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鼓全集》第六輯 自傳、遊記類|06-01 歸程|第六章　上海與我

上海外灘

我第一次到上海，是在民國三十三年（西元一九四四年）的十月間，那尚是汪精衛偽政府統治的時期。第二年夏天，我又回了狼山。

上海這個地名的歷史，可以追溯到二千二百多年以前的戰國時代，那時是楚國春申君黃歇的封邑，所以又稱為申江，本來只是一個縣名，又因縣北有一條河流叫作滬瀆，所以也可簡稱為滬。到了清朝宣宗道光二十二年（西元一八四二年），因為林則徐燒掉了英國人從印度運至廣州，用來換取中國銀子並毒害中國人民的大批鴉片，引起了鴉片戰爭，打敗了中國，訂了中英江寧條約，中國從此奉送了香港，也開放了五大海港，稱為五口通商——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從此，上海便成了外國人吸吮中國血的一個下口處和一根輸血管，洋貨內銷，金銀外流。到了道光二十五年，英、美、法的「租界」，也在上海次第成立；那是中國領土內的外國世界，在中國地界犯了法，乃至姦淫殺戮了中國人，進入租界，便有「治外法權」的庇護，中國人對他們就莫可奈何！因此，外國人在上海的橫行霸道，直到抗日戰爭結束，才算解了凍，放了手。但是，上海這個地方，似乎也就因禍得福，現代化的建築，機械化的工業，電氣化的生活，當初是為了外國人自己的利益，最後卻成了中國人意外的收穫。

說到中英條約，也能使我們想起，在那次的國恥之中，基督教的傳教士，得到了條約的保護，大批地湧到了中國各地，在他們「破除迷信」、「打倒偶像」的「傳教」聲中，中國原有的習俗與宗教，特別是佛教，到處受到了破壞，致使引起中國人民普遍的不滿，教士受到中國人民的「懲罰」，教案也就頻頻發生，每次教案之後，總還是中國倒楣，一次又一次的條約簽訂，一次又一次的鉅款賠償，在傳教士與列強帝國主義的配合侵凌之下，中國哪得不窮？現在的許多中國人，卻把基督教當作大恩人來逢迎了，想來真是一大諷刺。

當然，基督教是宣傳博愛的，是主張「愛敵人」的，在今日的美國，基督教在「靈的多元主義」的信仰下，也都能夠互相容忍，表面上也都能夠相互尊重不同信仰的人。但在一百數十年以前，耶穌先生騎在砲彈頭上飛到中國來的時候，那副面目，該是多麼地醜惡！

基督教是不主張殺人的，但在明末清初的時代，外國的傳教士們，為了達到在中國傳教的目的，不惜為朝廷製造火砲，取寵皇帝，而轟殺朝廷的敵人——中國的人民，比如羅如望及陽瑪諾為明熹宗製砲；湯若望及羅雅谷為明毅宗製砲；南懷仁為清聖祖鑄造鐵砲等等。我真弄不懂，難道說，這些就是基督教所謂「博愛」精神的表現嗎？民國以後，由於倒戈將軍馮玉祥信仰基督教，竟然沒收了河南大半的佛教寺產。也許，這就是基督教的本質——富於排他性、獨斷性、暴力性，為達目的而可不擇手段的本質罷！正如近代英國大哲學家羅素，對於基督教的批評所說：「就基督教逐漸減少迫害的限度而論，這是多虧了一些自由思想家之勞績，他們曾經使那些獨斷主義者減少獨斷。倘若他們今日還是像昔日一樣的獨斷，他們會仍然覺得有理去把異教徒燒死在柴堆上。」（見世界書局《美國的宗教》一八八頁）4

在俄國大文學家托爾斯泰的自傳裡，對基督教的信仰，也有這樣的批評：「那些當眾承認信仰正教的人，大概都是那些愚鈍、殘忍和自視甚高的人。能幹、誠實、可靠、良好性情道德行為等，反較常見於不信仰的人們之中。」

