、漢口街口的北城素菜餐廳分店，結果由於該店開股東會，晚上停止對外營業，臨時改到忠孝東路善導寺背後的梅林素菜館。
張氏東奔西走，找到幾個又失去幾個，好不容易總算找齊，舉箸時已八點多鐘。我是個不善於應酬交際的人，席間除了交換名片，並未施展我的說法的長才，唯恐第一次見面即被誤會是來傳教的，少數人問起佛法，我也點到即止，這些學者都很儒雅淳樸，態度相當客觀。不過要使已有立場的哲學系教授們，很快地接受佛法，不是那麼容易的事，但能使他們不歧視佛教而同情佛教、護持佛教，就要感謝曼濤先生的功德無量了。當晚曼濤先生表示，這一批是少壯派的學者，下一次他願為我安排一批年長學者們的聚會。
那次聚會後的第四天，我又飛來了紐約，萬想不到那是我與曼濤先生最後的相聚。對我個人而言，從此少了一位諍友；對於整個中國佛教而言，從此少了一位敢於直言的諫士；於國際佛教而言，從此少了一位中日之間的橋樑。衷心能不悲慟！雖云世事無常，因緣起滅，人的出生與謝世，乃是必然的現象，對於一位相識數十年的老友的離去，又豈能無言！曼濤先生可能不算是一位成功或成名的佛教學者，而他確是一個有心想使中國佛教界能夠孕育出許多夠上國際水準的佛教學者的人。故在這回返抵紐約之後，尚未能夠恢復日夜顛倒的習慣之前，便趕著寫出這篇文章，用表對於這位老友的懷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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