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鼓全集》第六輯 自傳、遊記類|06-01 歸程|第八章　軍中十年

採薇

在過去，大家都以為「好鐵不打釘，好男不當兵」。一般人，對於當兵吃糧的人固然歧視，當兵的分子，確也是非常複雜，在地方上出了亂子闖了禍，不能再待下去時，他們便去外鄉當兵。

大陸上，自民國以後，幾乎經常都有戰爭，政府對於戶口的調查登記，始終未上軌道，徵兵制度的兵役法，也始終未能普遍確切地實行，軍隊的來源，一部分固由於徵的，大部分是出於招募。有些地方，在國民政府的勢力範圍之內，壯丁是用抽的。但是，兵役制度不健全，抽壯丁的方法，竟又形成了賣壯丁的邪風，抽到了窮人，當然乖乖地去當兵，如果抽到了有錢人，他們就以錢來買替身，替身的身分，多半是些地痞小流氓，一些亡命之徒，身價有的高達數十擔米，這些替身，幾乎是以賣壯丁為職業的。他們的責任是只要向團管區報到之後，就可交代，以後，他們就要設法逃亡了。於是，有的人，可以一年出賣好幾次。正因如此，各級負責徵兵的單位，對於新兵的看管，不得不嚴，他們對待新兵，好像對待囚犯一樣，甚至比看囚犯還要嚴緊，沒有個人的自由，大小便也要排了隊，由班長端著槍押著隊集體行動。

民國三十六年（西元一九四七年）至三十八年（西元一九四九年），靜安寺便經常有這樣的新兵駐紮，他們由各地集運到上海，再候船隻轉到前方去，一批一批地來來去去，使人看來，真有不忍卒睹之感。但也不能責怪護送單位的苛刻，若非如此，護送單位勢將無法向上級交代。

軍人給我的印象，從小就是不好的，所謂「兵荒馬亂」，我們鄉下，只要軍隊一到，便會鬧得雞犬不寧的。但我自己，竟又自動自發地當了兵。

這是這一大動亂的大時代，使我做了當兵的決定，為了苦難的國家，為了垂危的佛教，為了個人的安全，我必須採取這一當兵的措施。雖然說，當兵的分子複雜，古今好多名人，卻也是從軍中出身的。何況佛教有一非常寶貴的訓示：菩薩的精神，如汙泥中生長的蓮花，蓮花離了汙泥不能生長，生長以後的蓮花，卻又不為汙泥所染。這就是說：要做菩薩，必須要往罪惡的眾生群中去隨類攝化，能化眾生而又不為眾生之所同化。當時的局勢，既然要我當兵，也就勇往直前了。人之好壞，全在個人的意志，所以我在當兵之前的數小時，便立下一個志願：此去是為國家民族留一分氣節，是為衰微的佛教爭一分光榮；不受國際霸權的奴役是國家民族的氣節，僧人臨國難而不退避是佛教的光榮。因此，我在向招兵站報到之際，便捨去出家的法名「釋常進」，另取了一個俗名「張採薇」，但這不是我童年的俗名，目的是要「張大」伯夷、叔齊「採薇」於首陽山的大忠義大節操的偉大精神。那是在三千一百年前的周朝初年，商朝後裔孤竹君的兩個兒子，因為國家亡給了周朝，他們寧願在首陽山下採野莞豆充飢，終於餓死，也不肯接受周人送給他們的食物。9另有一個故事，那是發生在西周的中葉時代，有一位詩人，為了抵禦北方入侵的玁狁（即是秦漢時代的匈奴），所以從了軍，報了國，當他退役還鄉之後，便寫了一首〈采薇〉詩，後來被孔子收在《詩經》裡面。10由於這兩個故事的啟發，我便用了這個名字。可笑的是，當我從軍之後，軍中很少有人知道「采薇」二字的典故，每皆說我是用了軟綿綿的女性名字。事實上，在此滾滾的大時代的大洪流中，如果不先立一大志，不先有個精神的嚮往，做為安心立命的落腳點，那就只有隨波逐流地沒頂而去。但我的目的，絕不希望做個終身以守的職業軍人，以我當時的推想，一年之內或者最多三年，動盪的河山能夠冰泮，國民黨軍隊必可勝利，所以我還帶了部分佛書及僧裝，準備隨時重返僧籍。

啟航

民國三十八年（西元一九四九年）的五月十五日，我先一天上午去大通路口的招兵站上報了名，第二天下午就帶著一捲簡單的行李，跟另外一位同學合坐了一輛三輪車去報到。那是掛著二○七師青年軍的牌子，二○七師在抗戰的期間，曾經有過輝煌的戰績，特別是青年軍的號召力，非常大。招兵站上的幾個官兵，年紀很輕，服裝整齊，態度也很好，並且告訴我們說：「青年軍的新兵，完全是新式教育，完全是美式裝備，完全是以軍隊學校化、士兵學生化的方法來訓練。」又說：「青年軍的生活，沒有打罵，青年軍的分子，沒有文盲，青年軍的行動，絕對自由，青年軍的吸收，要經考試。」

這個招兵站上貼著「通信連」的字樣，我問他們：「通信連與其他的連有什麼不同呢？」

「通信連是專門使用電話與電報，負責軍中通信的。」一個軍官告訴我們，他看我們幾人都是穿的僧裝，起先還不以為我們會去報名從軍，但他停了一下子又補充著說：「像你們出家人，來當通信兵，那是最適合了，出家人慈悲為懷，不便殺人，通信兵是很少有機會用槍直接殺人的，把電話接通，把電報拍出，就算任務達成了。」

「我們不會接電話也不會拍電報呀！」我說。

「這個不必擔心，青年軍的軍隊就是學校，到了臺灣，要接受訓練的；以各人的志願，隨你們學有線電也好，學無線電也好。」

這一位軍官，很會說話，經他這樣一說，當兵，的確是太好了，既能以此報效國家，又能因此而學會電訊的技術，豈非一舉兩得？於是，靜安寺的幾個同學，都當了通信兵，其實，先我們而去的四個同學，也是當的通信兵，我們去報名，也是受了他們的暗示。

新兵的營房，是借住大通路的楠木倉庫，倉庫很大，一個團的新兵，樓上樓下尚未擠滿。新兵的行動，完全自由，大門口不設崗位，進進出出，毫無拘束，正因如此，只有報到的，沒有回去的，三十歲以上十五歲以下的人，要進去還進不去。

有的人，父母、妻子哭哭啼啼地請他回家，他還不肯回家；我們連上，有一個叫薛緯的新兵，長得結實，也很英俊，他的父母勸不動他，他的妹妹勸不動他，他的美麗的未婚妻跪下來求他，哭得暈倒過去，他也不肯回去，乃至連上的官長都幫著他的家人勸他回去，他還是不肯回去。這個人後來一直與我很好，並且兩度同學（軍事），當我退役之後，到了朝元寺，他還看過我一次，這真是個難得的青年。

同時，這也反映出當時上海的青年心理，為了國家，他們不惜犧牲一切。另有幾個十四、五歲的小孩子，長得很活潑、很清秀，進了楠木倉庫，大家都不要，送到通信連，總算勉強收下，但到團長來點名時，又被剔除了，最後還是我們的連長做了好事，私下把他們留下來。因為當時的人心，總以為時勢不久就會平靜，不願吸收少年兒童，但是這幾個孩子，現在都已是非常出色的軍官了。

從報到那天起，開始了軍人的生活，一天吃兩餐糙米飯，菜也很差；大家睡在地下，用稻草鋪墊；倉庫的衛生設備不敷一個團的使用，牆腳下、院落裡、巷子口，乃至陽台上，到處都是大便與小便，新兵剛到，沒有訓練也無法管制，所以把楠木倉庫弄得骯髒不堪，我們在陽台上開飯，飯籮與菜盆，就擺在大小便的空隙間，大家吃得還是津津有味。因為有一個美麗的遠景在望：據說到了臺灣，營房就像花園一樣地美；因為有一個共同的理想在懷：等到時局穩定，又可以各返自己的家了。所以對這暫時的現實，都能忍受。

大家都在等待考試，大家還怕考不及格而發愁。大家的心理很矛盾，既希望考試，又希望不考試；如能考試，表示這是真正的青年軍，真正是知識青年的軍隊，所以希望考試，招兵站也曾說過要考試；又怕考不及格，不能從軍去臺灣，故又希望不考試。最後，還是沒有真的舉行考試。

天天等著上船，唯有上了船才能安下心來。上海市內各要衝的街頭巷口，均已構築了浴血巷戰的準備工事；市郊與共軍開火的砲聲，已愈來愈近，愈近愈響，甚至已能聽到稀疏的步槍聲及斷斷續續的機槍聲，如再不離開上海，就要等著解放了。保衛大上海的這場戰爭，似乎誰也沒有樂觀和信心。事實上，戰略的形勢擺在面前，京滬鐵路只能到南翔，滬杭鐵路只能到金山，上海已成了陸上的孤島，除了海空運輸，對外交通已被切斷。即使空運，只剩軍用專機，並也愈飛愈少，水路的吳淞港口，也在岌岌可危。上海外灘的碼頭上，堆滿了物資，有軍用的，也有民家的，但是除了部分的軍人可以上船，那些堆積的物資，只有靜靜地留守。即使軍用或由軍隊徵用的船隻也愈來愈少。

終於，等了四天之後，到五月十九日的上午，我們列隊向港口出發了。

我們都穿著便衣，部分還是西裝革履，但有帶隊的軍官照顧，市民都可看出，我們是志願從軍的新兵，我們一路走一路看，一路上的市民，也都看到了我們，彼此之間的心情，似乎不全相同，有的新兵的家人親友，還一路伴送到港口，這是一種出征戰鬥的情景，但也像是結隊遠遊的情景，大家都在悲哀之中帶著幾分欣喜。在烽煙瀰漫中，離別朝夕相處的親友，離開東方巴黎的上海，這是感到悲哀的；但在戰禍即將來臨之前，國家存亡興廢之秋，能夠投身軍伍，該是值得欣喜的事。

