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鼓全集》第六輯 自傳、遊記類|06-07 春夏秋冬|七、日本訪問團的組成

七、日本訪問團的組成

我在一九七五年春天，完成了博士學位，當年的十二月十日離開東京，去了美國。嗣後經過八年，在一九八三年的八月底至九月初，為了出席「第三十一次國際亞洲及北非人文科學聯合會議」，再度回到了日本東京。

那次，因為我是「國際佛教學會」的創始會員之一，故也準備了一篇論文在會中發表，題目是「明末的禪宗人物及其思想」。

那次，因為每天忙著開會，同時又要於八月三日趕回臺北，為農禪寺新塑的西方三聖像主持開光典禮，和給兩位弟子舉行剃度儀式，所以沒有在東京多做盤桓。

到了今（一九九二）年的八月四日至十日，又才正式地做了一趟舊地重遊的日本訪問之行。距離上一次到日本，一眨眼間又過了九年。

這次訪問日本的緣起，是因我去（一九九一）年率領了一個專業性的建設考察團，訪問了中國大陸的古寺建築，事後我也寫了一本遊記《火宅清涼》。由於日本的奈良和京都的古寺院，都保持著中國唐宋以及元明時代的風格，我在十六年前留學時代所見日本古寺院，於建築風格和空間布局，都使我印象良深。所以計畫著帶領法鼓山的建築師、遷建委員會的正副主任委員、佛學研究所的兩位教授，以及農禪寺的監院和幾位重要幹部，抽出時間，到東京和京都走一趟。

然而，這次訪問，又是多目標的，除了是為法鼓山的建築求參考，也為中華佛學研究所跟日本建立合作交流關係的兩所姊妹大學，做答聘的訪問。因為一九八九年十月十五日，京都的佛教大學，派了他們的佛教文化研究所所長坪井俊映博士，來到臺灣的北投，跟我們的中華佛學研究所簽訂合作交流的契約。一九九一年元月十二日，東京的立正大學，也派他們佛教學部部長三友健容博士，來到本所，簽訂合作的契約。而該兩所日本佛教界所辦的大學，已經數度請我前往訪問和演講，我總是找不到時間，這次訪問，正好可以了達這樁心願。

這趟定名為「法鼓山中華佛學研究所日本友好訪問團」的成員，原先有預定者共十二位，能夠成行的則是十位，現在把名單介紹如下：

團長：

聖嚴法師——中華佛學研究所創辦人及法鼓山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東京領隊：

惠敏法師——中華佛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京都領隊：

慧嚴法師——中華佛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祕書：

果鏡法師——法鼓山農禪寺監院

團員：

方甯書教授——中華佛學研究所代所長 李志夫教授——中華佛學研究所名譽教授 楊正居士——中華佛學研究所遷建工程委員會主任委員
施建昌居士——中華佛學研究所遷建工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陳柏森建築師——中華佛學研究所遷建工程設計建築師

總務：

廖雲蓮居士——法鼓山文教基金會機要祕書

以上的人員之中，只有惠敏、慧嚴兩位法師以及方甯書教授、李志夫教授等四人，沒有跟我出國訪問過，其他的都曾一同訪問過印度或中國大陸，像施建昌、廖雲蓮，這已是跟我三度出國，而果鏡師、楊正和陳柏森，也是第二度同行。由於惠敏法師今年春天才從日本東京大學完成博士學位，慧嚴法師兩年前於日本京都的佛教大學獲得博士學位，現在又同是中華佛學研究所的老師，所以這次的訪問，東京方面要靠惠敏法師的聯繫和照顧，京都方面則賴慧嚴法師的策畫聯絡及安排，這次的訪問，得以順利地成行，他們二人的辛勞，乃其主因之一。

方甯書教授，是我接掌中華佛教文化館館務，以及創立中華佛學研究所的佛教教育事業以來，受我依靠良多的善知識，他是我先師東初老人（西元一九○八―一九七七年）得力的在家弟子，在近十六、七年之間，他辭去了教書的工作，幾乎是以他的全部心力來護持我所推動的各項佛教事業。他忠誠、率直，而又不露鋒芒，是一位儒者君子，也是一位佛教的菩薩。

李志夫教授是在我同輩年齡中的另一位善友。自從我於一九七八年受聘為中國文化學院哲學研究所的教授，以及擔任該院附屬中華學術院佛學研究所所長以來，由於他願屈就擔任該所的行政及教務工作，我才敢於答應下來。然後在一九八五年於臺北北投創立中華佛學研究所之後，也曾請他出任副所長及教務長的工作。他對於我所推動的佛教教育事業襄助極多。有了他的任勞任怨，風雨無阻，對同學們的照顧，對所務方針的維繫，我才能兼做其他弘化工作。

這次訪問，既有回顧性，也具前瞻性。例如惠敏及慧嚴二位法師，回到本所，必能為本所開展未來，當受我們倚重。因為到目前為止，國內佛教界的出家眾之中，在國內外獲得博士學位的只有六位，除了我自己之外，其中的印順長老（西元一九○六年―）1已經八十六歲高齡；本籍越南而歸化中華民國的淨行法師，在臺灣師範大學完成博士學位後，自創靈山佛學研究所；完成博士學位於美國威斯康辛大學的恆清法師，則受託於如學長老尼，創辦法光佛教文化研究所。目前若希望他們三位對本所全力襄助是有困難的。另外的慧嚴法師及惠敏法師則已在本所了。慧嚴曾在高雄壽山佛學院聽過我的課，但她親近先師東老人的時間更久，並受東老人遺囑，指定為組成中華佛教文化館的董事之一，目前也是我們中華佛學研究所的董事。惠敏是智諭法師的剃度弟子，是中華佛學研究所的前身（中華學術院佛學研究所）的第二屆研究生，當時他們同班的八位同學在三年內都很穩定，而且向學及向道的精神都非常旺盛，畢業之後有二位同學因此而出家為比丘，跟惠敏法師也不無關係。我擔任他們中觀與唯識的課程教授，涉及梵文、藏文、英文等參考文獻之處，多虧惠敏幫助我找參考資料，使我省力不少，同學們得力很多。當他去日本留學的六年時段之中，也非常關心本所的學風、課程、老師。同時也代本所不斷地購買日本佛教學界新版及再版的各種新書。當他今年完成最高學位之後，就被本所聘請擔任研究及教學的工作，除了教書之外，還擔任對於同學們的適時輔導。本所不希望是我國唯一的佛學研究所，但卻希望是能有持久性、將來性的高級佛教教育機構，配合時代環境的需要來培養各種專長的人才。而我自己年事愈高，體力愈衰，必須要有後起之秀來共同努力。

這次日本之行是希望通過我們訪問團中每一位成員的考察心得，將他們的所見、所聞、所思，匯集成為建設法鼓山的智慧，從軟體到硬體，從教育設施到建築工程，從教育理念到行政經驗，並且以寺院的佛教，發展成為全面教育的佛教，所以這趟的日本之行，不是觀光旅遊，而是天天上課，處處學習，以致每一位團員都感到任務重大，他們是為了建設法鼓山成為世界佛教教育文化及修行的園區，而赴日本尋寶挖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