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鼓全集》第六輯 自傳、遊記類|06-01 歸程|第七章　學僧天地

僧教育運動

我的小廟生活，到民國三十六年（西元一九四七年）春季，便結束了，因自那時開始，我做了靜安寺佛學院的插班生。

說到接受佛教的教育，真是感慨萬千，因為自古以來，中國佛教就不曾有過系統化及永久性的教育制度與教育機構，佛教的教育都是從實際的修持生活中完成，是潛移默化，而非計畫性的普及教育。一般學教的人，追隨大德法師聽經，聽久了，只要能夠把註疏熟背，他也就能講經，正因為是背的註疏，所以能講經的法師，未必真的徹底明瞭經義的內容所在。縱然如此，宋明以後的講經法師，數目也是不多。至於學禪的人，只是在禪堂裡死用功，他們不求知解經教，但求見性開悟；可惜，禪定的工夫，也應有人指導方可，否則，盲修瞎參，無濟於事。正因參禪開悟的人太少，故有宋初的永明延壽禪師倡出「禪淨兼修」的主張，以念佛求生淨土為方便，到了明末，又有蓮池袾宏大師提倡「禪淨一致」之說。於是，參禪念佛、念佛參禪，便成了晚近數百年的佛教教育。不用說，在這樣的佛教環境之中，除了極少數根器深者憑個人的努力而得學養修持的成就之外，多數的僧尼，便無從求學佛法，也無法成為人才。

一味地參禪念佛，在修持者本身，當可獲得信仰的真受用，但在對外的教化方面，除了少數傑出的大德之外，一般的僧尼便無能為力了。所以，全國雖有數百萬的僧尼，他們給佛教所起的作用，倒是成反比的，僧尼愈多，佛教的負擔愈重，因為他們給予社會的觀感是無用之輩。所以，到了清朝末季，中國佛教便面臨到兩重致命的打擊：

一是從清文宗咸豐元年至穆宗同治三年（西元一八五一―一八六四年）的太平天國之亂，將東南十六省的佛教，摧毀殆盡。此事我已在《基督教之研究》第五章〈基督教與佛教的影響及價值〉第二節「基督教與中國佛教」有所論列。

二是清德宗光緒二十四年（西元一八九八年），湖廣總督張之洞著《勸學篇》三卷，奏呈光緒皇帝，主張「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也就是基於中國儒家的根本思想，採用西洋的科學技能，以挽救滿清帝國的危亡。他主張應在全國急速建立新教育制度，由於清廷的財政困難，加上張之洞的排僧思想，他便把目標指向了佛教，建議用廟產興學，他說：今日天下的寺院，何止數萬，每都市有百餘座，大縣數十座，小縣十餘座，各寺均有田產，寺產原屬信眾施捨，今以廟產興學，最適時宜。他的具體主張，是將寺舍的十分之七移作校舍，寺產的十分之七移作教育經費，餘則留給僧侶的生活所需。

因為佛教沒有人才，佛教未有自求保障的力量，所以，張之洞的《勸學篇》一發表，各地共鳴，廟產興學的運動，一時風行全國，沒收寺產，乃至搶奪寺產，致令數十萬寺廟，百萬以上的僧尼，張惶失措，無以自救（見日文《講座近代佛教》〔講座近代仏教〕第一卷二一○―二一二頁）。唯於不久之後，光緒皇帝被慈禧太后幽禁，維新運動即告滅。可是，《勸學篇》當時刊行了十萬部，三年之後又譯成英文，被列為清末的中國名著，其對中國知識（統治）階層的影響之大，可以想見。故到民國成立後，張之洞的陰魂不散，民國十七年（西元一九二八年），又有身為內政部長的基督教徒薛篤弼，成立「廟產興學促進會」，沒收寺產，興辦學校。到民國十九年（西元一九三○年），國民政府又頒布「監督寺廟條例」，規定所有的寺廟財產，應依其多寡而用以經營小學校、圖書館、救濟院（孤兒院、養老院、保育所）、貧民工廠、合作社等的社會慈善福利事業。

這在本質上說，佛教不用政府監督，也該自動地做。

因此，寺院的住持們，為了保護寺產不被政府沒收，清末之際，竟有依賴日本的保護而請日本向清政府交涉的。此可引錄東初老人的一段話，來做介紹：

由此可知，中國佛教的近代教育，是由政府及知識階層逼出來的。上引文中所說的水野梅曉，是日本曹洞宗的學者，他於光緒二十八年（西元一九○二年）到浙江天童山，禮如淨禪師的塔，因得當時天童山住持寄禪的勸請，便於光緒二十九年至長沙，創辦「湖南僧學堂」，建立了中國佛教新的僧教育風氣，這是中國新僧教育的第一所學校。（道端良秀的《中國佛教史》二九○頁）7

第二所僧學堂是由文希法師主辦的揚州天寧寺普通僧學堂，鎮江及揚州諸山負擔經費，於光緒三十二年開辦，除佛學之外，有英日等外文，日文由日人道揚居士擔任，學生之有名者，有焦山的智光及金山的仁山。

