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五十六年 ／ 西元一九六七年
聖嚴法師三十八歲
（〈敬悼道源和尚〉，《悼念．遊化》，法鼓全集3輯7冊，法鼓文化，頁90[法鼓全集2020] ）
記得我第一次講經時只有十三個人聽，都是福嚴精舍的學生。那次是在新竹居士林講《梵網經菩薩戒本》，本來是居士請我去講經的，但很奇怪，第一天、第二天過了，漸漸地那些居士就不來了。因為當時我借住在福嚴佛學院，他們看我講經沒有人聽，挺可憐的，所以他們的教務長就向學生們說：「有位年輕的法師在講經，你們要去聽呀！今天你去聽人家講經，將來人家才會來聽你的。」他們是為了護持我這個法師，所以才來聽經，否則就只剩下三個居士在聽我講。後來我因為深感自己沒有人緣，法緣不殊勝，所以就去閉關了。（〈出家人的身心健康〉，《法鼓家風》，法鼓全集8輯11冊，法鼓文化，頁191[法鼓全集2020] ）
（〈佛教新聞〉，《獅子吼》，1967年3月15日，頁29）
（今收於〈為什麼要做佛事？〉，《學佛知津》，法鼓全集5輯4冊，法鼓文化，頁98-111[法鼓全集2020] ）
（《覺世》，354期，1967年3月）
（〈佛教的倫理觀〉，《學佛知津》，法鼓全集5輯4冊，法鼓文化，頁34-49[法鼓全集2020] ）
（〈原始佛教〉，《學佛知津》，法鼓全集5輯4冊，法鼓文化，頁7-33[法鼓全集2020] ）
由於基督教徒的攻佛破佛，叫陣挑戰，才使我對基督教發生了研究的興趣，結果，使我寫成了本書。我為寫作本書，特別精讀了五十多種有關的中西著作。我的態度，是以西方學者的見解介紹西方人信仰的宗教，是用基督教正統的素材說明基督教內容的真貌；同時也對佛教與基督教之間的若干重要問題，做了客觀和理性的疏導。我不想宣傳基督教，也無意攻擊基督教，只是平心靜氣地加以分析研究，用歷史的角度，考察基督教。（〈自序〉，《基督教之研究》，法鼓全集1輯5冊，法鼓文化，頁3[法鼓全集2020] ）
當我這一本書出版之後，有兩個極端的反應：1.佛教界感覺到鬆了一口氣，畢竟我們還有人懂得基督教，而不再害怕基督徒走進寺院送聖經發傳單了。2.神父和牧師從此鳴金收兵，而卻引起了其他的基督徒把我視為眼中的釘、心上的刺。（〈宗教與歷史〉，《聖嚴法師學思歷程》，法鼓全集3輯8冊，法鼓文化，頁75[法鼓全集2020] ）
（〈敬悼道源和尚〉，《悼念．遊化》，法鼓全集3輯7冊，法鼓文化，頁90-91[法鼓全集2020] ）
（〈7.六載閉關，天地宏開〉，陳慧劍，《聖嚴法師》，法鼓山佛教基金會，2006年12月三版一刷，頁40）
（7期，頁2-3），（見：《日韓佛教史略》，法鼓全集2輯5冊，法鼓文化，頁159-165[法鼓全集2020] ）
（6卷10期，1967年10月15日）（〈第十章佛教〉，《比較宗教學》，法鼓全集1輯4冊，法鼓文化，頁365-426[法鼓全集2020] ）
（〈香港影印續藏經會遷臺減價出版啟事〉，《獅子吼》，6卷10期，1967年10月15日，頁11）
（《香港佛教》，87期，1967年8月，頁5-9）
（《覺世》，372、373期，1967年9月）
我們佛教，從來沒有訓練過專業人才，一個人要想把這樣事業做好，結果是樣樣事業做不好。人才是需要多方面的，可惜中國的佛教從來未曾有計畫地培養人才，因為缺乏人才，有了幾位憑自修而成的人才，便不得不來將他們要求成為通才和全才，事事均須人做，人卻只有這麼幾個，於是就來了一個「五馬分屍」，樣樣得做，樣樣做不好。
