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鼓山的使命
童年
我，聖嚴，民國十九年（西元一九三○年）出生於中國大陸江蘇省江南的一個農家。其實應該說是出生於江北，但當我還不滿一歲的時候，我的出生地就被民國二十年（一九三一）的一場大水沖進了長江，家中一切被一洗而光。父母帶著我們六個兒女越過長江到了江南，在一無所有的情況下做了佃農。我在家中排行第六，上有兩個姊姊、三個哥哥。家人赤手空拳在佃農的土地上蓋了三間茅草房，就此安頓下來。農忙時，全家都種田；農閒的時候就去做工。我進小學之前就已當了童工，九歲才進私塾。母親生我時已經沒有奶水，鄉下也沒有營養的補充，所以我一生下來就很瘦弱單薄。九歲時雖然進了私塾，也不是天天上學、年年上學，而是有一學期沒一學期的。到了十二歲才進入私人興辦的現代化小學，從三年級讀起。讀了三個學期，到四年級下學期就無法再讀書，因為家境太窮了，從此以後未再進過學校。
上山當和尚
十三歲那年，江北南通狼山的方丈託了一位居士到江南來找小和尚，那位信徒正好是我們家的鄰居。當天他從江北回到江南經過我們家門口時，正巧碰上一場大雨，就到我們家來躲雨，看到我跟母親在一起，就問我母親：「狼山正好要找小和尚，這孩子是不是可以讓他做和尚啊？」我母親說：「我們家很窮，這小鬼也很調皮，如果他自己願意做和尚，那就去吧！」她問了我的意思，我說：「好啊！」其實那時候我根本不懂什麼叫作和尚、為什麼要做和尚，一口答應之後，那位居士遂把我的生辰八字帶著離開了。半年之後，我們全家都把這件事忘得一乾二淨，但這位鄰居卻出現了，告訴我們說狼山上的菩薩表示這個小孩可以做和尚，他現在要來把這個孩子帶上山去。這時候我母親有點捨不得了，再問一次我要不要做和尚，我說：「要啊！」就這樣我跟著這位姓戴的鄰居上了狼山。
狼山是中國八個小名山之一，是個香火道場，相當興盛。但我上山時正值抗日戰爭末期，那是民國三十二年（一九四三），香火已經沒落，很多和尚都離開山上去了外地。雖說如此，我上山的時候倒還好，還沒有窮到那個樣子。我的師父、師公請了專人教我讀書，其中一位老師教我讀儒家的四書五經，另一位老師教我唱念課誦，如此持續了一年半。最初我很笨，因此師父教我拜觀音菩薩，每天至少拜五百拜，在大家尚未起床時去拜，拜完之後正好做早課。不到三個月，我就有感應。這個感應相當奇特，好似觀世音菩薩用了什麼東西往我頭上一灌，全身很清涼。這時，我開了智慧，從此以後讀書、讀經、課誦，都很容易記得，也很容易學會。不過，這時我很擔心了，擔心師父不讓我做和尚，至於其他全不擔心。到了民國三十四年（一九四五）抗戰勝利，馬上就發生中共新四軍的活動，鄉下很亂，因此寺院裡上上下下老老少少全都到了上海，只留了一位最老的和尚在山上。
上海趕經懺．佛學院
到了上海之後就很苦了，做的是經懺。我在狼山的時候一直在做許多小和尚該做的事，比如洗衣服、種菜、煮飯、照顧庭園、打掃房間，並且做老和尚的侍者。這些事在我上山之前都沒有做過，但在狼山時卻做得很高興。到上海之後，由於寺院沒有生活的收入，遂靠經懺維持生活。這段時間我做的全是經懺，每天夜以繼日地念經、拜懺，那時叫趕經懺，在幾個殯儀館之間跑來跑去，晚上陪死人。由此我對經懺深不以為然，覺得是一種很奇怪的行業。
