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六十二年 ／ 西元一九七三年
聖嚴法師四十四歲
（〈敬悼我的指導教授坂本幸男先生〉，《悼念．遊化》，法鼓全集3輯7冊，法鼓文化，頁57[法鼓全集2020] 。印順法師，〈34.我為取得日本學位而要說的幾句話〉，《華雨集》第五冊，臺北：正聞出版社，1993年4月初版，頁233）
在中國學術界的現代文化中，以歷史的考證方法，整理新發現的資料，而對中國的禪宗史實，提出新論據的第一位功臣，應該要推已故的胡適先生。可惜，胡適是史學家而缺乏對於佛教教義的認真求解的誠意，所以在許多地方，不免失之於望文生義以及主觀的解釋。在佛教學者之中，自古以來，只求對於教義的理解和發揚，對於教史的編纂和流傳，基於信仰的原則，殊少有人敢以疑古的態度，提出新的論據和觀點，對古傳的事物，加以分析和批判的。而今本書的作者印順法師，乃是打破此一傳統的第一位佛教學者。
他既一反中國佛教學者只求義理研究而不作歷史考證的傳統學風，也不贊同戴了主觀色彩的眼鏡，作揣測假想的考證。
最足使讀者注意的是，本書的副題，名為「從印度禪到中華禪」。也就是說，禪宗的源流，是來自印度。印度禪的面貌如何呢？傳到中國之後的中華禪，又是在何等的情況之下，漸漸地形成另一副面貌呢？便是本書要解答的問題。
根據本書作者的考察，縱貫中國禪宗史的認識，應該是這樣的：
一、會昌法難以下的中國禪，是達摩禪的中國化。
二、達摩禪孕育成長於北方的深厚文化基礎之中，在唐朝大一統的時代，移到南方，融攝了南方精神；於分化、對立而成為多宗相競的局面之後，便統一於曹溪一流，在匯歸於曹溪的過程中，神秀系的北宗、荷澤系的中原南宗、智詵系的成都保唐宗、江東系的牛頭宗，均衰落消失，餘下的是，洪洲系及石頭系的兩大門流。
三、洪洲系以江西為中心，活躍在江南而顯出北方人強毅的特色，故到會昌以後，其主流移入北方，或如溈仰宗之消失於石頭系下；所以，南方的禪者，幾乎全歸於石頭門下了。曹溪之下，二大南宗的分化，可說是為適應南北的地理環境，而自成兩系。（〈《中國禪宗史》讀後〉，《評介．勵行》，法鼓全集3輯6冊，法鼓文化，頁111-127[法鼓全集2020] ）
（〈我的博士論文〉，《聖嚴法師學思歷程》，法鼓全集3輯8冊，法鼓文化，頁118[法鼓全集2020] ）
我來日本已整整地四年了，在這四年當中，所受先生的教導和照顧，特別是在精神上的鼓勵，實在太多了。我敢相信，凡是立大出身的佛教關係留學生，都不會否認坂本先生的謙沖平易，雖有滿腹的學問，每皆虛懷若谷，從未見他擺出一副大學者的氣勢來。近代的日本佛教學者，很少有博通三藏的，但是，像坂本先生這樣的博士，我在日本住了四年，也是僅見的一位。他從印度的原始、部派、中觀、瑜伽，到中國的唯識、華嚴、天台，乃至日本的，凡是屬於教理思想方面的，簡直無所不通、無一不精。他通梵文、巴利文、英文，漢文與日文，自然更不用說了。他曾參與《大正新脩大藏經》的編校、《南傳巴利文藏經》的翻譯、《日本國譯一切經》的譯註。他正好是高楠順次郎等人，指導著佛教文化學術大運動中得力活躍的功臣之一，所以他也得到了文部大臣的勳獎。
他對學生，並不要求尊師重道，只是把我們當朋友看，到了他的府上，又把我們當作賓客款待。可是，在他的書房裡，在四周擺滿了書的書架上方，卻終年供著上述三位他的老師（木村泰賢、宇井伯壽、高楠順次郎）的遺像，每天不先敬香，不坐下來翻書本；不先敬香，不離開書房去就寢。
他是一位學者，可是，從他平常的言行之中考察，竟像一位很有修為的僧人。比如說：他曾因我擔心到留學經費的來源問題時，便安慰我說：「道心之中有衣食，衣食之中無道心。」囑我為法求法，勿慮生活無著。並謂：「當從艱苦困難之中，培養求法精神。」
去年（一九七二）夏天，又一次地向坂本先生，提到這個難題。他告訴我：他到一九七五年就要退休了，要是他還活著的話，他會給我設法每年六十至八十萬日圓。他的目的，不一定是助我個人，而是希望衰微沒落甚至即將滅絕的中國佛教，再度復興起來。
