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鼓全集》第六輯 自傳、遊記類|06-01 歸程|附錄一我為取得日本學位而要說的幾句話印順長老

一

本年（民六十二年）六月我獲得了日本大正大學文學博士學位，我國的佛教刊物，多數予以報導。最近《海潮音》月刊，一再發表了責難的文字；也有法師來信，對此表示異議。所以我想對取得學位的經過，及我對學位及中日佛教關係的看法，說幾句話。

關於學位取得的經過，先要說到與此有關的二位，即日本的牛場真玄先生與我國在日留學的聖嚴法師，牛場先生聽說七十多歲了。他能讀我國的文言與語體文，他存有對中國佛教的好感與熱忱的希望。我沒有見過牛場先生，可說與他沒有私交。但他在近二十年來，經常將我的作品翻譯或寫成報導，推介於日本佛教界。假使日本佛教界知道中華民國有個印順，那是受了牛場先生自動的義務推介的影響。我在中國文化學院授課時，在日留學的慧嶽法師，認為我如有一學位，那多好。他自動去與牛場先生談起，並進行取得學位的活動。直到事情中止進行，我才聽旁人——演培或吳老擇談起。這是牛場先生與我關係的一切。聖嚴法師，我沒有與他共處，他去日留學，我也沒有給予任何幫助，論關係，也是極普通的（如聖師所作〈劃時代的博士比丘〉所說）。這些，都是過去的事。

這次學位的取得，要從我在病中說起。前年（民六十年）秋天，我病在醫院，生死未定。印海法師來說：牛場先生來信，希望我同意他，對我的《中國禪宗史》譯成日文（據聖嚴法師文所說知道，《中國禪宗史》傳到日本，一般反應良好。牛場先生為了過去答應過慧嶽法師，所以又自動地熱心起來，想用日譯本申請學位。但他那時來信沒有說明，我只知道翻譯而已），我覺得是好事。寫文章，希望有人讀，希望多有人讀。近代的日本佛學界，能讀我國語體文的太少，所以如譯為日文，那對日本佛教界，應有較多的影響。這樣，我雖在病中，也就同意了。那時，我國還沒有退出聯合國。

到去年（民六十一年）七月二十九日，牛場先生直接寄信給我，稱歎《中國禪宗史》，勸我以日譯本向大正大學申請博士學位。聖嚴法師與吳老擇居士，也來信勸請。牛場先生對我二十年來的自動推介；這麼大年紀，竟在四、五個月內譯成一千多頁稿紙，費時費力，使我覺得盛情可感。我那時病情正在惡化，為了不使愛我者失望，同意了他的請求，並寄一些資料（經歷及著述）去日本。那時，中日還沒有斷交。

民國六十二年（西元一九七三年）六月二十七日午後聖嚴法師代表印順法師接受大正大學頒給的博士文憑，右為該校校長福井康順博士，左為印老的學生吳老擇居士。

今年一月底，我應樂渡法師與沈家楨居士的邀請去美國長期療養，途經日本，休息了兩天，見到了聖嚴與清度法師，吳老擇與梁道蔚居士。我身體弱極，只在旅社裡待了兩天。那時中日邦交已斷，所以我對申請學位一事，表示缺乏興趣，並提出理由，其中之一，便是為了我是中華民國的人（聖嚴法師文中，也提到這點）。那時，正值寒假，一切停止活動，所以大家結論為不做主動促進再說。

到了四、五月間，聖嚴法師來信說起：牛場先生告訴他，學位進行的準備工作，大體完成。我去信表示，不如中止進行（信是請日常法師寫的）。但無巧不巧，隔一天，聖嚴法師就來了信：他在前幾天，因關口博士告以準備工作完成，須繳申請費用，所以聖師已經繳納；不足部分，由他先為墊出。到了這一階段，我也就決定如此了。本來應親自去日本接受學位，由於身體轉壞，不能前往，才由聖嚴法師代表接受，將「學位記」寄回臺北。學位取得的經過，就是這樣。我沒有與校方直接聯絡，牛場先生與聖嚴法師，自動為此而犧牲時間與精力，我應表示我的謝意。

二

再說到學位：學位是世間學術的一項制度，與佛法的修持無關。以佛學來說，我對無信仰無思想的佛學，我從來不表同情。認為，「即使對佛教有傳統習慣上的情感，也不過做為文化遺產，照自己的意欲去研究，使自己成為佛學家與博士而已」。「如沒有這種信念與精神，任何研究，或成就如何輝煌，都不外乎古董的鑑賞，歷史的陳述與整理。雖足以充實莊嚴圖書館，而不能成為活的佛學」（並見拙作〈談入世與佛學〉）。就博士學位來說：這並不表示無所不通，也不是對此論題絕對正確。這是表示對於某一論題，寫作者曾經過縝密的思考，能提出某些新的意見，新的發現或新的方法，值得學界參考而已。所以我並沒有把它看作什麼了不起。

（《菩提樹》第二五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