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子慎長者——臺灣佛學研究扎根者
我與周宣德居士的互動，可以說開始得很早，也可以說開始得很晚，因為我於一九四九年從大陸到臺灣，當我退伍的時候，已經是一九六一年了，總共有十二年的時間，之後就在中華佛教文化館，跟我師父東初老人學習。
那時，周居士很努力地推展、帶動大專青年學佛，並且非常迅速地從臺大、師大、政大，然後一直推廣到全臺灣許多大學，成效很好。這不僅需要花錢、花時間，還需要花心力來照顧這些學生，實在很不容易！
有一次，他借中華佛教文化館辦活動，我代表我的師父東初老人接待他們。周居士非常客氣，請我講開示，其實那時我才剛剛出家，有什麼好開示的，就只能算是跟大專學生們見一下面吧。
周居士跟東初老人的關係滿密切的。譬如，他的皈依師父是智光老和尚，而智光老和尚是東初老人的師父，所以東初老人跟周居士之間可說是平輩的關係，只不過一個是在家弟子，一個是出家弟子。此外，東初老人提倡影印《大藏經》，他也是發起人之一；還有「中華佛教文化館」的英譯名稱，也是他翻譯的。所以，在我的印象中，周居士是非常熱心的一位菩薩。
有一次我對我的師父說：「周居士這麼熱心，在居士之中，很少有這樣的人，可以說僅僅只有他一個。」師父卻回答我：「你不知道嗎？基督徒都是這樣熱心傳教的。」我很驚訝地說：「周居士不是佛教徒嗎？」師父說：「他曾經是基督徒，但現在是佛教徒，而且是一個虔誠的三寶弟子。」因此，我注意到周居士在跟我們互動的時候，不會稱自己是弟子，而是自稱「僕人」，這真是滿特殊的，因為一般居士跟出家人互動，都自稱「三寶弟子」或是只稱「弟子」，而「僕人」這個名稱，實際上是基督徒對上帝的自稱。
以我個人來講，與周居士的互動中，有幾件事讓我印象非常深刻。第一件是我準備去山裡閉關時，他來問我準備要閉關多少年？我回答他：「愈長愈好，至少三年。」他說：「古來的許多大師們都閉關，印光大師、太虛大師也曾經閉過關，閉關是好事。那你打算要學哪一位大師呢？」我說：「我沒有要學哪一位大師，我學釋迦牟尼佛。」他又問：「閉關可能會很辛苦喔！你有信徒嗎？」我回答：「沒有，我只有一個人。不過，智光老和尚對我很慈悲。」於是他告訴我：「有困難的時候記得要向智光老和尚講。」這是我跟周居士之間的一次互動，印象十分深刻。
後來我去了日本留學，期間很少回臺灣，即使回臺灣，也很快就再到日本去，因為沒有人支持我。臺灣佛教界對我是抱持著一種非常負面的想法，認為我去了就要還俗、結婚。但是周居士卻請智光老和尚「多照顧這個年輕人」。
除了對臺灣各大學的學生學佛運動非常重視之外，他也非常鼓勵研究佛學的青年。有一次，我回到臺灣的時候，他請我參加他們的粥會，當時慧炬佛學會熱心的居士們大概都參加了，而且這些居士都是有著高知識水準的菩薩，真是所謂「往來無白丁」。周居士當場向大家說：「今天在我們慧炬社的都是『師父』——法師、工程師、律師、醫師……，數了好多『師』，我們在座的都是『師』。」接著他就向大家介紹我，之後頒發獎學金給我，這份「密勒佛學獎學金」大概是五萬元，對我來講，這筆錢是不少的，因此我非常感恩他。
後來我又到了美國，就很少跟周老居士接觸，不過在美國佛教會每個月都可以看到《慧炬》雜誌。而周居士與美國佛教會的沈家楨居士之間也很熟悉，還送了美國佛教會一尊觀音菩薩像，這尊像是用珍珠串成的，送到美國的時候，我也在現場。我跟《慧炬》雜誌社一直是不即不離，雖然沒有直接的關係，但因為我是美國佛教會大覺寺的住持，所以周居士到美國的時候，都由我負責接待。