我無意反對基督教，只是從中國近代史的問題上，順便談談而已。現在，讓我們把注意點，拉回到我的本題。

上海，給我的第一印象是神奇而感到驚異的，我在黃浦江裡的船上，就已見到了一排排高大的洋房，那樣高高低低，好像是層巒起伏的山嶺，我真懷疑那些洋房是怎麼起法的？沿著外灘的碼頭，一列一列的電車，像是活動的房屋，在鐵軌上發出「吃剎吃剎」的怪聲，車頂上的電桿，像是鄉下姑娘的長辮子，偶然從電桿與電線的接觸處，冒出一片刺眼的火花。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汽車，一長陣一長陣地奔來馳去。黃包車，在碼頭旁邊擠得滿滿的，那些光腳赤膊的車伕，見我們的輪船靠上碼頭時，都已離開了他們的車子，湧到了檢查站的閘門口。迎接旅客的人，除了車伕，還有許多旅館和客棧的茶房，只要一出檢查口，就有許多人蜂擁而上，搶著替你提箱籠夯行李，嘴上雖然說得很客氣，行動卻是極粗魯。為了爭一個旅客，他們之間也可能打上一架。如果是一個第一次到上海的鄉巴佬，簡直會被他們的舉措嚇呆，他們不是拉生意，而是名副其實地搶交易，要是耳目略微遲鈍，一轉眼，你的行李會被他們搶得不知去向了。

那次，我跟著朗慧師公初到上海，雖然都是道地的鄉下人，好在有一位狼山的信徒，乃是「的的刮刮」的上海人，由於他的陪伴同行，我們是「篤定泰山」了，非常順利地喊了兩部黃包車，一直拉到了滬西憶定盤路的大聖寺。

坐在黃包車上，使我盡情地做了一次對於上海市的遊覽觀光。上海市的範圍，的確大得驚人，從外灘到滬西，黃包車走了個把小時，若從滬西一直走到徐家匯土山灣一帶，只怕還得加上一倍以上的時間。看看黃包車伕，臭汗淋漓，氣喘如牛，可見這一碗飯是多麼難吃，坐在上面，真覺得於心不忍。

我們有一座下院在上海，它沒有恆產，僅靠做經懺維持門庭。由於南通的狼山缺人照顧，故在半年之後，便把我送了回去。可是民國三十四年（西元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日戰爭勝利以後，又有戰爭在江北展開，山上無法安身，所以到民國三十五年（西元一九四六年）春天，我又第二次到了上海，從此以後，就沒有再回過南通了。

不久，狼山各房的人，大部分都到了上海，上海的兩座大聖寺，就做了狼山子孫的避難所。

兩座大聖寺的歷史都不久，滬西的一座，到抗戰期間才由一班在上海經商的南通人，發起籌建，聘請我的曾師祖貫通老人擔任住持。

滬西大聖寺，在範圍及氣派上，都比虹口的大，重疊著起的一座大殿及一座天王殿，尤其是天王殿，既高又大，普通的三層樓，沒有它的高，它有三大間，中間供彌勒與韋陀，兩邊兩間，可以同時容納二、三十桌的筵席。正殿兩側有兩排廂房，可以容納幾十個人的住宿。大聖寺的大門對著原來是法租界的海格路，進出道路卻開在右側的憶定盤路，門牌也屬於憶定盤路，因為抗戰勝利之後，失去了有力的護法，沒有錢，買不起地，築不起路，朝向海格路的出路，都被人家興建起了十多層高的大洋房，所以，此路不通了。即使寺內的裝飾和油漆等的工程，也都停擺了。

懺儀的淵源

我在上海的幾年之中，可以說都是過的經懺生活，在大聖寺做小和尚，固然不用說了，後來到了靜安寺，做了學僧，還是沒有離開經懺。

經懺，似乎是危害了數百年來的中國佛教。尤其是在清代的乾嘉以後，中國的佛教，只剩下徒有其表的空架子，佛教沒有人才，也沒有作為，大叢林，已跟社會脫了節，民間所知的佛教，就只有經懺薦亡的型態，維持著佛教的慧命！

我並不是咒詛經懺的人，經是佛陀宣說的，懺是歷代高僧編集的，咒詛經懺，就等於毀謗佛法，我是怎麼也不敢的。

這像是水能覆舟，水也能載舟，儘管由於水的緣故，毀滅過許多的生命，水的本身是沒有罪的。

所以，我在民國四十九年（西元一九六○年）的九月一日，給《今日佛教》月刊，寫過長達一萬餘言的一篇文章，題目叫作〈論經懺佛事及其利弊得失〉，考察了經懺的歷史背景，也提出了我對經懺佛事的展望和看法，現在已被收於《律制生活》一書之中。因此，有關這個問題，我不想在此重加論列。

