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鼓全集》第七輯 經典釋義類|07-14 華嚴心詮|前編緒論|第二章　華嚴宗

一、初祖杜順——神異禪者

初祖杜順（西元五五七―六四○年）：亦名法順，俗姓杜氏，生於雍州萬年縣（陝西省長安縣），十八歲出家，師事因聖寺的僧珍，受持禪定法。凡世間聾啞，遇之者必能聞、能語，乃至於驅園圃之蟲，馴惡性之馬。唐太宗詔之問曰：「朕苦勞熱，師之神力，何以蠲除？」師謂︰「但頒大赦，聖躬自安。」太宗從之，其疾遂瘳（痊），因此賜號「帝心」。後於終南山專修定業，貞觀十四年，八十四歲，寂於南郊之義善寺，塔肉身於樊川之北原。平生勸念阿彌陀佛。有弟子朝五台山，於山麓見一老人語之曰：「文殊今往終南山，杜順和上是也。」（見於《佛祖統紀》，大正四十九，二九二下及二九三上）著有《五教止觀》及《法界觀門》傳於今世，另外尚有《五悔文》及《十門實相觀》，見於《義天錄》及《東域錄》（均收於大正五十五冊）。

二、二祖智儼——精通梵漢

二祖智儼（西元六○二―六六八年）：出生於甘肅省天水趙氏家，那是隋文帝仁壽二年，父名景，任官申州錄事參軍。據《華嚴經傳記》卷三云：出生數歲，即知「累塊為塔，或緝華成蓋，或率同輩為聽眾，而自作法師」。十二歲時，杜順來家訪問，見之即撫儼頂，而謂其父曰：「此我兒，可還我來。」父母知其有道，欣然不吝，允儼隨杜順出家。接著杜順便交給他的上足達法師，令其順誨，曉夜持誦。後有二位梵僧來到至相寺，授智儼以梵文，不日便熟。隋末大業十一年（西元六一五年）師年十四歲，披緇為僧。親近普光寺法常、辨法師、琳法師，及至相寺智正。初學《攝大乘論》，後研《華嚴經》，並聽《四分》、《毘曇》、《成實》、《十地》、《地持》、《涅槃》等經論。當他接觸到慧光律師的《華嚴疏》，便自欣喜獲得「別教一乘無盡緣起」。後遇一異僧告謂：「汝欲得解一乘義者，其十地中六相之義，慎勿輕也。」因此陶研而大啟悟，遂註《華嚴經》，立教分宗，著成《搜玄記》五卷，時年二十七歲。

智儼的中年記事不多，晚年則曾駐錫終南山至相寺、長安雲華寺，六十七歲圓寂於清淨寺。弟子有新羅的義湘、法藏、慧曉、薄塵、道成、惠招等。臨終時告門人曰：「吾此幻軀，從緣無性，今當暫往淨方，後遊蓮華藏世界，汝等隨我，亦同此志。」（大正五十一，一六三下至一六四上）此乃表示智儼相信在他身後，先往阿彌陀佛淨土，再遊毘盧遮那佛的蓮華藏世界，是二段往生。在他的主要著作《搜玄記》之外，西元六五九年以後尚撰有《五十要問答》二卷；六六三年以後撰有《孔目章》四卷及《一乘十玄門》一卷。他是當時少數能夠通曉梵文的高僧思想家。

三、三祖法藏——集大成者

三祖法藏（西元六四三―七一二年）：是華嚴宗的集大成者，唐太宗貞觀十七年（西元六四三年）出生，俗姓康氏，其祖先代代都是康居的丞相，祖父時代歸化中國，父名謐，唐朝贈其左衛中郎將之官位。法藏十六歲時於陝西法門寺的阿育王塔前，燒一指供佛，十七歲時辭親入太白山，學習大乘方等經典。數年後以探親疾而歸長安，而往雲華寺聽智儼講《華嚴經》，深得玄旨，隨即以居士身投其門下。唐高宗總章元年（西元六六八年），法藏二十六歲，有西域三藏釋迦彌多羅，來到長安，即於其座前求菩薩戒，三藏要他先誦《華嚴經》〈淨行品〉，後受菩薩戒。同年十月，智儼入寂，將法藏委託道成及薄塵二師，囑其紹隆道法。咸亨元年（西元六七○年），由於榮國夫人過世，則天武后為建太原寺祈福，道成等即推舉法藏，因之受敕住入該寺，始剃髮披緇成為沙門；尚未進具，便奉武后旨，講《華嚴經》，並受賜五衣。嗣後又於雲華寺講《華嚴經》時，即於座上口出光明，須臾成蓋，武后聞之，遂命京城十大德，授其滿分戒，並賜號「賢首」。華嚴宗亦名賢首宗的典故，即出於此。

