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拿到博士的那一天
盼望提昇佛教徒的素質
我沒有上過中學和大學，僅讀完初小四年級就失了學。一般青少年的中學大學階段，我是忙著做小和尚，應赴經懺佛事，以及從軍報國。可是我拿到了日本東京立正大學的文學博士學位，是奇遇、是殊榮，只是並非如神話式地那樣傳奇。
一九七五年三月十七日上午十時，我在立正大學校長辦公室，從校長菅谷正貫教授的手中，頒授了文學博士的「學位記」。校長讀畢學位證書的寥寥幾行字，只說了一聲「恭喜」。沒有演說，沒有賀詞。應邀觀禮的人，僅有我的兩位指導教授金倉圓照博士及野村耀昌博士，以及幾位學校的行政人員。每人一小盤蛋糕、一杯咖啡，以及給我的一陣掌聲，便算是頒授博士學位的慶典，隆重地完成。日本的博士，既不戴披穗的方帽，也不穿氣派的方袍。拿到一紙文憑，表示我在那個舞台上的學生角色，已經演完了。
取得文憑的那天，真是平淡無奇，但我除了感謝老師和朋友的指導及幫助之外，對於辦學者的苦心，也深深感恩。此時回首前程，頗似如夢初醒，對我來講，這張文憑得來不易，但在得到之後，竟不知它有多少用處！我不可能留在日本謀職，國內的佛教界，知道我口試通過獲得博士學位，態度也很冷淡，一位老友對我說：「你老兄是在國外考得了駕駛執照，可惜我們這兒尚無汽車讓你來開。」看樣子要待我自己買車來開了！
在我們那個時代的佛教環境中，做為一個和尚是不需要學位的，下焉者為喪家念經，何用學位？上焉者到山中苦修，學位何用？故當我去日本讀書時，在保守的佛教徒們看來，無異乎是離經叛道準備返俗的行徑。在另一方面，佛教的僧尼給人的印象，便是消極、落伍、迷信。
我既願意做和尚，又盼望提昇佛教徒的素質，所以在山中掩關苦修六年多之後，於佛教界的反對聲中，排除萬難，毅然負笈東瀛，攻讀現代化的學位。那是民國五十八年（一九六九）的春天，我已三十九歲。
我沒有中學、大學的基礎教育，僅憑自修閱讀，當時我對文學及佛學、宗教學及哲學，已經能讀能寫，且能運用日本書籍，完成了幾本著作，例如《戒律學綱要》是我以研究的角度寫成的處女作，《比較宗教學》及《世界佛教通史》上冊，已由臺灣中華書局出版，《正信的佛教》是通俗性又不失知識性的入門書，迄目前為止，它的發行量，已近一百五十萬冊。我就憑著這幾本著作，加上一位留日先進的推薦，考取了東京立正大學碩士班，那是佛教辦的一所綜合性大學，故設有佛學系所。
兩年的碩士階段，寫成了一篇八萬多字的論文《大乘止觀法門之研究》，使我拓展了學問的領域，學會了研究的方法，增強了日文的寫作能力。但在日本學術界，對於碩士學位的認定，僅是踏上研究旅程的第一階段，至於碩士論文的要求，也僅止於對主題相關資料的研讀、理解、組織，所以他們笑稱那不過是剪刀、黏膠、筆的工作。
獲隱名善士資助努力擴大學術視野
碩士學位到手之後，我的指導教授，也就是當時的立大校長坂本幸男博士，鼓勵我繼續攻讀博士學位，知我沒有經濟後援，他甚至願意帶著我去以私人關係募款支持。並且用兩句話相勉：「道心之中有衣食，衣食之中無道心。」又說：「若能以捨身求法的精神在日本求學，經費的問題，自可不必擔心。」果然在往後的留學期間，我得到了一位隱名的善士，從瑞士銀行匯來獎學金，直到我的博士論文在東京出版為止。
博士班的課程是很少的，我在頭兩年中，便將全部學分修滿，但我為了擴大學術的視野，除了與論文主題相關的課目，一定會去聽講之外，凡跟佛教文化、思想相關聯的課目，我也會去選修，各種佛教原典語文，如梵文、巴利文、藏文，我需要補修；尤其是我的指導教授所開的任何一門課，我都必到。這對我治學的深度與廣度，都有很大的幫助。