第三所有名的近代佛教教育機構，要推楊文會居士於光緒三十四年在南京金陵刻經處創辦的「祇洹精舍」。召集僧俗佛子十數人，除了研究佛學及國文，並由蘇曼殊教授英文，以做進修梵文及巴利文的基礎。學生有太虛、智光、仁山、觀同、歐陽竟無（漸）、梅光羲等，雖僅十數人，但對民國以後數十年間的中國佛教，影響至為深遠。

民國三年（西元一九一四年），有月霞法師依上海哈洞花園，設立華嚴大學，輾轉遷移至杭州的海潮寺及常熟的興福寺，此有應慈、持松、了塵、慈舟等人，繼承分枝，自成一個華嚴學派，來臺灣的智光、南亭、道源等諸老，均與這一學派有淵源。

祇洹精舍辦了兩年多，由於經費困難，所以停辦，曾在該舍擔任佛學講師的諦閑老，稍後於復興了寧波的觀宗寺之際，民國八年（西元一九一九年）設立觀宗學舍，後來改名為觀宗寺弘法研究社，由此也形成天台學的一派，分出高郵的天台宗學院、天台山國清寺研究社，此派出有寶靜、倓虛、常惺等諸老，臺灣的斌宗法師，也是屬這一系的法匠。

民國十一年（西元一九二二年），太虛大師在武昌設立佛學院，這是近代中國僧教育的一大重鎮，由這所武昌佛學院的成立，正如太虛大師自述：「不惟影響於青年僧甚大，且於學術、文化及政治、社會各方面，均有相當影響。」因為武昌佛學院後來演變為世界佛學苑圖書館及研究院，直屬於此而分設於外的，則有法尊法師在重慶設立漢藏教理院；常惺法師也仿照著在廈門開創閩南佛學院，此院於民國十六年（西元一九二七年）後交由太虛及其門下的芝峰、會覺、大醒、寄塵等繼辦。另外又有大醒及心道，於福州鼓山辦了鼓山佛學院；大醒及寄塵，又在潮州設立嶺東佛學院；寄塵及容虛則於九華山開辦江南佛學院；慈航則於安慶設立迎江佛學院；常惺、台源、法舫、容也、量源等又分別在北平的柏林寺、法源寺、拈花寺，辦了佛學院。此外尚有慕西及淨嚴的河南佛學苑、寬融的普陀佛學院、妙闊的陝西慈恩佛學院、昌圓及廣文的四川佛學院、永昌的貴州佛學院、靜嚴的焦山佛學院、大醒在江北的覺津學院、談玄在奉化的雪竇學寺、芝峰及亦幻在寧波的白湖講舍。這些均與太虛大師的這一學派有直接間接的關係（以上資料見於《太虛大師全書》第二十九冊〈文叢〉五十、五十一頁）。現在臺灣的賢頓、東初、印順、樂觀、默如等諸老，以及在馬來西亞的竺摩長老、在菲律賓的瑞今長老，都是出於這一學派。

其他還有江蘇的竹林佛學院、玉山佛學院、法界學院、光孝學院、棲霞學院、北平的弘慈學院、湖南的祝聖學院等，這些佛學院中也均有太虛學派的學僧，參與施教；又如後起的常州天寧佛學院、上海玉佛寺佛學院及靜安寺佛學院、浙江武陵佛學院，也均與太虛學派有關。

在上海，尚有一座圓明講堂，這是圓瑛老法師主持的楞嚴專宗學府，圓老對楞嚴是由親證實悟而自立一宗，現在臺灣的白聖長老，便是圓老的上足。

女眾教育方面：則有武昌佛學女眾院、恆寶尼主辦的菩提精舍、德融尼辦於漢口的八敬學院；女居士張聖慧主辦於奉化的法昌學院、女居士過聖嚴主持的無錫佛學會、女居士張蓮覺創辦於香港的東蓮覺苑等。（見《太虛大師全書》第二十九冊〈文叢〉五十一、五十二頁）

在家學佛的教育機構，則有歐陽竟無及呂秋逸（澂）等設於南京的支那內學院、韓德清及徐森玉等設於北平的三時學會、段芝泉及湯住心等設於上海的菩提學會。此與僧教育雖無何影響，然於學術界的作用很大。（見《太虛大師全書》第二十九冊〈文叢〉五十三頁）

說到此處，我們尚須明白，以上的許多佛教學院，列名的也不過四十多家，其中有的僅辦一屆便停，正如太虛大師說的「曇花一現」，若以中國僧尼及寺院總數來做比例，這就顯得貧乏，以中國大陸來比今日的臺灣一省，由民國三十八年到五十六年（西元一九四九―一九六七年），已有二十多家學院在此起彼落地開辦與停辦，這就顯得臺灣的佛教教育已比早年的大陸時代可喜得多。

可是，談到中國佛教的現代教育，我們不要忘了四位功臣。第一位是八指頭陀寄禪和尚，中國第一所僧學校是由他的鼓勵而出現，中國佛教會的前身——中華佛教總會，也是由他領導全國各省在清末組成的僧教育會的改組而來，他老人家也為護教而於民國元年（西元一九一二年）在北平示寂，此一組織到民國二年（西元一九一三年），已於全國各省縣設立支分會三、四百起。

