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五十四年 ／ 西元一九六五年
聖嚴法師三十六歲
統一僧服顏色問題，由中國佛教會召開佛教諸山會議；老人亦被指定為「七人小組」之一員。然，老人所採取的態度始終是不反對也不贊成，老人重視的不是這些形式上的改革而是新觀念、新思想的養成。老人很感嘆的說：「五十年來，佛教的大德們，如太虛、仁山、智光、圓瑛、常惺、靄亭、法航長老，他們都盡了改革佛教的責任。佛教不能改革的原因，應歸罪於一般自私、無知、頑固、自尊自大的同道們，鄭板橋有句話說：『秀才是孔子的罪人』，我要借用這句名言：『和尚該為佛教的罪人』，阻礙佛教進步改革的是和尚而不是政府！」
吾以為僧伽能否受國人尊重，並不在服裝顏色黃與黑，乃在僧伽道德與學問，甚至佛教於國民間化導力量如何為轉移。（〈東初老人簡譜〉，釋果徹，《中華佛學研究》，2期，中華佛學研究所，1998年3月初版，頁26）
（《覺世》，280期，1965年2月21日，版1）
（《覺世》，282期，1965年3月11日，版2）
（《覺世》，281期，1965年3月1日，版3）
（《覺世》，283期，1965年3月21日，版2）
竺摩法師〈序〉云：「自來在佛門中提倡戒律的人，以上座碩德為多，今作者聖嚴法師，年輕志高，學富力強，從研究戒律而弘揚戒律，欲以戒律精神振興佛教，這不能不使人敬佩！他曾說過，寫作本書是受了蕅益大師與弘一大師的影響很多，但沒有全部走他們的路線，看他的志趣，似走在弘一律師與太虛大師之間，而更接近後者的意趣。在生活上著重戒律的根本精神，不拘滯於條文的呆板死守，在思想上接通佛陀的根本教義，活用於時代的文化領域。我還認為本書的好處是引經據典，把七眾弟子的戒法，做簡明而有系統的敘述，使讀者得到不少的便利和切合實用。」（〈序〉，《戒律學綱要》，法鼓全集1輯3冊，法鼓文化，頁5-7[法鼓全集2020] ）
我能夠再度出家，是在重重的困難之下達成的，正因為深深地感到，這一出家因緣的難能可貴，所以立志要做一個最低限度的清淨佛子；至於清淨的工夫，除了學戒持戒，就沒有更好的方法，因為戒律是佛子生活中唯一的防腐劑。這是我學習戒律的動機。
我要試用淺顯的文字，將戒律的內容，配上若干時代的觀念，以比較通俗的姿態，來跟大家見面。我是試著做復活戒律的工作，而不是食古不化的說教。
從大體上說，本書受有蕅益及弘一兩位大師的影響很多，但並沒有全走他們的路線，乃至也沒有完全站在南山宗的立場。因為，從戒律學的本質上看，它是屬於整個佛教的，它該是全體佛子共同遵守的軌範，而不僅是某一宗派的專利品。（〈自序〉，《戒律學綱要》，法鼓全集1輯3冊，法鼓文化，頁9-11[法鼓全集2020] ）
從一九六一年到六四年，在高雄山中把當時我能夠蒐集到的有關戒律的著作全部讀過，若干重要的律書，則讀了兩遍到三遍，邊讀也邊寫筆記，並且分類地逐篇整理，最初我並沒有計畫要寫成一本怎樣有系統的律學著作，只是有了想寫的動機。
我是試著做復活戒律的工作，而不是食古不化地說教。當然，我的目的，雖求通俗，但在盡可能不使讀者厭煩的情形下，仍將戒律上各種主要問題，做了應做的介紹和疏導。以往凡是研究戒律的人，都會堅持他們宗派門戶的立場，而我寫這本書，只是在介紹佛的戒律，我不敢說對戒律學含英咀華，但是我總盡力地保持沒有立場的立場，來把釋迦牟尼佛所制的戒律精神和目標凸顯出來，介紹給現代社會的人，讓他們懂得，而且願意接受著去用。（〈戒律與阿含〉，《聖嚴法師學思歷程》，法鼓全集3輯8冊。法鼓文化，頁63-64[法鼓全集2020] ）
其實，如果我的預料不錯，這一僧服統一的風波，對於整個的中國佛教，不會有多大的影響，改者自改，不改者必將仍舊。我寫本文的目的，只是就制度論制度而已。若要論到中國佛教的復興，那也不是僅靠服色統一及階級製造所能濟事的，那必須要從根本的思想觀念上、生活方式上、教會組織上，徹底改造，才有復興的希望。（〈正法律中的僧尼衣制及其上下座次〉，《學術論考》，法鼓全集3輯1冊，法鼓文化，頁245-246[法鼓全集2020] ）
