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鼓全集》第六輯 自傳、遊記類|06-06 東西南北|附錄二初遊新加坡

一、弘法因緣

一九六二、六三年之間，就先後有吉隆坡鶴鳴寺的印慧長老及檳城三慧講堂的竺摩長老，邀請我去南洋，因鑑於自己的德學與行持不夠，恐怕沒什麼貢獻，所以未敢答聘，因緣不成熟而作罷。二十年後，因新加坡政府提倡宗教教育，將宗教教育納入正軌的國民中學教育，而且是必須接受的義務教育。由該國佛教總會邀請我擔任有關佛學課程的師資訓練，本來，今（一九八二）年的八月中下旬，我是準備出席在英國倫敦召開的一項國際佛教學術會議，結果考慮到去新加坡更有意義。我衷心希望此次新加坡宗教教育師資訓練的活動，對我們中華民國有啟示及鼓勵的作用。雖然，宗教教育納入正軌教育，已成為一種世界性的必然趨勢，如歐美諸國，以及東方的日本已有些大學設立宗教學院，或宗教學系，或選修宗教課程。但我國政府對宗教教育，仍採取觀望態度，正視宗教教育，似乎還有段時間。新加坡是個年輕的政府，俗語說「年輕有為」，富於嘗試求新的精神，基於這點因素，即使二十年後的今日，我的德學及行持仍然不足，但我非常樂意成就此一因緣。

二、新加坡

新加坡位於馬來半島南端，亦稱為星洲，Singapore 原為馬來語「獅子城」的意思；一九六五年獨立，人口約二百四十萬。其中百分之八十是華人，其餘有馬來人、印度人、印尼人，四種民族混合，以華人為主；政府公文用中、英文，華人子女接受教育，多半要學華語，新的一代大部分會英語，而現在新加坡政府，推行華語的統一教育，華人均應說華語，而逐漸淘汰閩語、粵語等方言。乃至馬來人、印度人為了做生意也在學華語。所以到了新加坡，感覺上沒有離開自己的國家，見到的是中國人，街道上商店的招牌到處是中文。

三、宗教課程的講授

華人中百分之七十是佛教徒，其餘是天主教、基督教，也有印度教、伊斯蘭教。政府提倡宗教教育是平等的，隨個人意願選修，將這些課程安排在國民中學的三及四年級時，也就是十年義務教育的最後兩年。名為選修，所謂選修，是於各宗教中任選其一，所以宗教課程是必修的；如果學生本人或其家長不信教的話，也可以選儒家的道德教育課目。臺灣的報紙前一陣子，很讚揚新加坡提倡儒家思想，覺得那是中國人的光榮。

新加坡政府邀請中央研究院院士許倬雲博士、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唐德剛教授，另有杜維明、熊玠、余英時教授等，召開了好幾次儒家道德教育與宗教教育的座談會，我也是被邀請的佛教學者之一。我們中國佛教徒，一向主張儒家的道德教育，是佛教修行層次中的基礎，是屬於佛法中五乘共法的人天乘，也是一般做人的標準。因此，會議上，我贊同新加坡提倡儒家教育。但其他宗教，特別是伊斯蘭教則表示有困難。甚至新加坡政府內閣閣員，也在公開演講中，提出警告說：佛教、伊斯蘭教、基督教裡已包含了儒家的道德教育，宗教中就已有教人如何做好一個人，不必另闢儒家的道德教育，這點可以杜進財博士和王邦文博士為其代表人物。依我看來，在新加坡，儒家思想勢將不可能成為主流，實際上，只是為了一部分不願意接受宗教課程的人而設立儒家道德教育的課目。未來多半的新加坡人可能選擇佛教。

這次宗教課程講授的對象是國民中學準備教授佛學課目的老師們，係由教育部指定名額，並由各中學指派人選而來。分為華文組及英文組，大部分的年輕人習慣使用英文，聽說是我要去授課，聽得懂華語的，多少轉到華文組來，故一下子增加到一百五十三名之多。

由於新加坡以前，曾有外籍傳教士，利用傳教活動以擾亂社會秩序，大概是所謂的「妖言惑眾」；有日本的，還有臺灣去的一貫道，藉佛教名義在那裡開設分壇，一時間聚集了很多的信徒，弄了許多錢，後來被當地政府驅逐出境。因此，政府規定宗教師不准在新加坡做傳教活動，我去的那天上午，正好達賴喇嘛離開新加坡，達賴喇嘛是新加坡佛教會得到政府授意邀請訪問的，也不能有公開的弘法活動，但他是活佛，雖然僅是和大家見面而已，會場仍然擠得水洩不通。