第二位功臣是楊仁山（文會）居士。

第三位功臣是太虛大師。

第四位功臣是歐陽竟無居士。

我們談論現代中國的佛教教育的啟蒙，如果遺忘了這四位功臣，那就無從介紹其根源。

但是，我們仍應感到慚愧，我們各地寺院的住持們，大多沒有想到教育的問題，沒有想到要使他們的下一代接受什麼教育。至於已經辦了佛教教育的各家佛學院，也很少真的全力以赴。其中影響近代中國佛教最有力的是祇洹精舍、武昌佛學院、閩南佛學院、漢藏教理院、支那內學院。這是由楊文會、太虛、歐陽竟無所辦。唯其由於各家佛學院之間，既無縱的組織體系，也沒有橫的聯絡機構，所以在學制、課程、教材、學級等方面，都沒有統一。直到現在，已經過了半個世紀出頭，中國佛教的教育問題，依舊停滯在草創階段！

然而，福薄如紙的我，畢竟也受到了近代佛教教育的恩賜。

我進了佛學院

我的教育程度很差，在南通狼山出家之後，不到一年，便被上人帶到上海的下院，在滬西大聖寺趕經懺，一連趕了將近兩年的經懺，小和尚幾乎要變成老皮參了。當時，上海靜安寺，正在鬧著子孫派與十方派的糾紛，在形勢上，十方派占著上風，所以力圖興革，整頓寺規，舉辦教育，以資爭取社會及輿論的同情，於是，在民國三十五年（西元一九四六年）的秋天，靜安寺的佛學院，便應運產生。我在小廟上得到這個消息，心裡就打妄想，並把這個妄想告訴了上人，但是上人的看法，以為我的程度是絕不夠去讀佛學院的，我雖天天趕著經懺，連一個佛字，還不懂得解釋，連一封普通的家信還寫不像樣，還打什麼讀佛學院的妄想呢？事實上，上人不准我去讀書的最大原因是不放我走，我雖沒有正規地學過經懺，但是跟著趕了一個時期，我對小廟上的經懺佛事，已有很大的幫助，除了不能戴毘盧帽和敲磬領單子，普通的法器犍椎，已能拿得起手了。經懺門庭中的小和尚，用處很多，除了為常住免費做經懺，又可以當作半個小佬用，上海做佛事，當時已是電氣化了，焰口台上有牌樓、有珠塔、有吊掛，按上大小燈泡，使焰口台裝飾得金碧輝煌，我便是掌管這套電氣設備的人，如果我去讀書，對於上人，無異是一大損失！

因此，半年過去了，第一學期沒有趕上；到了夏天，我便積極地爭取，終於讓我達成了目的。這有兩個原因：第一，狼山的鄰庵有一位育枚法師在靜安寺佛學院當了教務主任，他也從旁再三鼓勵，要我的上人送一個小和尚去讀書，狼山七個房頭，我出家的那個房頭，從未出過一個出人頭地的人才，所以我的上人被育枚法師說服了；第二，小廟上又從南通帶來了一個小和尚，使我有了替身。

這是非常有趣的，憑我的程度，說什麼也不夠資格進佛學院，插班生是要通過考試的，這使我煩惱了好多天，直到臨去報到的前夕，才由我的師公朗慧代做了一篇短文，題目是「我的志願」，要我把它背熟了，好在臨場運用，這篇短文我是背熟了，但到靜安寺教務處，出的題目卻是「我對佛教的將來」。真是要命，我對佛教毫無認識，過去的不認識，現在的也不認識，哪能看到佛教的將來呢？但我呆想了一會，還是把我師公代寫的那篇短文，默寫了一遍，戰戰兢兢地繳了卷。

該是多麼幸運，當時就給我閱卷，育枚法師看了，還頻頻點頭，並且傳給其他幾位法師，然後便以教務主任的口吻對我說：「你的字要多練。」隨即便請監學守成法師給我送單。

這簡直使我高興得幾乎要掉下淚來，那麼順利，那麼簡單，便通過了一場入學考試。

現在想來，我師公代寫的那篇短文，也是馬馬虎虎的，也許他故意要投合我的程度，才寫得那樣地馬虎，但我竟憑那篇馬虎的短文，考進了靜安寺佛學院。

我後來知道，其實，憑教務主任介紹的學僧，即使不用考試，也會通融入學的，在我以後進去的就有好幾位同學，便是單憑一紙大牌法師的介紹信而來的。

正因如此，同學們的程度，參差不齊，有的已經在好幾個佛學院裡畢過業了，有的便像我這樣的蹩腳生。

這也正是佛教教育的畸形現象，在一家學院畢業便等於在家家學院畢業，如想繼續求學，只好多跑幾個學院，多炒幾次冷飯，教國文，不出《古文觀止》與《昭明文選》，教佛學，不出《八識規矩頌》與《百法明門論》等幾種常用常教的東西。

當時我的實足年齡尚不滿十七歲，是全班同學中最小的一個，直到民國三十七年（西元一九四八年）夏季畢業，我還是全班最小的一個。不過我的身材，卻是應該坐在後面聽課的人了，故也很少有人欺侮我小的。