在我看來，像先生這樣，念念不忘根本的恩義觀念，正是今人之所缺少的東西。先生對於中國學生的特加優惠，也是出於同一的恩義觀念，他曾幾次向我提起，日本佛教之受惠於中國者，太多了，所以日本佛教徒，不應忘了中國的加惠。我們也就仰仗中國先賢們的遺蔭，受到了坂本先生的照顧。（〈敬悼我的指導教授坂本幸男先生〉，《悼念．遊化》，法鼓全集3輯7冊，法鼓文化，頁50-59[法鼓全集2020] ）
（〈留學僧．文學博士．佛教教育〉，《留日見聞》，法鼓全集3輯4冊，法鼓文化，頁105[法鼓全集2020] ）
（〈日本佛教的面面觀〉，《聖嚴法師學思歷程》，法鼓全集3輯8冊，法鼓文化，頁99[法鼓全集2020] ）
國民政府之對於佛教所行的政策，始終未能使人樂觀。抗戰勝利之後，進入憲政時期，諸般政令法制，均已作了修正，惟對佛教的政策，依舊保守停滯，以至於今天的臺灣，還在用著那個落伍而不平等的十三條，來統制佛教，使得佛教無法產生有行政權力的教會，佛教會沒有對於所轄寺院的實權，不能推行興革的事務，也無力來為教徒及所轄寺院謀取顯著的福利。政府不但不協助教會或授予相當程度的權職，反而是限制教會，不使教會有所作為。尤其再加上臺灣省政府，對於佛教另頒單行法，所謂寺廟財團的法人，在於管理人的代表，即使非教會所屬人員乃至不是佛教信徒，亦不鑑別。此一政令又和十八年頒行的管理條例相重疊，並且是相違背。
每一個國家，均有其特殊的國情，所以也有其相異的法律制度。但總有一個共通原則，那就是健全全民而建設國家。對於宗教，在每一個國家，都有不同的措施，但總不離督促保護及扶持其繼續為社會的健康而貢獻出應有的努力。我們的政府，對於曾為中國文化注入大量滋養，並給中國社會帶來普遍而優良風俗的佛教，是否也該檢討一下過去的施政方針，有所改進的必要呢？
我們的臺灣省政府，不但未曾想到要使佛教的團體，自成一個健全的組織系統，反而再次三番地來拆毀佛教會曾向政府立案的規章，協助地方的惡勢力，加入爭奪寺產主權的糾紛。臺北的觀音山，新竹的靈隱寺，均曾遇到如此的現象。
假如由政府授權並設立一個強有力的中國佛教會，統一全國的佛教寺產，在一個活潑的系統之下，運用全國僧尼以及全體佛教信徒的經濟力和影響力，不但可以杜絕偽濫的僧尼，更可為社會造就有用的人才，發展其多方面的社會事業。看來是扶持了佛教，實則是建設了社會。（《內明》，14期，1973年5月8日，頁5-7）
（〈劃時代的博士比丘〉，《評介．勵行》，法鼓全集3輯6冊，法鼓文化，頁55-56[法鼓全集2020] ）
（〈劃時代的博士比丘〉，《評介．勵行》，法鼓全集3輯6冊，法鼓文化，頁57[法鼓全集2020] ）
他（印順法師）的《中國禪宗史》出版之後，在國內固然引起了學界的重視，書到日本，凡是研究中國佛教問題的著名學者，見到我時，均會提起這部書，尤其是大正大學已經退休的牛場真玄先生，對於印長老的著作，極為推重，並且曾為印老的《中觀今論》等書，作過全書或單章等的好多翻譯，向日本的佛教學界介紹，故當看到《中國禪宗史》之後，立即就去和他先前的同事關口真大先生討論。關口氏說從其目錄和全書的結構上看，乃是一篇可能得到博士學位的好論文。牛場先生便要我寫信給印長老，徵求由他翻成日文的同意。那是一九七一年冬天的事。
牛場先生花了三個半月的時間，將全書譯出，同時也進行了請求學位的試探工作。牛場先生也一直以為我這樣的僧侶，想必也是印老的學生，所以凡有關於此事者，每以電話相召，向印老、向大正大學的有關教授，以及其他如查詢、送稿、送書、磋商等事，都由我去奔走接頭。
對印長老而言，這是項虛名，但我喋喋不休地，一封信又一封信，勸他接受提出申請學位的建議，要他寄下各項資料，後來他從美國來信，一口拒絕，說是決定不要這項學位了。我和吳（老擇）先生商量結果，一面寫信奉勸，一面則照常，同時更熱切地進行。其實，印老不希望取得此項學位的意思已很明顯。到了五月底，接到印老來信，說是由於他老的健康愈來愈惡化，六月中，趕回臺灣，經過東京，不可再作任何活動。大正大學的事，託我接頭辦理。我將此信送交大正大學，關口先生看後，覺得非以最快速最簡化的方式來處理不可了，否則的話，萬一有了變化，倒是一樁極其遺憾的事了。所以要求緊急召開教授會議，結果於六月二十日關口氏提案獲得通過，略去一切待行的手續，決定由我和吳先生為代理者，頒授了這項學位。（〈劃時代的博士比丘〉，《評介．勵行》，法鼓全集3輯6冊，法鼓文化，頁59-63[法鼓全集2020] ）