到了唐高宗永隆元年（西元六八○年），法藏參與地婆訶羅之譯場，校勘〈入法界品〉之梵本，是指協同道成及復禮二人，將此譯本，勘對舊（晉）譯《華嚴經》而補其闕文，並且參與《大乘密嚴經》等十餘部之翻譯。唐武后垂拱二年（西元六八六年）四月，於大慈恩寺講《華嚴經》，同年奉詔於西明寺祈雨有驗。天授二年（西元六九一年），於曾州講《華嚴經》，辨折道士疑難。證聖元年（西元六九五年）實叉難陀開始翻譯八十卷《華嚴經》，承命擔任筆受。聖曆二年（西元六九九年）十月，新《華嚴經》譯畢，奉詔講之於佛授記寺，至〈華藏世界品〉，講堂寺地，一時震動，眾皆感歎，都維那上表奏聞，武后即日召師於長生殿，問十玄六相之法，師乃指殿隅之金獅子為喻，以說其幽致。久視元年（西元七○○年）於洛陽三陽宮與實叉難陀共出《大乘入楞伽經》，並參加《文殊師利授記經》之翻譯。長安三年（西元七○三年）參加義淨三藏之譯場，為《金光明最勝王經》等二十餘部作筆受及證義。神龍元年（西元七○五年）唐中宗復位，適逢張易之叛亂，師即內弘法化，外贊皇猷，亂滅之後，即蒙優賞，敕為法藏畫像，並御製「讚」四章（文見大正五十，二八四上）。神龍二年，敕命為菩提流支譯場之證義。

此後，奏請於東西兩都（洛陽及長安）、吳、越及清涼山，興建五寺，悉以華嚴命名，並寫大乘三藏及諸家章疏，藏之諸寺，因號師為華嚴和尚。曾經奉命祈雨兩次，祈雪一次，均有神驗。迄唐玄宗先天元年（西元七一二年）寂於大薦福寺，世壽七十，敕贈鴻臚卿，葬於神禾原華嚴寺之南。有關法藏的傳記資料，可參考：（一）祕書少監閻朝隱為撰〈大唐大薦福寺故大德康藏法師之碑〉（大正五十）7；（二）權知瑞書、新羅崔致遠撰〈唐大薦福寺故寺主翻經大德法藏和尚傳〉（大正五十）8等。他的門下弟子有宏觀、文超、智光、宗一、慧苑、慧英、審祥等。

法藏的著作極多，依據各種資料考察，計約三十部，其中被現代學者吉津宜英、木村清孝等推定是出於法藏真撰的，有十數部，例如《華嚴旨歸》一卷、《華嚴綱目》一卷、《華嚴五教章》三卷、《華嚴經探玄記》二十卷、《起信論義記》三卷、《十二門論疏》一卷、《法界無差別論疏》一卷、《般若心經略疏》一卷、《入楞伽心玄義》一卷、《密嚴經疏》四卷、《梵網菩薩戒本疏》六卷、《華嚴經傳記》五卷等。其中已知撰著年代的，僅有《般若心經略疏》是完成於長安二年（西元七○二年）。在閻朝隱撰〈康藏法師之碑〉中亦云：

以此可知，至少有十數部著作，是法藏親撰，頗為可信。

縱覽法藏賢首大師一生，他確是乘願再來的菩薩人，不僅資稟異於常人，他精通梵漢語文、熟悉大乘經論，學問紮實，思想嚴密，勤於撰著，兼有禪定及神異的功德。因此歷經唐高宗、則天武后、唐中宗，備極榮寵而盛譽不衰。