但在最初兩、三個月，我幾乎天天打算退學。因有兩大困難困擾著我，使我在課堂裡如坐針氈那樣地難於忍受。第一是我的程度太差，比如圓明法師講《八識規矩頌》，使我聽得如入五里霧中，圓明法師現在雖已於日本還俗，但在當時，卻是最嚴肅的一位法師，平時臉上沒有一絲笑容，上課時更是令人望而生畏，講解《八識》與《百法》的名相，那麼呆板、那麼生硬，老同學聽得沒有興趣，我這新生卻又摸不著邊際。其他的只有靜安小學的校長許老師，雖然教的是算術，但他頗能引起我們的興趣，他總是笑咪咪地給我們上課。現在想來，那該是教授法的緣故。

第二是語言上的困難，我俗家在江南，出家到江北，又到上海趕經懺，我能講常熟話與南通話，也會講崇明話與上海話，算來已經是不錯的了。但我除了育枚法師的《古文觀止》，與許老師的算術，能夠完全聽懂之外，其他的就感困難了，因為育枚法師是南通人，許老師是上海人。圓明法師雖然也是南通人，但他講的如皋話。其餘如南亭法師的泰州話、白聖法師的湖北話，我都不能完全聽懂，這是最最急人的事了。課講得最好的卻是南亭法師，最希望聽的又是白聖法師的精神講話。

幸好，他們上課，多半有寫黑板，老同學們程度高資格老，很少有人抄筆記，甚至還在上課之時看各人愛看的書，平時更少把工夫下到功課上去，因為這些功課在他們已是家常便飯，聽也聽厭了。我是不敢放鬆的，我的要好心很強，上課時除了用心地聽，也不放棄黑板上的每一個字，下課之後，乃至到了晚上自修，我便整理筆記，不懂的便請教老同學。當時，我的人緣很好，大家都很願意幫助我，不過有時候也會笑我神經過敏，小題大作，不該注意的也去打破沙鍋問到底。

就這樣，半年下來，民國三十五年（西元一九四六年）冬天考試結果，育枚法師對我的成績很滿意，他想我是他介紹進去的，能在四十多位同學之中考到第六名，並未給他丟面子。

其實，我雖在成績單上考到第六名，我在實學方面，還是一個蹩腳生，成績單只能說明我對功課已經下了一番生吞活嚥的死工夫而已，但我是食而不化，我在試卷上照著課本的形式寫下答案，卻不能夠運用那些答案而變成我自己的學問。我在靜安寺一連住了五學期，成績都在五、六名之前，民國三十七年（西元一九四八年）夏季，靜安學苑以其試辦兩年屆滿，在畢業的時候，我的功課是第一名，但以年長同學的面子關係，在經懺上我又不能戴毘盧帽的緣故，所以行持分數稍差而將我的畢業證上填了第三號。說來好笑，靜安學苑的行持分數是以做經懺的程度而定。然我非常慚愧，我今日的一點學問，雖與靜安寺的基礎有關，在靜安寺所學的卻未能使我得力。這都是由於我程度太差的緣故所致。

糾紛

靜安寺是上海唯一最古老的寺院，建自三國的孫吳，千餘年來，成為上海的一大名勝古蹟，但以歷代興革戰亂，寺中的古蹟遺留，已不復見，巡禮寺中，亦如普通的寺院而已，論其規模形貌，還不如玉佛寺之盛大。

唯據志乘流傳，靜安寺向為十方叢林（載《上海縣志》及其他釋典），迄至太平天國的洪楊之亂，寺內僧眾星散，遂為一輩流俗僧徒，據而改為子孫寺廟。但自民國四年（西元一九一五年）以後，靜安寺的權屬問題，便又開始了紛爭的局面。現節錄中國佛教會上海市分會，於民國三十六年（西元一九四七年）六月十二日所發表的〈上海靜安寺十方叢林改制之經過〉一文如後：

從上錄文字之中，我們可以對於靜安寺的糾紛，得一概念了，但是，這是公文，在公文的背後，尚有著大文章哩！

我是在民國三十六年（西元一九四七年）春季到靜安寺的，靜安寺的糾紛，卻是由來已久，尤其從抗戰末期而至勝利之後的數年之中，鬧得最為激烈。我當時的年紀小，未到靜安寺之前，靜安寺的新聞雖然經常見報，我卻很少留心，去了靜安寺，除了忙功課，對於常住的糾紛，我也很少注意，要我們開會、簽字、舉手等等，一切均聽招呼，其中玩的什麼把戲，從來不加過問，其實，我去靜安寺，靜安寺的糾紛，已近尾聲了。

對於靜安寺的整頓，最大的功臣是密迦與德悟兩位法師。德悟原是靜安寺子孫派的子孫，他能把靜安寺改成十方道場，並請密迦協助，悉意改革，現在臺灣的妙然法師，就是德悟在泰州光孝寺的同學，所以也被請到上海辦佛學院。靜安學苑的開發元勳，便是他們三位，其中以密迦的功勞最大，密迦極富想像力，也極有做事的魄力，不唯學院的規模，幾乎是完全出於他的策畫而來，也把充滿了迷信色彩的許多神像，全部遣了「單」。

可惜，德悟與密迦，因為悉意改革，並為附近寺產地皮的問題，得罪了許多的人，終於被人以「漢奸和尚」的罪名告下了獄，其實，像他們兩人也夠上漢奸的罪名，上海市民中的漢奸，那就太多了！在敵偽時代的抗戰期中，為了寺務的整頓而想不跟偽政府的軍政機構有所接觸，那是可能的事嗎？只怪他們有了給人家抓住了的把柄，又有什麼話說？

