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三他山之石——羅契斯特禪中心訪問記
一、一位美國禪師
美國的禪佛教，是由日本的鈴木大拙博士，於一九五○年代在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開講禪學，並以他的英文著作，介紹東方的禪思想，而受到普遍的重視。今天我要介紹的這位美國禪師凱普樓（西元一九一二年─），便是在哥大接觸到禪學的課程。
初來美國傳授禪法的，也是日本人，早在一九○五年，即有釋宗演到了美國，稍後，他的在家弟子千崎如幻（西元一八七八─一九五八年）也到了美西的三藩市，以白人為對象，設立「東漸禪窟」，一九二二年，釋宗演的再傳弟子佐佐木指月（西元一八八二─一九四五年），到美東的紐約市，也以白人為對象，成立「第一禪堂」。而這位美國禪師凱普樓，雖出生於紐約州接鄰的康乃狄克州，但他卻於一九五三年（四十一歲）到日本，依止發心寺的原田祖岳禪師、原田的弟子太平寺的安谷白雲禪師，以及龍澤寺的中川禪師，修學十二年之久。這是日本曹洞宗系統而又運用臨濟宗方法的新禪宗，他將以上三人，稱為禪門的三根支柱，而他的第一本關於禪修的著作，便以《禪門三柱》命名。他親近最久獲益最多的是安谷禪師，安谷氏四十歲時遇到原田氏，五十八歲時始受原田氏的印可，八十高齡過後，即到美國定居，弘揚禪法。他雖於三十歲時結婚，並育有子女五人，但他每天吃兩餐，不食魚、肉、葷、酒和蛋類，終年簡衣素食，奔走各地。這在日本僧侶來說，則是少有的。
凱普樓氏則於一九五八年（四十六歲）在日本，和加拿大籍的迪蘭西女士（Delancey）結婚，生有一女，共同修學禪法。於一九六五年（五十三歲）回到美國協助安谷氏。一九六六年即於紐約州北邊，靠近加拿大的羅契斯特市（Rochester），成立了「禪中心」（The
Zen Center），便是我這次去訪問的道場。
他畢業於紐約市布魯克林大學（Brooklyn
University）的法律系，曾從事新聞採訪工作，故很有寫作才能，迄今已出版的著作有十多種，上述的《禪門三柱》是第一種，也是他的代表作和成名作，初版於一九六五年，如今已銷售五十多萬冊，中文本由顧法嚴居士譯出，一九七五年慧炬出版社印行。第二種《禪——西方的曙光》（Zen: Dawn in the West）出版於一九七九年。第三種《憐愍眾生》（To Cherish All
Life）出版於一九八一年，此書也已由顧法嚴居士以中文譯出，並在《菩提樹》雜誌自三七八期開始，以〈護生〉為名，連載完畢。另有《死輪》（The Wheel of
Death）。他在一九八一年八月率團訪問中國大陸歸來後，一九八三年又出版了一冊小書《中國佛寺與石窟巡禮》（A Pilgrimage to the Buddhist Temples and Caves of
China）。他的著作，善於分析、組織、描述，尤其他肯用心思、廣蒐資料，並且加以過濾選擇。比起一般在美國出版的有關禪的書籍之只知賣弄公案機鋒者，完全是兩種不同的風格。
二、應邀訪問中華民國
