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六十年 ／ 西元一九七一年
聖嚴法師四十二歲
（〈留日的見聞和觀感〉，《留日見聞》，法鼓全集3輯4冊，法鼓文化，頁98-99[法鼓全集2020] ）
日本人在宗教或佛教方面的表現，凡是國際性的活動，無不爭取參與其事的機會，並且派有專人加以研究，作成專案，或提供大會討論，或作為日本佛教本身的活動方針。日本佛教之能有今日的景況，若非注意國際的活動，是辦不到的。（〈住在日本所知的國際佛教〉，《留日見聞》，法鼓全集3輯4冊，法鼓文化，頁276-277[法鼓全集2020] ）
（〈前言〉，《大乘止觀法門》，法鼓全集1輯2冊，法鼓文化，頁4-6[法鼓全集2020] ）
（〈留學生涯〉，《聖嚴法師學思歷程》，法鼓全集3輯8冊，法鼓文化，頁90-91[法鼓全集2020] ）
有關我在日本的種種謠言，迅速地在臺灣流傳開來。弄到我的恩師東初老人，寫來一信，問我在日本的生活情形，因為有人傳說我已有了洗衣、煮飯等照顧日常生活的（女）人。於是，我給善導寺的寬裕法師去信，問他謠言的情況和原因。寬裕法師的回信很快，他說他在臺北沒有聽到任何人傳說我的謠言，希望我安心求學，不用為了此事煩惱，謠言止於智者。這樁謠言困擾，也就不了了之。（〈我的留學生活〉，《留日見聞》，法鼓全集3輯4冊，法鼓文化，頁80[法鼓全集2020] ；另參見：〈補述：我是風雪中的行腳僧―法鼓山的未來與展望〉，《歸程》，法鼓全集6輯1冊，法鼓文化，頁248-249[法鼓全集2020] ）
（今收〈日本宗教的過去和現在〉，《留日見聞》，法鼓全集3輯4冊，法鼓文化，頁427-491[法鼓全集2020] ）
（〈師恩難報〉，《悼念．遊化》，法鼓全集3輯7冊，法鼓文化，頁18[法鼓全集2020] ）
當我剛把碩士論文，向學校提出之後，便接到東老人的來信，要我把論文抄一份寄回臺灣，送請樂觀老法師在《海潮音》發表，這當然是我應做而想做的事，同時也感激東老人對我留日以來的關心如此。（〈前言〉，《大乘止觀法門之研究》，法鼓全集1輯2冊，法鼓文化，頁3[法鼓全集2020] ）
日本人拙於做個人的特長發揮，巧於群體的分工合作。我國人的個人智力，平均高於日本人，也往往能以個人的努力在日本人群之中出人頭地，但卻不善於從事群體性的共同性的工作之努力。在目前，世界各國之間的距離愈來愈近，凡是有眼光的佛教徒，也無不把視線放遠到國際上去。但在我們國內，大多仍以各自的寺院為中心，往往便會忽略了全面的佛教大局。可是，處身於教團組織力量相當薄弱的狀態下的寺院住持們，又能如何地為全面的佛教大局而做具體的努力呢？這實在是值得我們深思再三的問題。（〈留日的見聞和觀感〉，《留日見聞》，法鼓全集3輯4冊，法鼓文化，頁97-98[法鼓全集2020] ）
這一日本的學術會議，雖屬佛教性或民間性組織，它卻是結合了政府的、整個教育界的、全體佛教界及印度學佛教學界的精神力和經濟力的一個組織。凡為與印度學佛教學有關的學者，幾乎沒有一位不來參加。今年（發表論文）為十組有三百二十多人。
明治以來，日本佛教學術界的趨勢，是靈活地運用佛教學的語言學─梵文、巴利文、西藏文、漢文等，作原典的異本異譯的比較研究。由於接通了西洋的治學精神，所以能夠站在時代的角度，給漢譯的經典以及中華古德先賢們的註疏，作客觀的再認識的努力。因此而更為明確的發現，哪些觀點是出於中國人的構想，哪些觀點是源出於印度的佛教。（〈日本的印度學佛教學會〉，《留日見聞》，法鼓全集3輯4冊，法鼓文化，頁346-349[法鼓全集2020] ）
本書是《佛教史概說》中的〈中國篇〉，以往國人所編的中國佛教史，大多偏於宗派及其教理發展的敘述，殊少能像本書這樣，對於佛教所歷各個時代的社會背景、地理因素、文化基礎、政治制度及其與佛教相互關涉的影響得失，作縱橫面的介紹和分析；至於教團的活動、教義思想的演變，當然也是本書的內容之一。本書的另一優點，在於接觸的範圍雖廣，卻能出之以要言不繁，使人讀來，一目了然。本書出版於一九六八年，乃是現有中國佛教史書之中最新的著作，它的最大特色，是集合了現代日本研究中國佛教史的五位專家，各就其所專長的範圍，分章執筆，最後由一人統理成書。（〈譯者序〉，《中國佛教史概說》，法鼓全集2輯2冊，法鼓文化，頁5）
