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鼓全集》第六輯 自傳、遊記類|06-11 兩千年行腳|三六、訪問北京圖書館及北京大學

三六、訪問北京圖書館及北京大學

九月七日，星期一。

這一天的下午，在民族飯店的學術研討會，還是進行著分組論文發表會。我則由於北京圖書館以及北京大學的邀約訪問，而無法分身，所以沒有出席。

上午九點，抵達北京圖書館，那裡的館長就是跟我同台發表主題演說的任繼愈先生。我這次到該館拜訪的目的，主要是想看看非常有名的善本古籍收藏，所以由該館善本特藏部主任黃潤華，為我們開啟平常不對外開放的幾個特藏室。我們看到了原為熱河文津閣藏本的《四庫全書》，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見到這麼多手抄本的中國古籍，以往我僅知道，這一套書是清朝乾隆三十七年開始，詔開四庫全書館，抄錄了十年，凡三千四百六十種，計七萬九千三百三十九卷，分經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庫，庋藏於清宮之文淵閣，後又續成三部，分貯奉天（遼寧）的文溯閣、圓明園的文源閣、熱河之文津閣，後來於江浙地方又錄三部，即是揚州的文匯閣、鎮江的文宗閣、杭州的文瀾閣，總共有七套，嗣經英法聯軍入北京，加上太平天國的洪楊起事，劫後受毀甚多，遞經抄補，僅留下文淵、文溯、文瀾、文津四部。我看到這部書尚保存得很完整，每一本均以蠅頭小楷，工筆書寫，一筆不苟，當時那些抄寫的書生，好像都是書法名家，而且大同小異的正楷，寫得既快又好，幾乎每一本書都可當作小楷的字帖來臨。據說，當時督導總負其責的是紀曉嵐，為了拍皇帝馬屁，凡是呈送皇上御覽的，總會故意錯一、兩個字，待皇帝發現時，就奉承說：「皇上聖明，連臣都未發現的，都被抓到了，願受處罰。」故意受罰而討乾隆的歡心。

訪問北京大學受到前副校長季羡林的歡迎

另外也看到一套宋朝太子讀本的《千家詩》彩繪，精美難得，真是生平首見。另外看到許多宋明及敦煌石窟的手抄本經卷，管理人員要我必須帶上白手套來看，乃至於也希望我們戴上口罩。

我更歡喜的，是有機會向明朝北京版的《大藏經》原本，問訊頂禮，過去只見到複印本，此部藏經，是明成祖永樂元年，將北京改為首都，仿效明太祖於南京報恩寺雕造經版之例，在北京亦出版《大藏經》，名為《北藏》，永樂十七年確定雕版型式為折帖本，每頁五行，每行十七字的大字本；永樂十八年（西元一四二○年）開版，至正統五年（西元一四四○年），費時二十載，所收內容則自大乘《般若經》至《大明三藏法數》，共六百三十七函，十帖成一帙，計六千三百六十一卷。明體的雕本清秀清晰，方正端莊，略帶扁圓，非常好看。

尚有一種佛經，更讓我見到了覺得驚喜，那是用漢字音譯的梵文抄本，文字都認識，意義全不明，都像是〈大悲咒〉、〈楞嚴咒〉等的咒文，那是古代譯經場中翻譯佛經過程的一個段落，這也是我生平首見。

還有明朝《永樂大典》的手抄本，也藏於該館，此書原為明成祖時代奉敕完成，最早有二萬二千八百七十七卷，參與抄錄的人數多達兩千一百餘人，其書每冊高一尺六寸，廣九寸五分，每頁八行，每行大者十五字、小者三十字，朱筆句讀，由於歷經戰火，所餘僅六十餘冊，散見流落於國內外之總數約二百餘冊，我所見到的乃劫後遺珍。

據說該館也是全世界第五個藏書量最多的圖書館，因為限於時間，我沒有辦法把那些古籍一一欣賞，就辭出了該館，而他們的任館長及黃主任則把我們送出館外，乃至上車為止，十分感人。

上午十一點二十分，抵達北京大學。先到他們的貴賓接待室臨湖軒，接受前後任三位副校長季羡林、郝斌、何芳川以及校長助理兼國際交流合作處處長郝平的招待喝茶，並且互相贈送禮品。我計畫送給北大的，本來是一套《法鼓全集》，結果由於原本也要到北京參觀書展的法鼓文化副總編輯果毅師及發行部人員，在到機場的路上出了車禍，所以沒有帶來；北大今年是創校一百年校慶，我只好用一幅臺灣故宮藏的百鶴圖印本，做為晚到的紀念禮物；並且說明我們有一套書，另外用郵寄送到。然後參觀北大圖書館，由館長林被甸接待，也參觀了該館善本書的收藏。該館被中國列為國內五大圖書館之一，藏書相當豐富。林館長送了我《館藏善本書錄》、《日本版古籍目錄》、《古代朝鮮文獻解題》。經過他們的閱覽室，看到數百位學生都在埋首苦讀，鴉雀無聲。林館長告訴我：「北大的學生都是這麼用功，這就是北大的校風。」可見做為全國最有名的學府，不僅是由於設備好，教授群優秀，全體學生都很傑出，而接待我的該校行政人員，也都是文史專家名教授。北大的首任校長是嚴復，嗣有蔡元培、胡適、蔣夢麟、馬寅初等，都是名學者。北大跟近代中國國運也息息相關，五四運動、馬克思主義的引入，都是北大師生。正如魯迅所說：「北大是常為新的，改進的運動的先鋒。」8