我不知道，我們所乘的那艘登陸艇，是不是由上海開出的最後一艘輪船，但當我們上船乃至起碇之時，並沒有見到其他船隻，即使有，大的是外國船，小的是長江船。那些船好像是在待命，也像是在避風，靜靜地稀稀疏疏地，躺在黃浦江中，沒有煙，也像沒有人，更不像是即將開航的樣子。那些船是做什麼的，我則不知道。

我們乘的這艘船，是由貨船改的，噸位不小，一團新兵，雖然很擠，但也裝下了。

開航之初，我們站在甲板上，看黃浦江兩岸的風光，雖然戰火迫近，黃浦江的兩岸，依舊呈現著暮春季節明媚的景象。

但到吳淞口時，看到了國共雙方的激烈戰況，共軍的據點裡，步槍與機槍的火力猛烈而且密集，似乎已經發現了我們這艘登陸艇正在離開黃浦江，所以槍彈竟在我們的船面上空，呼嘯而過，我們在擴音器宣布的命令之下，全部進入了艙底。直到出了吳淞口，進入了黃海，才許我們到甲板上來透透空氣。

到了臺灣

同船的，還有二十幾個女孩子，她們是北方的流亡學生，從北方流亡到上海，上海靠不住時，她們又集體從軍，都是十幾、二十歲的高中生，也算是我們這個團的新兵；另外還有一些軍人眷屬，多半也是年輕的女人。據說，有些年輕女人，是從戰場中撿到的，並且要撿幾個就有幾個，但在戰火猛烈之中，誰還有興趣撿女人呢？唯其仍有少數的軍人，藉著偶然的便利，好心地撿個把女人帶出戰場來。女人可以像拾荒貨似地拾到，也只有在慘酷的戰場之中才會發生，這也是人間的一大悲劇！

女人，尤其是年輕的少婦與少女，無不有一種天生矜持的特性，那也是女人之所以能惑人的誘力之一，也正是人之所以為人的一種可愛可敬之處，否則便與下等動物一樣，根本談不上人的尊嚴了。

但是，一般人的羞恥與矜持，只有在正常的社會生活下才能維持，如果生活的環境，有了大變大動之後，羞恥與矜持的藩籬，便很容易崩潰。比如船上的少婦們，因為暈船嘔吐，沾汙了衣服而不得不換之時，她們可以當著大家把上身脫光而不以為羞；少女們找不到專用的女廁所，大眾廁所只在甲板面的船邊上欄了一條麻繩，略有象徵性的隱蔽，她們逼於「內急」，也只好擠在這種廁所「出恭」，而不感到臉紅，女人的矜持，到此竟已一掃而光了，人的尊嚴，到此也是破產了。當然，除此之外，船上不會發生其他的意外。但僅此等情景，已足我人為此戰爭的殘酷，而覺痛心，若非戰爭的驅使，這種景象是不會出現的，這種景象的出現，實在是戰爭的罪惡所致。一般的觀念，少女與少婦是美麗的象徵，但是再美的女人，當她顧不得羞恥也保不住矜持之際，看來又該是多麼地醜怪與可憐！

船上的生活是單調的、枯燥的、厭煩的。每天兩餐糙米飯，像是餵小鴨小雞的浸飽了水的麥子，一粒粒的、硬挺挺的；一盆鹹菜湯，圍上十多個人，當菜吃，菜太少，當水喝，又太鹹。船上的人多，淡水不夠充分地供應，整日在船上看到汪洋無際的水，卻又整日不容易喝到一碗水。看海、看海，海看久了，總是一片悠悠起伏的海水，沒有風景，平淡無奇。在長途航行中，能夠發現遠處海面的船隻，也會感到「並不孤獨」的欣喜。同船的人雖多，交談的人很少，沉悶乏味的生活，大家沒有交談的精神，也沒有交談的興趣。於是，下艙倒身睡覺，睡了一覺又睡一覺，好像每次睡得很久，醒來卻只片刻工夫，把頭睡昏了，把氣睡塞了，把眼睛睡紅了，把面龐睡浮了，睡得太多，也不是味道。

從上海開航，經兩天多的海程，終於看到了臺灣，已經遙遙在望，準備於基隆港上岸。但到基隆港外，不知是什麼緣故，又要改航至高雄港上岸。這是很掃興的，眼看著快要上岸了，眼看著臺灣就在近前了，竟然不讓我們上岸！於是，沿著臺灣的西海岸，繼續向高雄航行，大家雖不耐煩，但也無可奈何。

又在船上過了一日一夜，第四天下午，到達高雄港口了，但是，高雄港口並不准我們的船直接開進港去，據說尚要向上級請示聯絡。唯在港外向內看來，高雄港，的確是很美的。

直到下午四點多鐘，才由港內出來一艘領航船，把我們帶進港去。

進了港，靠了碼頭，放下了便橋，可是，依舊不許我們下船。因為我們這批新兵，都還穿著便衣，為防止逃亡，為了便以識別，為了便以管理，我們的軍人制服運到了，並要我們就在船上把便衣換掉。

個人換一身衣服是很快的，要這群活老百姓統一換齊，那就慢了。我們換了衣服，仍然不能下船，港口卻來了許多小船，靠在我們的輪船壁下，賣香蕉的、賣甘蔗的、賣西瓜的、賣鳳梨的，有男的、有女的，都能說幾句簡單的國語。在我們看來，這些水果，實在太需要了，而且也實在太便宜了。新兵沒有臺幣，用東西交換，他們也很歡迎，一條普通的香菸，可以換到滿滿一籃子的香蕉；一條普通的西裝褲，可以換到十多隻鳳梨；一雙半舊的皮鞋，可以換到兩個西瓜；一個袁頭的銀元，可以買到十幾個人也吃不完的香蕉。臺灣這個地方，給我們的第一印象，就是水果豐富、物價便宜、民情樸實，這在上海，乃是想像不到的事。其實，這些小船的小販，已經賺了我們雙倍的利潤。因為當時的臺灣，除了水果與米糧比較便宜，其他的物品並不便宜。

下船時，已是夜幕低垂，所謂「新兵」的生活，也就接著開始，不准有個人的自由，各班的班長、副班長都是老兵擔任，監視著每一個新兵的行動，從船下來，直接走到等候著的火車上去，那是一長列載貨的車廂，有的有頂，有的沒有頂，有的裝煤的，有的是載水泥的，有的是運貨的。但也有幾節車廂是客貨兩用的代用客車。我所乘的是一節有頂的貨車廂。從此情形判斷，當時的臺灣鐵路業務，仍是很差的。

我們就在夜色朦朧之中，在半昏睡的狀態下，被火車拉著朝臺北方向輸送。車子行速很慢，而且每站必停，開了一夜，第二天天亮了，還只開到臺灣的中部，那是行的海線，今已不記得那叫什麼站名了。

但也非常奇怪，在上海時，不加控制，聽任自由，新兵不唯不逃，而且唯恐不收，高雄上岸之後，雖已有人監視，在此一夜之間的沿途之中，竟有好幾個新兵去得不見蹤影了。

幻想中的花園

五月二十三日，我們到了新竹。

從上午八、九點鐘，下了火車，尚沒有我們所要落腳的營房。那時的天氣，已經很暖了。在船上，好幾天沒有洗澡，沒有足夠的水喝，一上火車，見到了縱橫在田野間的溪流，水很淺，但很清。因此，我們這群新兵，就像餓鬼似地，一個個貪婪地，都跳下了溪流，這一份盡情享受的愉快，似乎要比在上海頭等浴池中享受全套的服侍，還要舒服百倍。這溪雖淺，卻比大陸平原的深水河流更可愛，正如臺灣許多的溪流一樣，清澈見底，水底是大小不等的卵石，鋪成了平滑的河床，像是天然的游泳池，但比游泳池更衛生；水，經常不斷地流著，人再多，也不會攪混。

起先，我們的長官、我們的班長，都還有顧忌，甚至企圖阻止我們下水，不多一會，他們自己也禁不住地下了水。只有炊事班的人員，沒有下水的福氣，因為，我們已經將近一整天不曾吃過東西了。

也是非常奇怪地，讓大家自由自在地玩了半天水，誰也不管我們，我們喝飽了水，洗夠了澡，乃至把船上弄髒的衣物，都在溪流裡洗淨了，又擺平在溪畔的綠草上曬乾了。到下午集合的時候，一個人也沒有少。所以值星官還欣慰地說：「大概要跑的壞蛋，已在夜裡跑了，現在這些都是真正的愛國青年。」

大家，懶洋洋地夯著各自的行李，在帶隊官的命令下前進。雖然都是穿著軍人的制服，但卻不像軍隊，像是一群逃荒的難民，背的背、肩的肩，大行李、小箱子，紅一包、綠一綑，形形色色。不過，我們的臉上，都在浮著愉快的笑容，新兵與新兵之間互相說笑，甚至帶隊的軍官，也跟我們湊上一、兩句輕鬆的笑話。因為，我們痛快地玩了半天的水；同時也在幻想著我們即將到達的營房——據說臺灣的營房，就像花園一樣地美。

終於，我們的目的地到了，那是位在新竹東方的清水鄉，我們的營房，幻想中的花園，是一家設備很差的玻璃廠，玻璃廠的廠房，就是我們的宿舍。式樣是一樓一底的大廠棚，樓板卻是用木條釘成的，有點像是蒸籠底下的蒸盤，上上下下，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因此，住在樓上的人是有福的，住在樓下的人，只要樓上一有動作，就準備閉起眼來，承受天女散花式的塵土供養。樓下是磚地，跟上海的楠木倉庫一樣，鋪下一層稻草，就算是我們的床。

沒有現成的電燈，沒有現成的衛生設備，也沒有足夠的水源，總共只一口井，哪能供應一團人的飲用呢？為了水，各單位還要派了專人去排著次序等。吃水是勉強夠了，奈因僧多粥少，打上來的井水，雖是濃濃的泥漿，大家見了混濁濁的開水鍋，還要拚著命去搶。

我們的生活，從此開始軍隊化，只有團體的活動，不許個人的自由；我們的生活，從此也就半原始化。私人的衣物，一律被上面收去集中「保管」，公家發的，只有三個人一條紗毯，每人一套軍便服、一條短內褲、一頂軍帽、一條毛巾、一雙日式的膠鞋、一付綁腿帶、一個飯碗，筷子也得自己想辦法。