他的主要思想是五教、十宗，見於《五教章》。依鎌田茂雄及吉津宜英的研究推測，此書是撰成於法藏的三十幾歲年代。

由《探玄記》卷一所見，所謂五教是：一、小乘教；二、大乘始教（相當於《解深密經》第二時及第三時）；三、大乘終教（說定性二乘及一闡提人都能成佛之教）；四、頓教（說一念不生即見佛之教）；五、圓教（說一位一切位，相即不異，信滿成佛之教）。若依《五教章》卷一所說，則略有不同。

所謂十宗是：前六宗是指六個小乘部派，第七一切皆空宗是大乘初教，第八真德不空宗是終教，第九相想俱絕宗是頓教，第十圓明俱德宗是圓教、即是別教一乘的華嚴無礙自在之法門。

《五教章》是華嚴學的綱要書。《華嚴經》的義理分齊，便是《五教章》卷四的內容，共有四大項目：一、三性同異義（唯識學中的遍計執、依他起、圓成實之三性）；二、緣起因門六義法；三、十玄緣起無礙法；四、六相圓融義。9

有關這些教判及教理思想的詳細內容，已不是本書討論的範圍了。

四、四祖澄觀——疑點特點

四祖澄觀（西元七三八―八三九年）：說他是華嚴宗第四祖，乃是就教判思想層面的認同法藏而言。從法裔傳承而言，是有距離的。他不僅不是法藏的及門弟子，他出生時，法藏圓寂已二十六年了，他們兩人在佛教史上活躍的年代，也幾乎相差近百年，法藏於西元七一二年入寂，澄觀於唐德宗貞元十二年（西元七九六年）始應皇帝之召而入長安。但他的確是一位在中國華嚴傳流史上極其重要的大師。

澄觀出生於唐玄宗開元二十六年（亦說二十五年），是越州山陰（浙江紹興府山陰縣）人，俗姓夏侯氏，字大休，十一歲時，從寶林寺霈禪師出家，受《法華經》，十四歲得度為沙彌。唐肅宗乾元年間（西元七五八―七五九年）二十歲頃，赴潤州，就棲霞寺的醴律師學相部律，又就曇一受南山律（同為研究《四分律》的兩個學派，前者依《成實論》，後者依《唯識論》）。後至金陵，依玄璧傳關河之三論。大曆年中（西元七六六―七七九年）於瓦官寺聽講《起信論》及《涅槃經》。

至於澄觀正式與華嚴學相遇，也是在大曆年間，於天竺寺的法詵門下，學習了《華嚴》大經，這位法詵是誰？據坂本幸男教授研究，他是法藏高足慧苑的弟子，有關法詵的資料，坂本教授所知者，有十七種之多。《宋高僧傳》卷五所載，法詵俗姓孫氏，十五歲出家，他家鄉洛陽的恩貞大師，「囑之以《華嚴經》、《菩薩戒》、《起信論》……。自此，句義不思而得，一部全文，常現心境，事事無礙之旨，如貫華焉」。撰有《儀記》十二卷，前後講《華嚴經》十遍（大正五十，七三六上及中）。另據高麗義天的《新編諸宗教藏總錄》，簡稱《義天錄》所載，在列舉慧苑的《刊定記》之次條，即是《刊定記纂釋》二十一卷或十三卷，下有註明「法詵創造、正覺再修」八個細字。因此，依據坂本教授《華嚴教學の研究》10第五十一至五十七頁所說，法詵的華嚴師承，那位恩貞大師，便是洛陽授記寺的慧苑大師。

再看澄觀與法詵的師承關係資料，依據鎌田茂雄的《中國華嚴思想史の研究》收錄由結城令聞所藏的《妙覺塔記》，以及清代續法的《法界宗五祖略記》，都說澄觀從東京洛陽的大詵和尚，聞授華嚴玄旨，以其「利根頓悟，再周能演。詵曰：法界宗乘，全在汝矣」（《卍續藏經》，新文豐版一三四，五五○上）。