不過，我想補充一點，我在那篇文章的第三節中，曾經假設地說了這樣的幾句話：「佛教這種『消災』與『薦亡』的佛事，非常可能是受了道教所謂『作法』的刺激，所以應運而生，以資抗衡道教，免得道教在這方面優勢獨占。」這幾年來，從好些資料的蒐集中，證明我的假設，大致是正確的。我們知道，中國佛教的懺法儀軌，有史可考的是出於梁武帝的時代，那是一個道教盛行的時代，梁武帝本人，就是從道教進入佛教的，梁武帝對於道教的華陽真人陶弘景，有著相當的敬意。我們又知道，道教主要分為兩派：一是丹鼎，一是符籙，陶弘景就是屬於符籙派的兩大功臣之一，另外一個是寇謙之。凡是熟悉中國佛教史的人，都會知道三武滅佛的故事，其中北魏太武帝的滅佛運動，道士寇謙之，便是一個重要的人物。在寇謙之的重要發明中，有一部詭稱是受賜於太上老君的道書，叫作《雲中音誦新科之誡》，一共二十卷。這一部書，對於符籙派的道教，非常有用，道教的齋醮等作法的科儀，就是根據這部道書來的。我們又知道，北魏太武帝的太平真君元年是西元四四○年，梁武帝蕭衍的天監元年是西元五○二年，梁武帝的時代，比寇謙之當令的時代晚了半個世紀出頭，梁武帝接受符籙派的影響而授命於當時的高僧，從事於懺儀的編集，自是非常可能的。最有名的也是佛教史上部帙最大的一部懺法《梁皇懺》，就是那個時候的產物。《梁皇懺》的內容都是出於佛經及佛號的摘錄編集，《梁皇懺》的科儀形式，無疑是受了道教的影響，到了後來的水陸科儀之中，簡直就已摻入了若干道教的思想。這使得佛教流俗化而又產生了流弊。

由於現狀的需要，事實上，當時的佛道兩教是彼此模仿的，可是，佛教吃了暗虧，正如朱熹所說：「理致之見於經典者，釋氏為優，道家強欲效之，則祇見其敷淺無味。祈禱之具於科教者，道家為優，釋氏強欲效之，則祇見其荒誕不切矣。」（《文獻通考》卷二百二十五〈經籍考五十二〉）

說也難怪，佛教的修持儀軌，在佛教來說，也不是沒有本身的歷史根據，追溯起來，也與天神的崇拜有多少關係，那就是密教的開出。我們知道，佛教的密宗，從印度佛教的發展史上說，是屬於第三期佛教，那是受了婆羅門教梵天崇拜的影響而來。密宗特別重視曼陀羅的建立，若不建立曼陀羅，密法就修不成功。所謂曼陀羅，就是壇場的建立，儀式的規定以及法物的使用；那是藉著境界的統一和清淨，來影響並引導修持者內心的統一和清淨，以期達到修持者的身口意三業相應；再以修持者的三業，相應所奉本尊的三業，那就成了自他與生佛交融，使得修持者由於所奉本尊佛的無漏功德相應，而現起修持者的無漏功用。

這一套理論是可以成立的，而且也是相當有用的，但我們必須明白，這不是根本佛教的原始面貌。雖然律中的羯磨，就是曼陀羅之一，但對法物的使用，絕沒有密宗那樣地神祕，密宗在印度，正像中國的禪宗，同樣是屬於適應時代環境而發展出來的佛教。

中國佛教的經懺佛事，就是出於道教及密宗的兩大主流，各種懺儀是脫胎於道教，也有來自密教，焰口肇始於密法的修持，水陸則為懺儀及焰口的綜合與擴大，各種法器如鐺鉿鈴鼓等的使用，也是淵源於密教。

這些本來都是做為自修或集體修持之用，而且均有其使用的道理，例如法器的使用，現在的經懺門中，不過當作伴奏唱讚的樂器，實則，直到現代的西藏密教，仍把法器當作幫助修持的東西，現在我將一位歐洲旅行家對此事的記述，轉摘於下：

中國的佛事運用這些法器的時代也不太早，大概是從元朝喇嘛教流入內地之後，始逐漸地普遍採用。因在宋人天台學者志磐所著《佛祖統紀》之中，僅謂「真言宗徒，流於歌唄」，6可知當時僅為真言宗的人歌唄吹拍。後來，禪、教、律、淨的界限漸失，密宗的成分也進入了顯乘各宗，我們查閱近代各家的課誦本，乃至律門的毘尼日用，無不持咒歌唄，可惜的是，末流的佛教，已不知其運用的道理，竟至於成為經懺門庭的工具，僧人墮落的淵藪，腐化佛教的象徵，迷信色彩的總和，我們身為如來的弟子，對此流弊之形成，必須要找出它的源頭，然後予以糾正和改良。

