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與達賴喇嘛緊鄰而住
四月二十八日,達賴喇嘛一行抵達紐約。原來西藏駐紐約辦事處的官員,約定我一起至機場迎接,或者到他住宿的華爾道夫飯店會面。可是,就在當天,達賴喇嘛派駐紐約的僧團代表羅伯森喇嘛(Lama
Lobsang),陪同達蘭薩拉辯經學院的副院長丹道格西(Geshe
Damdul),以及該院的學生蔣揚仁欽,到東初禪寺拜訪。說是當天去機場迎接的人太多,甚至不會有機會跟達賴喇嘛講到話,會使達賴喇嘛感到對我不禮貌。至於他到了旅館,旅途勞頓已經很累,最好讓他休息,而且還有不少的媒體記者等著見他,所以不去比較好,因為我不是他的弟子和信眾,只要讓西藏之家的舒曼教授去迎接就夠了。
當天這老中少三位喇嘛訪問我的目的,是聽說我將會以這次門票收入的盈餘款額,透過達賴喇嘛,捐給他們的辯經學院,所以先來表達謝意,同時也商討一些合作交流的計畫原則;也就是說,雙方要討論法鼓山的法鼓大學或者中華佛學研究所,今後跟達蘭薩拉的辯經學院,進行若干合作交流項目的可行性及可能性。
今年三月三十一日,這位臺灣籍的年輕喇嘛蔣揚仁欽,曾陪著他們的院長丹丘格西(Geshe
Damchoe),到臺北訪問我們農禪寺以及中華佛學研究所,所以知道我們的情況和辦學的方向。他們的辯經學院,創辦沒有多久,那是由達賴喇嘛親自指導,交給最親近的幾位格西負責經營,比起他們在印度南方三大寺的規模,雖然小得多,但它畢竟是屬於達賴喇嘛自己指導的,應該會受到更多的照顧。現在從臺灣去印度留學藏傳佛教的年輕比丘,多數也是該院的學生,所以跟漢傳佛教比較接近。至於如何地合作,要在他們的副院長丹道格西回到印度,討論之後才能知道。
四月二十九日下午,我為了與達賴喇嘛同時出入會場,以及就近招呼的方便,所以也帶著兩位比丘弟子果元及果谷,住進了華爾道夫飯店,跟達賴喇嘛不僅是同一層樓,而且是緊鄰。這是一家在紐約名氣最大,也是歷史悠久的旅館,凡是出席聯合國會議,以及出席各項國際會議的世界各國元首、首長等大人、名人、富人,多半會住進這家旅館。它的設備裝潢雖然普通,空間卻很寬敞,安全警衛也很周密,當然,它的價格也不便宜。我們是由於西藏之家舒曼博士運用了關係,所以能以大約半價的房間費用,住了四個晚上。
雖然和達賴喇嘛緊鄰而住,由於各有自己的時間安排,不能隨便進出彼此的房間,我是到了五月一日早上,才正式到他房間的客廳做了十五分鐘的訪問,然後一同坐車抵達會場,之後只有兩度再到他的會客室,一次是五月二日中午的聚餐,第二次是同日的傍晚舉行記者招待會。其他的時候,只有從會場回到旅館之時,乘坐同一輛汽車。
不過,交談的機會還是滿多的,每次在會場等待上台之前,有五分到十分鐘,都是我陪他單獨相處的時間。彼此交談的焦點,不是在台上講的主題,而是一些戒律上和習俗上的問題,乃至於彼此在修行生活上的問題;跟他相處,始終讓我覺得,是我熟悉很久的一位老朋友。彼此曾就比丘戒可以捨了再受,比丘尼戒則只受一次,捨後不能再受的問題交換意見。
他也在會場中被聽眾問起,近時臺灣佛光山從尼泊爾某喇嘛處請回的佛牙舍利,是真是假?他當眾回答是:「我不清楚,我有些朋友可能比我有研究,不過西藏也有人把象牙當作佛牙供的。」他在私下告訴我說:「西藏人的信仰很多,有的也極有趣,以那麼大的象牙當佛牙總是過分了一些。」他對我能有六年的山中閉關,很讚賞。當我問他每天的日課,他說他每天有三至四個小時打坐修法,也讓我佩服。
五月一日上午九點三十分,與現年六十四歲的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在旅館的會客室見面,他看來健康不錯、精神振作、面色紅潤,握手時感到他的兩手柔軟而溫暖。他見客的習慣是先站在門內的正中央迎接,然後伸出雙手彎腰合十,再把身體低過九十度,跟我握手致意。我發現站直身體後的達賴喇嘛,不會比我矮,但在向我打招呼時,就顯得比我矮了許多,好像他的腰、背都是駝著的,就是跟我一起拉著手走向座位時,還保持著同樣的姿勢。可是當他面對面跟我一起坐下時,又跟我差不多高了。
其實,他不僅對我如此,跟所有的信眾和訪客見面,也都如此,所以曾有記者問他,是不是他的背駝了,他則不置可否地回答:可能平時坐得太久了。事實上並不盡然,因為當他和我同坐沙發以及汽車時,我發現他並沒有彎腰駝背;同時我也留心跟隨他的喇嘛弟子們,和我見面時,也都是這個樣的。見到佛像固然會五體投地,見到任何人也都會深深地彎腰,恭敬地迎送,親切地招待,充滿了謙虛、慈悲、平易近人,高人而下己的威儀。他們對於客人和信眾,都能如此地尊敬,對於長輩的禮節,那就更加殷重了。我見到達賴喇嘛的出家弟子們,對於達賴喇嘛非常恭敬,遇到有事需要請示之時,必然合掌彎腰、抬頭仰視,在接受指示的時候,往往會雙膝跪下,再彎腰合掌仰視,這都讓我得到深刻的印象。
我們法鼓山正在提倡「四環」運動,其中一項就是禮儀環保,包括心儀、身儀、口儀;除了個人的禮儀,還有家庭的禮儀、團體的禮儀、社會的禮儀。但是在我們漢人的社會之中,很難落實,雖然大家願意接受這樣的觀念,也覺得非常需要,可惜在民族性的習慣上,卻很難讓大家做到。所以這是我們需要繼續努力,加強宣導的重要工作項目之一。
當時我跟達賴喇嘛所談的,只是把前兩次會面的情況,做了一些回憶。然後互相請安問候最近的近況,接著就登車前往當天弘法大會的會場。上午十點整,出席的聽眾已把會場坐滿,聽說其中有許多人是從世界各地趕來,包括歐洲、南美洲、澳洲及亞洲。而我們臺灣來的團體,是排在正中央的一區,所以上台之後,給我的印象全場多半是華人,兩旁、後邊及二樓,由於光線暗淡,就不容易分辨是西方人和東方人,其實是西方人比東方人多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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