後來我知道佛經是讓人懂、讓人運用，不是念給鬼聽的。佛教落到這種情況，使大眾看不起佛教，也看不起和尚，我就想到要去讀書，遂到附近的靜安寺佛學院就學。這時我更清楚明白釋迦牟尼佛把佛法說出來是給人用的，是感化人、幫助人解決問題的。佛教這麼好，佛法這麼好，知道的人卻那麼少，誤解它的人是那麼多，究竟什麼原因呢？因為佛教徒沒有真正了解佛法，也沒有人深入研究佛法以用之於日常生活。少數的人會修行，卻躲到山裡去；多數的人不會修行，就到處跑——把佛經用來超度死人，不懂得給活人用。佛教因此變成死了的活化石，死了的宗教，這是很可憐的事。
此時我就發願——我懂得多少佛法，一定全都告訴人。當時我正值十六、七、八歲，知道的佛法都講給別人聽，同時也會寫，發表在壁報和學生的刊物上。我的程度本來不好，進佛學院之後逐漸名列前茅。
從軍．閱讀
我在佛學院只待了兩年多，一九四九年我就和另外幾位同學離開佛學院加入軍隊，於是跟著軍隊到了臺灣，沒想到在軍中一待就是十年。在這期間我讀了很多書，當時臺灣沒有什麼佛經、佛書可以看，而且我生活的範圍和行動受到限制，所以專門看文學性、哲學性、宗教性以及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書，涉獵頗廣。其他人看書可能是為了考學校或考高普考，我看這些書倒沒有什麼目的，只想回來做和尚，而看這些書大概也有用吧！
寫佛教的文章
就這樣過了五年之後，我跟佛教又接上了關係。佛教界的幾份雜誌看到我在一般性的社會雜誌（包括臺灣和香港），發表了幾篇文章，遂向我邀稿。這幾份佛教雜誌，包括《海潮音》、《今日佛教》、《慈航》、《佛教青年》、《人生》等。從此以後我其他的文章都不寫了，專門為佛教寫文章。當時我用過好幾個筆名，其中之一是「醒世將軍」；讀了醒世將軍的文章而信佛的人，現在大約都是五、六十歲或六、七十歲的人了。
自那時起，我雖仍在軍中，卻開始對佛學下工夫。我的書架、床鋪邊上一大堆全是佛書，其中最多的是印順長老和演培長老的書，因為全都是演培長老送給我的。由於這個機會，我吸收了許多印順長老的東西，一直到現在我仍覺得受到印順長老很多影響。此外，中華佛教文化館，我的師父——東初老人，影印《大藏經》，使我有大部頭的經可以讀。
再度出家後
一九六○年我退伍，到了中華佛教文化館再度出家。這段期間看到臺灣的佛教依然非常衰微，有些知識分子明明信了佛教，卻不敢承認是佛教徒。高層社會人士多半信基督教，認為信佛教是迷信，是沒有知識的人才信的，這些現象使我很難過。當時有三位大學生找一位法師談佛法，在佛教界大為轟動，說有大學生來向法師請法了。其實那些大學生未必來信佛，只是找法師聊天而已，這讓我感慨佛教的人才實在太少。
在那時佛教界能寫文章，而且能被一般報刊刊登的人，一共有三位，其中一個是我，另外還有兩位法師。佛教界的刊物少，也很少有人能寫文章，因此讀的人很少。當時的《人生》月刊出版數量大約是五、六百份，最多不超過七百份，並且是贈閱性質，很少有人真正要看，刊出的東西多半也讓人家看不懂。能寫得通順而通俗的，沒有幾個人。從小我就想到，文章寫出來就是要給別人看，自己並沒有什麼話要講，只看現在的人需要了解什麼樣的問題，需要聽到什麼樣的佛法，我才執筆。因此，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七年之間，我在高雄美濃的山裡，先是禁足後是閉關時，就設想了七十個小題目，加以解答。類似的佛教問答，在過去已有人寫，只是非常枯燥，不是平淡無味就是用一大堆佛學的專門名詞來解釋；人家看了好像懂了一點什麼，但並未真的解答問題。