他有一位中國女弟子，是田寶岱大使及葉曼女士的女公子田之雲小姐，促成了他於本（一九八四）年三月中下旬間，訪問臺灣的因緣，當時他除了在臺北市中山堂做了三場講演之外，也訪問了幾個道場、幾家佛教的雜誌社。
我在美國八年，會過的禪師，包括日本人、韓國人及美國人，有十多位，就是沒有和這位凱普樓禪師碰過頭。可是彼此通信、互相慕名，已有好多年了，那是通過彼此的出版物而知道的。他曾對我在我們的《禪》雜誌中所刊一篇〈真假禪師〉，激賞不已而來信致意。我們的《禪》雜誌，也為他的《憐愍眾生》寫過一篇很有深度的書評，使他有「吾道不孤」的欣慰而來信感謝。前年當他讀完我的《佛心》，又來信讚歎，說是一本難得的好書。當他訪問中華民國的臺灣時，我正好是在臺北，他下榻於南懷瑾先生的禪學中心，我便以電話跟任職該處的章克範教授聯繫，請他向田大使夫人及凱普樓禪師轉達，能否撥出半天時間，由我招待，並參觀一下農禪寺及陽明山的佛學研究所。他既以「尋根」的願望來到臺灣，能讓他多看幾處正在弘揚禪法的道場及培養高級佛學人才的教育機構，這不僅是我與他之間友誼的交往，也是國民外交當盡的責任。結果於他離開臺灣的前一天，三月二十四日的中午，應我的邀宴，下午參觀了農禪寺，並在陽明山佛學研究所主持了一小時的座談會。據他親自告訴我：這是他訪問中華民國的十天行程之中，感到最愉快和最充實的半天，卻以時間太短，未能對我的道場及研究所，多做一些了解。
三、答聘訪問羅契斯特
凱普樓氏在臺北和我握別之時，一再表示，希望我有機會去他們的「禪中心」指教。四月底我回到美國，五月底便接到他的邀請函，希望能安排三天的時間，選擇彼此都在美國，而又不妨礙彼此既定的活動日程為原則。經過幾番的書信往還，便決定於十一月十二日至十四日，為我前往訪問的日期。
十月底我再度回到美國後，他的弟子又連番以長途電話，和我的美國弟子，商討接待的方式、節目的排定及講演的主題。說是他們的老師（凱普樓）所交代，自「禪中心」成立十八年以來，第一次請到一位中國禪師作客，是一件大事，應該隆重和慎重。我和隨從人員的來回機票以及食宿，均由「禪中心」供養，並已預定於中國餐館以豐盛的素筵歡宴。我也的確想看看美國禪師經營的「禪中心」，希望從他們那裡學到一些日後教化美國人的借鏡。因為我沒有住過中國大陸的禪堂，也沒有正式住過日本的禪堂，到了美國，更不知應該如何才最能引起美國人的嚮往。八年來我雖以美國人為主要的攝化對象，不用諱言的，仍舊是在試探與摸索的階段。凱普樓氏乃是一位成功的禪師，受他攝化的不下萬人，他有十多個「禪中心」，遍布於北美、中南美、歐洲，甚至於共產主義勢力範圍的波蘭、捷克斯拉夫等地，在那兒傳播禪法，主持接心（禪七）。他的太太及女兒早已離開他，他全部的身心，都奉獻給了工作和禪修的生活。所以，除了他能寫書及講演之外，必定尚有為其他美國禪師所不及的地方。
四、簡樸精緻的禪修道場
我與曾經到過臺灣的美國青年保羅．甘迺迪，飛到羅城時，當地正在飄著雪花，比紐約市冷了幾度，幸好一出機場，已有凱普樓氏的兩位發了終身願的弟子，菩提（Buddhi）及金剛（Vajra），駕著汽車在等我們。車程十分鐘，經過羅徹斯特大學（University
of
Rochester），菩提告訴我說，鄧小平有一個兒子，就在這所大學攻修物理學，我說應該邀請他來「禪中心」學禪，才能帶給中國大陸人民幸福。