當德悟與密迦入獄之後，便請白聖法師代理了靜安寺的寺政，直到民國三十六年（西元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九日的上午，德悟與密迦的官司定讞了，靜安寺才由白聖法師的維護與計畫之下，以閃電式的方法，請持松法師晉了山，當了首任的十方制的靜安寺住持。子孫派棋差一著，敗北而去！

持松法師是白聖法師湖北省同鄉，他也是中國近代留日學僧中最早而比較有成就的一位東密上師，他喜歡穿白色的衣服，曾到寺內來修過幾次密法，也許因他年紀大了，身體也很衰弱的緣故，或者是由於專心修持的理由，所以他僅擔任了住持的名義，一年之中難得來寺看我們一、兩次，靜安寺的一切寺務，仍由白聖法師全權代理。因此，我們學僧對於監院的印象，比對住持更加親切。

靜安學苑，雖然算不上是佛教界中有名的學府，而且歷史又是那麼地短，但是，我們的老師，還是夠水準的，比如南亭法師、道源法師、仁俊法師、育枚法師、妙然法師、圓明法師、本光法師、度寰法師、秀奇法師、林子青居士，以及幾位大學的教授和畢業生，至於來訓話的、客串的名法師，那就更多了，比如太虛大師、法航法師、能海法師、雪松法師、葦舫法師、天慧法師、呂秋逸居士等等。至於天天跟我們一起生活的監學兼維那——守成法師，那是更不用說了，除了上課的時間之外，都是屬於他管我們的時間，我們最最歡迎他的時間，是他捧了鈔票上堂點名發單銀；他當維那，佛事開牌是他的執掌。因此，也有同學不高興他，為什麼？因為他們只會站空班和拍鉿子，單銀太少。有一次一個同學侮辱我，被監學知道了，反而賞了我兩記耳光，真有意思。

學僧的苦悶

靜安寺，從歷史上說，那是上海最古的古剎，雖然經過歷代的變亂摧殘，寺中已經無法找到一樣數百年以上的古蹟，如果說它尚有什麼古蹟遺留下來的話，那就是一年一度的廟會香期。

這是純粹佛教化的香期，因為它是農曆四月初八的佛誕節。這與神廟的廟會，有著許多的不同，第一不唱戲，第二不供葷腥，第三不遊行，第四不發仙方不出籤條。但是，從四月初七的下午，直到四月初九的下午，敬香的、還願的、遊覽的、看熱鬧的，簡直是人山人海，通宵達旦，川流不息。

這對於靜安寺的利益不小，最大的收益是出租攤販的位置。從初五、六裡開始，寺內的執事及茶房，便在寺內寺外的屋檐下及路邊上，用白漆劃定了攤位，編定了號碼，分成了等級；許多的食品廠、家具店、玩具公司、百貨公司、飲食販等都會自動來寺接洽，而且唯恐不及。

靜安寺雖也擁有不少的土地，可惜老早已被原先的靜安寺子孫，長期租了出去，每年所收象徵性的租金，實在可憐兮兮。

因此，學僧的生活及常住的開支，全靠經懺佛事來維持，經懺佛事的收入是有限的，主要的還是由於做經懺佛事而來的租廳開弔與代辦素席。

靜安寺除了執事教師與茶房之外，只有學僧，學僧是學僧，但也是做經懺的清眾。不過時間安排得很好，學僧每天有兩支香的行持，不論有沒有佛事，不論開不開牌，大家一律參加，每天一律拜兩支香的大悲懺，有一堂佛事就有一堂人去靈前早晚迴向兩次，中午上供一次，若有二堂三堂，至翻堂，也是這麼多人，拜這麼多懺，維那開牌是輪著來的，不過會做佛事，能敲磬的，能戴毘盧帽的，機會多些。晚上自修課，如果有焰口，便放棄自修而去放焰口。凡做佛事，開到牌的，都有單銀，只是單子很低，比如我是比較會做佛事的學僧，除了不能坐正施食，樣樣都可以，收入單銀已可列為二、三等，但我記得，每月發一次單銀，只能買到三、四條的固本牌肥皂，想買一部《辭海》，要積蓄好幾個月，要添一件長衫，幾乎要等上半年。上海佛事，一般的單子低，我們學僧則更低。因為我們是以求學為主，學院的一切開支，全由佛事中來。學院的教職員則不發薪水，而以拆分小賬為報酬，佛事多，素席多，小賬也多，否則，便少。這一制度，似乎只有當時的上海才能行得通。

我們學僧的生活，以一般來說，已是水準以上的，京滬線上乃至浙江的幾家佛學院，生活過得都很清苦，我們靜安寺則得天獨厚，天天都有四菜一湯，常常也有人來打羅漢齋與豆腐齋。

我們的講堂，也是很講究的，先是平房加天花板，後來翻成二樓，四壁粉刷油漆，一片潔白光亮，晚上是用的日光燈。講堂裡還有一架鋼琴，偶爾也請個把音樂師來教教我們的歌唱，〈三寶歌〉是每晚點名時必唱的。