而我是以散文的體裁，運用經義及祖訓，以大家都能看懂的文字加以表達。這些問答在《菩提樹》月刊連載以後，有人希望我出單行本，那就是《正信的佛教》這本書。該書出版後還是沒什麼人看，第一版由佛教文化服務處印了一千本，十年之內還未銷完。這表示當時看佛書的人實在太少，我們沒有製造讓大家看佛書的機會，也沒有接引更多的人來看佛書，所以佛書的銷售量有限。當時有幾位法師很努力地在弘揚佛法，但是願意看佛書的風氣仍未打開。
我在山中閉關時，努力深究經藏，並且一直覺得佛教應該回到釋迦牟尼佛時代的原始面貌，回到佛所說的非常基礎、非常實用的佛法。這是我的發現，也是印順長老特別重視的一個部分。印順法師曾寫了一本《佛法概論》，我則是參考《阿含經》寫了《正信的佛教》。
閉關與弘揚戒律
我在山中用了很多時間拜佛、拜懺，此外是打坐、看經、寫文章，主要看《阿含經》和律藏。我特別重視戒律的原因是佛教的制度和出家人的生活都失去了準則，希望在戒律方面能振作一番。但我也發現，過去的人談戒律太拘泥於形式，對生活上的小枝小節很看重，卻不重視戒律的基本精神。因此我研究戒律的方向是希望現代人在不太勉強的情況下也能遵守戒律，這種戒律對現代人才是真正有用。我寫了一本書，叫《戒律學綱要》，寫成之時有人反對，說聖嚴法師不懂戒律，亂寫一通。但一直到目前，我還是覺得我做對了；我相信看過這本書的人，一定有很多人會持戒，也有很多人會受菩薩戒。這本書不但在臺灣很受歡迎，在大陸也普遍被佛學院當成課本來教。我寫這本書的用意是希望大家能拿來實行，而不是講一些很枯燥的規定；若是不能用的東西還要強調它，那不是很多餘嗎？我這樣做，也算是一項新的嘗試。
赴日本留學
出關之後，我的師父東初老人告訴我趕快去日本，很多人去了日本，我也應該去。師父這麼說，究竟是真是假，我弄不清楚。等我準備要去了，師父又說：「哎！你去日本做什麼？去日本都沒有好結果的。」然而張曼濤先生極力主張我去日本，我說我沒有錢，他說你不要管，只要讀書就好，來了再說。當時正好有一位法師從泰國直接去日本讀書，他說：「聖嚴法師，沒有關係。如果你到日本來沒有錢讀書，我們兩人可以共同生活，錢用完了再說。」由於這個承諾，我遂去了日本。但是到日本沒多久，我們兩個就分開住，之後他先去了美國，我則一個人留在日本，經濟上逐漸出現窘境。
另一方面，在臺灣的人怕我還俗，而且議論著我還俗的可能。議論的原因是什麼？我到現在還不明白。人是很奇怪的，當你要往上爬的時候，他怕你爬上去，所以踩你兩腳；你還沒有出頭，他就很擔心你會出頭。如果你不往上爬，別人又看不起你，說你沒出息。在這種心理因素下，我受到很多來自臺灣的誹謗，謠言紛飛。就這樣我在日本待了兩年。念完碩士回到臺灣後，別人頗訝異我尚未還俗，懷疑我在日本是否已穿了在家衣。後來我又去了日本攻讀博士學位，沒有錢讀書、生活，我就求觀世音菩薩。這時我的指導教授告訴我：「日本的佛教是由中國傳入的，像你這樣的人到我們日本來，是要把日本現代的佛法再傳回中國去。中國目前的佛教已經沒落，需要你這樣的人去振興，所以我們願意支持你。當你沒有飯吃的時候，我會帶你去化緣，你放心。」他說他的老師告訴過他兩句話：「衣食之中無道心，道心之中有衣食。」如果一心只為了生活，那就沒有道心；如果有為佛法的菩提心，可以不必擔心吃飯穿衣的問題。