抵達「禪中心」，已是下午一點四十分，凱普樓氏正在玄關等著迎接，隨後把我們迎進他的私人會客室，他說他正預備和我共進午餐，接著廚房裡搬來了滿桌的食物，看樣子他已等得很餓了。我說我們在中午以前，吃過隨身攜帶的三明治，他聽了顯得很失望，我便告訴他，我很想能吃第二次，他立刻就高興地連聲說：「好和尚有好食量。」（Good
monks have good
appetites.）同時他請我放心，在他的地方，不用擔心有魚肉葷酒。我當然早已知道，他與一般日本系統的禪僧不一樣，他主張素食，批評所有肉食的佛教徒們，未能體會到釋迦世尊所倡慈悲心的宗旨，所以他對中國傳統的佛教生活，特別有好感。
稍後，我又知道，這位禪師，不僅嚴持素食，而且是日中一餐，整個「禪中心」的住眾，晚上固然不進晚餐，早餐也非正式，要吃的人，可以到廚房取食一碗麥片粥。飲食如此簡單，卻未見有人面黃肌瘦。
飯後，凱普樓氏帶我參觀他私人的臥室及浴室。臥室中一床一椅之外，別無他物。他的浴室則特別考究，完全採用日本的「風呂」式，由日本原裝帶回的木製大浴桶，裝上瓦斯溫水器，冷熱調節，另有一大桶盛儲涼水，地板亦用日式棱空的木條架成。廁所採用日式蹲座，加上特製的木蓋。據他說，這套日本浴廁設備，係購自日本。
其實，當我初進門時，已經發現，「禪中心」的外觀，雖是三棟西式的樓房所組成，大門口的上方，懸著一方布質棕底黑印的「
」標誌，表示「禪門三柱」的記號，這絕對是日本風格。門內的玄關設施，掛衣架、置鞋架、高架的地板，也是仿自日本。他的私人會客室，用原色木料製成的書架、壁飾，無一不是學自日本。
隨後他又帶我參觀貫通三棟樓房之間的室外架空迴廊，以及廊外的庭苑小徑，與日本寺院的庭園景觀，十分神似。室內的樓梯、樓板，乃至扶手，均採用原色的木料，據說即使本來已被油漆塗沒的木質部分，也讓他們把油漆刮掉而現出原色。「禪中心」曾經有過五、六位木工的會員，住在那兒好多年，所以這三棟樓房，除了外殼，幾乎使人有置身於日本本土寺院的感覺。凱普樓氏欣慰地告訴我：「羅契斯特這地方，在美國來說，夏天最熱，冬天最冷，是最適合修行的環境，所以我選中這裡。幸運地是，當時有一座天主教教會的樓房被大火燒了，無法修復，就給我們以廉價買下，花了好幾年工夫，修改成為現在這樣我們所喜歡的形式。」他在日本住過十二年，他太喜愛日本式的生活環境了。日本那些住宅式的寺院，既清潔高雅，又簡樸實用，就是我，也很喜歡。那也許正是我國唐朝時代寺院生活的型態吧？
在這三棟樓房之內，有佛殿、禪堂、講堂、小參室、齋堂、一個大廚房、三個小廚房，除了各樓有西式的小浴廁，另有日式的公共大浴室、洗衣房、木工房、裁縫室、庫房、冷凍室、個別的小寮房、數十人的統鋪大寮房，還有一個套房的貴賓寮。禪師個人的書齋，常住的大辦公室、資料室、《禪弓通訊》（Zen Bow
Newsletter）等出版物的編輯室。還有一個二十來坪大的圖書室。每到一個部分，均已有人在那裡工作或照顧，禪師逐一給我介紹他們的名字及所擔負的職務，偶爾也介紹他們在禪中心已住了幾年，是以什麼因緣而學了佛的。初進門時，除了禪師，未見他人迎接，現在讓我見到了十六位常住的職員會員，一一向我合十致敬。今春陪伴凱普樓氏訪問臺灣的貝克先生（Mr.
