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鼓全集》第六輯 自傳、遊記類|06-13 真正大好年|四、兩場高峰座談會

四、兩場高峰座談會

我們法鼓山基金會在一九九九年底，就思考著在西元二○○○年，主辦一場我和諾貝爾獎得主的世紀關懷座談會。經過研究和試探結果，就請了中央研究院院長李遠哲博士，在二○○○年四月十四日，假臺北圓山飯店辦了一場「跨越二○○○大師對談——追求卓越」，因為他是諾貝爾化學獎的得主，所以滿了這個願。到了今年（二○○一年），又有兩場和諾貝爾獎得主座談的盛會在臺灣舉行，我很榮幸，也都被邀請成為與談人之一。

這要追溯到去年（二○○○年）我在新竹的交通及清華兩所大學，參與科技與人文座談之時，清大的校長劉炯朗博士就當面邀請我，出席清華大學九十週年校慶，和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楊振寧博士，以及武俠小說泰斗作家金庸先生等，舉辦一場世紀性的人文與科技高峰座談會。當時交通大學的校長張俊彥博士也在座，就預約我出席他們創校一○五年校慶，參加類似的一場世紀高峰座談會。

交通大學後邀請，卻先舉辦了。這是在二○○一年四月十三日假該校的資訊館，舉辦了一場陣容空前的座談會，題為「科技與人文大師論壇」。與談人有中央研究院院長李遠哲、哈佛大學數學講座教授丘成桐、日本前文部省大臣（教育部長）有馬朗人、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江崎玲於奈、交通大學校長張俊彥以及我等六人，由為我主持《大法鼓》節目的資深主播陳月卿擔任主持人。他們之中有兩位是諾貝爾獎的得主，一位是大教育家，一位是大數學家，還有一位是機電工程學的權威，都是在國際學術界頂尖的知名人士，我是唯一代表人文關懷的宗教學家。

最初我還不知道應該要講些什麼，幸虧事前要我提出一篇五分鐘的講稿，做為討論的基本資料。我提出了三個論點：科技與人文、無常與永續、自私與無我。以下將它的內容照錄如下：

科技與人文的關係，本來就應該是合作無間的，人文的施設，必須是合情合理的、是有益於人類大眾的、是美化人生的。能夠通過時空的考驗，便具有科學的精神。科技的發明，必須是為人類生活品質的豐富、生命內涵的充實、生存環境的保護。換句話說，科技的發明，必須是為人文做服務，並且當以人文精神為主導。人文與科學的兩者之間並無矛盾，能夠禁得起時空考驗的一切施設，便是最好的人文科學。今日人類所面臨的高科技問題，主要是恐懼高科技技術的迅速發展，會為地球世界，帶來不可預測的危機，例如生化科技中的基因工程，施之於植物與動物，給未來的自然生態及人類的生命，會造成什麼樣的後果？如果直接施之於人類，除了親族倫理的考量，對於生理病變的未知數，更應該審慎地預防。

應交通大學邀請參加「科技與人文大師論壇」，與中研院院長李遠哲、哈佛大學數學講座教授丘成桐、日本前文部省大臣有馬朗人、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江崎玲於奈、交通大學校長張俊彥等人座談。

無常是一切現象的自然律則，也唯有無常的事實是永遠不變的真理。中國的陰陽五行，主張生剋變化，印度佛教的緣起論，主張萬象都是緣生緣滅，出生和成長的過程，就是衰老和消失的過程。因此，自然環境是變化不已的，人文環境是變化不已的，乃至每一個人的身心狀態也是變化不已的。這種無常的變化，為人類留下了文化史，也為人類展示出無限可能的將來性，所以無常即是永續，它可以讓人類感受到消極面的無奈，更可以讓人類創造欣欣向榮、日新又新的許多願景。問題點是新興高科技的迅速發展，必須隨時隨地考慮到自然生態的平衡，在無常的變化之中，要注意到地球生態的永續性。值得我們警惕的是，現代化的科學技術，很少思考到消長互動的自然規律，以致快速地破壞了各種地球資源，使得大量的生物種類，迅速消失，也為人類賴以生存的環境，伏下不可預知的隱憂。