在臺灣的佛學院，為什麼辦不長久？為什麼造就不出較多的人才？原因實在很多。
一、辦學的宗旨問題：為造就人才而辦學，這在所有的學院都是相同。為誰造就人才？就有點問題了。
二、教材的問題：「一處畢業，處處畢業。」這是對二十年前大陸時代所辦佛教教育的譏評，但是這頂帽子，仍可合乎今日臺灣佛教教育的頭寸。臺灣的佛教，正像大陸時代一樣地一盤散沙，誰也不管誰，誰也不受誰來管，有能力的就獨自發展個人事業。沒有統一的教育計畫，沒有完善的教育系統，沒有可用的教材課本。
要研究佛學，在目前來說，似乎已捨日本莫屬。所以，我對日本的佛教，既有不以為然之處，也抱有很多的敬意。原則上，留學日本，我極贊成，但是附有條件，即是應由全國佛教徒組成一個留學生獎助選拔委員會。考選優秀的僧俗青年，資助他們全部的費用，送去日本，乃至歐美留學深造，唯有選送已有了學問基礎的青年去深造，才可望他們對佛教有宏大的貢獻。
遷移臺灣之後的中國佛教會，比起撤退之先的大陸時代，可謂毫無進步，它的狀態是，會員不信任教會，教會無權處置會員，教會是一個對政府行文的空架子，會員利用教會而不服從教會，因為教會無權，也就變成了無能。
說起傳戒，那些熱心於此的大德們，可謂有功有過而過甚於功。最初，確是為了成就戒法，弘揚律制，用續僧統，到後來，卻是全部變質，有的大德自己尚不知戒律為何物，竟也熱中於傳戒，為的是能藉傳戒大法會的因緣，來莊嚴道場，翻修殿堂或增建寶塔。為了爭取更多的戒子，可以放棄律制的規定，戒師及傳戒的寺院，到處去拉、去請、去勸。發心受戒實在是大好事，可惜當這些速成的僧寶一出戒堂大門，就為神聖的佛教大顯其寶了！（《無盡燈》，37期，1967年9月，頁18-24）
自本刊第三十七期登出拙文〈今日的臺灣佛教及其面臨的問題〉之後，引起臺灣部分僧俗師友的關切，非常感激。拙文僅就少數資料，提出個人的看法，且對所論之事，未能逐一親歷，所以也未足代表臺灣佛教的全部實況，若有報導未當，本人深表歉意。文中盂蘭盆供僧遺漏，也非指菩提樹朱斐居士。因有誤會，特此謹啟。（〈聖嚴小啟〉，《無盡燈》，38期，1967年12月，頁4）
（《慈航》，19期，1967年9月，頁10-15）
（〈東初老人簡譜〉，釋果徹，《中華佛學研究》，2期，中華佛學研究所，1998年3月初版，頁30）
（《菩提樹》，180期，1967年11月，頁29）
在中國佛教史上，也有一個不期然而然的傾向，即是大凡重視戒律問題的人，多半也是重視歷史考察的人。我夠不上談戒律的資格，卻是真正在戒律問題上花過幾年工夫的人，在告一段落之後，便很自然地，將注意力集中到了教史上面。當我接觸了龐大的教史資料之後，益發覺得研究佛法的困難；尤其當我略知日文，稍窺日本近代的治學方法及其研究成果之後，更加覺得我是不夠資格來談「研究佛法」四個字了。
約同了淨海法師，編撰一部世界佛教史綱。也許我們兩人的名聲太小，小得微不足道，所得的支持，故也極少。不過，我們仍在極度艱困的情形下，蒐購了必要的參考書籍，來寫我們的佛教史綱。參考日人望月信亨的《支那淨土教理史》，將蓮池大師的淨土思想，略微向燈刊的讀者，作一點介紹。（《無盡燈》，38期，1967年12月，頁2-4）
（〈留學日本一週年〉，《留日見聞》，法鼓全集3輯4冊，法鼓文化，頁20-21[法鼓全集20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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