重男輕女的問題
佛陀當世，乃是主張男女平等的。不論在阿含部也好，律部也好，記載佛世女眾的活動，可謂不一而足。她們除了由於生理方面的缺陷，在戒律上給她們基於保護而制的規定，不同於比丘之外，說法、行化、度眾、修證，根本和男眾一樣。當然，由於印度的原有風俗觀念，也使女眾在心理上感到有些不如男眾的地方。但是，佛陀極力保障女權的平等，乃是無可懷疑的。
八敬法的問題
因為我對未來的中國佛教抱有很大的願心，所以對於女眾的力量也特別關切，並寄予殷重的期望。但是一想到八敬法，就使我感到困惑。我將我對八敬法的困惑感觸，寫信請教印老，非常欣喜地，他老人家的看法竟與我的想法相近，而且他的看法比我明朗深切得多，他的回信中說：
「座下為今後建僧計，提及八敬法，印以為不必過分重視。從好處說，八敬法為對女眾之嚴加管教，從壞處說，反使真心為道之女眾，自慚形穢而雌伏。佛世多有善說法要，神通之女眾，佛後殆不聞於印度，得非此耶？此等事，印固欲深論，為日後計，當重視平等性。」（一九六五年三月二十二日覆聖嚴的信）
可見，八敬法的成立或出現，似乎是在佛滅之後的事了。當然，我的意思並不是主張廢除八敬法，它雖使我困惑並覺得它的來歷有些問題，但我只能存疑而不敢確信它是出於後來上座長老們的編造。如今的我們，既然無法要求比丘尼們全部實踐它，那又何必再去強調它呢？所以我現在主張保留它而不必強調它，否則，對於今後女眾才能的展望，將是一大障礙。不過，我的意思更不是否定了男女的界限，打破了男女的位次，因為男女的次第，乃是人間的習慣法，也是倫理法，何況尼眾請上座比丘做半月一教誡的規定，乃是絕對可靠的佛制，女眾在許多方面，也確必須接受男眾的扶助。比丘尼應禮敬比丘，正像沙彌應禮敬比丘尼一樣，也像在家眾應禮敬出家眾一樣。（〈今後佛教的女眾問題〉，《學佛知津》，法鼓全集5輯4冊，法鼓文化，頁181-182、184-187[法鼓全集2020] ）
余經多時觀察，深覺今後佛教出路有三：
一、佛教必須學術化。
二、今後弘法專憑一宗或一論理論，甚至僅限佛教思想觀念似不夠應用，尤以擔當興教救生大任，更需廣博，就如日本已往著名學者，若高楠順次郎、井上哲等，絕非中國一宗一派祖師所可及的。
三、今日時代思想進步，實屬可怕，今之佛教不興，實吾人思想太落伍，不夠進步。余希望爾能赴日研究三、五年，藉此補習日文、英文；以佛教為主，融貫時代思想，以備他日弘化之用，此余經多時考慮結果。若爾有此願心赴日，其所需經費可由余負責也。（〈東老人函〉，《人生》，53期，1988年1月15日，版3）
（〈留學日本一週年〉，《留日見聞》，法鼓全集3輯4冊，法鼓文化，頁18-19[法鼓全集2020] ）
他（案：指張曼濤居士）來信說：「兄座真想振興中國佛教，最好能來日本看看，不必是為學位，但來看看人家已在做些什麼，也能有助於中國佛教的展望。」當時我已知道，不論從學術的研究、教育的普及、教團的組織、人才的數量等任何角度來看，中國佛教起碼已落後日本三十年到五十年。本來覺得自己已經三十四歲，學力不足，身體也不健康，經費尤其是問題，實在鼓不起出國留學的勇氣。但接到他的第二封信中說：「不用顧慮太多，留學生的辦法很多，到了國外一切問題自然解決。」於是，我就請他代辦留學的入學申請手續。（〈悼念張曼濤先生〉，《悼念．遊化》，法鼓全集3輯7冊，法鼓文化，頁147[法鼓全集2020] ）
不巧的是，婉謝了東初老人的愛意，我又為著東渡之後的費用擔心，即使曼濤先生鼓勵著我，要我不用怕，像他就是並無經費卻能留學，且已在日本結婚成家的人。這在於我是不敢希望的事。出家衣服，脫下極易，再想穿上，那就難了，我已經過行伍十年，好不容易達成恢復僧相的目的，如再脫下僧服，於心實在不願。結果，留學手續又告中止。（〈留學日本一週年〉，《留日見聞》，法鼓全集3輯4冊，法鼓文化，頁20[法鼓全集2020] ）