所以，我不反對經懺佛事，但卻不得不要求改良。

因為，經懺佛事可以做為聯絡信徒的橋樑，祝生、度亡、消災、祈福，乃是宗教必具的條件；齋僧、布施、誦經、禮拜，也確是佛陀鼓勵我們來做的遺教。然而，佛教的僧尼僅以經懺做為謀生的工具，佛教的寺院僅以經懺做為牟利的行業，那就太不合「法」了，也太罪過了。

所以，商業化的佛事，無異是我們自招侮辱，我們現的沙門之相，是為厭離生死，是為自求解脫而兼度眾生，豈能為了蠅頭小利而自貶身分？

我從經懺門中出來，知道經懺的功用，也知道經懺僧的罪惡與痛苦。下面是我經懺生活的自白，也可說是我對經懺生活的哭訴！

趕經懺

當我第一次到上海時，滬西大聖寺尚在初創階段，知道的人少，佛事也不多，只是剛從一個有家眷的和尚手裡承購下了一家殯儀館的經懺權，那是在大西路的樂園殯儀館。

第二次再由南通到上海時，抗戰已經勝利，市面一片復原繁榮的氣象，大聖寺的佛事，也漸漸做出了名，殯儀館的佛事又增了上天、靜安、白宮等三家，同時還有來寺做的，以及去齋主府上做的，遠的可以做到江灣、青浦等地，我們會上十多層高的洋房，也會進入竹片柏油紙搭架在臭水溝上的違章建築。交通工具，近處用不著，略遠的市區之內，經常是搭電車和公共汽車，我僅記得坐過一次小包車，卻乘過不知多少次的貨運卡車，因為凡做大佛事，莊嚴用品往往有十來大箱，我的職務之一是照顧這些東西的搬運。

大聖寺只住了一堂人，連自家的子孫及客師，一共不過八、九個和尚。所以，佛事多了就要翻堂；所謂翻堂，是用一堂的人，做兩家以上的佛事，這一家念完一卷經，馬上再趕到另一家去，然後又趕回這一家來。有時在本寺翻堂，往往是寺內與殯儀館之間翻堂，在一家殯儀館內的兩個乃至三個廳之間翻堂，以及兩家乃至三家殯儀館之間的翻堂，就這麼翻來翻去，趕來趕去，從來不坐汽車，因為單子很小，要是坐了小汽車，單子白做，恐怕還要賠上老本。所謂「趕經懺」，這就是最好的解釋，坐在寺內為人家念經拜懺，還不夠「趕」的資格。又所謂「應赴」，就是人家一請和尚，和尚們除非生了病，否則不論天寒地凍、積雪三尺、狂風暴雨，都是有請必應，有應必赴；所以，坐在寺內念經拜懺的和尚，也夠不上「應赴僧」的條件。我呢？既是趕了經懺，自然也是應赴僧了。像這般的翻堂，趕路的時間，多於做佛事的時間，所以趕字第一，經懺其次。

我到上海之時，對經懺尚一無所知，我的當家的曾師祖便開了我出堂而又翻堂的牌，我說：「我還不會嘛！」

「因為你不會，所以要你多學。」我的曾師祖真夠愛護我了。

「那麼，請你老人家先把我教會了再開我的牌。」

「我哪來這個閒空，哪家趕經懺的小和尚不是跟著大家拖出來的。」

「我這樣子，就能替人家做佛事嗎？」我是說我仍穿著俗裝，連一點和尚的樣子也沒有，齋主豈會要我？

「怕什麼？」曾師祖接著向我解釋：「沒有小和尚哪來老和尚？鄰庵西方寺的小和尚，前幾年還只有一桌面高，就把紅桌幃當衣用，披起來像模像樣地做佛事了。」

這倒引起了我的好勝心，至少我已不止一桌面高了，同時我也有點好奇，很希望見見那個「像模像樣」的小和尚。以後我常常和那個西方寺的小和尚「幸會」，每次在一起，我總感到自慚形穢，樣樣及不上他，唱念敲打，皮簧小調，他已是經懺行中的全才了。焰口台上他把木魚一敲，夜深人靜之際，他的「斡日囉」可以傳聞好幾條馬路，所以他是人見人愛，乾師父、乾姊，他有一大把，我憑什麼也比不上他。