我也不能例外，當然不得有傳教活動；雖然如此，我卻比達賴喇嘛幸運得多，在新加坡還做了六次擴大的公開演講。訓練班的老師，另有三位法師、一位居士，那就是當地的演培法師、隆根法師和甫自越南逃出的超塵法師，以及高文顯居士。事實上，佛學課程已經排得很緊湊，除了上課、開會，我只希望多一點時間休息，但很多人因華文組額滿，教育部又規定不接受額外人員的旁聽。因此，由佛教總會向政府請准，策畫給我安排了八次的公開演講，以滿足許多人聞法的心願。結果，一次因為八月九日是新加坡的國慶日暫停，最後一次八月三十日則因我病重，而請超塵法師代講。這期間又有南洋大學、工藝學院、長青佛教文化服務社等請我演講，主辦單位有所顧忌而指示他們向教育部申請，但申請手續須費時三、四個星期，那時我已經離開新加坡了，所以只好作罷。這點實在感到無限的歉意，因緣不具足是強求不得的啊！

四、熱忱的招待

在新加坡的佛教界，我只認識由臺灣去的演培法師、隆根法師，以及曾在新竹壹同寺求學的比丘尼能度法師。所以我以為來接機的人不會超出三數位，想不到一下飛機，尚未出海關，便從玻璃窗門看到了好幾十位比丘、比丘尼、居士們鵠候在外。海關人員看到那麼多的人等在外面迎接我，行李看也不看就讓我通過了，由這點可以看出佛教在新加坡是很受尊重的，如不受人尊重，有的人一看到和尚就會討厭，當然不會給我優遇了。

演培法師為我一一介紹，隆根法師及能度比丘尼固然到了，佛教總會主席宏船長老，今年八十多歲，祕書長常凱法師今年已六十七歲，副主席廣洽長老八十二歲了，其師弟廣淨長老，今年七十二歲，江蘇同鄉性仁法師也年近七十；另外八十三歲的慧圓比丘尼，和臺灣佛教關係密切，他是慈航菩薩的弟子，在家時俗名林達堅，在新加坡，護持佛法，非常發心。早先慈航菩薩在新加坡就是受他護持及供養，竺摩法師先到新加坡，後到馬來西亞；印順長老到新加坡，也是與他護持有關，他雖然晚年出家，但自居士時，擁護三寶，發心善舉，不遺餘力，非常地難能可貴，他帶著他菩提蘭若的師兄弟及弟子們接我。另一位是自度庵的老當家比丘尼慧平師，今年七十五歲，以及他的弟子們，還有自香港去度假的澄真長老尼，菲律賓籍的高文顯老居士等，煩勞這麼多大德長老來迎接我，心裡實在過意不去。

他們送我到新加坡最大的女眾道場「自度庵」居住，我心裡老覺得怪怪的，他們解釋說慧平師供養心大；真的是每天燕窩、人參，熱忱招待，住了三天，我自動換到男眾道場，隆根法師的靈峯般若講堂，但他們仍時常送來供養，一些燕窩之類的食品。同時，我在新加坡的一個月期間，除了佛教總會的公宴歡迎之外，尚有佛教總會祕書長常凱法師、般若講堂的隆根法師、自度庵的慧平當家師、知歸佛社的妙華法師、菩提蘭若的慧圓當家師、福海禪院的空雲尼法師、新加坡女子佛學院的演培法師、萬佛林的法權比丘尼及其徒嚴慈師、佛緣林的竺摩長老、長青佛教文化服務社及素食林的何育贊、林秀英等居士、龍山寺的廣洽長老、毘盧寺的遠藏法師、如是我聞的優曇長老、靈山寺的常恆法師、法施林的性仁法師、栴檀林的明真法師、福泉寺的印實長老、大悲院的法坤尼師等，分別為我接風，逐家邀我吃齋。有好幾家如常凱、演培、隆根諸法師，自度庵、菩提蘭若、福海禪院等的諸尼師，請了又請，幾乎每天都有歡宴；甚至一天有兩家邀請，每餐都很豐盛，多半有燕窩，有的有竹笙、甘蔗花，都是珍貴的名菜。飯後有的有果王榴槤、果后山竹，此兩種水果，我去時已到謝市季節，但是福海禪院的空雲師、佛緣林的繼妙師、菩提蘭若的性淨師，都能設法買到上品，且其價格著實貴得出奇。而且齋後有䞋，送客時，主人必親自送到客人登車離去老遠。如此隆重熱忱的禮遇，我是第一次見到，真是感念不盡。