以此可知，澄觀就不是華嚴宗第四祖了。日本鎌倉時代的華嚴宗學者凝然大德，在其《孔目章發悟記》卷一，已有如此的看法：「賢首上足有靜法寺慧苑，苑之弟子有天竺寺法銑（詵），今澄觀師承法銑。」他在另一部《華嚴法界義鏡》的「澄觀傳」中，亦云：「第四祖清涼山澄觀大師……乃依東都法詵大師習學華嚴，觀是慧苑大師門人。」11因此，中國華嚴宗諸祖的傳承，應該是：

初祖杜順（西元五五七―六四○年）

二祖智儼（西元六○二―六六八年）

三祖法藏（西元六四三―七一二年）

四祖慧苑（西元六七三―七四三？年）

五祖法詵（西元七一八―七七八年）

六祖澄觀（西元七三八―八三九年）

七祖宗密（西元七八○―八四一年）

從他們住世的年代考察，法詵入寂於大曆十三年（西元七七八年），澄觀便是大曆年間，親近法詵而溫習《華嚴》，並得法詵的讚許。當時已是法詵的晚年，因他世壽只有六十一歲，澄觀較法詵年少二十歲，在法詵座下時，宜為四十歲左右。

但是，澄觀對慧苑的《刊定記》所持四教判的教判思想，極度不滿，在他的《華嚴經疏鈔》中，把慧苑批評得非常嚴厲，直斥之為「邪宗」。在其弟子宗密的《圓覺經疏鈔》卷三之上，同樣批斥慧苑的四教判，而謂：「此公是藏和上弟子，不得師意，故知形雖入室，智未陞堂，亦由曾不參禪，致使全迷頓旨。」也許正由於此，到志磐編成《佛祖統紀》之時，便以澄觀及宗密，尊為華嚴宗的四祖及五祖，而將慧苑排之於華嚴宗的正統之外。直到一九五六年，由京都平樂寺書店出版了坂本幸男教授的《華嚴教學の研究》，始將此一有關華嚴宗傳承史的迷案，為慧苑做了平反。坂本的論作，也由臺灣的慧嶽法師，於一九七一年譯成中文，在他的中華佛教文獻編撰社印行，名為《華嚴教學之研究》，我亦為之撰序，用表讚歎。然對這則公案，究竟還有沒有爭辯的餘地，那就有待後賢的研究了。

至於慧苑四教判，乃是受了《寶性論》卷四所說眾生有四種的影響，該論曰：「略說一切眾生界中，有四種眾生，不識如來藏，如生盲人，何等為四？一者凡夫，二者聲聞，三者辟支佛，四者初發菩提心菩薩。」（大正三十一，八三九中）據中村瑞隆的研究，認為這一段論述如來藏的論文，是《寶性論》的核心思想（見氏著《梵漢對照究竟一乘寶性論研究》頁一四三―一四六）12。

慧苑的四教判，見於其所撰《續華嚴經略疏刊定記》卷一，在評論了自印度至中國佛教的各家教判之後，便引《寶性論》四種眾生說，而云：「今之所存，依此而立：初、迷真異執教，當彼凡夫；二、真一分半教，當彼聲聞及辟支佛；三、真一分滿教，當彼初心菩薩；四、真具分滿教，當彼識如來藏之根器。」（《卍續藏經》，新文豐版五，二十三上及下）第一種的迷真異執教，是印度九十五種外道，以及中國的《易經》、《老子》、《莊子》，而評孔、老、莊之三家，是「大意略同，而文稍異」。並舉孔丘所述「易為萬物之始」；李聃所謂「自然為萬物因」；莊周所謂「道為萬物因」（同前書頁二十四下及頁二十五上）。這幾乎跟宗密的《原人論》所立五教的第一「破迷執」相同，是將凡夫外道的儒道二家，置於人天教之前，但卻不同於法藏之五教判了，莫非宗密也受了慧苑四教判的影響！