自私自利的自我意識，本來就是一切眾生的本能，也是人類生存發展求進步的原動力。不過徹底的自私，便是無我的奉獻，自私是為了自求安樂的保障，最可靠的保障，是讓我們所處社會環境及自然環境，獲得整體和持續的安全。這是宗教家及哲學家的心懷，二十一世紀的科學家及企業工商界的領導人士，也都必須具有宗教家的情操及哲學家的素養，因為高科技的發明以及高科技商品的生產，均和地球生態的平衡及永續，息息相關。一不小心，便可能害人害己，貽患無窮！為了因應人類的需要，應該鼓勵高科技的開發，但是，我們必須呼籲：每一項高科技的發明和生產，首先要考慮到它與地球生態環境及人文精神的平衡性及永續性。任何一項高科技的生產品及進入人類的生活圈中之前，必須已經知道它的副作用及後遺症是什麼？必須已將其副作用及後遺症的可能發生率降至最低，也必須已經知道如何予以補救的技術。否則的話，寧可接受失敗的事實，也不可貿然向市場銷售。這種人道的素養，一般人稱為無我，其實是將個人的小我融入於宇宙全體的大我。至於真正的無我，是指只有以智慧與慈悲來利益眾生，絕不考慮對於自己的有利或無利。

在這場座談會中，雖然各人的專業領域都不相同，但是談論的焦點卻是一致的，譬如有馬教授說：「亞洲各國面對新世紀的挑戰，不能僅倚靠自然科學家，人文科學家的培養也是很重要的，且應該在此時重新審視宗教的重要性。」而江崎教授也說：「科學教育和人文教育應該結合宗教教育和家庭教育，成為一種新的倫理教育。例如依基因工程來複製人類，必須注意到家庭的倫理問題，否則會為人類世界帶來嚴重的世界危機。」這兩位日本貴賓，所主張的教育制度和教育環境的改革，幾乎和臺灣教改會所主張的論點相同。會中，李遠哲和張俊彥同時都認為國內的科技教育，只注意到應用的科學技術，而忽略了哲學理論的科學基礎，所以有科技和人文矛盾、分歧的隱憂，應該重視基礎科學人才的培養，那就會使得科技為人類來服務了。丘成桐先生則是主張用數學來做為教育的重心，那是對人心最適合，也是最人性化的；但是他沒有指出更具體的例子來，所以有幾個人提出問題請教他時，都沒有得到比較滿意的回應，也許數學的哲學太難懂了，但他並沒有反對自然和人文的天人合一，正如江崎教授所說：「以前的科學家是大自然的旁觀者，現在則是參與者。」至於我所特別強調的是：「二十一世紀的科學家及企業工商界的領導人士，也都必須具有宗教家的情操及哲學家的素養。」

第二場是在四月二十二日，由清大舉辦的校慶座談會，定名為「大師真情——歲月的智慧」，從主題看，就知道相當人文和柔性。與會的座談人共有四位，年高七十八歲的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楊振寧博士、七十七歲的武俠小說作家金庸（本名查良鏞）、前清大校長和行政院副院長劉兆玄博士及我本人，由電視節目名主持人蔡康永主持。我們這四個人之中，有兩位是科學家，一位小說家，一位宗教家，劉兆玄先生則具備了兩種身分，他在大學時代曾經以上官鼎的筆名，寫了好幾部相當出色的武俠小說，很受到金庸的賞識和佩服，後來因為出國留學沒有再寫，金庸甚至玩笑著說：「如果上官鼎繼續在武林中活躍下來的話，金庸就要受到威脅了。」

參加清華大學主辦的「大師真情——歲月的智慧」座談會，與作家蔡康永（左起）、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楊振寧、作家金庸、前行政院副院長劉兆玄合影。

當天的主題，不是要我們談個人的學問，而是談談個人的身世以及生命中的趣事。所以，楊振寧博士並沒有談他的物理學，倒是講了他對愛因斯坦這個人一生的看法，然後他就說自己的一生是非常幸運的，二十六歲就得到博士學位，然後又得到諾貝爾獎，他相信他自己的志向、毅力，和時代環境有著很大的關係。楊博士也勸現代的年輕人，要專心地投入，要有一個研究的目標，只是靠熟練地研究技術，那並不是最重要的，而是在於能否掌握整體領域的開創性及前瞻性，這才是致勝之道。