Randall Baker）及森德培太太（Mrs. Ruth
Sandberg），也在此時見到，他們好像見了多年不見的老朋友一樣，高興得不得了。據說，人數最多的時候，曾有五、六十名常住眾，近數年來，由於禪師經常外出旅行弘法，所以只剩下了十六位。
「禪中心」有很多尊佛像，而且沒有一尊是新的，每一殿堂以及可以供設佛像的地方，都會有或坐或立、大大小小的佛菩薩像，有木刻、銅鑄、漆雕、土塑的不同，來自中國與日本的各有一半，其中一尊以玻璃片嵌成的佛像，是來自尼泊爾。大殿上最大最有藝術價值的一尊佛像，已有兩百年以上的歷史，卻僅以五百美金，購自墨西哥的一個酒吧間。我笑問凱普樓氏：「你既不飲酒，怎麼進了酒吧間？」他笑得很開心，然後說：「佛像落難在酒吧間，不是我去了酒吧間，是一位朋友告訴我，讓我把佛像請回來的。」可見他不僅懂得欣賞古物，也很講究生活環境的藝術化。
五、生活即是修行
這個「禪中心」，除了在接心（禪七）期間是整天禪修之外，平常僅有朝晚兩次進禪堂。早晨五點四十五分聞鐘板聲，靜悄悄地進去，坐上各人先被指定好的位子，板聲結束，即是止靜用功。六點二十分聞引磬，大家略微鬆動一下，立即再坐第二炷香，至七點鐘，開始早課，韻調用日本式，也用大磬和大魚。唱誦有三皈依、〈大悲咒〉、《心經》、《延命十句觀音經》、〈消災妙吉祥咒〉、〈迴向偈〉、禮祖、〈四弘誓願〉等，除了咒文，均以英語翻譯，依照音節，隨著木魚誦出，非常整齊。
晚課內容，與朝課相同。食時有早中兩次的不同唱誦，晚課也有施餓鬼、施渴靈的誦詞，但不是咒文。大致上與今日的日本曹洞宗所用者相同。食前的供養，是每個人都得從自己的食器中撥出幾粒食物，最後自老師處傳出，由一人送到施食台。
晚上七至九點，是進禪堂打坐的時間。中間有三次引磬，讓禪眾略事鬆動。老師（師父）的位置，即在西班首上，朝晚課誦或講開示，則坐於中間的方凳上。我很覺得奇怪，平常在「禪中心」的僅十來個人，朝晚進禪堂的怎麼竟有五十來人，後來他們告訴我，在羅城的基本會員，共有一百三十多人，羅城人口五十萬，一百多人修行禪法，實在不算多，一百三十多人之中，經常僅有五十多位來打坐，的確是太少。可是我想，他們每天起早待晚，從各處開了車來參加打坐，已經是很可喜的現象了。
我們到達的先一天，他們剛打完一次禪七，參加人數五十人，他們的禪堂，最多也只能容納五十五人。因為禪堂的面積只有大約二十幾坪，進門的對面靠牆，供有佛龕佛像。除了四周靠牆架設五十公分高一公尺寬的禪床之外，中央的兩側也架設了兩排，每排寬度兩公尺，從其中線豎立一公尺半高的厚紙活動屏風，每排即成了兩列禪床，坐禪時大家面壁，若不站起來，不會見到屏風另一邊的人。巡香的糾察，可在每一個人的背後經過，卻不致影響到任何一個人。禪堂的四壁，只一面有窗，而且是開在靠近天花板處的半截氣窗，僅是用作通風，採光則靠天花板上的六盞電燈，光度可隨意調節，夏天有冷氣，冬天有暖氣，可經常保持適當的涼爽，冬天進他們的禪堂，仍須穿得夠多。他們的禪堂施設，當然是學自日本的曹洞宗，我在日本已見過好幾處，與此大致類似。
朝晚課誦，即在禪堂中進行，大殿是舉行法會慶典等的儀式之用。課誦之時，即將中線的紙屏風拆除，收進禪床底下，大家一律改採日本式的跪坐姿勢，合掌唱誦。唱誦三皈依詞及禮敬佛祖之時，一律站立在禪床上，就著蒲團，面向佛像禮拜。進入禪堂之後，不僅不得交頭接耳地談話，連舉步下足都輕巧安靜，大家到此打坐，至少這種寧靜肅穆的氣氛，已使他們嗅到了坐禪的味道，可能這就是「禪中心」吸引人的因素之一。