現在，繼續介紹清涼大師的生平。據元朝的普瑞所集《華嚴懸談會玄記》卷一所載，補述其早年的事蹟如下：

這段事蹟，或許有些誇張，澄觀在二十歲前便能為人講解大乘經論二十三種，的確是大菩薩再世了。至於他的十誓，傳誦很廣，乃為律師的標桿心行，然非常人所能身體力行。他在大曆年間，除了親炙「華嚴玄旨」於法詵門下，也參訪了剡溪的慧量，再聞三論，至蘇州的湛然法席，習《摩訶止觀》及《法華》、《維摩》等經疏；又往參牛頭山惟忠、徑山道欽，咨決南宗禪法；更見慧雲，了北宗禪之玄致。於是自謂：「五地聖人，身證真如，棲心佛境，於後得智中，起世俗念，學世間技藝，況吾學地，能忘是心？」13遂復學習經傳子史、小學蒼雅、天竺悉曇、諸部異執、四圍五明、祕咒儀軌。大曆十一年（西元七七六年）上五台山，朝峨嵋山，再回五台山，止於大華嚴寺，專行方等懺法，講《華嚴》大經，慨於《華嚴》舊疏文繁義約，遂將製疏，夢抱金人，無何咀嚼都盡，覺即汗流自喜。自唐德宗興元元年（西元七八四年）正月起，迄貞元三年（西元七八七年）十二月，《華嚴經疏》畢功，凡成二十軸，計六十卷。以其「大教之理深，疏文之義廣」，遂為弟子僧睿等，更為此新疏作釋，名為《隨疏演義鈔》四十卷、《隨文手鏡》百卷。

澄觀自大曆十一年（西元七七六年）進入五台山之後，迄貞元三年（西元七八七年），《華嚴經疏》完成，再到貞元十二年（西元七九六年）時，受德宗皇帝召入長安為止的二十一年之間，為道俗弟子講說，以及其後為德宗、順宗、憲宗解說而撰述的著作，除《華嚴經疏》之外，現存的則有《貞元華嚴經疏》十卷、《華嚴經綱要》三卷、《華嚴經略策》一卷、《法界玄鏡》一卷、《心要》一卷、《三聖圓融觀門》一卷等。

據《華嚴懸談會玄記》卷一所載，則除了以上諸書，尚有：

四十卷本《華嚴經》譯出之後，德宗請師講之，講已德宗讚曰：「誠哉！是言微而顯撫！」14遂賜紫衲方袍，兼禮為教授和尚。師又奉詔為《四十華嚴》述疏十軸，並被迎入內殿談法。帝心默湛海印，朗然大覺，乃謂群臣曰：

後歷順宗、憲宗，均賜澄觀清涼國師之號，在他於八三九年入寂之前，穆宗、敬宗，相繼賜號大照國師。後世相傳，澄觀一生，「歷九宗聖世，為七帝門師」15；他出生於玄宗開元二十六年，經玄宗、肅宗、代宗、德宗、順宗、憲宗、穆宗、敬宗、文宗九世，除了玄宗與肅宗，其餘七帝，皆以澄觀為師。尊榮集於一身，歷一世紀而屹立如高山大嶽，在世界佛教史上，乃是空前絕後的盛事。他以一百零二歲入寂，《宋高僧傳》則謂七十餘歲，後世多採百零二歲之說。寂後塔於終南山石室，號「清涼國師妙覺之塔」，相國裴休奉敕撰碑文。傳法弟子百餘人，而以宗密、僧睿、法印、寂光等四人，為門下四哲。元人普瑞集的《華嚴懸談會玄記》卷一又形容描述這位大師的容貌舉止云：

至於澄觀的思想，主要是繼承賢首法藏，故被認定為四祖，亦不無道理。但他除了發揮法藏的思想，尤其重視律身及調心的實踐面。在他的特點，主要有三項可舉︰

一、是有關唯心的思想，澄觀繼承法藏的「十重唯識」之說，或「十重一心」之說，提出︰（一）二乘人的一心，（二）阿賴耶識的一心，（三）如來藏清淨的一心。

二、是由法藏的「法界緣起」觀，澄觀創立了四種法界論：（一）事法界：事相世界；（二）理法界：真理世界；（三）理事無礙法界：真理與事相，交流與融合的世界；（四）事事無礙法界：事相與事相，交流融合的世界。16

