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鼓全集》初版自序
自從少年時代開始，我便發現佛教的聖典，本來就是給社會大眾，用來調適生活、平衡身心、紓解困擾、指點迷津的寶庫。可惜由於中印用語的差異，時代環境的變遷、文化背景及風俗習慣的不同，使在現代人之間，形成了重重的隔閡。實在是我們的損失。所以我要慨嘆地說：「佛法是那麼好，可惜誤解的人那麼多，知道的人又那麼少！」
因此，打從我略知佛法的時候起，便立志要把博大精深的佛法，用現代人都能看懂的文字，和各種層面都能接受的觀點，寫出來奉獻給我們的時代社會。
佛教攝化的對象，是平等普遍的，有教無類的；佛法包羅的內涵，是遇深則深的，逢淺則淺的。佛學涉及的範圍，是鉅細靡遺的、萬象皆收的。可從宗教、哲學、歷史、文學、藝術、科學等各種角度來了解，也可從自然、人文、社會、心理、生理等不同領域來探討。站在上層文化的立場來看，它是學術研究的寶庫；站在大眾生活的立場來看，它是健康實用的指南。
當我立志要將美好的佛法，接上我們的時代，獻給社會大眾開始，便不得不燃起旺盛的求知欲，對於各種能夠讀到的書籍，都抱著高度的興趣，所以我雖是一介平凡的僧侶，卻吸收了多角度的許多常識，尤其在二十歲前後的數年之間，曾經飽覽古今中外的文學作品，也曾練習過散文、小說、新詩的寫作技巧。二十五歲開始，又勤讀宗教、哲學類的書籍，撰寫評論性的文章，讓我學到了邏輯思辨的方法。
我的寫作目的，不是自己有話要向讀者傾訴，而是感受到讀者們急需要知道些什麼；是站在讀者的立場，提供我的所學及所知。我在執筆之時，首先考慮的是讀者的閱讀興趣及閱讀效果。如果讀完我的一篇文章，而不能清晰地獲得有益的觀念和實用的知識，便等於浪費了讀者的時間。所以，我的著作在出版之後，多能得到讀者的認同與共鳴。
我十七歲開始寫作投稿，迄今已寫了四十六年。閱讀是為寫作，寫作是為了向讀者弘揚佛法，由於時空變遷，接觸層面的擴展，寫作的視野也愈來愈寬。到了六十歲時，已完成三十多冊，故囑東初出版社為我編印《全集》。此後四年之間，我又出版了幾本，加上在日本及美、歐出版的日文、英文諸書，使完成了一共七輯計四十冊的《法鼓全集》。
這套全集的內容，包括佛教史學、戒律學、佛學入門、佛學問答、宗教學、禪學、文學、自敘傳、遊記、序文、悼文、書評、碩士及博士論文等，是一套通俗性、學術性、實用性、時代性、人文性的佛學叢書，既是理論的，更是實踐的；既是知識的，也是趣味的。多數是撰作，少分是譯作，其中著力最多的是學術論文，最受讀者普遍歡迎的是佛學入門諸書及有關禪修指導及禪修體驗諸書，最富趣味的是我的傳記及遊記諸書，最能保存當代佛教史實的是書評、悼文、時評。
其中有幾種中文及英文原著，已被東西方各國的出版界，譯成了越南文、日文、德文、義大利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及捷克文。有幾種則被中國大陸以簡體字本在內地大量印行流通；發行量最多的，已達一百數十萬冊，幾乎成了佛教界人人必讀之書，由於近年來，學佛風氣大開，以致凡有華人所到之處，便可看到我的作品。
到目前為止，在臺灣為我出書的，除了東初出版社是我們自己的之外，尚有佛教文化服務處、中華、商務、正中、學生、圓神、九歌、天華、久大等諸公司；在國外則有東京的山喜房佛書林、紐約的Dharma Drum、倫敦的Element、羅馬的Ubaldini
Editore-Roma以及胡志明市、聖保羅市、布拉格市的出版社等。俄羅斯的聖彼得堡也在準備將我的著作譯成俄文出版。
我雖因此而為中國佛教感到光榮，卻不敢以此自滿，更不敢驕傲，相反地倒是覺得弘揚佛法的責任更大，必須鞭策自己，繼續努力。
這套《全集》的出版，前後歷時六年多。一九八八年夏天，因我即將滿五十八歲，便與當時東初出版社的主編果徹師等籌議編印我的《全集》。隨即請來一位執行編輯，把我的著作仔細地讀了一遍，卻未做任何校勘改錯的工作，半年後編成一份總目，大致是採編年方式，分成三十多卷，讓我看了，頗有雜亂無緒之感，所以我自己在紐約花了十天時間，蒐集到自一九五○年代以來的作品，去蕪存菁之後，先依其性質分類，再據其年代敘次，分別彙整，編成了現在這樣的一冊《總目》。希望趕在一九九○底前印行問世，做為我六十歲生日的紀念。因我自小福薄，生平從不敢做壽，為了感懷父母生育之恩，也為表達報答兩度出家以來所受三寶及剃度師等僧俗四眾助道之恩，故想到出版我的《全集》。
未料到，第一位編輯，做了不到一年，便離職了。第二位接手，再讀一遍，做了不少標點、符號、文字的改正及原典經論史書等資料的精校核對工作。嗣後由見正師主其事，陳璽如總其成，又從頭做了一次校勘，並加入了自一九八九年以來相繼出版的諸書，質量都已超過初編之時的情況。
到了今年（一九九三）六月底，此二君也先後離職，便由新任主編潘庭松君，續其未完諸事，另著楊瑞月及劉德如二君，負責尚未竣工的校勘任務。今年七月底，編輯部與《全集》相關的三位同仁，約我商量，幾經討論，最後決議預定於今年年底以前出版。
編印這套《全集》，如此地曠日費時、勞師動眾，實非我始料所及，足徵我的福報因緣非常欠缺。雖然我們自己有一個出版社，也有五、六位從業人員，卻常常為了趕著出版《人生》及《法鼓》雜誌兩份月刊，有時趕印其他的專著、論集、學報，就臨時調用僅一個人的《全集》編輯；同時，我的法務和寺務極忙，於一年之中竟有一半時間是在國外，以致無力兼顧《全集》的進度，故也不能說是歷任編校者的效力不彰，其實他們都已盡了最大的心力。雖延遲了出版的時日，卻是精確了它的品質，增加了它的內容，還是值得的。
因此，我要藉著寫序的機會，不但感謝近五十年來，促成我寫作的一切因緣，包括時代環境的需求啟發、師長學侶的指導協助、教內外各家刊物及出版社的邀稿刊稿，與這套《全集》相關的編校設計發行諸仁者，一併致以無量的謝意。
本《全集》的最初命名是《法鼓集》，因為我在美國紐約於一九八二年成立的英文Dharma Drum Publications，意為「法鼓出版社」，一九八九三月，我們在臺灣臺北縣金山鄉覓得的一片山坡地，也以「法鼓山」為名。可是於一九九○年九月，林清玄居士為我編集一書，交由臺北九歌出版社發行，便用了《聖嚴法師法鼓集》的名稱。現在這一套書，就只好稱為《法鼓全集》了。今後繼續寫書，也可視其性質類別，逐一編入，使其成為永遠是名實相符的《全集》。種種因緣的促成，真是不可思議。