我寫博士論文的論題，是出於坂本教授的建議，他是華嚴思想的專家，但對一向被學者們認為是中國天台學最後的一位大師蕅益智旭也很有興趣。可是蕅益智旭也是明末佛教界著述最豐富的一位學問僧，他的全部作品總計五十一種，二百二十八卷，他曾通讀全部三藏聖典，並做了整理，涉及的層面非常遼闊。坂本先生的指示是要我從智旭的《靈峰宗論》著手，要我留心，對於天台學的思想，智旭有些什麼新看法。然在一九七三年三月，坂本先生過世之後，我的副指導教授野村耀昌先生，是中國佛教史學專家，故建議我當以歷史為背景，先對智旭的全部著述做通盤的考察，然後確定論文的重點。當我獲得金倉先生的慨允，接替坂本先生，指導我的論文之後，他又贊成我以智旭的文集共計十冊三十八卷的《靈峰宗論》為中心，來探索智旭一生的言行，然後，精讀智旭的全部著述，同時也當了解並參閱智旭著述中所涉及的人物與著作。故在四年之中，我必須日以繼夜地閱讀，也必須手不離筆地抄錄，除了《大正藏》及《卍續藏》不離左右之外，也使我讀了大量的儒書及史書。我的論文重點及其前後次第，也因此而改了又改。
以盡力而為、當做則做的信心和願心撰寫博士論文
在蒐集資料的過程中，當我發現用異名撰寫的智旭著作，並能證明確係智旭的著作時，真有如獲至寶地歡喜。在研究過程中，當我發現智旭並不如向來的學者們所說的那樣，而確定他不是天台學的傳承者時，又是一大歡喜。當我從各種資料的比對中，發現智旭不僅是明末中國佛教界的一位大學問家，他也是影響近代中國佛教思想最深遠的大師之時，竟使我感動得流了好多次眼淚。
我每隔一週要輪替著定時去拜訪正副兩位指導教授，逐章逐節拿著寫成的論稿去請教。他們兩位教授，都很認真細心，每次都會花上半天時間，逐字詳讀，逐頁指點，通篇檢討，因而當我完成最後的清稿時，已經過了多次的改頭換面，這真是一項必須付出毅力和願力的工程。
在我那個時代，日本的文學博士，出名地難拿，修畢博士課程，往往等待二、三十年，尚不一定拿到博士學位，他們把博士學位看作學術成就登峰造極的象徵，例如野村耀昌教授，就是在他當了院長並已過了五十歲才拿到的。
攻讀博士課程，未必能寫博士論文，撰寫博士論文，未必拿到博士學位。我在當時也毫無把握，能否讀完四年博士課程，更無把握能否寫出博士論文，只是抱著盡力而為、當做則做的信心和願心撰寫我的論文。例如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九日，田中內閣宣布承認中共政權而與我中華民國斷交，為我國留日學生帶來數月的震撼與不安，我卻還能用「安心寫論文，安心做學問」的兩句話，跟他們互勉。
成了年近半百的新博士
一九七五年元月五日，我把長達近五十萬字的論文手抄稿裝訂成四冊，向學校提出而被接受，由兩位指導教授合寫了一份送審意見書，語多讚揚。但是還得經過審查委員會的評審及口試，能否過關尚待看我的運氣。到了同年二月十二日上午，整個立正大學研究所內的氣氛，嚴肅得有些緊張，每一位老師和同學，見到我時，好像都在為我祈禱祝福，因為有二十來位教授，集合在會議室內，要給我的論文口試。連金倉及野村兩位教授也有一些怕冷的樣子。口試的程序是先由全體審查委員開會，聽取報告審查的意見。然後傳閱論文印本，接著請我進入會場，主席是東洋史的權威學者山崎宏博士，他向大家徵求口試發言：「諸位對於這篇論文，有意見要問嗎？」我沒有想到，口試委員會竟會這麼多，但我一直記得金倉教授說過一句話：「唯有作者自己，才是這篇論文的專家。」就論文問問題，被問倒的可能性應該是極少有的。更沒有想到，委員之中竟無一人發問，於是主席宣布全數無異議通過，並且向我道賀。當時最高興的，好像不是我，而是我的兩位指導教授，馬上站起來拉著我一同向大家致謝。
當年我已四十歲，是一個年近半百的新博士，並不覺得有多興奮。然而，我想到中國佛教的僧侶之中，畢竟也有了一個讀書出來的博士，佛教給人的印象，應該有些轉變了。因此我的兩眼，不免有些潮濕，視線有些矇矓起來。
此後，我就憑著博士學位，在中國文化大學教書，創辦中華佛學研究所，如今正在籌設一座大學規模的人文社會學院，我是自己學會了「開車」，也在讓人有車可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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