我們的書桌一人一張，並有兩個抽屜，各人可以加鎖，桌上漆得黃澄澄的，每一張學僧坐的靠背椅子也是漆得黃澄澄的。

我們有好幾份報紙，比如《中央日報》、《東南日報》、《和平日報》、《申報》、《大公報》，幾乎都有；另外還訂有好幾份學術性的及文藝的雜誌，但是，同學們好像除了文藝以外多不感興趣，我對於那些報章雜誌，幾乎也都是陌生的，我消化不了它們，故也很少去看。

當時佛教的刊物不多，但也不能算少，比如《海潮音》、《覺有情》、《弘化》、《人間佛教》、《中流》、《世間解》等的佛學定期刊物，我們都可經常看到。

到了民國三十六年（西元一九四七年）下半年以後，我們靜安寺的學僧也創辦了一個刊物，定名為《學僧天地》，籌備將近半年，到民國三十七年（西元一九四八年）元月才創刊發行，由學僧而發行鉛印刊物的，那是先鋒了。因此還得到慈航法師的鼓勵與同情，慈航法師特由南洋寄來一篇文章，也寄來了錢。其實，如果不是我們學僧做經懺，由同學組織，也由同學出錢，刊物是出不來的，不過白聖法師的支持很多，常住上也有補助。

《學僧天地》一共只出了六期，民國三十七年（西元一九四八年）七月，第一屆學僧畢業之後，便中止了。本來是月刊，但是第五號出版之後，一直拖到十一月才把第六期印出，算是壽終正寢。前面說過，我是一個蹩腳生，但在《學僧天地》的六期之中，竟也發表了三篇短文。

在我們發行《學僧天地》的期間，玉佛寺的上海佛學院也發行了油印本的《新僧半月刊》，原為焦山佛學院的同學宏度、星雲及煮雲等也發行了油印本的《怒濤》月刊，一時之間，學僧辦刊物，蔚為風氣。當然，我在當時，一切都在幼稚中，一切都在跟著老同學們學著走路，但我知道，由於《學僧天地》的創刊，聯絡了京滬各學院的同學，也促進了彼此間的感情。所採文稿雖以本院同學為主，但對外來的稿子也予優先發表，那時常州天寧佛學院的來稿最多，其餘如漢藏教理院、武陵佛學院、上海佛學院，都有來稿。可惜後因幣制貶值，物價暴漲，又加上人事的更動，這份刊物便夭折了。

靜安寺的學僧，每一學期終了，總有幾個要走的，每一學期開學，總也有幾個新的來，最多時五十多人，最少時三十多人。這種情形，可謂天下烏鴉一般黑，每一家佛學院都差不多，可能以上海的情形特殊，故也特別顯著。因為沒有統一的教育計畫，到處都是一樣，除了自己用功，否則也只是混混而已。

在好多老同學的眼光下，靜安寺佛學院是很不理想的：位於市區中心，每天又有佛事，生活很不寧靜，更談不上如律的軌範，因為要做佛事，管理再嚴，也是嚴不起來。所以我有幾位已經來臺的老同學，他們去得很晚也住得很短，所以很少提到曾在靜安寺讀過書的。但在我這個福薄的人來說，對於靜安寺的生活，卻是念念不忘，我能有今天這樣的因緣與些微不足道的一點成就，乃是由於靜安寺的播種而來。

我進靜安寺，密迦已經入獄，據先去的同學告訴我，密迦對於學僧是非常愛護的，常住的經濟雖很困難，但總一切為學僧的生活著想，佛學院的基礎，完全是他打下的，講堂桌椅都是他做的，他還為學僧每人發了一條毛巾毯子，用來整潔內務，我去雖晚，但也分到一條。原因是只能在院使用，出院則繳還監學。

白聖法師接任之後，雖然經常在與流氓鬥法鬥智，但對我們學僧的生活也很關切，輪到他來做精神講話，總也要問問學僧的生活，以及學僧對於生活的意見。學僧提出要求，如果是合理的，他也沒有不接受的。比如我們要洗澡，去浴堂洗澡的錢，皆由常住負擔；我們要做春季旅行，包兩輛大客車，做竟日之遊；我們要聽某某法師講大座，便由常住叫專車接送。我們集體遊覽過上海市的好多名勝，我們曾去沉香閣聽南亭法師講《法華經》，也曾去圓明講堂聽圓瑛法師的《楞嚴經》，南亭法師之對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就因為去聽了一次經，他見我年紀最小，故在下座之後，特地問了我幾句話。

但在民國三十七年（西元一九四八年）春後開始，學僧的情緒，漸漸散漫了，大家看得清清楚楚，佛學院畢業，並不能夠真的成為講經說法的法師，即使能夠講經說法，在此動亂的時代中也不會有人請你。出家人皆賴經懺為生，未來的社會，必將不容有此生活方式的存在。於是，同學之中，有的還俗去讀新聞專校，有的轉入可以收留出家青年的興慈中學，有的則乾脆去做工了！

人心非常苦悶，學僧的心更苦悶，以致在舉行畢業典禮中，有一個同學拿到最後一張畢業證書時，竟當場撕毀，到第二天，就捲起行李去當兵了。

這些，我都看在眼裡，痛在心裡，同時想著，我們究竟應做何種打算？這一念頭我在民國三十六年（西元一九四七年）三月，太虛大師逝世之後，我們集體由玉佛寺送至海潮寺火化回去的路上，就已想到。太虛大師為僧教育奔走一生，當他捨報之時，僧教育仍未見出可資樂觀的希望來！出家人到底應該怎麼辦？誰也不能下一句斷語。