上等兵

當時的國勢，已經危險到了極點，蔣總統下野了，代總統李宗仁，已不管事，國家無主，幾乎是群龍無首，我們的事，是由東南行政長官陳誠負責，但在那個時候，前方節節失守，臺灣的一切，尚未走上軌道，補給的困難，也就可想而知。

因此，到了新竹清水的第二天，艱苦的生活，就開始了。一日兩餐，每餐兩、三隻葫瓜，要做成一百多人的菜，油只能在水面上飄著幾點小花；菜的主要內容是鹽，還好，鹽在臺灣，比大陸便宜得多。

立正稍息的操練開始了。為了節省，所以倡導三光運動：在高張的火傘之下，在硬繃繃的黃土地上，光頭、光背、光腳，要不是腰間還有一條短褲，那就像一群原始的野人。這個運動，一直到了民國三十九年（西元一九五○年）秋天以後，才告結束；直到民國四十年（西元一九五一年），美援恢復了，軍人的生活才有了改善。現在我尚存有當時的兩張團體照片，看來像是一群猿猴。

大家最感傷心的，是把長頭髮一律剪光了，既覺得像是做了囚犯，又因為新頭皮禁不起烈日的曝曬，曬起了水泡，痛得哀哀地叫。這一點，大家就羨慕我們幾個和尚兵了，我們的頭本來就是光的，所以也省了這一場煩惱。

其實，苦的還在後頭。

因為衣服太少，不夠換洗，只有在每天的午後，帶我們去塘裡洗澡時，順便浸一浸，不用肥皂也沒有肥皂可用，擰一擰，披在塘邊的草上曬曬乾，再穿著回營房；沒有草蓆，大家睡在稻草鋪的磚砌地上，早晨起來，身上還沾滿了被汗汁黏住的稻草葉。玻璃廠的四周，圍起了兩人多高的竹籬笆，也設了五、六處哨崗，大門口，除了值星官帶隊，個人無法出去。事實上，一堂接著一堂的操課，也無暇容許個人外出。一天接一天，天天都是「立正稍息」、「原地轉法」，有的人學得很不耐煩，有的笨瓜還把左右轉法弄不清楚。上海時所稱的知識青年軍，青年是對的，知識就未必了，因為未經考試，老粗還是不少。

此時，我們靜安寺一共七個同學，已有兩人撥出了通信連。尚剩五人，相互照顧，彼此勉勵，處得很好。

入伍的基本教練開始之後，我們的階級也有了決定。說來很有趣，我們的階級是由文書上士分配決定的，承那位文書上士的美意，他問我：「你要當什麼兵？」

我說：「我要當通信兵。」

「不！我是說，你要當什麼階級的通信兵。」

「我不知道有多少階級呀？」

「共有三級，二等兵、一等兵、上等兵。你要哪一等？」

我實在不知道究竟哪一等比較好，所以說：「隨便好了，只要是通信兵就好。」

總算文書上士夠朋友，他是給了我一個上等兵。

我們五個靜安寺的同學之中，三個是上等兵，還有二人善於說話，連長對他們有了認識，知道他二人的程度不壞，所以一入伍就當了士官，一個是中士，一個是上士。這在到了五月終發餉的時候，我才明白過來。我們正好趕上新舊臺幣的改換期間，上士新臺幣三十元，中士二十四元，上等兵六元，一等兵與二等兵的更加少。一個上士的餉，可以買到將近一錢黃金，上等兵的六元，實在太不夠用，如果是二等兵，那就更慘。我是比上不足比下有餘，不難過也不喜歡。

六月二日，我們的軍長到新竹跟我們訓話，訓話完了，他要凡是讀過大學的人舉手，要大學生站到前面去，他說他要培養知識青年，如果是大學肄業的，他將栽培著繼續讀完大學。於是，有三十多人站到前面去了。軍長又見我們之中尚有一小隊的女兵，也要她們站到前面去，準備把她們與大學生一齊帶走，她們後來成了女青年大隊的隊員。但是軍長又教高中生舉手，這一下可就多了，大家希望能被軍長帶走，所以冒充高中生的不在少數，我們五個學僧，不知能算什麼程度的什麼生，所以沒有舉手。但是軍長的處置很簡單，他說：「軍部在北投成立了一個學生大隊，訓練基層幹部，凡是高中生，過幾天均可報考。」

果然，在農曆端午節的那天，我們奉命自新竹出發，到了北投。

說到端午節，使我回憶到吃的問題。自上海入伍以來很少見有葷腥，似乎根本沒有葷腥，但在端午節那天，軍長有犒賞，有魚有肉也有酒。我自出家以後，未曾嘗過腥味，這一個節，使我痛苦了好幾天，大家吃得津津有味，我卻覺得腥臭不堪，魚與肉，固然不敢動筷，連同飯筐、飯瓢、菜盆、菜杓，也都沾了腥臭味。尤其那種鯊魚的腥臭，簡直要使我作嘔，那天加菜打牙祭，我幾乎是餓了一天。所謂「但吃肉邊菜，不吃菜邊肉」的工夫，那確不是短時間內能夠習慣起來的。自此以後，天天又以肥豬肉代油煮菜吃，所謂菜，僅是一盆醬油湯中浮著幾片象徵性的菜葉或瓜片而已。人到此時，再不想吃也要吃了。縱然是如此的菜湯，大家還要動作快些，才能喝到半碗，因為操場的訓練，流汗太多，對於鹽分的補充，幾乎像是參湯那樣地貴重。菜湯雖然無菜，鹽分卻是夠的。

初到北投，住在舊北投火車站前的國民學校裡。當天下午，雖然沒有宣布放假，大家卻是自動外出在北投玩了半天。那時的北投，日式的風味很濃，建築是日式的多，吃食也多半是日本料理，據說，那種浴室也是日式的。北投的人，很少懂國語，說國語的也不太受歡迎。因此，我們之中有幾個會說日語的，便大大地吃香了，關振也算是一個，大家都希望跟著他們在一起，感到方便，乃至感到安全，這種怪現象，直到民國三十九年（西元一九五○年）以後，才慢慢地消失。

當時的舊北投，的確舊得可以，房子都是舊式的，樓房幾乎找不到。即使是新北投，也沒有幾家像樣的大旅社。北投公園是一片草，路燈幾乎少得不容易找，給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冒著白氣的硫磺溫泉，到處都可見到。

到了北投的第二天，就接到通知，要高中生去學生大隊參加考試（學生大隊是在跑馬場，後來改稱復興崗）。通信連中自稱高中生的實在不少，真正高中畢業的卻又不多，值星官一集合，幾乎去了半個連，我們五個人，也被說動了心。但經發下試卷，我們又被難倒了，什麼三角、幾何、代數，那些高中的功課，佛學院裡不曾教過，所以僅在試卷上簽了名，都繳了白卷。我們之中的王文伯是可以試試的，但也受了感情的影響繳了白卷。監考官看看我們的簽名，再看看我們的儀表，然後又看看正在操場上操練的學生：赤足、光背、短褲、戴斗笠、拿竹槍，皮膚曬得黑裡泛亮，操著步槍的槍法。他似乎明白了我們的意向，所以他說：「武學生不比文學生那樣輕鬆，你們怕吃這種苦，是嗎？其實不要緊的，慣了就好了。」

但是另外一位監考官（後來知道他是副大隊長）卻說：「不要勉強他們，他們怕苦，我們的學生生活，就是要苦，每天早上要跑五千米，要比賽爬山，要爬對面（他指七星山）那座大山，怕吃苦的，哪能做我們的學生？」

其實，兩位監考官都沒有猜中我們繳白卷的原因，我們倒也樂得藉機而光榮地下台。

此後，我們連上乃至我們團部的官長，都還把我們當作真正的高中生，所以每有考試，都要鼓勵我們參加。的確，以我們的談吐，以我們的儀表，高中生未必及得上我們，殊不知，在學科方面，我們是一隻紙老虎。總不能教我們拿佛學院裡所學的五蘊、百法、四聖諦、八正道、苦、空、無我、無常等的知識來應試呀！

終於考上了

北投住了幾日，我們便住到新莊鎮的國民學校去了。七月下旬，又自新莊行軍至北投跑馬場下，那次行軍，因為天氣太熱，路上出汗太多，又沒有水喝，到達北投時，我一下子便喝了好幾碗的冷水。但在喝了冷水之後，膀胱脹得要命，卻又解不出小便，用力去解，也只滴下幾點血水，並且疼痛難受。我去請求醫官，醫官硬說我是到了北投，嫖了妓女，染了花柳病。這真是天大的冤枉，我雖一再解釋，他仍以為他的判斷不錯。第二天，我痛苦得幾乎不能行動了，才被一個姓楊的老班長發覺，他替我開了三味中藥：車前子、木通、黃連，上午買了，煮了，服了，到下午，我的小便就順利了。原來我是中了暑熱，內熱不消，所以小便阻塞，那個老班長，不愧是老兵，他有經驗，我要不是他開的三味中藥，衛生連的連長也說只有兩種辦法：一是用鐵條通尿道，一是注射六零六。如果真是那樣，我就倒楣透了！

八月中旬，又從北投回到新莊。

九月上旬，自新莊移至淡水的高爾夫球場。

十月中旬，又到北投參加考試，經過將近半年的準備，初中的課程，我已學得差不多了，總算勉強被錄取為學生大隊的學生，接受步兵的班長教育。這種教育，很嚴格，也很緊張，從早上起床直至晚上就寢，難得有一個小時以上的空閒。就寢以後，也不得偷著出去，有一晚我因為肚子餓得受不了，便約了鄰號的一個同學去福利社買糕餅吃，回來時，發現區隊長正在等著我們，結果是每人做了五十個臥倒起立，才睡覺！早晨，起床至集合，僅僅六分鐘，包括整內務、著裝、大小便、洗臉、漱口，一切行動，都是跑步。

有一天早晨，天還黑得很，我的目力又不行，跑步去廁所，攀上了一根電桿的控樁，小腿的皮肉去了一大塊，血把褲管連綁帶都染紅了，仍然忍痛不在乎。集合之後，經常要跑五千米。跑步回營，接著是器械操：雙槓、單槓、吊竿、木馬、手榴彈，樣樣都有考核，事事算是成績，好的加分，不好的扣分，不及格的便淘汰。