三、是對實踐面的觀法，創出了「三聖圓融觀」，華嚴三聖，便是本師毘盧遮那如來、普賢、文殊二大菩薩。至於如何來以行者的身心觀此三聖圓融，得見三聖及十方諸菩薩，則不甚明確。

所以，華嚴宗所設的種種觀門，理論面多於實踐面，無怪乎華嚴學者若從著手的實踐面而言，多教人以念佛，或與禪宗合流而成為禪者。其實，華嚴宗諸祖，都與禪悟有關，也都是重於教理的禪師。及至宗密，便於〈禪源諸詮集都序〉等著作中，提揚「禪教一致」說了。

五、五祖宗密——禪教一致

有關圭峰宗密大師的原始傳記資料，已有我的三位學者朋友，做過深入的搜尋及考證，其中以鎌田茂雄博士的《宗密教學の思想史的研究》第二章17，貢獻最為豐富而且完整。我要在此申謝，讓我省力不少。

大師生於唐德宗建中元年（西元七八○年），寂於唐武宗會昌元年（西元八四一年），世壽六十二歲，僧臘三十四夏。出生地是果州西充縣（四川省成都之東）。俗姓何氏，是世代業儒的豪門，故在七歲至十八歲前的十年之間，專精儒學，兼通道家之說。雖以「詩書是業，每覺無歸」18，故於十八、九至二十一、二歲的幾年之間，曾以居士素服之身，「習聽」佛教「經論」，旋又回到儒學的領域，於遂州義學院，親炙儒宗大師。唐憲宗元和二年（西元八○七年），準備應試貢舉，適遇荷澤神會的第四代法裔道圓禪師由川西來到遂州大雲寺弘傳禪法，前往親近，宗密對這位禪師的感受印象是︰「儼然若思而無念，朗然若照而無覺。」19故於「言下相契，師資道合」20，「如針芥相投」21。因緣成熟，便求度出家，時年二十七歲。

在大雲寺為沙彌時，隨眾赴府吏任灌之家，列於下位，接受齋供之前，所誦的是一部《圓覺修多羅了義經》，「讀之兩三紙已來，不覺身心喜躍，無可比喻」22，「一言之下，心地開通，一軸之中，義天朗耀」23。回寺後以之向道圓禪師稟告，師即示以「此經諸佛授汝耳，汝當大弘圓頓之教，汝行矣，無滯一隅」24！接著便辭師去受具足戒，專心致力於《圓覺經》的鑽研，並陸續撰寫了一系列的《圓覺經》疏及大疏鈔，是為中國禪宗思想史上的一大盛事。因為宗密所見的《圓覺經》內容，是「具法性、法相、破相三宗經論，南北頓漸兩宗禪門」25的，若從所謂性宗的角度來看，《圓覺經》的確是涵蓋了空有、性相、頓漸等法門的，其實，《楞嚴經》及《起信論》，也都具有與此相同的特色。

宗密離開道圓禪師之後，也去成都府的聖壽寺，拜謁了道圓的師父，荊南的惟忠禪師，宗密被記為「傳教人也，當盛於帝都」。又往東京洛陽，拜見道圓的同門神照禪師，一見之下，便譽宗密為「菩薩人也，誰能識之」26！到了唐憲宗元和五年（西元八一○年），於襄漢恢覺寺之靈峰，遇一病比丘，授其師清涼澄觀所撰《華嚴經疏》二十卷、《演義鈔》四十卷予宗密。宗密閱覽之下，即如「渴逢甘露，貧遇摩尼，騰躍之心，手捧而舞」。因《華嚴疏鈔》是「以疏通經，以鈔釋疏，尋文而性離，照理而情忘，偶之于心，會之于教，窮本究末，宗途皎如」，以致使他的「一生餘疑，蕩如瑕翳，曾所習義，於此大通」。此段文字，出於宗密的〈遙稟清涼國師書〉，那是唐憲宗元和六年（西元八一一年）的事。於是他為徒眾講了兩遍，甚至有一位名叫泰恭的聽徒，受疏的感動而自斷一臂以供難逢之大法。講畢未久，即往上都，晉謁清涼國師，執弟子禮，隨侍二年，國師印之曰：「毘盧華藏，能隨我遊者，其唯汝乎！」27因此而被認為華嚴宗的第五祖。清涼國師以一百零二歲寂於西元八三九年，再次年（西元八四一年）圭峰宗密也圓寂了。