做完早課，上班的人，各自駕車離去。常住的人，準備吃早餐，雖非正式過堂，多半還是去廚房取食。早餐後開始打掃、清潔內外環境。然後各自去做分內的工作，比如廚房、編寫、木工、縫紉等，各以各的專長或興趣，而做不同的工作，不論人多人少，他們都有各自做不完的工作，所以沒有兩人一組三人一堆坐著閒聊的可能。因為生活就是修行，閒聊不是修行。唯有下午五點，有一個吃茶的時間，大家可以到廚房隔壁的齋堂，喝茶散心談話。此外，整天之中，難得聽到有人講話的聲音。
六、我是他們的貴賓
我在羅契斯特「禪中心」一共住了兩晚，被安排在尊客寮裡，我的隨從則住在另一間客室內。我的房間，一床、一桌、一椅和一几，都是原木原色，質地堅固而手工細巧，這種家具在普通的地方並不多見，不用說，是他們的會員親手製作的。
几上擺有時鐘，以及凱普樓氏新出版的幾本小冊子，和他們的季刊《禪通訊》。第一晚我看了其中的兩本，一本便是我前面提過的《中國佛寺與石窟巡禮》。的確，凱普樓氏訪問中國大陸，參觀了一些佛寺及大同、雲岡等石窟，可是，本書所討論的問題，是中國大陸對於佛教的看法，以及有一些中國佛教徒如何把佛陀的教義曲解，以求取生存的機會。結果，在毛澤東親手發動的所謂文化大革命時期，終究還是把佛教徹底毀滅了。如今，中國大陸，對佛教及其僧尼的生活型態所持的觀點，已有改變，但中國大陸的若干佛教徒，依舊扭曲了佛陀的教義。今後的佛教徒，宜扮演什麼樣的角色，來與社會大眾進行溝通，始可避免彼此間的衝擊和矛盾，應該是很值得注意的問題。如果仍像過去中國叢林那樣，幾百幾千人，只顧關起三門來修行，而不能對社會大眾提供有形而具體的服務，恐怕是一種危機。我的英文程度不好，取其大意如此。
當我在貴賓寮內時，除了凱普樓氏本人，到我房內兩次外，「禪中心」的其他人員，都不敢進來打擾我，但他們的照顧接觸則從不間斷。由菩提、金剛、貝克三人，輪流著送來這樣、洽詢那樣，廚房的主廚，一天幾次送水送茶，並且問我要不要一些點心，留著晚上充飢。我是入鄉隨俗，沒有一定的生活習慣，所以回說不必。結果他們還是在我們的房裡，各放了一大盤水果。凡此種種，他們也都是通過我的隨從向我請示的。
十一月十三日上午，我主持了一個座談會，會後有一位青年向我的隨從要求，希望我下午能留給他幾分鐘接見的機會，我以為是他們裡面的會員，所以一口應允了。結果，就在我接見那位青年時，他們的主要幹部三人，一個接一個地來到我的客室，要趕走那個青年，最後還勞動凱普樓氏，親自駕臨，才很不客氣地把青年攆走了。我的隨從以為，在別人地方作客，未獲主人同意而私自接見客人，應是不禮貌的事。因此我立即找到他們的人，請他向他們的老師致歉。然而，反由他們來向我道歉，因為未能防止有人在我預定節目之外打擾我，是不禮貌的。同時他們也嚴禁會員隨便私找貴賓。尤其那個青年，根本不是他們的會員，因他曾讀過我的書，趁此機會，希望向我請教幾個問題。
我想，這不是把我和他們隔離，而是對於一位貴賓的禮貌和尊敬。此在日本及西藏的傳統中，也都是如此，一位禪師或高級喇嘛，是不輕易跟一般人私下接觸的。宗教的神聖和莊嚴，可由此表達出來。由於我從來不注意這些，以致疏忽而造成了失禮。
七、座談會和午餐
這次他們邀請我去訪問，固然是希望我能看看他們的道場，主要目的則希望我告訴他們一些原來所不知道的東西。所以在十三日那天，為我安排了座談會、聚餐會、講演會。只有講演會對外公開，座談會的參加者，是「禪中心」的工作人員，聚餐會的參與者是「禪中心」的核心人員。