我聽了很感動，每天都念觀世音菩薩。不久，突然就從瑞士來了一封英文信，表示願意支持我留學的全部費用，需要多少就給多少。我只要了學費和最基本的生活費，沒有額外的索求。就這樣攻讀博士學位的三年間，都靠瑞士所寄來的錢，到了第四年要出版博士論文，也得過瑞士匯款的幫助。究竟是誰在資助我？我相信是個中國人，但到目前為止，沒有人承認曾經給我錢，我想是觀世音菩薩送的吧！不過我還是猜得到大概是誰給的，應該是某一位在美國的居士，透過瑞士銀行把錢寄給我。他希望我讀完書之後對佛教有所貢獻，我非常感謝他的幫助。
博士學位與報導文章
我在讀博士學位時生活很艱苦，住的地方很小，有時每天只吃一餐，有時吃兩餐。往往中午是沒有東西吃的，有時早餐沒吃，中午就吃兩片麵包果腹，晚上回去若很晚就不吃了。我在日本就這樣過了六年的留學生活。為什麼讀學位讀得這麼快？因為我覺得生命有限，去日本念書時快四十歲了，念完書四十五歲已經很老了，若不趕快念，恐怕沒有時間了。而且我的身體很不好，隨時都可能死掉；如果書沒讀完就死掉，那多可惜！又如何報答施主的恩？如何報答三寶的恩？所以我很專心讀書。但同時也很關心日本佛教的運作和現況，例如他們是怎樣在弘揚佛法，怎樣在修行佛法。我除了研究學校的教育之外，也很重視他們教團的活動；我曾參加他們的修行和各式各樣的活動，寫了很多報導。在日本念完書之後，便完成了《從東洋到西洋》這本書。在我之前去日本的人，好像沒有人能寫這麼多報導的文章；在我離開日本之後十九年以來（一九七五─一九九四），也還沒有人這樣做。為什麼我要寫這麼多報導文章？因為我擔心自己若在回國之前就死掉，那麼我對日本佛教的認識和了解，就無法讓臺灣知道。諸如日本佛教為何如此盛行？日本佛教為何能深入民間？日本佛教為何能現代化？我報導這些，就是希望使國內有學習的機會。其實寫那些文章剝奪了我很多讀書的時間，也可以說我放棄掉休息的時間。
怎麼去了美國
至於我為什麼會去美國呢？在日本讀完書回臺灣之後，臺灣沒有人接納我去做事，我也沒有事情可做。我有一位同學跟我說：「你在日本好比學會了開車的技術，拿到駕駛執照，但是國內沒有汽車給你開，你回來也沒有用。」正好美國佛教會請我去美國，於是決定前往。在我尚未到達之前，他們開了一個會，打算效法英國王室訓練王子的方式，先讓我吃點苦，叫我從基層做起。因此我一去美國，不是以文學博士的身分去教書，也不是以法師的身分受供養，而是把我當成可塑可教的人才，從基層訓練起。在那裡待了一年，人少事多，打雜、掃地，除了不買菜之外，廟裡其他的事幾乎都得做。我把原本是堆置廢品雜物的地下室，打掃得乾乾淨淨，整理得清清楚楚，把原先是髒亂的地方改變成可以用作弘法活動的空間。
在美國弘揚禪法
半年後我便在美國佛教會的大覺寺教西方人打坐參禪，剛開始只有三個美國人。我的英語講不好，每天要花一個小時搭地下鐵去學英文，為了教美國人，我找了一位中國人王明怡居士幫我翻譯。就這樣我開始了教禪、講禪、寫禪的弘化生涯。其實我在臺灣根本沒教過禪，但在日本參加過好幾次禪七、禪學的活動，了解一些日本的禪，也得到日本一位禪師的印可。當時我一去，那位日本禪師就說：「你以前用過功的。」我說我在山中有過六年的經驗，並且自小是在禪宗寺院出家，後來雖在軍中也未曾間斷禪法的修行，故曾得到一位明眼人的指點。他因此對我另眼看待。後來我告訴他我要去美國了，可是我不會美國話，他說真實的佛法不是用語言的，禪法是用心法，叫我儘管去。
我在美國最初一年多的時間，從四個人跟我學禪到幾十個人學禪，然後我又主持禪七，直到現在，每年四次，從未間斷。一九七八年回到臺灣，也開始在北投道場主持禪七，弘揚禪法。