民國三十七年（西元一九四八年）七月，首屆學僧畢業之後，多半學僧仍然無處可去，院方便舉行了一次甄別考試，分成兩班。我也很奇怪地，竟然考取了研究班，有幾個老學僧卻仍留在普通班。研究班一共只有十多個學僧，分班上課一個學期之後，已是民國三十八年（西元一九四九年）開始了，昏天黑地的大動亂也開始了，教的人沒有心教，聽的人也沒有心聽，老師與學僧，來的來，走的走，一切失去了常態，也就無所謂分班不分班了。同時，學僧也很少上課了，大家都在為著即將來臨的戰禍擔心。

其實，我們到了民國三十七年（西元一九四八年）下半年，生活情形就變了，好像都在做著應變的工作和準備。好幾個佛學院關了門，好幾處的學僧也到了靜安寺。比如乘如（自立）、惟慈（日照）、妙峰、魯愚（幻生）等同學都是後來從武陵佛學院去的，了中則去得更遲。

學僧除了象徵性地上幾堂課，有佛事的做佛事，沒有佛事的，為了應變，便學習手工藝，把原先的教務處，改成了工作場，常住買了十幾架手搖織襪機，請了一個織襪匠，專教學僧織襪子。可惜，我對學織襪子，尚未學出師來，便離開了大陸。

從軍

一到民國三十七年（西元一九四八年）年底，不安的氣氛，漸從華北南移而過了長江，江陰要塞失守之後，南京也跟著撤退，報紙上的消息，天天都是壞的，國軍的路線，也天天都在「轉進」，杭州一失，上海成了陸上孤島，交通只剩了水道與空道。有錢的由空中離開，錢少的買船票離開，無錢的只好睜著眼睛等待，聽天由命地等待。但也非常奇怪，上海的人往廣州、香港、臺灣，鄉下的人卻又源源不絕地往上海湧進來。有的鄉下人，已經被共黨解放兩、三次，但仍一路解放一路還是往外跑。明明知道希望很小，他們卻仍冒著砲火一直向外跑，我有一個同學，在江北解放後跑到鎮江，迫於時勢，再從鎮江到蘇州，最後又從蘇州到上海，終究他還是沒有離開大陸！

民國三十七年（西元一九四八年）下半年以後，有眼光的人，都知道國民黨軍隊的大勢已去，故也做著應變的準備。白聖法師的眼光很遠，他知道時局動盪，他也知道他上海的那班對頭——地痞流氓，如他不走，上海生變之後，當必死路一條。所以他預先到臺灣看了一趟，並由妙然法師同往，頂下了臺北的十普寺，以備後退的餘地。

白聖法師從臺灣回去，寺內寺外，都有人注意他，都怕他偷偷地再去臺灣，白聖法師卻運用他的機智，逃出監視，離開了上海。

白聖法師走了之後，我們慢慢地發覺道源法師也走了，聽說南亭法師與智光老和尚也離開了上海；接著圓明法師也不見了，監學守成法師也和他的高徒魯愚以及幾位年紀稍長的同學都走了，有的乘船，有的乘飛機。最早走的搭火車，先到廣州，再去香港（到香港有的還了俗，有的因為無處容身，乾脆上了基督教的道風山）。在學院中，群龍無首，佛事清淡，收入不敷開支，找到持松法師，由持松法師的一位皈依弟子每日送來一塊大頭做為大眾的菜金。學僧不上課，早晚殿堂也自由，好幾個執事均由學僧中提拔擔任，每聞鈴聲並非上課，而皆是開會，開會的結果，總是一致地譴責白聖法師，說他把靜安寺學僧的血汗錢，拿到臺灣去了，而把我們丟下不管了。罵得最多的是本光法師，召集開會次數最多的，也是本光法師。

學僧，一天天地少了，有一家佛學院的同學，老早就給我們寫了一封很長的信，要我們大家踴躍從軍，說是衛教報國的最後關頭到了，並說孫立人將軍在臺灣訓練新軍，孫將軍也歡迎我們僧青年去加入新軍的陣營。我們把那封信貼在布告欄裡，大家圍著看，大家也都在猶豫。此時靜安寺內也駐有聯勤總部的一個補給單位，而且都是些軍官，他們倒給我們洩氣地說：「當兵有啥好處，我們當了數十年要想不當還沒有辦法哩！」再說，靜安寺自民國三十七年（西元一九四八年）下半年開始，被一個團管區司令部借住，故也經常駐有一批一批的新兵，是抓來的、是抽來的、是賣壯丁來的，他們那麼苦、那麼慘，行動沒有自由，連解小便都要喊報告，都要由班長用步槍裝上刺刀押著進廁所。吃的飯，米糙得像麥子，他們還要搶，才能吃個飽。穿得破爛不堪，像是一群叫化子。這使我們不寒而慄。