（〈悼念王澤坤居士〉，《悼念．遊化》，法鼓全集3輯7冊，法鼓文化，頁139-140[法鼓全集2020] ）
（見：〈1971.8.15日記〉，道安法師，《道安法師遺集》，頁3176。〈《梵文文法綱要》譯者序〉，明年2月刊布）
（〈溫和活躍的日本在家佛教―立正佼成會〉，《留日見聞》，法鼓全集3輯4冊，法鼓文化，頁268[法鼓全集2020] ）
（《菩提樹》，226、227期，1971年8、9月[法鼓全集2020] ；今收於〈日本的寺院和僧伽〉，《留日見聞》，法鼓全集3輯4冊，法鼓文化，頁286-310[法鼓全集2020] ）
（今收於〈附錄二：錫蘭的佛教〉，《日韓佛教史略》，法鼓全集2輯5冊，法鼓文化，頁266-289[法鼓全集2020] ）
在傳統性的中國佛教而言，從「唯證乃知」的觀點上，認為真正的了解佛法者，唯有真正如實修證的人。僅在文字知識以及表面的考察上，乃是無法深入佛法精神，也無從理解佛法精義的。這種觀點的具體表現，便是我國禪宗的「不立文字」而主張「以心印心」的直透悟入佛的性海。這是至高的宗教境界，也是獨步古今的宗教信仰。
然而，要使佛教之久遠博大，文字研究的工作，絕不能少，中國佛教之能成為大乘佛教的最大主流，即在漢譯經典的具全以及歷代高僧的著述。有真行，必有正解；有正解，必起正信；有正信，必能發為悲天憫人的弘法精神，作成不朽的傳世章篇。因此，當我們看到外國學者們，以近代的科學方法研究佛教，使之脫出宗教的形式成為獨立和客觀的一門學術，名之為Buddhologie（佛教學）的東西之時，亦當有以正面的態度來迎接它和認識它的必要了。（〈近代的佛教學〉，《學術論考》，法鼓全集3輯1冊，法鼓文化，頁248-250[法鼓全集2020] ）
六十年，因著《中印佛教交通史》，專誠赴印巡禮聖蹟，此行並攜有先總統蔣公親書之「玄奘寺」匾額，代表頒贈旅印法師悟謙興建之玄奘寺。歸途訪問泰國、新加坡、印尼等國及香港，除應邀作弘法演講外，且竭力推展國民外交，熱誠宣慰僑胞，而於兩印特別有緣，所留德澤亦最豐。（〈東初長老略傳〉，圓香，《東初和尚永懷集》，東初老人全集7，東初出版社，1987年5月初版，頁5）
蔡念生長者對於藏經目錄，所下的整理工夫，已為教內之所共知的大業。
這次聽到念生長者的計畫，更為可佩，他說：「因日本《大正藏》，究竟不失為近代一大結集，即其校合一項，即非少人少力所能仿效。但除《正藏》繼承歷代各藏規模外，《續藏》全屬日本人著作，今若再編一部續藏，仍以各藏經所有而《大正》正藏所無為限，大要取於《嘉興》及《卍字》兩續藏，成為中國人著作之《大正》續藏，如此則大正一正兩續，可代表漢文佛教之全。此中國人著作之《大正》續藏目錄，學人尚可竭盡棉力，但須有大力之人，出資印布。」
這部《中華續藏經》的內容，除了以《嘉興》
（駒澤藏本）及《卍字》兩部續藏的取材的主要重心，在此兩部續藏之所未收或在此兩部續藏編行之後，始被撰成的具有價值的佛教著作，亦宜編入《中華續藏經》中，而此一項，似宜以已經物故者的著作為準。（〈倡印「續編大藏經」〉，《菩提樹》，228期，1971年11月，頁24-25）
（參見：印順導師，《平凡的一生》（增訂本），臺北：正聞出版社，2002年10月初版八刷，頁193-196）
（〈道教學會與道教學〉，《留日見聞》，法鼓全集3輯4冊，法鼓文化，頁377-410[法鼓全集2020] ）
（今收〈溫和活躍的日本在家佛教―立正佼成會〉，《留日見聞》，法鼓全集3輯4冊，法鼓文化，頁235-268[法鼓全集2020] ）
（〈我的留學生活〉，《留日見聞》，法鼓全集3輯4冊，法鼓文化，頁70-71[法鼓全集20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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