流落街頭與家徒四壁
但我既然回到國內，就必須向美國佛教會的大覺寺辭職。可是在美國那邊還有若干弟子，主要是美國人，還有一些中國人；他們很希望我留在美國，於是我只好開始東西兩個半球兩頭奔忙。然而在美國那邊，既已離開大覺寺，便沒有地方住了，當時正好是風雪交加的冬春之際，我只好經常背著睡袋，流落街頭，不知夜宿何處。有時住學生家，有時住在華僑家裡，有的中國寺院還婉拒我住，他們說得很客氣：「你是位大法師，怎麼會住到我們這裡來呢？」在這樣的流離之中，有一個地方非常好，是浩霖法師的東禪寺，他讓我和我的一位美籍出家徒弟在那裡掛單，住了一個多月，後來我就回臺灣了。
等我再回美國時，我們就租了一個閣樓，那真是所謂的「家徒四壁」。我當時身上只有四百五十元美金，而房租每個月是四百八十美元，加上一個月的押金，我根本無法負擔，後來還是請美國佛教會的沈家楨居士幫忙。沈居士很慈悲，他說：「你雖已離開美國佛教會，我依然願意支持你。」房租於是由沈居士按月支付。住的問題解決了，吃的、用的從哪裡來呢？這可能是身在臺灣的人想像不到的。每到晚上蔬果攤快收攤、麵包店快打烊時，我們就去撿，撿什麼呢？撿他們成箱丟棄了的東西。打開見到可吃的就拿回來，如洋山芋、番茄、胡蘿蔔、包心菜等等，有時也會撿到不中看的蘋果，麵包店中幾天賣不出去、已經變硬的麵包，我們也撿回來。當時我們覺得吃得還不錯，滿香滿好吃的。而我們四人——我、兩位美國弟子、一位中國弟子，就這樣生活下來。我們用的餐具、桌椅、冰箱等等，都是在馬路上撿的，覺得美國真好，在街頭什麼都撿得到，連佛壇也是在馬路邊撿來的兩塊板子，拼拼釘釘就供佛了。
置屋與出版
這樣生活了不到一年後，終於買到了房子。買房子的經驗也很奇妙，我們沒有錢，還是以四萬五千美元把它買下來，買了之後就有人捐錢。這幢房子很破爛，沒有人要，我們自己裝修、自己清理，費了一年多的時間才把它弄得像個房子，差可堪用。
在如此艱困的情況下，我們還在出刊物——二份由自己打字、影印的英文刊物。一位在IBM工作的美國人來跟我學打坐，見我們沒有打字機，便送了一架還可以用的報廢品。月刊《禪通訊》和季刊《禪》雜誌目前已發行到世界四十幾個國家地區。在美國出版的英文禪書已有了七種，也對全世界發行。我之所以成為被世界公認的禪師，與主持禪七、發行禪刊、出版禪書的關係，不能分割。
下跪苦求辦教育
一九七八年，由於我在臺灣繼承了東初老人的道場，中國文化大學的創辦人張其昀先生遂找我去擔任中華學術院佛學研究所的所長。他勸我把中華佛教文化館賣掉，併入中國文化大學，他則運用他的校園幫我辦學、弘揚佛法、提昇佛教。這個理念很好，但僅僅兩百多坪的土地和一百多坪的房子，我即使賣掉也賣不到多少錢，何況恩師老人的遺產，怎可變賣呢？我後來還是做了那個佛學研究所的所長，做了文化大學的教授，在日本獲得的博士學位終於有用了，這是我在國內辦教育的起點。不過我一點錢也沒有，必須自己去找錢，來維持佛學研究所的開支，除了求觀世音菩薩之外，還必須求人。當時我和幾個信徒去臺北市的華嚴蓮社，請成一法師做我們的副所長，他說什麼也不答應，後來看到我及隨同去的居士，都跪下來苦求，他才首肯。那時我做所長，他做副所長，實在是委屈他；他年紀比我大了十六歲，而且已經是位長老，我實在對不起他。後來他鼓勵華嚴蓮社的信徒來支持研究所的大部分開支，研究所就這樣辦了起來。
重建祖庭