有一次我為跳木馬，木馬尾上堆了十多塊磚頭，從尾後已看不見馬頭，但是仍要雙腳貼緊，並腿跳過去，我用力一縱，越過了馬尾的磚塊，但也越過了馬頭的搭手處，兩手落空，腦袋深深地栽進馬前的沙坑，我的下半個頭顱，也緊緊地縮進了肩胛骨中，區隊長把我從沙坑裡救出來，並由好幾個同學幫忙，才把我的下半個頭顱從肩胛骨中拉了出來。這是很驚險的，也是很好笑的，但在當時的我，除了希望不落人後，不被譏笑，別無其他的意念。

又因我的眼睛在上海時，就有輕度的近視，此刻接受步兵班長的訓練，打靶的成績看得很重，我的眼睛，卻是打靶的最大障礙。有一次，隊長幾乎要罰我從靶場做臥倒起立回營房。但他並不知道我的眼睛有毛病，如果知道我的眼睛近視，那就立即淘汰！

十二月中旬，軍部學生大隊的通信隊，第二期招考，我又希望學通信了。因我在通信連待了五個多月，除了出操、上政治課、打野外、站衛兵、出公差（雜役），根本沒有通信可學，有線電是不必學的，有力氣、會登高（爬樹、爬電桿）、會打結、會守電話機，就行了。至於機件的修理，有專門技術人員負責的。無線電報的拍發與抄收，均由軍官階級的報務員負責，士兵除了行軍時背機器，工作時搖機器（發電），其他就沒有可學的了。在上海報名時聽說的「軍隊學校化」、「士兵學生化」，只是理想而已，這也根本不再是知識青年的青年軍。最低限度，在當時的國軍，尚無力量真的做到「軍隊學校化」的程度。

這個通信隊，是專門訓練無線電報務員的，於是，我又參加了考試。然而，我的英、數、理、化太差，沒有考取，幸好過了兩天，通信隊的人數不夠，再度招考，我對第一次的試題，已能記住，已經請教了幾位程度比我高的同學，已可全部答出，所以再度參加考試，試題雖已換過，但仍大同小異。因此，被我考取了。錄取之後，隊長還要面試英文，報務員的其他學問尚可馬虎一點，英文是很重要的。可能我裝得很鎮靜，沒有露出馬腳，隊長面試我時，只問了兩個單字，並要我拼讀了自己的英文姓名，便通過了。

我們靜安寺的同學，只有我與王文伯考進了學生大隊，又同時考取了通信隊，後來也一同考取了通信學校。王文伯曾在南京棲霞山的宗仰中學讀過高中，國文、佛學，他不及我，英、數、理、化，我不及他。每次考試我雖臨時抱佛腳，乃至為了應付考試而減少睡眠，從伙伕房裡討一點花生油，在空墨水瓶蓋上鑽一個孔，用破布條做燈蕊，偷看著書。本來，這是不許可的，用功的人，長官也歡喜，所以裝作不知道。但在考試之時，仍是驚險地勉強通過，王文伯就比我省力得多。如今想來，以我的社會學科的程度，能夠提起勇氣，始終跟住他走，確是值得告慰的事。至於還有三個靜安寺的同學，他們一個是上士，一個中士也升了上士，一個上等兵也升了下士，但皆不願也像不敢參加任何一次的考試。因此，當我和王文伯升到少尉時，他們還是老樣子。這可能是他們的想法，和我們有所不同的緣故。

事實上，那三個同學的學問基礎，都比我深厚。

槍彈的眼睛

在軍中，趣聞很多，故事也很多，老兵們，還特別相信一個原則，那就是「善惡到頭終有報」。在槍口砲管前面討生活的人，對於善惡報應的事實，看得分外地清楚；有人以為子彈頭上不長眼睛，大多數的老兵，倒是相信子彈不是沒有「眼睛」的。據他們說：凡是趁著戰亂的情況，搶劫姦淫，或殘殺無辜，很難逃得過槍彈的「眼睛」；尤其是在戰爭之中，強姦了良家的婦女，那幾乎是百應百驗的事。如果相反的話，冥冥之中，總覺得如有神助似地能夠逢凶化吉。這種故事很多，在這裡不妨寫下兩個：

一個老班長告訴我：

以他記憶所及，軍閥式的部隊，最不像話，當他們打了勝仗，往往可以「自由」一、兩天，把收服的地方，縱然是老百姓，也當作敵人看，可以半公開地搶劫，也可以偷偷地姦淫。但有一次，在他們占領以後的第三天，敵人反攻了，他們措手不及，被打得落花流水似地逃了出來，歸隊之後清點人數，凡是姦淫了良家婦女的士兵，就沒有一個活著出來的！

又有一次，那是在山東省鄉下作戰的前一天，有一個士兵，對一個美麗的村姑動了歪腦筋，他提著武器出去，又嬉皮笑臉地回來，誰都猜想得到，他是吃到「甜頭」了。但是，到了第二天的清晨，戰火尚沒有開始接觸，他去外面拉野屎，就在這個當口，敵人放了向他們進攻的第一槍，這一槍，不偏不倚地正好命中在他的睪丸上！

這一位老班長呢？當十幾年的兵，打了不知多少次數的仗，何止九死一生？因為他的仁慈與善良，在好多次危難之中，不但得到了長官和弟兄們的照顧，也得到了老百姓乃至敵人的幫助與寬恕。所以他是堅決地相信，子彈頭上，的確長有「眼睛」。

通信隊

我的程度很低，我的資質也不高，我的意志卻很堅強，我的進取心尤其堅強，因為我是一個和尚，並且公開告訴大家我是和尚。和尚給一般人的印象是消極的、逃避的，乃至是悲觀的，我不希望大家在我身上證明人家對於和尚的看法。雖不希望事事站到前面去，至少不要樣樣落在人家的背後。

因此，讓我考取了通信隊，這是意外的，卻是欣喜的。通信隊，雖然也是軍部的學生隊，但與步兵的學生隊差別很大，這是一個以無線電技術為主的學生隊，訓練完成的學生便是預備報務員，便是見習的軍官，不像步兵大隊的學生，訓練的目的，僅僅培養步兵的班長，畢業生只是下士階級。所以在學生分子的吸收上，通信隊比較嚴格得多，不是高中畢業，至少希望是高中肄業的程度，否則，講到電學的時候就無法應付。因此，縱然在入學考試的時候僥倖地混過，入學之後卻有更多的考試，有大考、有小考，還有隨學測驗，如果是冒充著高中生混進去的，只要上了一課，測驗一次，就會露出馬腳來的。

這些話，都是通信隊的主考官講的，我也全部聽到了的。但我心裡雖怕，卻沒有因此而被嚇退向上的勇氣，我還是壯著膽子，從步兵大隊轉學到了通信中隊。

通信隊，雖以技術為主，終究還是軍人，所以在最初的幾個星期，仍以基本教練，占了大部分的時間。所謂基本教練，便是最最枯燥而令人頭痛的徒手教練——立正稍息、解散集合、原地轉法、步法變換、方向變換、隊形變換，一直做到班教練和排教練，使我們都能擔任步兵排長的任務之後，才將重點放在技術上。其實，這裡的步兵教育是速成得可以的，把軍官學校二年多的科目，在數週之中就給我們教完了，腦海中也只能留下一點若有若無的印象而已。畢竟這是通信隊，步科教育，算是附帶的。

但在當時的局勢，非常地暗淡，大陸上宣稱著血洗臺灣，所以我們的隊長，每次訓話，都要我們把握時間，努力學習各種科目，一旦戰事臨頭，我們一百多個學生的通信隊，就是一個能夠獨立戰鬥的步兵連。

通信隊的隊址，正像所有的野戰部隊一樣，沒有固定的地方，一塊黑板，就象徵著這是一個學校化的軍隊；加上一架練習抄電報的揚聲器，就說明著這是一個通信隊。沒有固定的教室，樹蔭下、草地上、寢室裡，到處都是我們的教室。我們沒有課桌，也沒有椅子。一人一塊二尺見方的圖板、一隻尺把高的小板凳、一枝鉛筆、一本筆記簿、一本抄報用的白紙，這就夠了，這就是學生的全部所有物，這就是我們的學校。

通信隊的生活，跟步兵大隊的學生，雖然同樣地緊張，但是緊張的氣氛不相同，步兵大隊是緊張在行動上，一個隊的學生，就像一百多個用電鈕操縱的機器人，樣樣都是一致的，事事都是被動的，那種號音、哨聲，看來要比電鈕還靈，從來沒有失效的時候。但在通信隊，除了身體的行動要靈活，還要加上頭腦的反應要良好，因為這是以技術為主，不用頭腦不成功，有的同學到了深夜之後，還在那裡「噠噠滴滴滴，滴滴滴噠噠」（電碼符號）念個不休。向上心使得大家都有只許成功不准失敗的決志，否則，前途沒有希望了，回到原來的單位還得遭受譏笑！

我就是這樣的一個人，但我發現，我的程度雖低，我的成績並不低，這是從提心弔膽的情形下，勉強得到的一點慰藉。而我見到不如我的人，心裡總是痛苦，我怕那種情形會臨到我的頭上，所以也同情他們的那一份憂心，每逢淘汰了一個同學，我的心裡總要難過好幾天，他們臉上那種失望而悲傷的表情，好像就是我的遭遇。這也幾乎是多數同學或多或少都會感受到的一種同情，因為未到畢業那天，誰也沒有不被中途淘汰的把握。

通信隊，最初是在臺北市郊的大直營房。開學十多天之後，就是民國三十九年（西元一九五○年）的陽曆年，我們，就在大直營房，度過了來臺之後的第一個新年。

第一次在軍中過年，樣樣都覺得新鮮，這與往年在寺院中的情調，完全不同。

軍中的人多，人才也多，好像樣樣都有專門的人員去負責辦理，分成許多小組，各有各的任務：買菜的、監廚的、採松枝的、紮牌樓的、結彩帶的、做花球的、寫對聯的，還有排演話劇與雜耍節目的。當然，最主要的是吃與玩，所以廚房的工作最吃重，演戲的人員最吃香。