雖然我的師公智光老和尚沒有辦學或講學，但是對周居士的感召力非常強。師公是非常重視教育的人，因此也影響他重視教育，但是在當時要怎麼辦教育呢？周居士的方式，就是運用原來已有的大學體系來培養佛教人才在各大學成立佛教的佛學社團。那個時候要辦佛學社團滿辛苦的，因為必須向各大學校方保證不談佛教而只講佛學，並表示佛學只是一種哲學、只是一項文化思想，而不是宗教。周居士還真是用心良苦，做了這樣的承諾之後，許多大學才紛紛成立佛學社團。儘管如此，這些佛學社團仍然很不容易接觸寺廟，而出家人也很難進入。
佛學社團所發揮的功能，對大專青年的影響非常深遠，一直到現在，這些佛學社團的許多成員，都是社會的中堅分子。雖然我們無從得知他們現在是不是還在學佛，是不是還在護法，但是佛學的種子已經種在他們的八識田中，他們會對佛教有影響，而這就是潛移默化的作用，能夠感化很多人親近佛教。
在這之前，臺灣的年輕人，特別是大專生，大多數都認為佛教是迷信，不值一顧，大家覺得只有基督教才是有水準的，因此，在胸前掛上十字架，說自己是基督徒，那是非常時髦的事；但如果大專生是佛教徒的話，就很丟臉了。可是，經過佛學社團打下基礎之後，年輕人漸漸地知道佛教並不只是老太太們才信仰的迷信宗教，而是有內涵的，這也可說是將臺灣的學佛及佛教學術研究的風氣打開來了。
當我從日本留學回臺灣的時候，佛學社團已經非常地普遍了，可是那時候教育部認為出家人不可能做研究，只能念經。所以我在文化大學教書前，拿我的畢業證書到教育部去申請教師證，被教育部連續打回三次，還說：「和尚怎麼會有學問呢？還教什麼書呢？」這真是對和尚非常大的侮辱。可是在一九七五、一九七六年那個時候，因為周居士在大學佛學社團扎下了根基，之後有好多人專門研究佛學，也有許多居士在大學裡教書，而教書的人還可以拿到教師證，像周宣德居士、周邦道居士都在大學教過書，那為什麼我這個和尚就不能教書？那其實是對和尚的一種歧視。直到第四次，我才請我們的駐日單位寫信給教育部，證明我的博士學位是真的，日本文部省是承認的，這才拿到了教師證。這件事說明了當時臺灣幾乎沒有從事研究工作的出家人，所以一般人只知道研究佛教的大概都是居士。關於居士研究佛教這一點上，周居士的貢獻很大。
我要讚歎《慧炬》雜誌社的菩薩們：周居士成立了《慧炬》雜誌社，雖然硬體的建設並不大，財產也不多，但是由於他打下的基礎，凝聚了年輕人及學者們在那裡共修、討論佛法，以及發表學佛心得，因此大家很感恩《慧炬》，也很珍惜《慧炬》。周居士並沒有直接收徒弟，這些人都是跟他學佛的學生，可是這些學生之中，有許多人是忠心耿耿，生死不渝，對於《慧炬》雜誌社全心護持、學習與回饋。
周居士已經往生了二十年，大家還是凝聚在《慧炬》雜誌社，讓《慧炬》雜誌社繼續地發光發熱，繼續地淨化我們這個世間。而《慧炬》雜誌社從最初簡單的一個雜誌社，發展成出版社，還有出版品，我覺得周居士在生時的付出是值得的，雖然他沒有想到自己往生以後，《慧炬》雜誌社會不會繼續維持下去，可是實際上《慧炬》雜誌社每天都還在運作，這真是不容易。
對於《慧炬》，我也寄予厚望，儘管《慧炬》沒有雄厚的財力，但是《慧炬》永遠凝聚了一批知識分子，我相信《慧炬》雜誌社未來一定更能將它的精神內涵充分發揮，並且持續、持久地保持下去，這對佛教而言，就是一分希望，就是一分力量，就是一分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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