但在靜安寺的大門口，掛著好多臺灣新軍的生活照片，同時也在招收青年志願軍。臺灣新軍，從生活照片上看，的確生龍活虎，朝氣蓬勃。可是我們沒有一個報名的，一則大家還在觀望，二則和尚當兵，總覺不是辦法。守成法師一向對我很好，在靜安寺他很愛護我，所以還有同學造我的謠，說我拜了守成法師做乾師父，真開玩笑！但他來到臺灣之後，還給我寫了兩封信，要我也來臺灣，並願代我辦理入境手續，故我也寄了一組照片給他，至今他還保留著。但我無錢，奈何怎得買票上船，那時到臺灣的船票，每張已賣到二十五個大頭，我連做夢也找不到這筆款子的。我在靜安寺，做佛事的幾個單銀，多半上了舊書攤，我的財產僅是兩箱子書，這些當作廢紙拍賣，人家也嫌沒有地方來堆哩！再回滬西的小廟，向我師公與曾師祖開口，他們卻說：「這個年頭，往哪裡逃也是一樣。如果靜安寺解散了，你可以回來住。」

其實，二十五個大頭，談何容易！這時的上海，大家都在準備應變，除了死人，殯儀館可能尚有堂把佛事，其餘的人，誰還有心思做佛事超度亡靈呢？大聖寺的佛事清淡了，住眾卻是一個也沒有少。所以，我的奢望，註定是要碰壁的。

但是，在政府方面的決心，還是很堅定，大聲疾呼地喊著「保衛大上海」的口號，報紙上、電台上，街頭巷尾的牆壁上、電桿上，乃至公共汽車上、電車上、三輪車上、黃包車上，也都貼了類似的標語。因此，上海的市民，也開始動員訓練了，凡是及齡的壯丁，都編著次第，接受軍事教育。我們靜安寺的學僧，論年齡，個個都有接受這項軍事教育的資格，因此，第一批五個人，我就是其中之一。

儘管政府在雷厲風行地搜捕共黨分子，共黨分子在上海的活動力，卻仍有增無減，幾乎在每一家的大學與中學裡，都有著數目相當可觀的所謂「職業學生」，罷課、遊行、請願、鬧學潮，鬧得天翻地覆。

時局，已緊得不能再緊了，上海全市的市民，都可以清晰地聽到市郊砲聲了，上海全市的六百萬市民，都被即將來臨的戰禍驚得無以自主了，每一處街頭巷尾，都堆起了沙包，看樣子是在準備巷戰了。

我們的同學之中，已有幾個人在招兵站報了名，脫下了僧裝，住在四明路大通路口的楠木倉庫，他們雖是新兵，因其不是抓來的壯丁，所以行動很自由，並在便衣上貼了一張表示部隊番號的符號，便可享受電車與公共汽車免費乘車的特權，他們吃飽飯就到處跑著玩，也常回到靜安寺來看看我們。我看他們的心境，要比我們平靜得多，他們反正是在等船，反正會到臺灣去的，所以樂得安心。他們是關振、田楓、王文伯、何正中，其中的何正中現已再度出家又受了一次比丘戒，便是十普寺的明月法師。

因此，我們的嘴上，都在嚷著去當兵的口號。因此有一位同學對我說：「常進，你去當兵我也去。」就這樣，我真的決定當兵了，由於我的決定，了中同學也跟著決定當兵了。於是，我把較為重要的書籍，送到我在曹家渡的俗家哥哥處去，棉衣和夾衣則隨手送給未走的同學，有一件很好的夾袍，我要送給一位名叫妙融的同學，他竟流下淚來對我哭，先是不肯收，後來他說代我暫時收下，等我從臺灣回去再還我。

我也相信，國民黨的軍隊撤到臺灣，一年半載，時局就會平靜下來。

那是民國三十八年（西元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五日的下午，我與另外幾個同學，向尚在靜安寺留守的秀奇法師、本光法師、林子青居士告了假。本光法師曾在金陵大學教過書，他對我很有好感，因為聽他的課，在同學之中，我的筆記是做得最完整的一個，所以頗有依依之情，但他終於說了兩句話：「以你求學的精神，去做你要做的事，你會成功的。你既要走，其他的話我就不必說了。」

林子青居士，就是曾來臺南傳戒當教授阿闍黎的慧雲法師，他可能是我們學院老師之中學問最好的一位了，他的國文、外文、佛學、文學，都有很高的造詣，他的人品好、風度好、學問好，他給我的印象非常深刻。當我向他告假的時候，他是一臉的苦笑；臺灣對於他，並不陌生，在日治時代，他到臺灣曾被日本軍閥當作中國的間諜下過牢。他仰起頭想了一想，才對我說：「在大時代的洪爐裡，願你鍛得更加堅強。」

好多同學都跟著我們前前後後地轉來轉去，最後，向他們告了假，我看著他們那種惶惑、悲戚、依依不捨而又無可奈何的表情，我的情緒非常激動，我真想哭，我真想大聲地痛哭，思前想後，我都必須痛快地大哭一場！但我畢竟是去當兵呀！就不能表現得英勇一些嗎？

然而，當我乘著三輪車，帶著一捲極其簡單的行李，出了靜安寺的大門，回頭再看看我那生活了兩年半的「學僧天地」，發現好幾個同學還在向我們連連地搖手時，我的眼淚再怎麼也忍不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