說到演戲，真是好笑，清一色的阿兵哥，照樣變出亭亭玉立的小姑娘，招待當地老百姓，他們還看不出那是偽裝的花木蘭。都是十幾、二十歲的少年之中，竟有梅（蘭芳）派的青衣，麒（麟童）派的老生，金（少山）派的花臉等等的清唱，當然，這都是他們自己吹的，不會真的是什麼派什麼派的人物。但是，這一個陽曆年，的確過得有聲有色，畢竟在通信隊的成員，要比一般的部隊整齊得多。所以這些活躍在當時的同學們，現在多半已經改了行，擔任軍中廣播電台的記者工作，以及各部隊的康樂工作了。

過完了民國三十九年（西元一九五○年）的元月，我們便從大直營房搬到了士林鎮的泰北中學男生部。這本來是佛教界創辦的一所中學，後來因為佛教沒有人去負責監督，終於在無聲無息中變了質，不再存有一絲的佛教的氣息，這是非常可嘆的事！我們住的是該校的大禮堂，也是室內籃球場，用紙糊的板壁中間隔成三大間：一間做教室，一間做學生的寢室，一間做官長的寢室兼辦公室。因此，我們沾了學校的光，也有了上課用的桌子和椅子，真像是一所野戰軍中的隨營學校了。

此後，每天有一半以上的時間在教室裡，練習抄電報，並聽政治課與電學課，抄電報的速度，自每分鐘十五個字的符號抄起，中文抄到每分鐘一百二十字，英文抄到每分鐘一百字，才能畢業。自十五字到六十字，並不困難，六十字以上，愈向上愈困難；一週一測驗，一月一淘汰，到每分鐘的速度六十字以上之後，每逢測驗，大家的心情就緊張得透不過氣來。

我的抄報成績，不算好，也不算壞，未必每週測驗都滿分，每月平均，還算不差。如果我被淘汰，該淘汰的人當在三分之二以上了，但也沒有絕對不被淘汰的把握。最使我頭痛的是電學，電學本是物理學的一種，現在把它獨立一科，稱為電學。我沒有受過社會學校的正規教育，物理學的知識簡直沒有，物理學又離不了數學，我在上海卻僅學過算術。教官講電學，把我們當作高中程度，一開始就是演算電流、電壓、電阻的換算公式，弄得我莫測高深。但我有一股堅強的信心和笨拙的傻勁，以為任何學校或訓練機構，只是門牆太高，不易走得進去，一旦進去之後，我就有辦法克服所有學業上的困難。課堂上不懂，下課後我便懂了；第一次不懂，第二次我便懂了；我會加倍地用功，我會請教同學。當時，有一個不折不扣的高中畢業生，他姓程，他的英、數、理、化，都很好，他做了我私人教師，但他畢業的成績，並不比我好了多少。這個人對我很好，並且時常跟我研討一些哲學、佛學和文學上的問題，可惜他在民國四十年（西元一九五一年）就被肺病拖倒了。

我們在士林的泰北中學，過了農曆年，過了冬天也過了春天。我們僅以夾衣過冬，我僅有一條棉質的軍毯，度過了民國三十八年（西元一九四九年）的冬天，夜晚冷得難受，便將夾衣穿上，和身而眠。無處可以洗澡，中午如果遇到豔陽當空的天氣，便偷偷地溜到山澗裡去用冷水稍微抹一抹；為了禦寒，為了沒有多餘的內衫褲用來換洗，整個冬季，難得有幾次洗衣服的機會，衣領衣袖上的垢膩，結了厚厚的一層，也不去理它。加上稻草鋪成的席地之「床」，床下是地板，地板下是年久而被腐蝕的木頭。跳蚤的繁殖，特別猖獗；漸漸地，又發現了白蝨的蹤跡，不多幾天，白蝨與跳蚤也等量齊觀了。因此，我們的身上，總是感到癢癢的。看樣子白蝨比跳蚤可憎，但是白蝨的行動緩慢，容易捉住，跳蚤卻很狡猾，很難應付。不久，又出現了臭蟲！

於是，大家的身上，開始起了變化。很多人因為抓癢，抓破皮膚，成了潰膿的疥瘡。我是有生以來第一次身上生蝨子，也第一次害了潰膿的疥瘡！

當時，我們學生的階級是上等兵，每月的薪餉是新臺幣六塊錢，大約可買六包新樂園牌香菸。事實上，我們為了畢業時的同學錄、運動衫，以及加菜費，都得扣餉錢，每月到手的僅僅兩、三元。所以，如遇哪個過生日，能夠買五毛錢花生米、一塊錢太白酒，就算是大大的慶祝宴了。

正在這一期間，了中與能果二師，到泰北中學來看我與王文伯一次。他們二人，都是靜安寺的同學。民國三十八年（西元一九四九年），因為受了謠言的愚弄，臺灣的政府，雷厲風行地到處搜捕和尚，連慈航法師在內，好多出家人都被關進了看守所。未被抓去的大陸籍法師，有的也暫時穿了俗裝才敢外出走動。所以了中與能果二師，倒覺得我們在軍中是過著安定的生活。同時，當時也只有慈航法師敢收留僧青年，其他的人都在自顧不暇，也怕多事。所以他們兩人倒勸勉我們在軍中好好地學習，等待時局穩定再說。受訓期中的生活雖苦，生活在困苦中的人，倒不覺得如何苦法，士氣也很高昂，天天有東西可學，故也很有興趣。

受訓時，最怕的是夜間教育的緊急集合，那真是提心弔膽的事，夜間睡得好夢正酣，突然聽到淒厲悲涼的號聲以及急促迫切的哨音，必須一躍而起，在一、二分鐘之內，全副武裝，到操場集合。值星官從「向右看齊」喊到「向前看」的「看」字一出口，如果尚未到達隊伍之中，就要受罰。隊伍站好之後，官長們檢查學生的服裝，就有很多的笑話了：總有幾個慌張鬼，把服裝著得牛頭不對馬嘴，比如鋼盔的帽徽戴向了背後、上裝穿反了面、鈕扣扣錯了孔、褲扣扣在上衣孔裡、穿反了褲子的面、有一隻腳的綁腿未及裹好、有一隻腳的鞋子忘了穿上，最嚴重的是忘了帶上自己的槍！這是訓練應付敵人偷襲的緊急事變，如果不帶槍，豈非去送死？

民國三十九年（西元一九五○年）五月，通信隊也住進了北投的跑馬場，這是一個訓練基地，營舍不斷地增建，環境不斷地美化，所謂「營房像花園」的情景，這時，真的被我們見到了，也享受到了。

六月，我們學成了報務技術，畢業分發至各下級單位去，擔任見習官的任務。依照預定計畫，以上士階級見習三個月升准尉，再過六個月升少尉，少尉一年半升中尉，中尉兩年升上尉。也就是說，不出五年，便可升到上尉了。

實際上，不數月間，軍中的人事凍結了，法令修改了，上士不得再升准尉。好像我生來就是一個當小兵的命，下了部隊，雖是上士見習官，仍做上等兵的工作，因我不是軍官，但也不是班長。

鬧營．鬼叫

我從北投的復興崗，跟幾個同學，被一輛大卡車送到了海邊的金山鄉，那是一個團的團部所在地，先到團部，再被送到通信連去。團部住在金山中學，通信連連部住在鄉公所的樓上，無線電排住在天后廟裡，是借，也是強占，明知不受歡迎，我們還是硬住進去。要不然，豈能讓我們住在野外日曬夜露喝風淋雨！到此，我才明白中國軍隊何以喜歡駐廟的原因了。

國家窮，軍隊更窮，一日兩餐的二十幾兩米不夠吃，還得用米換了甘薯和著吃，當時的陸軍總司令孫立人，還宣傳甘薯的營養價值豐富，鼓勵士兵吃甘薯，想來真是一樁非常苦心的事！我們窮得連鞋子也穿不上，要自己到河邊上採了野生的美人蕉，剝了皮，曬乾了，打草鞋穿，我也就在那時學會了打草鞋的手工藝！像在這樣的情形下，政府哪能有錢到處起了營房給我們住呢？軍隊待遇的好轉，大概是在民國四十年（西元一九五一年）以後，蔣總統復職，美援也恢復，軍隊的營養才有了改良，從一日兩餐改為一日三餐，早晨有了豆漿，也有了饅頭。不用說，大豆與麵粉，都是美援物資。我們感恩蔣總統的復職，也感謝美國人的友誼。

金山鄉，我在那裡住了很久。現在，那裡已是聞名的海濱遊覽勝地，但在當年，海邊是一片黃沙，路上也是漫漫的黃沙，我們為了修建工事，吃夠了黃沙的苦，沙深沒及腳踝，拉著鐵輪車，或者擔著砂石擔，尤其到了日中的時候，走在黃沙翻滾的路上，簡直以為是誤入了地獄之門！那個海濱的港灣，也是小小的，大家都稱它為黃港，沒有觀光旅社，也沒有現代化的建築物，有的就是我們這些築工事的阿兵哥，以及海邊稀稀疏疏的幾家漁戶。不過，金山街上是有點迷人的，因為有天然的溫泉，據說凡有溫泉的地方，都會多多少少地有點迷人。但是，那種羅曼蒂克的情調，我始終悟不出來。給我的唯一好感，僅是廉價的溫泉澡而已，沒有等次，一律只要五毛錢，就可洗個痛快的澡。可是當我快要離開金山的時候，就漸漸地不同了，浴室分成階級和內外了，我們這些士兵，漸漸地被浴室的老闆向外面的大池子裡送了。

軍人，究竟是不平凡的，在當時的生活，困難重重，但是軍中就因此而產生了狂熱的克難運動。「拿破崙的字典中沒有難字」，被軍中狂熱地宣傳著，也狂熱地崇拜著。

於是，軍中自己動手建築克難營房子，克難、克難、克難，一切都是克難，不花錢，不擾民，卻能夠平地克難出營房來。得到地方民間的協助，借來了工具，大家上山，刈茅草、砍竹子、伐樹木；大家動手，平地基、打根腳、編竹牆、蓋屋頂，阿兵哥全部成了全知全能的工程師。二十天工夫，就能建好一幢營房。我們通信連的營房，是建在金山鄉的公墓邊上，正因為我們跟公墓做了鄰居，所以發生了幾樁怪事。