座談會在講堂舉行，由他們發問，我來回答，偶爾，凱普樓氏也給他們所提的問題做補充說明。他們沒有用試探及問難的方式，來考驗我的禪修工夫，我也未以勘驗的態度來指正他們禪修程度的高下。他們所問的，乃是佛教對於今日社會的如何適應，又如何使得今日社會的大眾，接觸佛法並接受佛法等的問題。比如：
（一）有一位先生問：「僧伽的意義是什麼？是否必須有僧伽，佛法才能住世？」
我的回答是：「僧伽」（Saṃgha）是「眾」或「團體」的意思，在佛陀時代，除了印度原有婆羅門種的在家職業宗教師之外，尚有許多外道的出家團體，稱為「沙門眾」或沙門團，佛教的出家團體，也是當時流行的沙門團之一，所以通稱為「沙門釋子」，意指釋尊座下的出家眾。《雜阿含經》卷三十三云：「僧，淨戒具足、三昧具足、智慧具足、解脫具足、解脫知見具足。」由其上面的連文，知其係指四雙八輩的賢聖僧。又於《中阿含經》卷六《教化病經》云：「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從佛學道，是名為眾。」可知「僧伽」的原意，是指出家的僧團。但在一百年前的日本，僧人開始帶妻食肉，結果以住在寺院，舉行佛教儀式為僧伽。近數十年來，日本的在家佛教抬頭，又將凡是佛教團體中的修行者或工作者，均稱為僧伽。此跟佛教的原意，當然不同。不過，若有人發心出家，組成僧團，為清淨的修道生活存榜樣，那是最好的事。萬一無法於今後的社會見到出家僧團，能有在家型態的佛教團體，繼續維持世俗的所謂大乘菩薩型態的流傳，總比沒有佛法住世，要好得多。
（二）有一位先生問：「在家型態的佛教，既然能在日本流傳，是否也適合美國社會？」
我說：是的，有這種傾向的可能，因為今後的美國社會中，很難有多少人願意終身過出家生活。不過，日本是習慣於世襲的社會，生於舊派寺院中的長子自然成為下一代的寺主，生為新派教團領導人的長子或長女，也自然地接替他們父母在教派中的領導地位，所以他們可以繼續地代代相傳。然在美國，禪師的子女，能要求他們必然成為禪師嗎？
（三）有一位先生問：「今日在美國的許多宗教團體，熱心於政治的興趣，比如越戰時，反對政府參與越戰，前兩年反對政府發展核子武器，我們佛教徒究應採取怎樣的態度？」
我說：反戰的人，未必是要戰爭的人，但是反戰的發動者，可能就是戰爭的陰謀者。美國的佛教徒人數不多，力量有限，應該以全力用佛法來教化美國的社會大眾，人心多一分慈悲，就少一分戰爭的因素。
（四）有一位先生問：「現在社會的人口激增，帶來了許多方面的壓力。佛教對於墮胎有何看法？是否有經典的根據？」
我說：依據佛教大小乘經論及史傳資料的記載，人的入胎受身，有兩種情形：
1.是當父母好合時或精子與卵接合時，便以第八識緣構成十二因緣中的第四個位置「名色」，「名」是入胎的主體，是心法，「色」是所受果報之所依，是物質，心的精神體與色的物質之最初結合，便形成另一期生命的開端。2.是當胎兒十月滿足，臨出生時，有緣的靈體稱為中陰身者與新生兒合而為一，名為受生。正常的入胎過程說，是依據第一種說法，連最後身的菩薩如釋迦世尊，也不例外，要經歷入胎、住胎、出胎的三個階段。第二種乃是特殊的例子。因此，佛教認為墮胎即等於殺人，在律部載有明文。
另外尚有出家生活與在家修行等問題，經過一小時又二十分鐘，已是中午，不得不結束，趕往城中的中國餐館。