北大校園內的博雅塔雖然裝扮成寶塔的形式，其實是一座蓄水塔。

參觀了圖書館出來，我被他們帶上巴士，在校園內兜了一圈，走馬看花，欣賞北大的校園風光。而我們的曾濟群校長，則向我介紹北大校園有三大特色，值得觀賞，那就是有名的「一塔湖圖」；這一塔、一湖、一圖，指的是博雅塔、未名湖、圖書館。其實，這三個名勝，都距離不遠，尤其是博雅塔，就在未名湖的邊上，從湖的另一邊，遙望那座寶塔，可以看到湖面的倒影，湖邊遍植各種觀賞性的樹木，特別是通過垂柳的樹枝梢，遙望博雅塔，真是一幅仙景似的圖畫。起初我還以為北大校園內，應有一座佛寺，所以才會有塔，後來他們告訴我，原來那裡沒有廟，只是一座蓄水塔，為了美化，所以裝扮成寶塔的形式。

接著我們被帶到校園內的留學生餐廳用午齋。據說現在有六十多個國家的留學生在北大讀書，他們的伙食要比國內學生好一些，所以集中到這個餐廳用餐，其中包括臺灣去的學生。我也在這餐廳的門口遇到了一男一女的兩位青年，其中男的問我：「你不是聖嚴法師嗎？我在電視上常看到你，我們是從臺灣來這裡讀書的，已經有兩年了。」我希望跟他們多說些話，結果被接待的主人催著到裡邊的餐廳就座。

這一頓午餐相當豐盛，每一道菜的盤子也都很大，那張圓桌可以坐二十多人，結果我們賓主相加也只有十二個人，因為這是一場誤會。我們這邊認為受到邀請的只有五個人，他們卻聽說我們會去十多個人，結果在進入餐廳之前，我把兩位出家弟子和攝影小組的兩位居士，先送回旅館，留下的只有我和李志夫、惠敏師、曾濟群、張元隆等五人。他們也僅五人，季羡林、郝斌兩位副校長、圖書館長林被甸、招生辦公室主任初育國、南亞文化研究所所長王邦維。他們發現席位上空了一大片，臨時再找到學校裡港澳台辦公室的兩位官員，如此也僅僅是湊成十二人。這桌菜是由北大的季羡林與郝斌，代表校長陳佳洱的歡宴；那是由於法鼓大學及中華佛學研究所的關係，將來彼此都希望從教育、學術、文化方面，有一些交流往來合作的活動。

對臺灣的佛教界來說，據他們告知，我們是第二批受到北大高層所接待的人士，今後會有些什麼樣的交流活動，在餐桌上並沒有談起。但在明年三月底，法鼓大學召開的學術研討會，就有北大的季羡林等幾位學者參加，而他們的副校長郝斌，也曾到過臺灣，訪問過中華佛學研究所，該校的宗教研究所所長葉朗，也到過我們研究所，所以北大對於我個人及法鼓山並不陌生，能夠受到北大的邀宴，應該是我們法鼓山這個團體的光榮。

下午四點三十分，在民族飯店召開的「佛教與東方文化」研討會，舉行閉幕典禮，我正好趕上全體攝影留念的場面。到了下午六點，由中華佛學研究所和法鼓大學作東，在燈市口大街的天食素菜館舉行惜別宴，請到全體與會的人員，包下了餐館全部的飯桌，由中華佛學研究所副所長惠敏法師主持，請我及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長吳雲貴致詞，到了八點，才回到旅館。

因為我明天就要離開北京，所以當天晚上八點三十分，中國中央電視台海外中心《中國報導》節目，派遣記者趙威小姐和攝影師，來到我的旅館房間，採訪了三十分鐘。他們要我談談對於佛教的看法以及佛教的未來及展望，並要我說出對於這次學術會議的感想。我在大陸接受電視媒體訪問是多年來的第一次經驗，我問這位記者：「採訪以後播放給誰看？對象是海外僑胞，或是全國都能收看到？」她的回答是：「全國都能看得到，不僅限於海外的僑胞。」他們為了佛教傳入中國二千年，做一系列的紀念性報導，也包括我們這次研討會，對我的訪問是其中一個單元。

這位記者小姐給我的印象很好，對佛教並不陌生，故也相當友善。我這一次訪問俄國及北京，都上了他們的電視台，不論我是談了一些什麼，僅僅以我這個中國比丘出家人的形象，在他們的螢光幕上出現，也等於是為中國的漢傳佛教做了廣告。

九點三十分，我也接受了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副所長何云，為《佛教文化》雜誌所做的採訪，他問了四個問題：1.在佛教學術研究方面，大陸與臺灣的異同，以及對於今後兩岸佛學交流的希望；2.適逢佛教傳入中國兩千年，請談談對於漢傳佛教歷史與現狀的感想及評價；3.談談僧侶出國留學應給予怎樣的支援，以及回國後出路的安排；4.法鼓山提倡的三大教育運動的內容是什麼？他準備把這篇訪問稿，刊於下一期的《佛教文化》雜誌，並且要用我和趙樸初伉儷合影的照片，做為那一期的封面，大陸佛教界對我如此重視，我應該要說一聲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