至於金庸先生，在大學時代一心想做個外交官，結果沒有做成，反而成為辦報的新聞從業人員。他一邊為他的《明報》寫政治評論，同時為了要吸引固定的讀者，也開始創作武俠小說在《明報》上連載，結果一部又一部地繼續寫下去，成了欲罷不能之勢。他說，寫小說本來是很好玩的，但如果每天需要提供稿子給報紙刊出，就會有一些壓力，這就不是好玩的事了。而且他每天要用一支筆，同時來扮演兩個角色，那就是政治評論和武俠小說，這兩種心態和感受完全不同，需要閱讀的資料也是彼此互不相關，最初他還覺得有一點奇怪，久而久之也就習慣了。同時他也談到了學佛的經過，他並沒有拜過任何老師，完全是憑他自己的喜愛而讀了不少的佛書，對於傳統的中國佛教，他比較喜歡禪宗，而對印度的佛學，則是傾心於《阿含》。

金庸也看過我的《正信的佛教》，所以在座談會上，每當楊振寧和金庸提起佛教和宗教時，就會先問問我的意見。譬如楊振寧提出了一個問題：「佛教為什麼沒有像基督教那樣強大的教會組織？以致於佛教的力量是分散的。」

我先請金庸回答，金庸客氣地要我表示意見，我說：「這跟政治的體制和教會的性質有關，最初的羅馬教會以及中古時代的天主教，是跟政治不能分割的，一直到了英國近代的教會，國王還是兼任最高宗教領袖的身分，所以，就有許多的宗教戰爭也因此而發生。但是佛教一向對政治、政府，採取不干預、也不參與的原則；佛教徒彼此之間，沒有縱橫面的組織體系，而又彼此互相承認都是釋迦牟尼佛的弟子，所以沒有組織，也沒有戰爭，這跟西方的教會組織是完全不相同的。」

接著又談到了知識及智慧的差異問題，金庸說：「知識是後天的，智慧是先天的，有時候知識可以幫助智慧，但是有知識的人並不等於有智慧的人。」我給他補充的意見有兩點：「知識、學問、經驗是依靠自我中心學來的，智慧不是知識、學問、經驗，那是放下自我中心的態度。」這也是我常常在禪七之中說的幾句話。

至於劉兆玄先生在這一場座談會中，因為年齡最輕，所以發言也最少，主持人問他：「做為一個武俠小說家，又變成了教授，然後又從政，再從政治的舞台，回到了教書的崗位，在這些轉變的過程中，有沒有什麼不能適應的狀況發生？」他說：「沒有，寫武俠小說是興趣，同時也是一份收入相當好的工作。然而為了要出國留學，把書讀好，就放棄了武俠小說的寫作。後來從教書到擔任校長的行政工作，最後做到交通部長和行政院副院長，就是做一樣學一樣，也很快就能適應。現在又回到學校教書，也沒有覺得什麼不一樣。」不過他認為有一點非常重要的事，希望能跟年輕人分享，那就是不論做什麼，必須要有恆心和毅力；人不能夠三心兩意，猶豫不決，否則做任何事都很難成功，這也是我們四位與談人共同的經驗。

以上兩場世紀性及國際性的高峰座談會，讓我接觸到了中日兩國三位諾貝爾獎的得主，四位世界級的教育家和科學家，一位二十世紀最傑出的武俠小說家，我則是一位平凡的僧侶。只是我已經有過多場和諾貝爾獎得主（包括達賴喇嘛，共有四位），以及和科技界、人文界的大師們進行對談、座談的紀錄，所以也被列為同一層次的與談人，這是我在兩、三年前所無法預料的事。

每次在出席這樣高峰性質的論談之前，我必須要對主題及其目的，下過一番工夫，同時對於同台討論的每一位與談學者，也盡量收集有關他們的背景資料和他們的若干著作，加以學習和了解，所以也讓我成長了很多。不僅在台上向他們領教，就是在上台之前，也已經接受了許多以往我所不知道的知識學問，和他們的立身處世之道。我會閱讀他們的傳記及其代表作品，例如為了要跟楊振寧和金庸同台，我就要設法知道他們的學思歷程，甚至於幾部代表性的武俠小說，雖然上台之後不一定會對每一個人的專長做深入的探討，但在見面之時，說出幾句他們所熟悉的語言，總是比較容易把彼此的距離拉近，而被看作是他們的朋友。也許就是這樣的原因，我這個人似乎是能受到各方面所歡迎的對象了。

在這些機會中，我必須要說幾句非常感恩的話，那就是做為一個佛教的中國和尚，能夠受到學術界這麼地重視和尊敬，只有在這個時代的環境下才有可能。所以時勢造英雄，如果我沒有在臺灣，也沒有其他宗教師早年給我逆向的激勵，恐怕我這個人就沒有機會參與如此超高層次的學者論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