但是，我雖不行，曾師祖還是把我當作「寶」，原因是我的單子，全歸常住，為使常住的收入增加，我就不得不忙了。

我也不知道從哪裡來的精力，天天跟著「師父們」趕進趕出，往往是日以繼夜，夜以繼日，白天翻了三個堂，晚上又要放焰口，焰口下台已是十點多鐘，拖著兩條腿子回寺，正想倒頭睡覺，偏又接到殯儀館的臨時通知，某某廳的某府要七個和尚繫念伴屍。剛接這家殯儀館，另一家殯儀館也來了電話，於是，夜裡也得翻堂。在繫念台上，坐中主壇的人，往往白了一段就又昏沉地睡了過去，旁邊的人推他一把，他竟又睡眼朦朧地找不到下文。我是經常被人驚醒：「小和尚要跌下來啦！」

這種情形，特別是在農曆七月，一個月下來，真要把我累死！

我的身體自幼病弱，十五、六歲的發育期間，正好趕上了經懺生涯。假如把這情形寫信告訴我的母親，相信她一定會勸我還俗，種田再苦，也不致有這樣的苦。但我好勝心強，從來未向俗家提起這種生活的苦楚，並且有一個自討苦吃的怪癖，人家愈是不給我體惜，我就愈加做得賣力。有一次我在感冒發燒，晚上出堂的焰口牌上卻照常開了我的名，我的太師祖筍香老人看不過去了，他代我向當家的貫通曾師祖抗議：「孩子正在發燒，你怎麼還要開他的牌？」

「唉！我真想讓他休養幾天，可是人手不夠，而且他是管理焰口台上電氣設備的人，實在沒有辦法啦！」

我卻連忙去說：「我好了，我可以去。」

那天晚上，大家都很關心我，筍香老人壓低了聲音責備我說：「你這孩子真傻呀，人家是拿你牽著羊兒當馬騎，只認得錢，我幫你去說，你倒充好漢。」

幸好那次我沒有因此病倒，第二天，當家的貫通曾師祖也給了我一些參片，並向我說了好多獎勵的話，使我聽得心花怒放，畢竟他老人家也是疼我的。

出醜

既然趕了經懺，我也用心學習經懺，可是，學會了一般的佛事，卻沒有學成花式的佛事，一般的佛事，跟跟就能跟會，花式的吹打演唱，那是要另拜師父專門學習的，有的需要學上七、八年、十來年咧！有一次出堂做「鬧場」的花式佛事，其中有一場叫作「跑方」的節目，那是邊唱邊吹，邊敲邊打，一邊則以陣式隊形的穿插變化的一種表演，臨時缺一個人，硬把我拉進去湊數，可是，跟著兩個隊形一變，我就被他們拋在一旁了，第二次入隊，又照樣被拋了出來，真叫我出盡了洋相，旁觀熱鬧的男男女女，拍手打巴掌地笑得前俯後仰，我是只恨地下少了一個讓我鑽進去的洞。

又有一次，是在焰口台上，齋主包了紅包送到，他的要求是請和尚老爺們唱幾曲，而且是極其內行地點唱，一套〈嘆骷髏〉唱完，接著是唱〈嘆七七〉，唱的詞意和韻調，也均能有發人深省的力量。可是接下去再唱，竟是點的〈小尼姑下山〉，和尚老爺居然照唱不誤。「小尼姑下」了「山」，我這個小和尚，就被齋主認準了，一定要我唱，我哪一輩子學過這些東西來了？結果拉拉扯扯，弄一個大家沒趣。為此，我傷心了好幾天，貫通曾師祖也鼓勵我趕緊點學，幾乎我也真的學了，但在不久之後，我已是靜安寺佛學院的學生了。現在想來，放這種焰口真罪過，當把題外的戲曲唱完，下半台焰口的速度，就像房子失了火，一下子飛快趕完，草草地下台。