五、光明山的普覺寺

光明山普覺寺的住持是宏船長老。宏船長老在新加坡德高望重，深受大家敬仰。光明山農曆每月的二十七日舉行大悲法會；這個時候，光明山就變成螞蟻山，成千上萬的人絡繹不絕地上山來，萬頭鑽動，人潮一批接著一批，像極了蠕動的螞蟻。不一定是佛教徒，有的好像專來吃似的；山上素齋供應，四菜一湯，外加炒米粉。最少的時候也有一、兩萬人，多則達到十來萬人。

最初，普覺寺的當家師很擔心，告訴宏船長老：「師父！不行啊！這樣吃下去，會把光明山吃塌了。」宏船長老挺有意思，他說：「沒有關係，光明山本來就不是我帶來的，吃塌了也好。」

宏船法師心量大，不怕人吃，他說食輪轉、法輪轉，不能發心皈依三寶，到寺廟裡，看看佛像，看看出家人，吃頓素齋，結個三寶緣，種點善根，也是很歡喜的事。他們那裡沒人講經，結個飯緣也不錯，想想這也是佛法吧！結果他的道場普覺寺，愈吃愈大。起初是老和尚自己拿錢出來，後來有人自動送上山來，一卡車一卡車的米粉、蔬菜。大概有的人後來發了財，想到了菩薩；有的大概吃多了不好意思，也隨喜功德。

六、新加坡的宗教福利事業

初到新加坡，看到牛車水區的戲院叫作「人民劇場」，心裡頗感奇怪，後來才明白，目前政府的執政黨便是人民行動黨，其黨魁李光耀總理很賢明，他走西方資本主義的路線，且竭力提倡社會主義，貢獻人民的福利為主要目標，對於宗教團體經營社會福利事業非常鼓勵。

七、養老院

現在的社會，老人是個大問題，早先新加坡原居民的住宅多用甘蔗葉築成，底層架空，有點像水上人家那種住宅，既不雅觀也不衛生，唯一優點是與大自然接觸。近年新加坡政府興建大批十幾層高樓的國民住宅，他們稱為政府組屋，解決住的問題；可是，年輕人可以適應，老年人就不太能適應，一住進去，老人的死亡率便增高很多。原因是像鴿子籠般的國民住宅，沒有樹木花草，不能有庭院散步、乘涼；有限的空間，因為與晚輩接觸多，瑣碎事物的摩擦也就相對地增多，老年人不受歡迎，不如以前安樂，因此養老院的需要就漸漸地迫切起來。新加坡的寺院已有數家規模很大的養老院在興建中，像光明山、大悲院、演培法師的佛教福利協會、印實長老的福泉寺等。老死相關，寺院經營的老人院旁就有骨灰塔，亦為寺院經濟開了財源。

老人院早先的由來，是廣東省有很多小姐，不願意結婚，出外替人幫傭、做工，由大陸到香港、新加坡，年紀大了，存點錢，身體不好，不能再做工了，出一筆安單費，可以終身住在寺院裡。我見到的自度庵及福海禪院等，便各有數十位這樣的老年人，雖無養老院之名，卻有養老院之實。

新加坡佛教總會辦有中醫施診所，一棟大概有七、八個診療室，從早上到晚上，醫師分作三班制，用西醫的治法，中醫的處方。政府雖有西醫的福利事業，但一般華人相信中醫，政府也鼓勵佛教辦施診所。這所醫院已有三個分院，雖然僅僅施診不施藥，藥費比外邊便宜得多，所以診所的一般開銷頗為可觀。經費來源，有的是由各寺廟及其信徒樂捐，比較特殊而且也是一大財源，則是中元節所募的款項。

中元會又稱「盂蘭盆會」，當地民俗有祭拜，本為道教與佛教，現在則純是一種風俗，並無多少宗教色彩。每個地方各自統籌辦理，用紙紮成一個鬼王，大家聚在一起祭拜，吃頓晚飯，請幾個歌手唱幾小時的流行歌曲或地方戲。新加坡居民大都從事工商業，他們為了感謝一年來的平安、生意順利，都會出一些錢標購一項紀念品回家，討一個吉利，佛教總會與他們聯繫，利用這活動舉行義賣；最多時，一個晚上要出動一百多人，分成四人一小組，每組可得數千乃至萬把元；一個農曆七月下來，可以募到數十萬乃至一百數十萬的新加坡幣，新加坡幣兩元相當於美金一元。這些出動的人員，均係年輕力壯的在家男女居士，純屬義務，最多津貼數元的車資。可見大家均樂於慈善事業的推動。

