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六十一年 ／ 西元一九七二年
聖嚴法師四十三歲
在日本國內，除了少數幾家寺院，根本沒有一家素食館，因此，我無法去小館子裡吃包飯，唯一的辦法就是自己料理。不過，炊事確實是樁討厭的工作，也是一件浪費時間的事。因此，我曾試著，僅以牛奶、麵包來充飢果腹，結果由於我的胃腸機能較弱，多喝了牛奶便會瀉肚，不吃菜蔬，牙齒也會出血不止。從去年年底起，改為一天煮一次飯菜，早中兩餐，仍吃牛奶、麵包。可是，因我的胃機能特別，往往會把午餐忘掉。今年春天，我卻第一次進了日本的醫院，醫生驗血之後告訴我，說是營養不良所導致的貧血。同時也告訴了我，經常頭痛和感冒的原因。（〈我的留學生活〉，《留日見聞》，法鼓全集3輯4冊，法鼓文化，頁72-74[法鼓全集2020] ）
同志會即將舉行一年一度的定期修行法會，為期二十一天。這樣的修行法會，我當然是樂意參加的，我來日本留學的目的，是學問的，更應該是宗教的。進入道場，合掌端坐約十分鐘之後，兩手開始動了起來，身體也搖擺扭動起來了。在兩個小時的修行之中，身心感到極其輕快。我從未學過密教所用的手印，竟不由自主地連續做了十多個手印，其中一個藥師如來印出現後，竟能維持十多分鐘，身心舒暢異常。其中有一個手印出現時，眼前見到一片金光。
下午的座談會，問我的感受如何？我把正座時發生的種種情形，告訴了他，他顯得極其高興地說：「有人坐了數月也不見一點異象，你在十分鐘之後，就發生了靈驗，畢竟是修持有素的比丘了。」在我的追問下，他們便將一個叫作「大元密教」的新興教派說了出來，我愈來愈覺得和正統佛教的距離遠了起來。佛教是無神論者。大元密教，充其量是個幻現於生死道中的外道教派而已。因此，我在參加了三天之後，便回到了自己的住處。此行對我而言，並非全無意義，至少使我領略了些神祕宗教的神祕經驗，也理解到了日本正統佛教僧侶的若干苦悶。（〈日本的神祕宗教〉，《留日見聞》，法鼓全集3輯4冊，法鼓文化，頁415-426[法鼓全集2020] ）
僅僅研究中國的佛學，未必需要梵文，若想研究現代化的世界性的佛教學（Buddhologie），梵文便是必修的語文工具了。甚至可說，不懂梵文，便無法研究佛教學。
在我國內，知識青年學佛之風，漸漸高揚的目前，對於梵文發生興趣的人，也在日漸增加，但尚未有一部學習梵文的入門書。筆者有鑑於此，所以利用課餘，將本書譯出，送交國內。（〈《梵文文法綱要》譯者序〉，《獅子吼》，11卷2、3期，1972年2、3月）
（〈留學生涯〉，《聖嚴法師學思歷程》，法鼓全集3輯8冊，法鼓文化，頁88[法鼓全集2020] ）
（《無盡燈》，55期，1972年3月）
這也是我的指導教授對我的指示，他要我由廣泛而專精，不要老在通家的路上兜圈子，否則便成為似乎樣樣都懂，其實一樣也不能精通。就佛法而論，能夠精通某一宗的某一時代某一位大師的學行準則，及其承先啟後的來龍去脈，此人也必能夠通達整個佛法的根基和心要了。同時，為了如期提出我的論文，也必須如此。（〈東瀛來鴻〉，《菩提樹》，241期，1972年12月，頁34-37）
他（坂本先生）說，中國的佛教，當由中國人繼往開來，論學術，那是沒有國界之分的，論宗教信仰，絕不能忽視了當時當地的民族文化和特殊的背景。因此他希望我沿著中國以往的佛教芳軌，開出新的局面。蕅益大師雖云私淑天台，實是整個中國佛教教學思想史上，最後的一位集大成者。坂本先生最感興味的，是蕅益大師用唯識論的觀點，解釋《大乘起信論》，又用天台圓教的理念，來解釋相宗諸書。這在中國佛教史上是創見，所以囑我研究蕅益大師，如果研究好了，也等於接觸滲透到了中國佛教的各宗教學。而此正是開發新敘的起點。（〈敬悼我的指導教授坂本幸男先生〉，《悼念．遊化》，法鼓全集3輯7冊，法鼓文化，頁55-56[法鼓全集2020] ）
我是為了自己的信仰而從事於學術的研究，不是為了學術而學術，為了研究而研究。為什麼選擇蕅益大師做為博士論文的研究主題？這有三個原因：