佛學研究所辦到第五年，張其昀先生因老病住院，文化大學由於人事變動，政策也跟著變動，到一九八五年，我們就脫離了該校。此時東初老人遺下的道場——中華佛教文化館，由我重建完成，借用它創立了現在的中華佛學研究所。可是重建的費用，我也沒有著落，卻還跟建築商借錢，把接鄰的土地買了好幾百坪，然後跟他簽約合建，再跟他四六分屋。我們非常占便宜，原來只有兩百多坪的土地，建好之後分到的房子有近千坪，艱苦的時期就此熬過來了。
指導修行．寫書出書
我隨時隨地準備死，但尚未死以前，我傾全力報三寶的恩，為佛教的弘揚、推廣而努力。不論如何辛苦、如何忙碌，我都教人家修行，並且用文字推廣，用口頭宣揚，從不間斷。在美國也好，在臺灣也好，只要有時間，一定是在指導修行，以及寫書、寫文章。多少年來，平均一年會出幾本書，到目前為止，我的全集已蒐羅四十六種書，另外還有五本新書剛出版和將出版。這些都是為了弘揚佛法而寫，有身不由己的感覺，似乎不寫會對不起人、對不起三寶、也對不起自己。邀我演講而不講的話，覺得辜負佛法，在這種情況下，我一場接一場地演講，一本接一本地出書，一次接一次地主持禪七與佛七，乃至為期七天、三天、一天的各種營會修行活動。
辦教育的甘苦
談起辦佛學研究所，實在吃盡苦頭。很不容易請到足夠的好老師，有的老師因我不善交接應對，幾乎是我跪下來也未必請得到。我又不會照顧學生，他們便很少能體會到辦學者的艱辛。在設備和制度上我們盡量求完善，但從學生的立場總是有所不滿意，這都是我能諒解的。所以有時候我幾乎也要跪下來求學生，請他們體諒研究所裡的苦衷，請他們發菩提心好好念書。辦學是如此艱辛，若不是我有一點點菩提心的話，就可能不辦了，因為吃力不討好，又不能立竿見影地向支持者呈獻成果。畢業生當中雖已有兩位去國外得到博士學位，也回到我們所裡任教，但多數學生即使在就學時有感謝之心，一旦畢業後卻一去不回頭，好像他們來此讀書，已經是捧我的場了。
敢說是最好的佛學研究所
不過，我總是想能辦一屆是一屆，我盡我這一代的力去做就是了。到目前為止，我尚感滿意，師資、設備、學生程度愈來愈好，愈來愈整齊，在國內正規的高層次佛教教育中，「中華佛學研究所」我敢說是辦得最好的。在國際上，「中華佛學研究所」的成績也是有口皆碑，因為我們不斷地邀請許多國際聞名的佛教學者來訪問、教學，而我自己也到世界各國的學府去訪問，去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另外我們自己也主辦及承辦了三次國際佛教學術會議，請國際學者來看看我們，給我們建議。就亞洲而言，包括日本在內，能超越「中華佛學研究所」水準的，大概沒有幾個。所以日本已有三所大學，美國也有兩所大學，與本所簽了合作的契約。教育部雖未承認我們的學位，但我們還是辦得有聲有色。辦教育就是辦教育，來此讀書的研究生有這個認同和共識就好。
法鼓山是怎麼出現的
現在要談到法鼓山是怎麼出現的。法鼓山是一個偶然，也是一個必然。我在國內有研究所，也有農禪寺。後者是培養弘法的青年人才，最初只有二、三個人，後來因我主持禪七、佛七、講座，帶動大家修行，因此隨我出家的年輕人愈來愈多。到了五年前（一九八九），已經有將近三十個人在農禪寺出家。然而，在臺北市的都市計畫中，位於關渡平原的農禪寺必須拆除，我們必須另覓他處安置住眾。此外，研究所的現有範圍也益顯擁塞，不敷使用。我們把這兩個案子合併處理，到處找地方。結果有一位林顯政居士得到一個感應，說臺北縣金山鄉有塊地，要我去看。