有一晚，大家睡得很熟，突然聽到有人直著嗓門喊叫，跟著，所有的人，也都直著嗓門喊叫，有的人連鞋子也來不及穿上，提著武器就向外跑。我，好像也叫了一聲，但我沒有亂跑，後來連長弄明白了情況之後，喊了一個口令，大家才明白過來，這是「鬧營」。鬧營，在老兵的觀念中，看得很神祕，認為不吉利，雖在新思想的年輕人都不信那一套，但在連上，終究死了一個人，那是我們通信隊的前期同學，雖然他是移防到了北投與淡水之間的江頭時死在野戰醫院的。同時，又因另外的一件事而發生了一樁意外的命案，結果，那個死屍就被葬在金山鄉的公墓中。

到了民國三十九年（西元一九五○年）的農曆七月十五日，這是民間非常重視的中元節，相傳是鬼節，那天夜裡，下著毛毛的細雨；我，正好臨到午夜十二點到凌晨二點的衛兵，但在十一點未到，就被上一班的衛兵喊醒了，他不說明理由，光是請我陪他。十二點以後，只剩下我一個人站著衛兵時，先聽到屋後的大樹下一聲怪叫，不像人，不像獸，說不出像什麼東西發出的聲音，我想，也許是一種我從未見過的不知名的鳥罷？但我還是轉到屋後看了一看，用電筒照幾照，什麼也沒有。可是，當我回到原位時，又聽到有無數的小鴨在叫，好像到處都是小鴨叫的聲音，起初我以為真的是小鴨，然而明明就在跟前叫，卻看不見小鴨的蹤影，並且，當我用電筒照到右邊，聲音就到左邊，照到左邊，聲音又到了右邊，我真想不透了，這究竟是什麼東西在叫？既然看不到，也就不管它了。

兩個小時，好像很長，我也偶爾念念觀音聖號，終於時間到了，該我交班了。可是我下一名的衛兵，接了崗，看我進屋睡覺，他也進屋睡了，他說他寧願接受處罰，教我不要管他。

到了第二天，我明白過來，因為我們連上的人，都在談論，附近的老百姓，也在談論，說是昨夜中元節，「好兄弟」（鬼）們都出來聚會了。一聽之下，不禁使我毛骨悚然！我從來沒有聽過鬼叫的聲音，也從來沒有聽過像那晚聽到的那種聲音，小鴨的叫聲，畢竟不是那個樣子，現在想來還是說不出那是一種什麼聲音，直到現在，我再也沒有聽過與那同樣的聲音。本來，民間傳說的鬼，跟佛教所說的鬼，觀念上略有出入。那是鬼叫？那是屬於什麼性質的鬼叫？總之，那是奇怪的一次經驗。

行軍

我們住在金山的海邊，並不就是住著不動的人。軍人，不作戰就得訓練，訓練分有好多性質：有室內的，有操場的，有野外的；有白天的，有夜間的；有分散的單位訓練，有集中的基地訓練。另有行軍教育，是經常有的，有一次，從金山，經基隆，過臺北，到達樹林口的大坪頂，都是用的兩條腿。回程也是一樣。

我這個上士階級的上等兵，每次行軍，負荷真不簡單：一只背包、一枝步槍、一架五十三磅重的無線電收發報機，至於槍彈、水壺、乾糧等等，還不包括在內。

行軍是常有的事，長距離的行軍，不分晝夜，而且夜間行得更多；通常，小休息五分鐘，大休息一刻鐘。凡是行軍教育，很少有福氣走上平坦的柏油大馬路，經常是選擇山區的羊腸小徑，偶爾通過交通要道，那是不得已的事。

行軍行得久了，渾身疲憊不堪，因此，休息下來，就會斜倚著背包，昏昏地睡去，乃至在行進之間，也處於半睡眠狀態，兩條腿的動作，是機械性的，也成了習慣性的，如果不向前移動，後面的人，就會把你撞醒，睜一睜眼，繼續向前邁步。但是，行軍途中的最大苦事，乃是飯食的問題。耐得住飢渴的煎熬，也是軍人必具的條件。奈何，要是肚子餓了，口裡渴了，既無飯吃又無水喝的狀況下，每移一步，就像有千斤之重，恨不能把兩隻手也放到地下去，幫幫兩條腿的忙；背上的東西，愈背愈重，真像是泰山壓背，真希望有一位慈悲的菩薩，以神力為我減輕那些物體的重量。

說到飢渴，使我想起，訓練中的士兵，都像是餓鬼一般，上一餐等不及下一餐，肚子餓得鬼叫。特別是行軍途中，飢渴的感受，分外猛烈，而且也最現實，那會使你四肢無力，全身出汗，步履艱難，所以，我常偷著買些廉價的甜糕帶著行軍，路旁水田或山澗的冷水，則常是我們行軍途中的甘露。

有一次夜行軍，最最驚險。在黑漆漆的深夜裡，連星光也沒有幾點，我們盡是走的山路，而且是崎嶇曲折半倚半空的山路，但我並不知道這條山路的峻險，我的眼睛，有輕度的近視，當時還帶一些夜盲，我背著應背的東西，一步一步地跟著前面人向前走，有亂石路，也有泥沙路，有的根本不是路，還有幾處獨木橋。一路上，有人駭怕摔倒，我卻大大膽膽地經過了。可是，第二天日間，再從原路回程時，見到了數丈深的山谷，相當長的絕壁，那些獨木橋，就是跨過小澗小谷的橋樑，這條路的大部分，就在沿著山谷與絕壁之上前進，雖在山谷之間與絕壁之下，均是梯式的水田，但若背著笨重的東西，失足跌了下去，那也差不多了！故回程之中，倒覺得膽戰心驚地捏了一把汗。

一條棉被的故事

民國四十年（西元一九五一年）春天，我仍在金山鄉，但被配屬到小基隆的步兵營，那是位於淡水與金山之間的一個小鎮。直至民國四十一年（西元一九五二年）春季，在小基隆住了一年，這一年的海防生活，非常自在安適，我們一個電台，獨住一所克難草房。

那是一段最輕鬆最閒適的日子，沒有操，也沒有課，一天之中，僅向團部用無線電聯絡幾次，其餘的時間，全由自己支配。所以，那一年之中，是我軍中生活的黃金歲月，利用那段日子，看了好多的文學作品，往往獨自一人，捧著書，坐在靠山面海的小山崗上的樹蔭底下，一待就是半天；同時也利用我自己克難的書桌——其實僅是一塊木板釘了四條腿，開始學習寫作，第一篇由吳國權投到《戰鬥青年》，第一篇就錄用了，並且換回了三十多元的稿費，這個鼓勵是很大的。從此，我們軍中的刊物，常常見到我的散文，我也接到了特約記者的聘書，每月所得的稿費，如果寫得勤的話，超過了上士的薪餉，雖是軍中刊物，同樣也有稿費。當然，退稿的機會很多，沒有稿費的也不少，可是從此我卻成了軍中的「作家」，凡有文藝活動，都會有我的一份通知，雖然僅是一個軍的範圍，我也感到光榮，並且也是受著很多人羨慕的一份光榮。

就在那年的春天，我也收到了妙然法師的通知，邀我們上海靜安寺的同學，到北投的居士林聚會一次。那次，除了在基隆港務局的吳國權（原名彌贊，現在已是三、四個孩子的爸爸了，改在郵局服務，為人很好，對我很熱心）沒有到，性如正在中壢害肺病，所以也缺了席，其餘的，我們軍中的五人：關振、田楓（性慈）、王文伯（願殊）、何正中（明月）和我，以及自立、惟慈、妙峰、了中、幻生、能果等同學，都到了，上海的師長中，有妙然法師、守成法師及圓明法師。

那天，我們師生十多個人，聚集一堂，都有劫後餘生的傷感，也有久別重逢的歡悅。妙然法師請我們吃了一頓，臨走時，還給我們每人送了二十元新臺幣做車費，他是大大地破費了一場，也使我們深深地感激在心裡。

那天，我的感觸很多：特別是見了自立與妙峰等同學，他們還是上海時的老樣子，所不同的，他們跟隨著慈航法師，學得更多，懂得更多，也更像是年輕的法師了。至於我們軍中的五個，哪還像是出過家的人呢！如果不是自己宣布身分，誰也不會從我們的身上看得出來；我們，幾乎已跟佛教脫節了！何時能夠再度穿上僧裝？絲毫沒有把握；能否再回僧籍？自己也作不得主了！

因此，在那一年之中，我為了多看幾次出家人，所以常常請假外出。北投，就去了四、五次，這在海防上的士兵，是難得的事。有一次，那是秋天將盡，冬季快到的時候，慈悲的妙然法師，知道我還沒有棉被，他便好心地送了我一條破得像豬油渣似的棉花絮，教我拿去重彈一彈，用它過冬，並且另外給我四十元新臺幣。以當時的物價，彈工以及買布做被套，四十元大概已可勉強了。說起買布做被套，我也真是愚蠢得可憐！我從北投下山，經過淡水鎮，為了趕時間乘公路汽車回至小基隆，又不知道一條被單究竟要幾公尺布？應該買哪一種布？所以，跑進一家布店，拿出四十元，說明買布做被單，長短與質料，完全請店主作主，那個店主，看來老實，心地卻是烏黑黑的。結果，他是給我剪了一段比蚊帳略微密些的粗紗布，從裡面包了出來，交給我，我無暇拆開查看，便匆忙地合著布包趕車子去了。這一塊布，畢竟還是做了被單，直到現在，我仍把它留著。被面布是向連部的補給上士要了幾條破軍褲連起來的。但是，經這一來，棉花絮彈不成了，只好拼拼湊湊，用線、用破布，勉強連成一條棉被的樣子。縱然是如此的一條棉被，已是當時士兵之中的「貴族」階級了，直到我升了軍官，才把它添了一斤棉花，重新彈了一彈。結果，王文伯調去金門，金門比臺灣冷，所以又將我這條新被，跟王文伯換了一條破棉絮，直用到我退役時，才把它彈成了現在的墊被。回憶當時，那種蠢法、那種苦況，現在想起來，既覺得可笑，又覺得酸痛！