新加坡能講經說法的法師不多，該國現任環境發展部王邦文部長，呼籲佛教界積極培養人才，否則怕將來因跟不上社會的進步而被淘汰。事實上，新加坡一共只有幾十個比丘、一百多個比丘尼，能辦出如此規模的慈善事業，並且另有彌陀小學、菩提小學及文殊中學等社會教育事業，已經很難得了。

八、真誠的感謝與致歉

新加坡的佛教徒求法心切，我在那裡，除了上課三十堂之外，也做了六次公開擴大的演講，每次聽眾約七、八百人。另外在般若講堂、女子佛學院、菩提蘭若，也各講了一至兩次開示。來聽經的有八十多歲的比丘尼、老太太，有的聽不懂華語，僅能偶爾從隔壁的聽眾翻譯一、兩句，有的只是想看看我。幾年來，我有幾本書在新加坡頗受歡迎，而臺灣的佛教刊物，在新加坡也能看到。後來聽說我病了，竟有人哭了；特別是佛教總會人員及般若講堂、自度庵、菩提蘭若、福海禪院的諸師，一再地為我延醫及看護，令我非常感動。最大的遺憾，是沒有時間把最後一次的演講講完，最後一課也未能上課堂，均請超塵法師偏勞，代我講完，我比預定的日程提前兩天返回臺灣。另外，對馬來西亞的佛教界，也極表歉意，當地報紙已登載我將去弘法的消息，因病而取消。所幸的是，我已見到了馬來西亞的竺摩老法師，他恰好從檳城到新加坡，在他的分院住了一星期。

新加坡天氣和臺北差不多，但濕氣重又燠熱。我不曉得需要喝大量的水，而且要經常沖涼；他們一天要喝八大杯水，每天至少要沖兩次涼。我不常喝水，有時也沒洗澡，加上食物多屬熱性，菜裡又常放辣椒，尤其榴槤也是熱性的水果，我的食量不大，但也吃了五次之多，加上新加坡雖地處熱帶，寺院卻甚少裝置冷氣。一向瘦弱的我，就這樣病倒了。

我很感謝新加坡佛教界的熱忱，更感激這次助成此一弘法活動的因緣；尤其生病，使大家擔心、關懷，在此，一併致上最真誠的謝意。

這次害的病，中醫叫作蛇和疔，西醫稱為帶狀疱疹，是一種濾過性病毒，因為抵抗力不夠，活動太多，睡眠不足，所以病毒侵入左顏面的三叉神經。八月二十五日，發覺半邊頭面皮膚麻痛，二十六日上午看西醫，二十八日再看另一家西醫，打針服藥，均不見效，二十九日又看第一家中醫，而病情惡化，疼痛不已，三十日請到一位八十二歲的老婆婆，是專門捉「蛇」的，她一看就知道，蛇頭、蛇尾、蛇眼睛，用燈草醮油點火，對準每一個泡狀的病瘡，逐一燒點，嗶啪作響，她說蛇已捉走，當晚定可一夜安眠，結果卻身熱、口渴，疼痛愈劇，因此決定提前飛回臺灣，免得在客中，驚動勞累了新加坡佛教界的緇素大德們。事實上，即使如此，我已麻煩了許多人。

九月一日清晨，在我上飛機前數小時，尚由能度法師請一位梁居士從老遠地方趕到般若講堂，用祖傳的咒術及一種白粉為我治療。我即被塗了半張臉的白粉上了飛機。菩提蘭若的當家師，也為我煎了羚羊角，帶到機場給我服下解熱。我簡直將新加坡的佛教界，騷擾得失去了安寧。

到機場送行的，除一個月前迎接我的諸大德之外，又多了印實、超塵、談禪、明真、厚忠等長老法師。他們都以抱歉的口吻說是照顧不周，以致我抱病而回，常凱法師還一再地說：「希望法師再來南洋，但願不要因此使你怕來南洋，而叫此間的大眾失去了向你求法的因緣。」

這確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害大病和重病，一病一個月，一痛半個多月不止，連續不斷地如針刺如刀絞。我也第一回住進了醫院，而且連住兩所，先以西醫控制病況，再以中醫清除病毒。所謂生老病死四大苦，並不一定老了才有病，當我經過這場大病，始覺得已經老了。我們的四大色身，本由業力感得的業報果，不一定有病方有苦，當我害了這場病，始深深地體會到，應該如何平心靜氣地來接受苦報，同時也使我更深一層地體認到眾生所造業力的可怕。所以，這一場病，對我而言，是一種收穫，不是損失。

（一九八二年九月二十七日講於北投中華佛教文化館週日法會，刊於《菩提樹》三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