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五、興聖寺
八月十日下午,從書店回來,覺得時間還早,惠敏法師提議去參觀興聖寺,是一座禪宗的古寺。因為我們中華佛學研究所,有一位同學開智比丘尼,現在京都留學,免費借住於該寺;並且知道《六祖壇經》的古版本中,有一種叫作「興聖寺本」,曾由鈴木大拙刊行,原是該寺所藏,而被現代學者所發現。所以對我顯得相當重要。
所謂「興聖寺本」《六祖壇經》,又叫作「惠昕本」,它是現存《六祖壇經》的四種版本之一,另外的三種是「敦煌本」、「古本」、「至元本」。
由於「興聖寺本」的《六祖壇經》,有一篇惠昕所寫的序文,因此名為「惠昕本」。共分二卷十一門,考證其編定時間,為宋太祖乾德五年(西元九六七年)五月。
此「惠昕本」《六祖壇經》,於北宋徽宗政和六年(西元一一一六年)再刊,傳入日本之後,被稱為「大乘寺本」。其後,又有南宋高宗紹興二十三年(西元一一五三年)刊本,傳入日本,則被稱為「興聖寺本」。「大乘寺本」與「興聖寺本」,品目與本文,雖有多少修改,然分為二卷十一門,是相同的,都是由惠昕寫序的編本。
興聖寺,在日本有兩座,一座在山城,一座在京都市內的上京區,我們所講的就是京都的那座。它的開山祖師叫作虛應圓耳,他初學日蓮宗,後學天台教觀,最後於建仁寺閱讀《大藏經》時,忽有契悟,因此而轉變為禪宗,屬於日本臨濟宗的相國寺派。該寺始於西元一六○三年,初名大昭庵,後稱興聖寺。那是一個禪、教、密兼修的道場,而較重於禪誦。這次我們在該寺禪堂內的右側,也見到了這位圓耳禪師的木雕像。到西元一六一九年,他的上足無關禪師繼位,大力舉揚禪門宗風。到了西元一六二九年,該寺受後水尾天皇敕為一派的本山。可見這個寺院,曾在日本佛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我去興聖寺的另一原因,是感謝開智師的熱心。因我這回到京都,事前雖然已給正在京都大學留學的比丘尼弟子果賾通知,到了京都卻沒有見到他出現,我給他打了電話,也不得要領。正好八月八日的一大早,開智師來旅館看我們,我就託他去找一找果賾師,總算被他找到了,一起陪了我們兩天。果賾是政治大學中文系畢業,在農禪寺出家,又在中華佛學研究所畢業,兩年前考取日本交流協會公費留學,而到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深造。他的心地很好,也有道心,就是少一些人情世故。
開智師這樣熱心,我更應該去看看他掛單的地方,他一直很認真地在求學,早期在佛學院畢業後,就讀中華佛學研究所,經過三年的學程,再到日本。
開智師去日本讀書,也沒得到多少人的幫助,住在興聖寺雖然免費,但得隨眾作務。該寺面積雖然不大,住眾卻很少,據他告知,該寺每天要早睡早起,有晨坐、早課、晚課、晚坐,另有環境清掃以及飲食的準備。除了上學之外,在寺內能夠自修和讀書的時間很少。西諺說「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日本也沒有白住的寺廟。這應該也是公平,互助互惠,相輔相成,才是社會運作的常態。
下午四點半,我和惠敏法師到達興聖寺時,因為方丈外出,僅見到一位新出家的教授。當天下午適逢一家公司在那兒借用場地,舉辦喪禮,這使我們見到日本人出席喪禮時,不論男女,都會穿著黑色整齊的禮服,手持短串的念珠,莊嚴肅穆,沒有像中國民間用鼓號樂隊,而且中西雜陳,尤其是送喪的行列,往往鬧得天翻地覆,弄得沿途民家雞犬不寧。
開智師帶著我們參觀了興聖寺大殿,就是他們的禪堂。內面的座位,採用長連床的方式,不過其寬度只能供給打坐,無法做為睡覺的床鋪。這座禪堂的特色,是四壁都圍以白色棉紙糊成的窗戶,光線相當柔和;特別是在東西兩側,每一條長連床盡頭處的牆壁上,開有通風的小門,故在禪堂打坐,空氣非常新鮮,夏天也很涼爽。我在那兒也坐了幾分鐘,感覺上相當不錯。可見,能夠保留了三百八十九年歷史的古寺,一定有它的地理環境及建築配置上的優點。目前的該寺雖然面臨一條交通頻繁的大街,可是一跨進寺院的大門,又讓人有塵囂盡除、遺世脫俗的感覺。
但是當我們離開之時,才知道開智師在那兒住了一年多以後,現在為了趕功課,已經搬了出來。偶爾遇到寺內有事,他還是回去幫忙,以致讓人覺得他仍是興聖寺的常住眾一樣,因為他在那兒,處處熟悉,樣樣知道,為我們的參觀帶來了不少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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