另外，我要感激一位始終愛護著我的人，那就是南亭法師。

我在民國三十九年（西元一九五○年）冬天，便與南亭法師取得了聯絡，那時他住在臺北市的善導寺，他寄給了我一些佛書，並鼓勵我為國為教，多努力多學習。偶爾，他也在信中寄給我十元、二十元的新臺幣，說是給我買糖吃。民國四十年（西元一九五一年）春天，我為眼睛的近視日深，在臺北就醫，南老人見到我的模樣，與上海時已大不相同，不禁有黯然神傷之感。他給我介紹了眼科醫生，並且給了我四十元新臺幣，送了我四罐煉乳。自此以後，南老人一直很關心我，每次去臺北，他總要送我一些錢，送我幾罐煉乳。在當時的士兵，能有福氣吃煉乳，實在稀有難得的事，所以大家也都羨慕我有這樣好的一位老師。

由於南老人的鼓勵，我對佛教的信心，也就日漸懇切起來，往往在行軍途中，也能常念觀音聖號，我在今天仍能對佛法有不移的信心和一點成就，南老人的鼓勵是一大原因。

我是出過家的小和尚，到任何一個單位，我都不瞞不隱，最初總是有人取笑，時間久了，反而覺得我是難得的。官長們見我看佛書，最初以為我消極，我把佛書也送他們過目一番，他們便不再批評了，甚至我一位大學畢業的排長，反而改變態度，讚歎佛教文化的精深偉大了。我的處世原則是不鑽營機會，不太露鋒芒，從來不出鋒頭，所以，我並不太受人家的注意，也沒有同事討厭我的；但我不放棄機會，也不小看自己，時時求取向上的努力，所以也能得到長官的愛護。在民國四十一、二（西元一九五二、三年）年間，我有一位姓張的副團長，幾乎要認我做弟弟；有一位姓陳的中校指導員，常跟我研究文學問題。

民國四十一年（西元一九五二年）十月，部隊整編，我又被通信隊的隊長調到軍部通信兵營，那時我們的軍部，住在臺北東郊的圓山忠烈祠。軍隊的機關愈高，流動性愈小，也愈能適宜於用功自修。因此，那時的我，有一個妄想：希望能以軍人的身分，在臺北市讀高中的夜間部，因我深深地感到，一個人，如果沒有中等以上的學歷和學力，到了任何場合，都會發現自己總比人家矮了一個頭；一個中等教育都沒有受過的人，能夠做些什麼而又能夠學些什麼呢？但是，由於實際環境的限制，那個妄想，始終是個妄想而已，所以直到我退役的時候，每每還在夢中夢見自己已經進了高中的夜間部。就是目前，如以高中畢業的試題來考我，怕還是不能及格，然而我已從其他方面的努力，補償了這一方面的缺憾。

民國四十二年（西元一九五三年）六月，我到了桃園縣的楊梅鎮，我已不再從事通信工作了，我在當文書上士了。像我這樣的一筆歪字，也夠資格當文書！所以除了向下級的行文由我抄寫，上呈的公事，就不要我動手了，這也使我樂得清閒。正因為清閒了，陸軍總部為了趕寫教育計畫，向各軍軍部調用文書，好的文書上士，文書官不肯放，我這個蹩腳貨，就給派去出公差了。到了陸軍總部，飲食比我們的部隊辦得好，同時，每寫一張蠟紙，還有五毛錢的報酬，我倒滿願意多寫幾天的。想不到，一天下來，就被一位負責我們的上校，很客氣地「請」我回原部隊去休息休息了！

但是，我在民國四十二年（西元一九五三年）那一年中，卻對文藝寫作，幾乎入了迷，所以也加入了李辰冬博士主辦的「中國文藝函授學校」，我是選的「小說班」。用心地研讀講義，用心地寫習題，也用心地讀小說和寫小說。特別還著重於文藝理論的研究。那時的我，幾乎也自命不凡地以小說家自居，其實，那時的臺灣，文藝風氣雖然很盛，作品的分量，卻是輕薄得很，何況像我這個既無學問基礎，又沒有實際經驗的毛頭小伙子呢？但在當時的我，很有雄心要得小說獎哩！結果，應徵了兩次，沒有得獎，也沒有入選，直到現在，反而放棄了這一方面的努力。

宜蘭受訓

我學的是無線電通信的報務技術，現在叫我當一個並不稱職的文書上士，真是學非所用。實際上，像我這樣的情形，幾乎各單位都有。因此，國家為了這一批人員的出路問題，特別由陸軍通信兵學校集中了再教育一次，增加一個法定的學歷，以備正式任用。

我，以及許多跟我同一命運的人，便被送到了宜蘭的通校。

考試，因為我是禁不起的，所以最怕考試，但到通校報到之後，卻又非考不可，學校稱為入學測驗，看看大家的程度，做為教育步驟上的參考。其實，如果考得不合要求，照樣要打回票。

在考試之前，照例地，尚有一次體格檢查。說起體格檢查，比起考場應考，還要使我擔心，我身材高，體重輕，不用說，我連一個常備兵的體位都不夠。記得有一次被好心的長官及同志們鼓勵著去投考陸軍官校，為了應付體格檢查，預先灌足了好幾磅的水。奈何，接受體檢的人太多，臨到我時，那些水，早已迫不及待地變成了尿，開了小差！我的命運也就不用說了。同時，我已用白聖老人給的一百塊錢，在自己的臉上架了一副眼鏡！

這次在通校，也許那架磅秤有問題，也許錄取的尺度較寬，體重一項通過了。量身高時，我故意把腿彎曲些，將頭頸縮短些，檢查的人雖然向我瞪了一眼，但也總算通融了。我擔憂的是眼睛，我有近視，且帶散光，還有砂眼；幸虧通信人員可以戴了眼鏡檢查視力，砂眼不是絕症，所以也通過了。想不到的事，終於來臨了：當我接受胸腔部門的檢查之後，朝我頭上「澆」了一大盆冷水，醫官說我肺部有問題，必須X光詳細檢查。可不是，像我這樣的身材與面容，哪能不像是肺結核的三期患者呢？其實，我從來也沒有覺察到肺部有問題。

跟我同樣被以為是「問題」人物的，一共有二十來個，我們這一群同病相憐的人，互相安慰，等待複檢。說也奇怪，我被醫官宣布成為「問題」之後，竟然發覺胸部真的有些異樣的感覺了。於是，我看其他的人，都在翻書本，準備入學測驗，我卻沒精打采地聽天由命。

過了一天，那正是入學測驗之前的兩個小時，通知下來了，准許我參加考試，另有十來個人，卻被安慰著回原單位好好休養。真是阿彌陀佛、觀世音菩薩，在我心頭罩了一整天的愁雲慘霧，畢竟消散了。但是，我卻因此白白地荒廢了一天，對於筆試，毫無準備！

入學測驗，雖然講究榮譽制度，事實上根本無從作弊，考卷分為單號與雙號的兩類，即使單雙兩號之間，也有尺把長的距離，我真怕。但在考完之後，也成為通校正式的學生。那是怎麼考取的？若要說出一個理由，那只有「僥倖」兩字。

這是民國四十二年（西元一九五三年）十二月間的事。

通校的環境很好，但那環境的美化，是全體長官及學員生的功績，我們初到之際，還是一片黑沙飛舞的操場，每遇颳風出操，幾乎睜不開眼。但到民國四十三年（西元一九五四年）五月間，我們畢業的時候，全校已是青綠一片的草皮地了，加上花卉樹木的陪襯，每至晚飯以後，散步其間，確有置身於花園的情調。

畢業了，這是我在軍中生活的一大轉捩，由上士階級去通校，卻以准尉階級回原部（部隊也駐在宜蘭）。五個多月的時間，從士兵群中，讓我擠進了軍官的行列，苦熬了五年，至此確有揚眉吐氣之感。事實上，通校的訓練，一切都是學校化與學生化，一切有一定的規制可循，不必吃冤枉苦，所以，我在受訓歸隊時的體重，竟然增加了兩公斤。

通校受訓的一段日子，是值得紀念的。那時，星雲法師到宜蘭才一年，他住在雷音寺，我與王文伯一同去過兩次。雷音寺是古老的，並且還住有軍眷在內，給我的印象，並不怎樣好。星雲法師的房間很小，光線不太充足，擺了一張竹床鋪、一張舊式的書桌，很清苦，他客氣地拿宜蘭的名產金楂餅分給我們吃，但他說話的態度很持重；因為我在大陸時，雖已知道他的名字，他當時跟幾個焦山的學僧，辦了一份油印的《怒濤》月刊，星雲就是他當時的筆名，我的年齡大概小他幾歲，所以他也不知道我。由於這樣的理由，我們似乎並不感到怎樣的親切，以後也就不想再去了。想不到，後來的星雲法師，竟又成了我的好友。

那時通校的校長，是任世江先生，我雖知道，他是一位虔誠的居士，但卻不便晉見他。到我快要畢業的時候，才由白聖法師寫了一張名片，讓我與王文伯，會見了任校長，當時，希望他在分發工作單位上，能給我們一些幫助，他卻有心無力。後來，到我進行退役手續的時候，任校長雖已不當校長，畢竟又在另一方面給了我很多的協助，人與人之間的因緣關係，真是微妙極了。

民國四十三年（西元一九五四年）六月，隨著部隊的編調，我從宜蘭的員山，到了高雄的鳳山，這是我自民國三十八年（西元一九四九年）五月在高雄碼頭上岸以後，第一次再到高雄。高雄對我，一切都是陌生的，也是久久嚮往的。鳳山的山勢不高，不經當地人介紹還不易找到，但那是青年軍的搖籃，我對它懷有崇高的敬意，分發到野戰部隊去一批接一批的年輕而優秀的軍官，就是從鳳山培養成功的。

我們，住在五塊厝的大營房，這個營房，像一座城堡，也像一所村鎮，我們不用走出營門，營內樣樣都有，吃的、喝的、看的、玩的、聽的、用的等等，式式俱全，那些服務人員，多半是年輕的少女，那是會做生意的商人，跟我們的政工單位合作辦理的，因為沒有稅，所以也便宜。

