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學者與我
矽谷是一個科學工業園區，在那兒滿街的行人，當中可能有三分之一都是擁有博士頭銜。所以菩提學會的成員，都是華僑界的菁英知識分子和高級技術人員，具有博士頭銜的就有幾十位。當我講完之後，文教中心的負責人特別從他的辦公室出來見我，向我致意。據菩提學會的經驗說，這是破天荒的第一次，佛教的活動能受到他的重視和欣賞。原來他利用擴音器在辦公室中很用心地聽完我的全場演講。這次是我在三藩市期間唯一沒有用其他語文翻譯的演講，我雖然很累，但是對著兩百多位科學家及他們的眷屬，已經忘了疲勞。當天還在那邊見到在國內非常有名的小提琴家鄧昌國和他日籍的夫人鋼琴家藤田梓女士，他們在會後也特別到台前向我致意。當我回到紐約之後，還收到鄧教授的一封信：「久慕法師學養，無緣當面請益。退休來美閒暇購讀東初出版社法師各類大作，獲益匪淺，深感自鈴木大拙之後，西來傳法除法師之外似無第二人。本年十月能親聆法師傳道，敬佩何如；惜身體欠安，俗務阻撓，致菩提學會未能參加，至感遺憾。」他在信中還附了兩篇剪報，是他自己的散文，文中都介紹了佛教。他們夫婦兩位是虔誠的佛教徒，鄧昌國於一九九○年九月為《心經》完成了一份曲譜，寄給我參考。從他的文章知道，他不認為那些神怪無稽的宗教現象能夠對人類有多大幫助。我相信只要是一個真正的讀書人，一個正信的佛教徒，都會具備這樣的認識。
雖然他信中說到我是鈴木之後第一人，我當然願意朝著這個目標努力，但在客觀的條件上可能不易辦到。到明年或後年為止，我可能有十種到十二種英文著作在美國及英國出版；迄今已出版的有六種，正在準備出版當中的有三種。我到今（一九九○）年十二月為止，已在美國的三十二所大學做了八十五次演講，其中演講次數最多的，正是鈴木大拙最初在美國演講的哥倫比亞大學，共計十六次，所講的主題及內容也都是圍繞著禪的理論和禪修的方法。可是時代不同，環境也不一樣。當年的美國社會富裕安定，所以青年知識分子都追求精神的開發和探討，從西方的物質文明之中另闢蹊徑，追求東方的禪的精神境界。所以當鈴木的著作風行之後，不僅各大學乃至各高中都開設禪學和坐禪的課程。如今情況大不相同，經濟蕭條，社會不安，年輕人又去追求物質的條件，做為生活的保障，這就是美國人求現實的特徵。因此縱然我也有鈴木之才，但已失去了鈴木的時機。何況我也沒有像鈴木大拙那樣有一位太太，她是日裔美人，英文相當好，在語文上幫了鈴木極大的忙。尤其我的英文程度僅夠平常會話對談，演講需要翻譯，寫作不能執筆，仰賴我的弟子們的翻譯和編寫，已經隔了一手，彼此做來都很費時費力。我沒有想到要跟誰比，只是盡一己之力，對能夠讀懂英語的世界人士，提供一份棉薄之力。特別是當年的鈴木大拙，以禪史禪理的介紹為主，我則以介紹發揮禪修的方法為主，故也有所不同。
當天我也遇到一位老朋友，那是原在政治大學邊政學系任教的蒙古籍札奇斯欽教授。他曾為我們的《華岡佛學學報》第五期寫過一篇論文〈佛教在蒙古〉。十年前我在哥倫比亞大學的國際佛學會議上遇到他時，曾勸他說：「你既然是蒙古的同胞，應該是佛教徒，要把佛教的信仰做為生活的實踐。」這對他的影響很大。這次在南灣演講的會場裡又見到他，原來他攜同夫人從猶他州的居住地，來到聖荷西探望他們的少爺，現職會計師的于崇德先生，因從報上看到我演講的消息，所以一家三口都到了會場。散會時他把他的夫人和少爺介紹給我，並且一再地說：「你是我的師父，是因為法師才把我已經中斷的佛教信仰重新恢復回來。」這使我感到非常欣慰。人到晚年，能夠回到佛教信仰，實在是一樁幸運的事。所以我連聲對他說：「恭喜你，祝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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