大聖寺的子孫，除了貫通曾師祖，本來誰也不會經懺，但在現實生活的壓迫下，我的師父、師公、太師祖，以及我和我的徒弟（僅小我一歲），也都學會了經懺。不過，我們大聖寺的子孫，直到我離開之時，誰也不會花式佛事，故在我初到上海時，凡要花式經懺的，一概回絕。到後來，由於蘇北的時局，愈鬧愈險惡，一些做經懺的「高手」，有些也到了上海，大聖寺內，就住了好幾位這樣的「高手」。因此，為了常住生活的維持，人住多了，開支也大，凡有佛事，來者不拒。

其實，佛事雖多，經懺僧的經濟生活並不因此好轉；比如大聖寺內雖有兩個小和尚做著義務經懺，雖然經懺很忙，但是大聖寺的經濟，並不富裕，做一個當家，也真不容易。因為單子很小，一個和尚念一天經，還不如一個小工的工資，殯儀館的佛事，還得被帳房間扣去佣金。所以，我沒有見到一個終身趕經懺的和尚發了財。

鬼月

做為一個經懺僧，乃是出賣的青春，年紀輕，嗓音好，能唱、能念、能演，加上再能吹打，相貌又好，他就會受到各寺廟的歡迎，齋主歡迎，同住的師父們也歡迎。如果年紀一過四十、五十，那就人老珠黃不值錢了，到了晚年，若無自己的小廟可歸，很可能連死的地方也找不到一處。有一次，常州天寧寺的退居證蓮老和尚，就這樣告訴過我：「天寧寺往往在天亮後打開山門之時，會發現出家人的屍體躺在門前，那都是趕了一生經懺的出家人，死無葬身之地，所以送到天寧寺的門口來死，希望天寧寺布施幾十斤柴炭，抬到化身窰裡燒掉。」可見經懺僧的下場是何等地淒涼！

縱然如此，許多參禪學教的出家人，京滬線上幾家大叢林及佛學院的清眾與學僧，每年也會到上海及南京的經懺門中去「趕七月」。

民間迷信陰曆七月是鬼月，所以很多人家要追薦亡魂。這是根據中國古代祭祖的遺規而來。到了北魏時代，太武帝崇信道教，道士們竊取了佛教的盂蘭盆會及僧自恣日的觀念，配合了道教所立三官的信仰，定正月十五日為上元，七月十五日為中元，十月十五日為下元，假說中元日地官下降論定人間善惡的理由，道士應在此日的夜間誦經，以解脫餓鬼。其實這全是佛教的東西，所謂地官下降，是採自佛教所行六齋日天神下界巡察人間善惡的思想，所謂解脫餓鬼，也是學自佛教的產物，佛教未傳中國以前，中國尚沒有地獄及餓鬼的詞彙。

在佛教的信仰，七月十五日是出家人除夏安居的「僧自恣日」。《盂蘭盆經》中說：目犍連尊者為了超度他墮在餓鬼道中的母親，佛陀教他在僧自恣日，設齋供僧，以此功德而使他的亡母超生，所以又將此日稱為（救濟倒懸之苦的）盂蘭盆會。

根據律中所說的僧自恣日，是出家人在解夏之時舉行的生活檢討會，互相之間，彼此請人檢討各自在這安居期中所犯的過失。因為出家人經過三個月的安居修持，必有很多人已證了果悟了道的，所以佛陀也感到很歡喜，因而又稱此日為「佛歡喜日」。又因為供佛供僧，在剛悟道時的功德最大，所以勸人應在僧自恣日設齋供養。

道教利用佛教的盂蘭盆日而倡中元節度亡，佛教的地藏王菩薩，發願要度盡地獄的一切眾生，地藏王的生日正好又在陰曆的七月三十日。於是將這些信仰混合起來，就變成了中國民間盛傳的「鬼月」，說什麼一到七月，鬼門關開放，所以家家戶戶，基於慎終追遠的孝道思想，便在七月間祭祖及超度。僧尼、道士也就因此而忙碌不已。

於是，一些禪和子與學僧，為了找幾文零用錢，就去「趕七月」。這純粹是為了經濟問題。

說來真夠慘痛，中國佛教衰頹，癥結很多，經濟問題則為其主因之一，乃至唐武宗的滅佛、清末民初的廟產興學運動，多少也是由於佛教的經濟問題所引起。因為中國佛教，始終沒有一套可大可久的經濟制度，財產屬於個別的寺院，寺院屬於夠資格的住持，住持只知看守寺產與累積寺產，卻不能為教團的大眾謀福利，以致縱然寺院中有財產，教團的大眾卻是一貧如洗，以致不得不以做經懺來找一點零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