當了軍官，在時間的利用上，比較自由得多，也充裕得多。在軍中，貪樂愛玩的人當然不少，像我這樣乃至比我更加用功的人，也是很多，許多的士兵，原來的程度還不及我，當我退役的時候，卻已是官校畢業的優秀軍官了。在軍官之中，自修用功的人更多，他們希望從自修之中求取更多保送深造的機會；一個軍官若不經常爭取深造受訓的機會，他便不會得到陞遷高階職務的可能，一切講求制度化的軍隊人事，天天都在求新、求好、求才、求能，不努力學習的人，就會落伍。所以，凡是有抱負、有志氣的軍人，不論軍官或士兵，他們都會利用寶貴的時間，開創自己的前途。

醒世將軍

民國四十四年（西元一九五五年）的春天，我隨著一個電台，配屬到高雄要塞，就是住在現今的壽山公園裡，當時的公園，漫山是雜草，以及成叢的相思樹，沒有開放遊覽，也不像一座公園。但我住在那裡，卻是很大的方便，常常去市立圖書館，一坐就是半天，看不完的書，可以借出來，看完了，再去換。因此，我自那時到民國四十五年（西元一九五六年）下半年止，在哲學、宗教、歷史、文學方面的書，看得很多，並且做了好多筆記。其中以文學作品看得最多，幾乎在當時所能借到或租到的中外名著的中文本，我都找來看了；同時費了一股子傻勁，為那些著作寫心得，編入名錄，分析書中人物的性格特點，注意作者表達人物的技巧。另一方面，我也勤奮地學著所謂小說的「創作」。

我寫了很多的短篇小說、散文，和自以為是新詩的詩，用幾個筆名，投向各處發表。到民國四十七年（西元一九五八年），我能於《佛教青年》上發表〈文學與佛教文學〉，並引起教內一時的爭論，那也要歸功於此一時期對文學、對寫作的研究。只以我的技巧尚未成熟，文藝的思想也未通透，所以，既未因此成名，更未因此成功。那時，我自己買了一張竹製的書桌，絕大部分的時間，便消磨在那書桌上。

我有幾位同學，也很用功，多數是為軍事教育的深造用功，用功的重點，很多是在英文，他們希望有機會去美國受訓，所以常往教堂裡跑，聽英語講道。另有一些則是為高普考而用功，用功的重點是在社會科學。他們見我用功的方向，不倫不類：看佛經、看文學、看哲學，又看宗教，所以好心地勸我，教我認定一個目標。其實我是有目標的，我既不想以軍人為終身的職業，也不想到行政機關討一碗飯吃，我是藉此機會打一打文學的基礎，然後再專志於宗教哲學中去，因為我的宗旨，很希望在可能的情形下仍做一個出家人。憑良心說，我之能夠塗鴉寫文學，主要是在軍中磨鍊出來的。

到了鳳山之後，我常去煮雲法師的佛教蓮社，在他那裡，我可借到一部分的佛書，並向他請教一些佛學的問題。那時的煮雲法師，已在全臺灣聞名了，他經常環島布教，我說他是一座活動的布教所。同時，在民國四十四年（西元一九五五年）十二月間，他又出了一本《佛教與基督教的比較》的演講錄，轟動一時。至民國四十五年（西元一九五六年）六月，基督教有個叫作吳恩溥的牧師，出了一冊《駁佛教與基督教的比較》，當我看了煮雲法師及吳恩溥牧師的兩書之後，覺得自己也可以寫一冊《評駁佛教與基督教的比較》。於是，僅以十來天的時間，寫成了五萬餘字，交由煮雲法師出版。這是民國四十五年（西元一九五六年）八月下旬的事。

正在這時，我也為著調換工作單位而忙。那是由於友人的介紹，考取了國防部的一個機關。至九月二十五日，我便奉准調到新店去了。

因為新店離臺北市很近，我與臺北佛教界的接觸，也就容易得多了。

自民國四十六年（西元一九五七年）開始，我為好幾家佛教刊物寫文章了。最先是因性如法師接編《人生》月刊，他知道我會寫文章，所以硬是逼著要稿，他對我一向也是不錯的，礙於情面，我就寫了，並且我也從此有了一個「醒世將軍」的筆名，這不是因了軍人的身分而取，乃是為攝化眾生與喚醒世人而取，這個筆名，一直用到民國四十八年（西元一九五九年）冬天第二次出家後，才停止使用。另外我從民國四十七年（西元一九五八年）元旦開始，同時用了一個「張本」的筆名，在《海潮音》及《今日佛教》上寫稿。

佛刊很多，為《人生》寫開了頭，其他幾家，也向我索稿。因此，我就放棄文學的習作，專寫佛學性的文章了。

寫文章的路子一開，思想一通，理境一現之後，便會源源不絕地一直寫下去，寫了一篇又有一篇，路線雖只一條，境界卻是愈開愈寬了，又像滾雪球似地，知識一天天地增進，文思也一天天地廣闊，不論看什麼書，不論吸收何種知識，均會匯集到我所歸宗的中心思想上去，漸漸融合，慢慢凝聚。做學問做到此一地步，真是一大樂事。但此在我，到了民國四十六年（西元一九五七年）才開始活潑起來的，雖然那也只是我在學問之門中見到了一線曙光，在思想之海中嘗到一滴之味而已。但是好多人以為我是開悟了。

有時候思潮澎湃，不能自制，即於抱病之際，也要執筆一吐。我在新店時的工作很苦。而且常常通夜工作，我不慣夜間生活，夜間工作之後的第二天日間，並不能夠將晝作夜，補足夜間的睡眠，故而每於夜間工作之後，次日又於白天讀書、寫文章。

因病退役

新店這個地方，除了工作辛苦，什麼都好，新店的碧潭是著名的遊覽區，我也在同事們的勸說中，在碧潭中喝飽過好幾次水，有一次大膽橫渡碧潭，差一點就做了沒頂之鬼，總算我在金山邊及高雄的西子灣，曾經有過被沖在珊瑚礁上弄得遍體鱗傷的紀錄，結果使我學會了最起碼的游泳術。新店的營房環境好，飲食也好，對我的親近佛教，那是更好。碧潭的附近有幾座規模不大的寺院，竹林精舍就是其中之一，當軍官之後，經濟情況好轉，因此，我的藏書愈來愈多，以致多得無處可藏，我便把它們寄存到竹林精舍去，證蓮老和尚，雖在大陸我對他早已慕名，到了臺灣才有機會拜見。證老後來見到好多家佛刊，經常有我的文章，他很歡喜，但也為我的身體擔憂，見我的身體愈來愈瘦了，每次見面他都要勸我幾句：「寫文章是好事，但也要有身體做本錢，古德說：法身要借色身修；身體雖是臭皮囊，沒有臭皮囊也修不成清淨的法身；文章寫得多寫得好，人家最多稱讚你一聲有智慧有聰明，拖垮了身體，卻只有自己倒楣！我見過很多聰明年輕的人，多因不懂愛惜身體而夭亡了！」這實在是金玉良言，使我非常感激。

其實，一個以讀書作文為樂趣的人，便不會以為讀書作文是有傷健康的折磨；相反地，我倒常因夜間工作，晝間失眠，感到煩悶急躁之際，以讀書作文來驅除那些惱人的情緒，故我很難感到讀書是件苦事。

我的身體日漸衰弱，乃至抱病，乃至因病退役，純以工作的負擔而來。那個機關的工作，性質特殊，每天八小時，三人一組，日夜輪流，工作之時，從上班到下班，均在聚精會神在手腦並用中度過，有時候連喝一口水的空閒都不易抽出來。在白天工作，已夠辛苦，到了夜間，更加難受，工作時很想睡覺，卻不敢睡覺，稍一疏忽，都有責任，早晨下班時，一身的疲倦，又有一頭的興奮，身體休息了，頭腦仍在工作，頭重腳輕，眼睛要睡覺，大腦在幻想——其實那就是神經衰弱所引起的神經過敏症了。往往在床上躺了半天，也捕捉不到一絲睡意。愈想愈睡不著，愈睡不著情緒愈壞，為了抑制情緒，我常練習靜坐，唯因我的神經衰弱，靜坐時始終不得要領。尤其有幾位促狹鬼的年輕同事，往往見我打坐，總會想出一點花樣來開我的玩笑，通常是在我面前怪叫，說是某某女同志打扮得好像狐狸精似地從我們的寢室門口如何如何地扭著屁股走過。見我不理睬時，就用兩隻手在我的眼前掃過來拂過去，只要我的眼皮稍微一動，就會引得他們哈哈大笑。有時候我也用默念佛菩薩的聖號來控制情緒，但也未必每次有效，念聖號不用分別心，過敏的神經系統，卻不容你不分別，胡思亂想，昏昏然，飄飄然，不知想些什麼，反把念聖號的念頭拋向了五里霧中。

但我並不曾因此而請求減輕工作，或者學著偷懶，我的工作成績，始終保持著甲等，我也時常獲得工作的獎金。直到我病了，不工作了，乃至退役之時，我還保持優秀同志紀錄。

我是民國三十八年（西元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五日於上海入伍的，至民國四十九年（西元一九六○年）元月一日退役令正式生效，在軍中生活了一共十年零六個半月。但我在民國四十八年（西元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七日因病「半休」，五月二十七日即遵醫囑請准休養，停止工作，直到退役，沒有上過班。所以，若就實際的軍中生活而言，我是剛好十年，這也是非常地巧合。然而，我達成退役的願望，足足使我苦鬥了一年又八個半月，從民國四十七年（西元一九五八年）四月十四日得病，至民國四十九年（西元一九六○年）元月一日之間，因我患的是慢性的風濕症，醫院查不出病原，不能出具病殘證明。先與病痛苦鬥，最後七個月則為退役的問題苦鬥，再三再四地走到了山窮水盡，又再三再四地發現了柳暗花明，其間以南亭、悟一兩位法師，特別是東初老人給我的協助與安慰，使我永遠難忘。但是，另一位幫助我最有力的鄭介民先生，當我的退役手續辦好剛二十天，他就因心臟病突發逝世，這使我悲欣交集地哭了一場，並在他靈前誦了好幾天的《地藏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