我先請中華佛學研究所的方甯書教授去看，他看了覺得很好，我說我剛到臺灣不久在軍中時，曾到金山住過，那地方辦學校等等都不行，我不去。方教授說衝著林居士的好意，我無論如何也該去看一下。等我親自看了那地方，也覺得滿好的。至於我們為什麼會得到那個感應呢？那是因為之前我們找地找了好久，一直找不到，有一位熊清良醫師建議念〈大悲咒〉，於是有一個晚上我們結合農禪寺念佛會千把位信徒，誦了二十一遍〈大悲咒〉，就如此得到感應。而金山鄉那塊地上的一座廟中，正好供了觀世音菩薩，它的住持覺得人手不足，也正在找人轉讓。我們就這樣談妥了，花了新臺幣七千多萬元取得那塊十八甲面積的山坡地。當時佛學研究所全部的財產只有三千多萬，而每年光是支出就要一千多萬將近二千萬，就算三千多萬悉數拿去也是不夠的。雖然如此，我們還是買了下來。接著我就出國，三個月內，我尚未回國前，錢就付清了。
錢從哪兒來的？是熱心的信徒們擔保借錢給我們的。接著，我們成立了護法會。信徒們知道我們有了地方，大家很高興，但又聽說師父沒有錢，就很替我擔心。有一個星期天講經結束，我召集大家開了一個會議，在場人數約三百多人，我問大家願不願意支持我，為我募款？結果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拿了勸募簿，有的人第一次來，也拿了勸募簿，他們是受了我要弘揚佛法、廣度眾生的悲願所感動。我當時看了這個場面不禁流淚，很感激，很感謝，很感恩！不是因為我有這麼大的號召力，而是受大家的因緣所感動。護法會的成員由當時約二、三百人擴增到目前將近五萬人，而經常捐款且與我們相關的信徒則約有十四萬人。
忙得好歡喜
這段期間信徒們非常熱忱，我也加倍辛苦；為了法鼓山，在工程、募款、組織及對信徒的關懷方面，都需要我付出許多的時間和心力。此外，主持禪七、打佛七、寫文章、演講、教書都照樣要做，同時在美國的道場也還需要我。因此，幾年以來我好像老了很多，頭髮白了不少，身體也衰弱得更快。以前我的身體也不好，但還不至於經常服藥、吊點滴；現在只要一回到臺灣，不要多久就需要吊點滴，需要找醫生來治療。到美國待一陣子之後，身體會養好一點，可以寫書、看經、打坐。在美國其實也很忙，但還有一點時間；在國內的話，時間就非常經濟。比如說，連去醫院吊點滴的時間都要跟醫生討價還價，醫生說要兩小時，我說不行，只能打半小時；醫生說要一小時，我說不行，最多四十五分鐘。這是為什麼？因為對我而言時間太不夠、太寶貴了。
好在我這麼忙，卻不覺得忙是一樁煩惱的苦事。有人說：「師父，您忙得好可憐喔！應該休息休息。」我就說了兩句話，用作自勉也勉勵弟子：「忙、忙、忙，忙得好歡喜；累、累、累，累得很快樂。」這兩句話對我很有用，弟子們也把這兩句話用來勉勵大家。我覺得很對不起大家，叫大家來跟著我忙，跟著我累。我自己忙、累沒關係，還叫大家忙和累。但為了佛法的弘揚，為了使眾生得到佛法的利益，為了人間少一些苦難，我想這樣做還是值得的。
法鼓山將來做什麼
現在我說明一下法鼓山未來將做些什麼事？法鼓山是屬於整體佛教的，也是屬於全民教育的一個地方。法鼓山不是一座普通的寺院，而是一個學府，是一個提昇人品的修行中心。法鼓山不僅僅是臺灣的，也是國際的、全世界的。法鼓山不僅僅是現在的，也是未來的。