日本的治學方法，正如印老所說，他是未到日本留學，便學到了日本的這套方法。他曾和我談過，太虛大師反對日本學者以西洋的歷史方法論治佛學，因為這一方法破壞了太虛大師的傳統信仰，尤其是《大乘起信論》和《楞嚴經》的問題，最使太虛大師無法忍受。可是印老認為，歷史的方法論是正確而不必反對的，該反對的當是研究者所主觀的武斷和望文生義，故他對於胡適，既有反對點，也有贊同點。從這一方面看印老，他的治學精神，可能是得力於在漢口的武昌佛學院，閱讀了大量日本學者的佛學著作。
現代化的學位，是一種標記，如果有了它，影響力是大不相同的。故我覺得，從此開始，中國佛教才真的走上現代化的第一步。（〈劃時代的博士比丘〉，《評介．勵行》，法鼓全集3輯6冊，法鼓文化，頁62-66[法鼓全集2020] ）
（見：〈1973.8.5日記〉，道安法師，《道安法師遺集》，1980年11月，頁3309）
（見：〈1973.8.9日記〉，道安法師，《道安法師遺集》，1980年11月，頁3311）
（文見：《菩提樹》，252期，1973年11月，頁4-1、4-2）
1.有關《中國禪宗史》的影響，能在日本高級大學圈中得到眾多學者的信可之同情，卻未能引起中國佛教住持佛法的一分人士之注意。
2.有關申請學位的主要人為日本學者牛場真玄，與印順大師並無任何關係，只因讀過印師不少著作，便生起「極為推重」的洞識之緣，並作義務的翻譯，申請博士學位，令我對這位日人敬佩不已。同時，聖師與吳先生，亦風度可仰。（〈幾點已經過去了的感想〉，隆根法師，《內明》，22期，1974年1月8日）
關於學位取得的經過，先要說到與此有關的二位，即日本的牛場真玄先生與我國在日留學的聖嚴法師。我沒有見過牛場先生，可說與他沒有私交。聖嚴法師，我沒有與他共處，他去日留學，我也沒有給予任何幫助，論關係，也是極普通的。學位取得的經過，我沒有與校方直接聯絡，牛場先生與聖嚴法師，自動為此而犧牲時間與精力，我應表示我的謝意。
再說到學位：學位是世間學術的一項制度，與佛法的修持無關。以佛學來說，我對無信仰無思想的佛學，我從來不表同情。就博士學位來說：這並不表示無所不通，也不是對此論題絕對正確。這是表示對於某一論題，寫作者曾經過縝密的思考，能提出某些新的意見，新的發現或新的方法，值得學界參考而已。所以我並沒有把他看作什麼了不起。（〈34.我為取得日本學位而要說的幾句話〉，《華雨集》第五冊，臺北：正聞出版社，1993年4月初版，頁231-239）
一九七三年，由於日本佛教學界，重視並肯定印順長老的《中國禪宗史》，具有現代學術的國際水準而頒予論文博士的學位之後，樂老便在他的《海潮音》，集合仁化等數位大德，對印老及我，幾乎是出專號來聲討撻伐，當時我正全力以赴地攻讀博士學位，所以未暇申辯。樂老的用心，我是能夠體諒的，只是因此而使印老煩惱，並在《菩提樹》月刊發表了一篇聲明，好像是受我連累，使我感到十分遺憾。（〈悼念樂觀長老〉，《悼念．遊化》，法鼓全集3輯7冊，法鼓文化，頁83[法鼓全集2020] ）
（〈悼念王澤坤居士〉，《悼念．遊化》，法鼓全集3輯7冊，法鼓文化，頁137-140[法鼓全集2020] ）
（〈悼念張曼濤先生〉，《悼念．遊化》，法鼓全集3輯7冊，法鼓文化，頁150[法鼓全集2020] ）
為了出席各項學術會議的活動，讓我遊歷了日本許多的地方，常常跟著日本同學，到各地出席會議。在我們立正大學的同學之中，幾乎到處都有他們熟悉的人；日本全國寺院的總數在八萬座上下，所以我們到處可以找到寺院住宿，也讓他們提供飲食。（〈日本佛教的面面觀〉，《聖嚴法師學思歷程》，法鼓全集3輯8冊，法鼓文化，頁109[法鼓全集20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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