在宗密大師出家後的三十四年之間，前面二十多年，雖然經常雲遊，卻都能於所到寺院，不斷地研究三藏教典，熟習《起信論》、《成唯識論》、《攝大乘論》、《瑜伽師地論》、《寶性論》、《佛性論》、《中觀論》、《大智度論》等。不過，宗密大師仍以《圓覺》、《華嚴》二經為依歸。他的著作很多，據鎌田博士的統計，共有三十七種，達二百十九卷。卷帙最龐大的是《禪藏》，早已失佚；其次是《圓覺經大疏鈔》系列，計三十七卷；又次是《圓覺經道場修證儀》十八卷；再次是《華嚴綸貫》十五卷。若依宗密生平最重要的政界外護——相國裴休所撰〈圭峰禪師碑銘〉的記載，他的主要撰著則有：《圓覺》、《花（華）嚴》、《涅槃》、《金剛》、《起信》、《唯識》、《盂蘭盆》、《法界觀門》、《行願經》等的疏及鈔，尚有法義類例、禮懺、修證、圖書纂略、〈禪源諸詮集都序〉，並酬答、書偈、議論等，凡九十餘卷。能有如此豐富著作的人，在中國佛教史上，乃是少見的了。當然，這些著述之中，多數是隱居在終南山草堂寺的前後十年之間完成的。以其所居寺院，位於該山之圭峰，故被尊稱為圭峰大師。並於唐武宗崩後，唐宣宗即位，追諡為定慧禪師，塔號青蓮。

宗密大師自己是不要塔的，故有遺誡弟子云：「深明形質不可以久駐，而真靈永劫以長存，乃知化者無常，存者是我，死後轝施蟲犬，焚其骨而散之，勿墓勿塔，勿悲慕以亂禪觀，每清明上山，必講道七日而後去，其餘住持法行，皆有儀則，違者非我弟子。」（〈圭峰禪師碑銘〉見於《全唐文》卷七四三）但是當他坐滅於興福塔院之後，七日之內，儼然如生，容貌益悅，即遷於函，荼毘得舍利數十粒，明白潤大，先藏之於石室，繼為之建塔。

宗密的生平，尚有一事，值得後人傳誦，即是他曾二度受到皇帝之召進入宮中，答問法義，而被稱為內供奉。他亦曾與好幾位高階的政治人物，往還密切，例如裴休、溫造、蕭俛、李訓等。然於唐文宗太和九年（西元八三五年），發生甘露之變，謀誅宦官仇士良的計畫失敗，參與密謀的李訓及鄭注，即遭宦官派兵追殺，李訓逃往終南山，投奔宗密，欲求剃度及庇護，然終於被捕。宗密亦被縛入左軍，責以不告之罪，將欲殺之，宗密則怡然對曰：「貧僧識訓年深，亦知反叛，然本師教法，遇苦即救，不愛身命，死固甘心。」中尉魚弘志嘉之，奏釋其罪。（見於《舊唐書．列傳第一一九》）《隆興佛教編年通論》卷二十五，亦有對此事讚揚的記載：「仕良壯其不撓而釋之。唐史書此，蓋美其有大節也。」《指月錄》卷六，同樣為之讚歎云：「比丘與唐士大夫交者多，或見傳記，多犯法辱教。而圭峰獨超然如此，為史者亦欣然點筆疾書，蓋其履踐之明也。」由此可見，宗密不僅是一位大學問家、大思想家，一位具足禪慧悲智的禪師，也是一位關心國政大事、且又一心救苦而不惜生命的大宗教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