羅城不像紐約，城區的建築物，多不是高樓大廈，而且一家一戶的房子之間，均有相當大的空地，「禪中心」雖也在城內，卻沒有車聲、人聲的噪音干擾，中國餐館也在一大片的空地上，是一位來自臺灣的孫老闆所開，聽說「禪中心」招待的是一位來自臺灣的禪師，孫氏夫婦親自接待，孫太太知道我在中國文化大學教書，因她是文大畢業的校友，所以由自己捧茶奉茶。辦的一桌素席，並不外行。凱普樓氏在席間連連稱讚好菜，說是今天的菜特別好，因為老闆知道我是中國禪師。這一餐飯，吃到下午三點鐘。為的是我與凱普樓氏及其主要弟子之間，有說不盡的話，和交換不完的問題。
凱普樓氏大惑不解的是，他在臺灣的佛寺中，見到求籤及擲筊的現象，問我有什麼意見。我說：在我的寺院裡沒有這些東西，從根本的佛教精神而言，如果以此賺取燈油錢，即違背八正道中的正命。可是既然民間需要，有些寺院即以「方便」為著眼，也用了它們。他說：「對了，臺灣一個寺院的法師就曾如此告訴我了。不過這些人進寺院的目的僅止於此，寺院又有什麼方法讓他們升級而成為三寶弟子的正信佛教徒呢？」我說：「那要看他們的因緣，假如寺院內有人說法，那些人也有意或不排斥的話，便會成為正信的佛教徒了。」他說：「只恐怕這是利少弊多的作法，那會降低佛教等級，破壞佛教形象，使許多未信佛教和反對佛教的人，指為原始的迷信。」聽了他的話，我頗為我國的佛教現象，感到慚愧！
另外，他的一位弟子問我：「禪的修行，可能無法普及到每一個人，因為禪修是靜態的，如何解決這個問題？」
我說：「禪修的本身是不能改變的，需要它的人，自然會接受它，我們的責任是，如何使得更多人知道禪修對於人生所產生的利益。」
八、無拘無束的講演會
講演會在「禪中心」的佛殿舉行，到了一百數十人。這些人之中，當然有幾位是初學者，或是跟著親友來的，但其多數是「禪中心」的基本會員，所以聽眾和我之間，在心理上的距離很近，我所提出的論點，不論新的舊的，對他們都很覺得親切受用。本來只準備讓我講三十或四十分鐘，其餘的時間留給大家發問，結果，我一口氣講了一個半小時，大家席地而坐，竟都忘了時間和腰背與腿的痠痛。因為我和聽眾融成了一片，大家不斷地發出會心的歡笑。當我向大家宣布已講了九十分鐘時，大家才發覺應該要使腰背和腿鬆動一下了，所以凱普樓禪師提議，休息五分鐘，再進行問答。
這次講演的題目是事先由他們和我商定好的：「禪在美國、日本和中國的同異」。我首先說：美國的禪，應該由凱普樓老師來告訴大家，因為他是美國禪師；日本的禪，他也在日本住了十二年，我只住了六年多；中華民國的臺灣，倒是由於日本鈴木大拙的著作及凱普樓老師的《禪門三柱》，譯成中文之後，掀起了中國人對於禪的重估與熱潮，所以都應該由他來講才對。不過中國有一句諺語說：「遠來的和尚會念經」，近代的東方人，嚮往西方的科技文明，連帶以為凡是西方或外國來的都是好的。西方人則漸漸地嚮往東方的精神文化，所以東方來的古魯、喇嘛、禪師，都比美國本土的要更受到歡迎。基於這個理由，彼此互相訪問，「他山之石，可以攻錯」，這也是我有機會和諸位見面結緣的主要原因。
我對美國的禪，說了一個公案：有僧問藥山惟儼（西元七四五─八二八年）：「達磨未到此土，此土還有祖師意（禪）否？」惟儼答：「有。」僧又問：「既有祖師意，又來作什麼？」惟儼答：「只為有，所以來。」10因為美國本來就有禪，所以有禪師從東方來弘揚禪法。不過美國人容易接受禪，也容易把禪丟掉，因為他們性急，多半沒有耐心跟隨老師一住就是十年、二十年，就是跟隨老師，多半也是東奔西走像吉普賽人似地跑碼頭，常常更換他們親近的對象。我們可在許多不同場合的不同老師之處，包括禪及西藏的各個中心，見到不少相同面孔的修行人。他們說是學蜜蜂到許多的花中，採取他們所要的精華，以便釀成他們自己的蜜糖。依我看來，這些人不是蜜蜂而是蒼蠅，他們在各處所得的是垃圾而不是精華，因為到處所見，僅是皮毛，當他覺得不滿意時便離開了。