一、蕅益大師是明末四大師之一。他不僅是一個學者，實際上是一位實踐家。所謂行解相應，正是佛法的標準原則。
二、大家都認為蕅益大師是中國天台宗最後一位大成就者。我對天台宗所倡導的教觀並重、止觀雙運，非常嚮往。因為這是教理和禪觀相輔相成，也正是今日佛教所需要的一種精神。
三、我在選擇論文題目的時候，向指導教授坂本幸男請教，他說，本來他想寫，現在老了，所以曾經鼓勵另外一位中國留學生寫而還沒有消息，現在如果我能也願意寫，實在太好了！（〈我的博士論文〉，《聖嚴法師學思歷程》，法鼓全集3輯8冊，法鼓文化，頁113[法鼓全集2020] ）
我從各大學圖書館的書目，找尋這一部書，始終不得要領。最後不得已，只好去請教我的指導教授坂本博士。很幸運，他從他書房的頂架上，墊著椅子，取下一套線裝書。那是十八世紀，日本再刊的木刻本，封面是用柿漆皮紙包裝，一共十大冊，每冊都有白底黑字的正楷書標：《靈峯蕅益大師宗論》。但是，他給我一個條件，只可以看，不可以動筆圈畫，在一個月以內歸還。
蕅益大師的全部著作，總計有五十一種，二百二十八卷，我親自到東京市內及其周邊的幾家大學的圖書館尋找，或者委託京都的朋友，代我到幾家佛教關係大學的圖書館蒐查。最後我都把它們影印到手，例如《闢邪集》、《周易禪解》，藏於東京的駒澤大學；《法海觀瀾》藏於東京的大正大學；《選佛譜》藏於京都的龍谷大學；另外一本《四書蕅益解》踏破鐵鞋無覓處，結果在一九七三年回臺灣，在臺北市路邊的書攤上，見到一本臺灣先知出版社出版的複印本。（〈我的博士論文〉，《聖嚴法師學思歷程》，法鼓全集3輯8冊，法鼓文化，頁117-118[法鼓全集2020] ）
（《內明》，創刊號，1972年4月8日，頁13-15）
（〈天台思想的一念三千〉，《學術論考》，法鼓全集3輯1冊，法鼓文化，頁7-23[法鼓全集2020] ）
（〈我的留學生活〉，《留日見聞》，法鼓全集3輯4冊，法鼓文化，頁81[法鼓全集2020] ）
（〈我的留學生活〉，《留日見聞》，法鼓全集3輯4冊，法鼓文化，頁65-67[法鼓全集2020] ）
（《無盡燈》，56期，1972年6月）
（〈敬悼我的指導教授坂本幸男先生〉，《悼念．遊化》，法鼓全集3輯7冊，法鼓文化，頁52-53[法鼓全集2020] ）
有些不學之輩，任意主張，一旦開悟，便可洞悉三藏十二部的所有佛法。這種見解是相當危險的，晚近中國僧尼教育水準的普遍低落，與此不無關聯！實際上，以修觀行或參禪所得的悟境，是悟理性而非悟事相，開悟可能斷除生死煩惱，但並不即能宣說經教，何況，悟境也有大小深淺的不同，正確地由禪觀開悟，亦須根據經教原則的指示，否則便會落於類同的外道的所謂野狐禪了。又有人說，佛教的經論已經夠多，再加上歷代高僧大德的著述，已使佛教的典籍，多得使初學的人無所適從，何必還要為之繼續增加呢？由於時代不同，環境不同，佛教必須要對處身於不同時空之間的廣大群眾，做適應性的宣化，因此，只要歷史向前延伸一天，便有繼續寫出一天新書的要求。我的寫作，是出於不能自已的為法的熱忱，我除了盡心盡力地為佛法獻身，至於客觀影響的功過得失、利害是非，實在不是我的智慧與福德所能決定的事了！（〈我的留學生活〉，《留日見聞》，法鼓全集3輯4冊，法鼓文化，頁75-77[法鼓全集2020] ）
（〈我的留學生活〉，今收《留日見聞》，法鼓全集3輯4冊，法鼓文化，頁60-84[法鼓全集2020] ）
（〈敬悼我的指導教授坂本幸男先生〉，《悼念．遊化》，法鼓全集3輯7冊，法鼓文化，頁55[法鼓全集2020] ）
（〈東瀛來鴻〉，《菩提樹》，241期，1972年12月，頁34-37）
（〈東瀛來鴻〉，《菩提樹》，241期，1972年12月，頁34-37）
（《菩提樹》，241期，1972年12月，頁3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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