入山幾年之後，斷斷續續有一位日本京都佛教大學出身的楊白衣居士，從臺北牯嶺街的舊書攤蒐集了一批一批日文的佛教舊書，送到我山間的「關房」。那段期間，我也從日文的文法書開始，以自修的方式讀通了日文。（〈留學生涯〉，《聖嚴法師學思歷程》，法鼓全集3輯8冊，法鼓文化，頁84[法鼓全集2020] ；另參見：〈第十一章 野生地瓜葉〉，《雪中足跡》，臺北：三采文化，2013年11月25日，頁181）
佛教在世界性的各大宗教和思想之中，顯得非常特殊。凡是宗教，無不信奉神的創造及神的主宰，佛教卻是徹底的無神論者；唯物思想是無神論的，佛教卻又堅決反對唯物論的謬誤。佛教似宗教而又非宗教，類哲學而又非哲學，通科學而又非科學。這是佛教的最大特色。
然而，佛教自印度傳入中國，雖已有了一千九百年的歷史，中國的整個文化，也都接受了佛教文化的薰陶，佛教的根本精神，卻因為民間固有的習俗加上神道怪誕的傳說而湮沒。因此，促使我根據個人的研究所得，配合時代思想的要求，並參考了太虛大師及印順法師的一部分見解，想到了七十個看來淺顯而實際重要的問題，期能幫助讀者，略窺佛教的真貌。本書的主要對象，雖是尚未信佛的知識分子，但它也是今日一般佛弟子們應當明白的佛教常識。（〈自序〉，《正信的佛教》，法鼓全集5輯2冊，法鼓文化，頁3-4[法鼓全集2020] ）
當我閱讀《阿含經》之際，做了不少的卡片，我是把同類的名詞、同類性質的觀念把它集中編錄。那一堆筆記常常跟著我到處流浪，思索某一些佛法的問題之時，除了查字典、查原典，而我的筆記也是最好用的一種原始資料。在一九六三及六四年之間，臺中《菩提樹》雜誌的朱斐居士，常常向我要稿。為了把正確的佛法和真正的佛教介紹給社會人士，所以用一個問題、一個問題的答問方式，寫出簡短的散文，來向大眾澄清佛教不是迷信而是正信，我的根據主要就是《阿含經》。後來到一九六五年元月，也同樣交給佛教文化服務處出版發行，書名即為《正信的佛教》。這一本書現在已成為佛教界的暢銷讀物，它的發行數量，超過一百萬冊以上，它的發行地區，遍及臺灣不說，還到香港、東南亞以及歐美等地，凡是有華人佛教徒所在之地，幾乎就可以看到這一本書，連同中國大陸，也在一九八○年以來不斷地用簡體字印刷流通。（〈戒律與阿含〉，《聖嚴法師學思歷程》，法鼓全集3輯8冊，法鼓文化，頁66-68[法鼓全集2020] ）
讀了本書的讀者，必定會有一種感觸：近代中國大陸的佛教，已經不大像是佛教；真華法師的身世，竟是如此的坎坷。因此，我們可從他的真摯的筆觸中，透視到近代中國佛教的命運，也從他的血淚的自敘之中，體認到這一代青年僧人的苦悶！這是時代的病，並不單是佛教的病，這場病，害得很深很深。我們現在是應該趕速地醫病，不應該說為什麼要承認自己害了病！本書在光明及莊嚴方面的表達，信心及虔敬方面的啟發，遠比醜惡面的暴露，更加用力。非常人有非常事，吃了苦中苦方為人上人。真華法師的這本著作，至少是告訴了我們，作為一個佛教徒，一個出家的青年人，必須繼續不斷地向上、精進，特別是印光大師所標示的「敬」和「誠」兩個字。（〈序真華法師著《參學瑣談》〉，《書序》，法鼓全集3輯5冊，法鼓文化，頁15-16[法鼓全集2020] ）
（〈東初老人簡譜〉，釋果徹，《中華佛學研究》，2期，中華佛學研究所，1998年3月初版，頁28）
（〈和尚與僧伽〉，《學術論考》，法鼓全集3輯1冊，法鼓文化，頁227-229[法鼓全集2020] ）
（〈香港四日遊〉，《悼念．遊化》，法鼓全集3輯7冊，法鼓文化，頁272[法鼓全集20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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