法鼓山目前的方向是教育，共分二類，第一類是普化教育，也就是農禪寺和美國道場正在做的——培養學法、弘法、護法的人。我們提供場地和環境讓人深造、成長、修行和學習；待他們修學佛法之後到各地去，多多少少可以弘揚佛法，教人修行、帶人修行。第二類是研究所教育，做學術研究、文化出版等工作。我們努力使中國的佛教在國際上有地位，也使佛教在學術界獲得一定的地位，使佛教在教育界開闢一個層面並有具體貢獻。我們培養人才，期望對社會、國家和世界，在文化、教育、學術等方面有所貢獻。
法鼓人文社會大學
將來我們還會有一所人文社會大學。法鼓山的建造工程分兩個段落：第一段落的研究所結合了農禪寺和中華佛學研究所的功能。第二段落又是另一個層面，是要成立一所大學，其中又再分成兩期：
第一期的人文社會學院，成立三個系和一個所，三個系包括以佛教為主並兼容其他宗教的宗教系，該系畢業生可進入佛學研究所深造，也就是說佛學研究所可消化宗教系佛學組的畢業生。其次是語文系，包括佛教語文，如梵文、巴利文、藏文等，此外有歐美語文和東方語文等應用語文。我們可以把佛教經典翻譯成各國語文，將外文佛書譯成中文。而我們也希望有人能研究世界其他的宗教，所以會開希伯來文和阿拉伯文的課。語文的筆譯和口譯人才，不僅佛教需要，社會上到處也都需要，我們培養出來的人，一定會被各界搶著用。語文的人才在將來的需求量勢必愈來愈大，因為人與人之間的交往、文化與文化之間的交流，以及宗教與宗教之間的溝通都是藉用語文。第三個系是社會系，重視社會人心的啟發。我們正在提倡心靈環保，正是屬於這一層面；目前一般的社會系重點在社會工作，我們則著眼於社會風氣的搶救、社會人心的改善和社會理念的推動，這和一般大學的社會系是不同的，頗受教育部和專家學者們的肯定和讚歎。
第二期的人文社會大學，則是一所完整的一般大學規模，共有十二個系九個所，內容名稱尚未確定，但一定會配合社會、國家及世界大環境的需要，只要能力所及，凡有助益於世道人心的就予以開設。這個大學採精簡走向，學生人數控制在四千人之內，教育的設備和環境則力求完善有特色，以「境教」來使學生在人品上、心理上都足以為人中師範，以便推廣並實現人間淨土，也就是實現法鼓山理念中的兩句話：「提昇人的品質，建設人間淨土。」
一大使命．三大教育
綜合以上的方針和理念，可知法鼓山目前已經推動而未來會一直推動下去的「一大使命、三大教育」。一大使命是推動全面的教育。三大教育是：
（一）大學院教育：也就是研究所、人文社會大學的教育，也包括函授教育及寒暑期的學校在內。
（二）大普化教育：包括禪坐、念佛等修持，以及各種弘化活動，用以培養布教師的教育和設施，並有計畫地培養在家居士成為弘揚佛教的專職人才，分別擔任禪坐等修持的帶動、佛法的傳播，最起碼的也能擔任法鼓山之理念的說明和淺顯佛法的講解。在大普化教育中，有修行安養中心、佛教歷史博物館，有文化出版的部門，包括雜誌、刊物等等各種文字出版品，以及其他傳播媒體，如電台、電視、報刊等節目的製作與資料的蒐集提供。
（三）大關懷教育：我們目前正在推動的是禮儀環保、生活環保、臨終的助念關懷、亡靈安頓設施、清潔日的活動、貧病救濟、醫院醫療的支援等等，凡與法鼓山的理念相應的，我們都在盡心盡力地做。我們要用關懷來達成教育的功能，同時以教育來完成關懷的任務。
以上所述，很明顯地標示出法鼓山的未來，告訴我們將會怎麼走出明日的世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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