同時，有些禪師，由於學生們非常在乎修行的成果，所以很輕易地給予印可，得到印可之後的人，對他們的身心問題之顛倒，並不能夠改善，以致覺得禪修只是無用的魔術把戲，便又輕易地丟開了它。這種印可的印，中國祖師們斥之為「冬瓜印」。我想，美國有些禪師的印，可能是用豆腐雕成的。
日本的禪，主要是由榮西（西元一一四一─一二一五年）及道元（西元一二○○─一二五三年）傳自中國，他們所見所受的是中國南宋時代的禪風，以大慧宗杲（西元一○八九─一一六三年）為代表的公案禪，以宏智正覺（西元一○九一─一一五七年）為代表的默照禪。南宋以前的中國，雖已有公案禪及默照禪的內容，但無公案與默照的形式及名目。到了明初的洪武與永樂年間（西元一三六八─一四二四年），又有天奇及毒峰，教人參看「念佛是誰」的話頭，將淨土宗的念佛方法，加諸參禪的形式，變成了禪淨會流的禪法，這也是明末的蓮池大師雲棲袾宏（西元一五三五─一六一五年）大力提倡的所謂「參究念佛」。直到現在，傳統的中國禪門，仍以教人參「念佛是誰」為要務。
從上所述，已可略明日本禪與中國禪之同異的梗概。至於美國禪，因為源頭來自日本者多，故類於中國南宋的禪風，然而加上弘傳禪法的人，各有其個性，以及美國本土文化的多元性，目前尚難描述究竟什麼算是美國的禪哩！
講演後，又用了四十分鐘的時間，給大家發問。多半兜著公案、話頭、默照、參究念佛的方法及其實際經驗問問題，也有問起能否教兒童參禪？女人和男人在禪法的修證上是否相同？在美國有沒有人用「念佛是誰」的話頭等。
我看時間已近十點，必須結束，發問的人，依然此起彼落，舉手的人多，輪到發問的機會少。我只好給他們一個話題教他們回去好好地參了。我說：「中國話的『問題』一語，有兩種涵義：一是有疑問，一是有麻煩。諸位究竟是有很多疑問呢？或是有很多麻煩？」大家一聽，哄堂大笑。講演會就此落幕。
會後，大家不散，「禪中心」的廚房人員，搬來了甜餅及熱茶，我又被圍了起來，曾到臺灣訪問過的森德培太太與貝克先生，幾乎同時趨前來對我說：「自我到禪中心以來，貴賓的演講，能使我們如此高興而覺得無拘無束的，你是第一位。」我說：「是的，因為我本來就是你們之中的人，既非外人，所以不須保留，也不用掩飾。」
還有人要找我問話，凱普樓老師卻走進來，把我拉向一邊，悄悄地對我說：「不要理他們了。讓我們兩人來合照幾張相片做紀念吧。」他指著一位特別請來為我在會場攝影的青年說：「他是大偉，是專家。」
回到寮房，手表的指針告訴我，已是晚間十一點。當晚他們取消了禪坐，第二天的朝坐也變成了自由參加的非正式。我這一場講演，攪亂了他們的作息常規，真是抱歉！
九、結語
這篇訪問記，便寫到這裡為止了。
我是抱著觀摩的態度，應邀而去，故將所見所聞，都當作好人好事好現象看。佛說「境由心造」，如果我已先有了一個立場和標準，拿著去衡量他們，我見到的，便可能是人家的缺點和渣滓，既是渣滓，取之無用，於人無益。他們希望我送給他們一些什麼，我也應該帶些紀念品回來，分贈我的師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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